第11版()
专栏：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从纺织工业的发展情况来看，事实也完全是这样
蒋光鼐的发言
现在我就纺织工业方面的一些主要情况和问题，发表些意见。
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生产力飞跃发展的事实，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从纺织工业的发展情况来看，事实也完全是这样。
巨大的成绩是否认不了的
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纺织工业停滞达十四年之久。在这十四年中间，不仅没有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就是原有的设备也没有充分利用，甚至遭到破坏，因而生产力急骤下降。一九四九年全国棉纱产量只有一百八十万件，但是到了一九五六年已达到五百二十四万件，增加了将近两倍。其他各种纺织品的产量，也有很大的增长。一九五六年棉布产量为五十八亿公尺，呢绒一千四百二十五万公尺，丝织品八千零三十二万公尺，麻袋七千八百六十八万条，都提前达到并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产量水平。
为了使我国纺织工业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国家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发展纺织原料的生产，和建立近代化的纺织机器制造业。在纺织原料的生产与供应方面，除了细支羊毛外，其他的各种纺织原料已基本上做到了自给。在纺织机器制造方面，发展也是很快很大的。在解放以前，所有成套设备，全部依赖进口，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新建和扩建了七个纺织机器制造厂，由不能设计制造，到自己掌握设计制造，生产能力发展到年产棉纺机八十万锭成套设备和二万台织布机，不仅已能满足国内的需要，而且还向亚非地区的缅甸、埃及等国家输出设备。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国家新建了四十四个棉纺织厂，共计二百四十万锭，约相当于旧中国在半个多世纪内所建的纱锭总数的一半，此外还新建了四个印染厂，三个毛纺织厂，一个毛针织厂，改建一个棉针织厂，和七个丝绸厂（其中一个是近代化的联合丝绸厂），六个麻纺织厂，恢复并改建了上海安乐和东北安东两个人造纤维厂，正在筹建的有北京合成人造纤维厂和保定人造纤维厂。在后两个厂投入生产以后，将在培养技术力量、积累经验等方面，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人造纤维工业打下基础。
我国私营工业中历史最久、比重最大的纺织工业，已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个体手工纺织业也完成了合作化，并且在合营和合作化以后，生产与经营情况都有了改善和提高。
纺织工业的发展，不仅供应了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的需要，而且为国家积累了资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纺织工业上缴给国家的利润共计二十九亿余元，约等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国家对纺织工业部全部投资的百分之二百四十。
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证明了我国工业化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纺织工业才能取得上述巨大的成绩。可见右派分子否定成绩的一切谬论都是没有根据的。
在前进中发生的问题
我国纺织工业发展这样快，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我们在工作中也存在着缺点和错误，这里我想谈两个问题。
一、纺织原料供应不足，和纺织品的分配计划与生产计划不相适应，是我国当前发展纺织工业的主要矛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四年中，农业生产情况是一年平收，一年丰收，两年歉收。由于原料供应情况不稳定，给纺织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少的困难，生产安排、机械制造、基本建设等方面都有很大波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原料供应不足这一客观因素外，在主观上，对年度计划与远景计划没有做好瞻前顾后的平衡工作，对纺织原料增产可能性的估计，以及对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的估计不尽合适等，也是影响生产安排、机器制造、基本建设等方面平稳进行的因素。
怎样来解决这些矛盾呢？我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
首先，从原料方面来说，主要的解决办法还需依靠农业增产，同时，积极提高棉花品质，改进轧花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原料收购方面，去年的收购率只有百分之七十二点五二，这种情况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我还希望能进一步采取若干措施，来保证棉花收购计划的完成，以适应今后进一步发展纺织工业的需要。
考虑到今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棉花资源又有限，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毛、麻、丝等纺织工业和人造纤维工业将有适当的发展，因此，除了棉花以外，国家还必须及早着手增产羊毛、蚕茧以及苎麻等高级纺织原料，目前我国生产需用的细支羊毛仍旧依靠进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需要大力改良羊种，提高羊毛质量，使我国细支羊毛的供应能逐步做到自给。蚕茧的产量还不高，质量亦有待进一步改进。据了解蚕茧增产的关键在于育桑工作跟不上，需要积极培育桑林，做到蚕种与桑叶相平衡。同时，改良蚕种，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我们茧子质量不好的主要原因在于蚕种退化，以致茧子大小不一，茧层厚薄不匀，影响丝的质量，应该力求改进。
从工业方面来说，几年来在利用现有各种原料资源方面，我们工作中是有许多缺点的，有些应该利用也可以利用的原料，如山羊绒、驼绒、蓖麻蚕茧等，还没有积极地克服技术上的困难设法利用起来，研究工作也进展得比较迟缓，这些都需要在今后几年内积极地、有计划地给以解决。
解决原料供应不足的矛盾的另一个办法，是发展人造纤维和合成纤维工业。由于我国原来在这一方面没有基础，在设备、技术和生产协作等方面都有许多困难，人造纤维的资源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些都需要在一边学习、一边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
其次，在制订远景计划与年度计划的时候，还必须瞻前顾后地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原料方面的因素，尽可能减少和避免计划过多过大的变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纺织工业的年度计划是很不平衡的，拿棉纱生产来说，以一九五二年为一百，一九五三年为一百一十三，一九五四年为一百二十七，一九五五年为一百零九，一九五六年为一百四十五。去年我国大部产棉区均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水旱灾，棉花歉收，加之一部分棉花收购不上来，因此一九五七年年度计划产量减少了很多，直接影响了织布、印染、针织、复制等工业的生产，对其中比较困难的行业，如手工织布业，在今年安排计划的时候，已作了适当的照顾。几年来，我们执行计划的经验证明，如果不积极主动地研究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各种规律，就无法区别那些经济现象是暂时性的、个别的，那些又是普遍的和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的，就不可避免地不能和销售计划或者原料增产计划相衔接，就不能把纺织工业的生产和基本建设建立在积极而又充分可靠的基础上。
考虑到目前我国农业还比较落后，自然灾害还不能完全避免，农业生产还很不稳定等等情况，因此加强原料的储备，将是实现有计划地发展纺织工业的一个重要工作，如果一九五六年不采取按全部原料安排生产的办法，而是生产减少些，假定说生产四百八十万件棉纱，那么就可以储存一百五十万担棉花，则一九五七年就不致因原料不足在安排生产时发生许多困难。如何认真吸取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加强计划的平衡工作，逐步增加必要的原料储备，减少过多过大的变动，从而避免损失，减少浪费，将是今后在纺织工业中贯彻“勤俭建国”方针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必须大力加强和改进这一方面的工作。
二、在增产节约中一定要切实保证与提高产品质量。
几年来，纺织工业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方面，是有许多经验教训的，一九五五年的增产节约运动，普遍地重视了节约，这是好的，但却部分地忽视了质量，结果有些布的质量下降了，引起消费者的不满。一九五六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我们花了很大的力量来扭转这种情况，产品质量与工程质量一般有了提高。一九五七年的增产节约运动，虽然获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仍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处理增产节约与提高产品质量的关系，这也是过去存在、今后仍将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从思想上加以解决，就无法对过去的增产节约运动作出正确的估价，并从中得出经验教训，以正确地指导今后的增产节约运动。
由于纺织工业的原料供应不充裕，原料费用又占了产品成本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因而许多同志把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主要注意力，放到节约原料方面，这是很自然的。但另一方面，原料本身的质量好坏，使用是否合理，又直接关系到产品的质量，要提高产品质量，就不能不顾质量地在原料上打主意。
怎样来解决这个矛盾呢？我认为，处理这个矛盾的原则，必须是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节约原料，在不影响质量的前提下，可以节约也应该节约。但是不管采用什么形式，只要在实际效果上降低了质量的作法，都是不对的。
下面我想谈谈关于纱支改细的问题。作为一个方向来说，按照我国棉花纤维较长、较细等特点，以及人民消费水平将日益提高的趋势，可以逐步地有条件地提高纱支。但在改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使用单位的实用情况与消费者的需要。今年，在已经或准备改细的纱支中，有些品种，如双股线的卡其、线府绸等原来支纱较粗，现在改细是合理的。但不论对象，不加区别地滥改则是不对的。因为纱支改细以后，用纱虽然减少了，棉布却因此变稀、变薄，强力亦下降了。在今年第一季度改细的棉布中，有一部分强力下降了百分之十以上。这种情况，在棉布供应方面已经造成了某些不良的影响。现在纺织工业部与商业部已经为此发出了联合通知，对改变纱支的有关注意事项作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当督促所属企业认真贯彻执行，同时，也希望各位代表能经常给以指导和监督。
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要贯彻反对两种偏向的斗争，即既要支持群众的积极性，采纳任何一件有实际价值的建议，同时，也要注意防止任何不顾质量的片面节约的作法，因为纺织品质量的好坏，关系到全国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纺织品的质量不好，就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就要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就要造成或者扩大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我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意义，我们才会在实际行动中来贯彻保证产品质量的精神，把增产节约运动健康地开展下去。
各位代表：右派分子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是形式主义，是一种教条。”单就纺织工业这一个方面的情况来看，也完全足以驳倒他们这种别有用心的谰言。
我们的纺织工业能够这样迅速发展，首先由于党的领导正确，同时也说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可是右派分子却要反掉共产党，反掉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企图是很明显的，就是要扼杀中国工业化唯一可走的道路，使我们的国家回复到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好让帝国主义来任意压榨我们，宰割我们，使得广大的人民衣不蔽体，而少数官僚资产阶级冬穿泥裘，夏穿丝绸。这是全国人民和我们纺织工业工作者坚决不能答应的！所以我们同右派分子是势不两立，一定要彻底地把他们打垮。共产党的领导绝对不容削弱，社会主义的道路绝对不容动摇，这是我们国家独立富强、人民自由幸福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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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哲民的谬论和他的出路
傅景文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
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北京——武汉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脉相传，息息相通”的，连成了一条右派分子们认为的“洪流”，向共产党展开了狂妄的进攻。马哲民先生就是驻武汉市右派分子的权威发言人。
马哲民的谬论种种
马哲民先生曾经发表过些什么见解呢？让我们回顾一下。
一、夸大缺点，歪曲事实，诬蔑党的领导。马哲民先生说党的肃反运动是：“把发发牢骚的，就认为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这是一种杀人逻辑”。对待党整风的态度是：向群众说：“整风中党之所好则恶之，党之所恶则好之。”“要打破顾虑，大胆鸣放，那怕把象鼻子说成竹筒子也是可以的。”他认为：“武汉鸣放搞不起来，就因为鸣放由中共湖北省委领导的，而省委领导人首先就思想搞不通。”
二、反对党的领导。马哲民先生说：“学校党委制马上要取消了，老干部要退出学校。”“党委制不取消就无法说服党内顽固派。”“共产党没有民主党派的帮助就要灭亡。”他说：“高等学校可以由民盟一手包办。”“知识分子过渡要坐民盟的船。”还说：“党不能领导整风，民盟要争取主动，必须上下压，内外挤，如果处处征求党的意见，那就搞不成。”
三、侮辱党员和党的干部。马哲民先生说：“党员都是木头人，没有脑筋。”又说：“老党员文化水平低，什么也不懂，思想上是经验主义，行政工作上是游击主义；知识分子新党员缺乏实际，是教条主义。两种人相结合就成了共产党的马列主义。”
代表们！我要向马哲民先生提出几个问题：第一，马哲民先生一贯是喜欢发牢骚的，如果按照你说的肃反“逻辑”，那么你这个人民代表是不是还能当？你的脑袋是否还能留在脖子上？第二，武汉鸣放真的没有搞起来吗？那么马哲民先生，请你回答一个问题，中南财经学院在你的指导下，派来二十个代表（二个老师，十八个学生）到北京请愿，省委阻止过没有？还要请你回答一个问题，在你的企图歪曲事实的思想指导下，你们鸣了些什么？放了些什么？你把湖北省民盟的充满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工作简报，发往武汉地区各大专学校的企图又是什么？第三，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你要谁来领导？自称为马列主义者的大学教授先生，难道你对列宁讲过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夺取政权，这条朴实的理论也不了解吗？马哲民先生整天口头上喊着共产党万岁，要跟着共产党走，难道你所拥护的竟是像你所说的一团糟的党吗？
这些就是马哲民先生自己所谓的“马列主义”的论点，可惜的是我分辨不出来这些论点与某些右派分子的头子们所说的“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说成绩是主要的就是教条主义”等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二十多年来马哲民从不以叛变革命为可耻
为什么右派分子们的言论都是一脉相传呢？我们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他们的言论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今天有“企图”，过去有“渊源”的。不信我们翻开右派分子们的家谱，查一查他们的历史，右派分子与人民的叛徒好像永远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就是民主党派的叛徒。比如马哲民先生，大革命时期脱离了共产党，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时候脱离了民盟，在重庆还曾给国民党重庆市长张笃伦写过信，说：“民盟总部解散了，我现在不干了。”二十多年来，每当紧要关头，马哲民先生都切记他自己的“知难而退，贪生怕死”的处世哲学，他们并不以叛变革命为耻，反以为荣。还有一套叛徒们自成一家的“理论”，说：“过去有些党员脱党，其责任不在党员，在于党。”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么，叛徒就不必遭到人民的唾弃啦！我建议把所有右派分子的历史查一查，虽然党的政策一再提出既往不咎，我认为这是指那些诚意悔过、戴罪立功、将功折罪、向人民认罪的人是可以既往不咎，而对那些坚持反动立场、誓与人民为敌的就不能是不咎而是必咎。
马哲民以横蛮抵赖的态度来对抗批评
湖北代表组的代表们，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对马哲民先生提出了很多关切的意见，马哲民先生是人民代表，全体代表们怎么能看着过去曾经做过人民的同路人今天走向反人民的道路，而见死不救呢？而可惜，大家看一看马哲民先生又是如何对待代表们的关心和帮助？
看起来马哲民先生好像是在虚心地作自我检讨，谁也不能否认他在小组会上四次要求发言，还说要改正错误，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可是我们再看看他是如何在走呢？马哲民先生自我检讨的态度是：自我吹嘘，说好不说坏，说公开的不说秘密的，所有错误的论点都不是主见，而是政治警惕性不高，以致作了右派分子的传声筒。代表们！一个自命为“马列主义者”的大学教授，今天中南财经学院的院长，湖北省民盟的主任委员，竟至既无自己的立场，又无鉴别是非的能力，我看这种自命的马列主义者也只能是自成一家的了。马哲民先生又是如何对待代表们对他衷心的帮助呢？他把给他提意见的人分出了类型，他说：“这次攻击我的人可以分四种类型：一是自己在运动中犯了错误，企图戴罪立功，嫁祸于人的，如湖北省医学院院长朱裕璧；二是原来对我不满，企图打击报复的，如中南财经学院的民盟支部成员，因为过去我瞧不起他们，不与他们接触；三是过去与我交往甚密，对我的情况也比较了解的，企图提出意见洗刷自己；四是一般表表态度，摇旗呐喊，随声附和的（我们认为实质上是指工人、农民、学生），这些无关紧要。”对李达代表的发言，认为是把他搞得焦头烂额，还说：“我怎么会说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人民日报社论都是教条主义呢？李达的发言有些问题他自己思想里也明白的。”他又把给他提出的意见作了这样的评价，说：“湖北日报、长江日报上登的材料都是攻击我的，那些人都是造谣诽谤的。”“武汉民盟基层组织不纯，可能有反革命分子。”对接受大家批评的态度是：人证物证俱在无法狡辩时说是“断章取义”；有物无人说是造谣；批评尖锐了就说：“我没有主张了，党叫我怎么说就怎么说，要我坐牢就坐牢，要我死就死。”用抵赖的办法来对抗人民。他还说：“经过这次运动，今后要学会警惕。”我要问问马哲民先生，要对谁提高警惕？是对人民？还是对敌人？
右派分子面前只有两条出路，应善自选择
代表们！我们对马哲民先生提出批评真的不是断章取义就是造谣诬蔑吗？我们自己应该属于四种类型中的那一种类型呢？我知道，湖北在鸣放中，朱裕璧的确放过不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是必须也一定会遭到人民严肃的驳斥的。但是，对马哲民的错误进行批评和揭发是好的，决不是马哲民先生所谓的“嫁祸于人”。
我们不会忘记，右派分子们随时都在坚持自己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立场，他们有的人明目张胆的抗拒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有的人表面看来似乎很老实，心里却很狡猾。尽管这样，党和人民还是在等待他们，欢迎他们悔过自新。今天摆在右派分子们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悬崖勒马，重新做人，向人民认罪，人民会宽恕你们、欢迎你们，党会欢迎你们；一条是坚持反动立场，坚持错误，自外于人民。你们愿意走那一条路？可以深思熟虑，自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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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面改造自然 保证农业丰收
坚决地大力地和水进行斗争，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水和控制水，不仅是改变山西农业生产落后状态的一项根本措施，而且是山西人民支援友邻省区战胜自然灾害以及配合根治黄河和海河工程的义不容辞的任务。
王世英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的报告。从报告的事实中有力地证明了，过去一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在铁的事实面前已碰得粉碎。全国各阶层人民通过反右派的胜利斗争，认识更加明确了，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相信在全国各阶层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的基础上，将会进一步促进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胜利前进。有关驳斥右派分子的言论大家说得很多了，我完全同意和拥护，不再重复。我想就我省农业增产方面有关的水利建设问题谈一谈，以求得各方面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山西的农业生产同全国各地一样，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确领导之下，几年来已有很大的发展，特别在实现了农业高级合作化以后，发展的速度更为显著。如一九五六年全省虽然有一千一百九十万亩耕地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粮食总产量还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达到了八十六亿七千万斤。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使城乡广大人民生活得到相当的改善，使农村购买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有力的支援了国家工业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虽然如此，但还应当看到，山西农业发展的速度仍远远落在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后面，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全省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一直在一百三十斤的水平上左右摇摆，总产量一直在七十六亿斤到八十六亿斤之间上下翻腾。这种缓慢的发展速度，与山西省工业建设迅速发展和城乡人口迅速增加的情况对比起来是很不相称的，现在已感到每年粮食不足，经济作物发展上也受到影响。这一形势如不迅速加以改变，今后所遇到的困难将是可以预料到的。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变这种情况，并且相信，在全省已经实现了农业高级合作化和全省人民团结一致的基础上，一定能够改变这种情况。
山西省农业生产为什么不能迅速向前发展呢？这主要是受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山西每年所受春旱、秋涝、山洪、冰雹、盐渍碱化土地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在我们领导上对如何控制水和利用水这一根本性的工作也抓的不紧，做的不够。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山西地势高亢，气候干燥，全年降雨量只有四百公厘左右，而年蒸发量却在一千公厘以上；同时雨量的分布又极不均匀，多集中于七、八、九三个月内，在此时期降雨量约占全年总雨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故形成十年九旱和春旱秋涝不能保种保收的现象。旱灾的威胁几乎年年都有。解放七年来，每年因旱成灾的耕地面积约在五百万亩左右，最严重的是一九五五年，从五月到八月总共只降雨七十三点四公厘，使五十六个县市遭受旱灾（全省共一百个县市），受灾耕地共达二千零十八万亩，虽经急救仍减产粮食十七亿斤，成灾人口达三百一十四万余人。
第二，全省宜林、牧和可耕地总面积为二亿二千四百五十万亩，而山区即占一亿七千五百八十万亩，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五，这些地区大部分缺乏森林、牧草复盖，砂石裸露，因而，无雨则十分干旱，有雨即山洪暴发，水土大量流失。据调查估算，严重水土流失面积共达一亿六千万亩，每年流失的泥沙量高达三亿吨以上（一系由桑干河、滹沱河、漳河经河北平原流入海河；一系由汾河、沁河经山西中、南部盆地流入黄河，流失泥沙量估计约各占一半），等于每年从山西山区每亩耕地上流失肥沃表土三万七千六百斤（约等于耕地表土的一寸多厚），其结果使广大的黄土丘陵地区的耕地土壤肥力逐年降低，加以这些地区地广人稀，耕作粗放，肥料少，雨水不足，所以单位面积产量，长期以来一直停留在每亩平均四十斤到六十斤的水平上而不能提高，有时甚至颗粒不收。这样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严重地危害着山西的农业生产，而且对于河北平原及豫北地区等友邻省份的农业生产也给了极大的危害；同时对官厅水库寿命的延长也受到极为严重的影响，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对三门峡水库的寿命也将是一很大的威胁。
第三，山西为华北几条主要河流的发源地，由于山大光秃，气候变化无常，时有暴雨冰雹为灾；又因山势峻峭，河窄坡陡，源短流急，雨大时，山洪暴发泛滥成灾。七年来，全省每年平均有一千二百多个村镇，一百二十多万亩耕地遭受洪灾。最严重的是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四年共淹没庄稼四百四十九万亩，倒塌房屋二十余万间，死人四百一十九口，死大小牲畜三万七千八百多头；一九五六年淹没庄稼三百零四万亩，倒塌房屋十七万余间，死人七百五十口，伤人九百八十六口，死大小牲畜一万六千多头，冲毁灌溉、防洪、交通桥梁等工程七千零四十一处。同时还发生了平定县汪里村、平顺县车耽村、繁峙县狮子坪等三村陷山塌坡全村复没的毁灭性灾害，三小村共淹没房屋五百三十九间，死人二百三十七口，其他财产损失净尽。这种情况特别在各河系的上、中游，严重地破坏着山区和沿河地区的农业生产，到下游则给河北和河南等友邻省区造成更大的洪水灾害。据了解河北省两年遭受水灾的程度，比山西更为严重，仅一九五六年灾情统计：共淹没庄稼四千五百万亩，倒塌房屋二百六十多万间，成灾人口一千五百多万（其中重灾区人口九百万），因灾减产粮食五十亿斤，棉花三亿多斤。如把因灾减产及所受的一切损失和国家每年拨出的救济粮款加在一起，数目是相当惊人的。若能集中力量，早作治理，变水害为水利，每年将会给国家节约和生产出极大的财富来。
第四，山西地形，周围环山，中间低洼，形成几个大盆地，这些地区本是我省精华所在，但由于缺乏应有的和合乎规格的灌溉和蓄水、排水系统，有些地区又沿习采用大水漫灌的办法，致使地下水位逐年上升，引起大量土地的沼泽化和盐渍化。全省目前大约共有沼泽地八十万亩，盐渍地一百六十万亩，其中已经完全弃耕者已达一百二十万亩，这种趋势无论晋南、晋中、忻定盆地和雁北盆地都还在继续发展中，这样下去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如雁北应县北河种村，过去为该县精华号称谷仓，共有好地万余亩，果园、菜园到处皆是，人民生活十分富裕，但自一九四八年以来，地下水位不断上升，土地逐渐碱化，现在只留下五千亩土地勉强可种，其余均碱化弃耕，果园、菜园均已无存，生产逐年下降，人民生活日渐贫困，该村一九四九年还能向国家交纳公粮十万余斤，到一九五六年不仅未出公粮，反由国家供应了口粮七万斤。总之沼泽化和盐渍化已严重威胁着山西最富饶的麦棉产区。必须大力制止这一严重形势的延续发展。
第五，山西有丰富的水利资源，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和我们的工作赶不上去，以致对资源的利用率极低。根据水文资料推算，全省河流年流出水的总量达一百零九亿公方，但目前仅能利用二十亿公方，不到总流量的五分之一。如能提前兴修水库、大量蓄水即可使河北平原免于灾害，对根治黄河、海河大有裨益。又据六十九个县市部分地区的了解，如充分开发各河系的水利和利用地下水源以及山涧溪水和泉水，预计可扩大水浇地三千三百多万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但现在山西全省只有水浇地一千二百二十四万亩，仅占耕地总面积七千多万亩的百分之十六，这种情况不但严重地影响着山西复播指数的提高，也严重地影响土地增产潜在力的发掘。
从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坚决大力地和水进行斗争，想尽一切办法控制水和利用水，不仅是提高山西农业生产，发展山区农、林、牧多种经济，彻底改变山西农业生产的落后状态的一项根本措施；而且也是山西人民支援河北、河南友邻省区战胜自然灾害以及配合根治黄河和海河工程的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斗争的具体方法是：做好水土保持和水利建设，多建水库大量蓄水。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向是明确的，为了贯彻执行这一措施，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曾作过决议，省人民委员会曾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全省人民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已做了不少的努力，并且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截至一九五六年年底止，全省共完成开渠、修塘、构筑小型水库等工程十五万件、打井十一万眼，使全省的灌溉面积由一九四九年的三百六十八万亩增加到现在的一千二百二十四万亩；共修成防洪、排涝工程七万余宗，造林和封山育林一千九百八十万亩，修梯田一千零七十万亩，种牧草五百二十一万亩，共可控制水土流失面积四千二百八十五万亩；同时在调查和改良盐渍化土壤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经验。上述努力，对于改变山西的自然面貌，提高山西的农业生产已经显示出一定的作用，部分地区的自然面貌已经开始改变，农业产量已有所提高。例如洪赵县经过不断的努力，灌溉面积大为扩展，产量大大提高，现全县有清水地二十五万亩，每亩粮田平均产量达六百斤，洪水地十五万亩，每亩粮田平均达三百斤，旱地粮田四十九万亩，每亩平均产量为一百六十斤。高平县一九五六年治理丹河，水浇地由一万八千八百亩增加到九万八千亩，在一部分土地受益之后，当年就增产粮食六百六十万斤，占全县总增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五。再如，水土流失很严重的中阳县金罗乡金星农业社，原有三百多亩平地每年遭受水灾，一九五五年曾因灾减产二万余斤，一九五六年进行了水土保持之后，虽经过十四次较大的暴雨，水土均未出沟，平地未遭冲蚀，因而获得了丰收。成绩最突出的是平顺县羊井底农业社，在五年的时间内，封山育林一万亩，荒山播种四千亩，植树三十三万株，修筑水利、水土保持工程一千零十三件，淤滩地八十四亩，引洪浇地五百亩，整修梯田二千二百三十亩，把全村的自然面貌和农业生产情况基本上改变了，一九五六年农、林、牧、副业生产获得了全面丰收，全社共收入十万余元，平均每人收入一百零五元，比一九五五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七。实践证明，要想提高农业生产，就必须大力进行水土保持工作和发展水利建设事业，这是一项根本性的措施，我们将毫不动摇的把这一措施在全省普遍推行起来，并坚持贯彻到底。
我们计划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十年之内，除根治黄河、海河兴建水库不计外，拟再扩大水浇地一千零四十万亩，改善灌溉面积六百万亩，改良盐碱地一百七十万亩，修梯田一千七百三十万亩，造林四千万亩，种牧草二千四百八十万亩，治理沟壑二千三百八十万亩。预计这个计划完成之后，对山西来说，多灾的历史面貌将会大大改观，土地利用率将由现在的百分之五十六提高到百分之八十六，和现在水平比较，每年将增产粮食七十八亿斤，粮食总产量将达到一百六十四亿斤，增产牧草一百五十亿斤。到一九六七年全省按二千万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将有粮食八百二十斤。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畜牧、果树、蚕桑、养蜂、特产、副业等各种经济也会蓬勃地发展起来。到那时，对于支援国家建设，配合根治黄河、海河，对于支援河北、河南友邻省减少洪水灾害发展农业生产等将会有巨大的贡献。
但实现这样一个巨大的全面的改造自然规划，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付出很大的投资和劳力，经过一个坚持不懈的较长时期的斗争才能成功。经我们初步粗略计算，完成这个计划十年之内共需投入劳力四亿八千多万个，资金四亿二千多万元。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因为几乎是全部水土保持工程和相当一部分水利建设工程是分布在交通不便，地广人稀，农民生活较苦的晋西、晋西北、晋东北和雁北等山区，而这些地区农民的投资力很薄弱，多半是每年需要国家救济的贫困山区和老根据地，根据这一具体情况以及根治黄河、海河等任务，要求我省提前完成山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就更增加了任务的艰巨性。在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中，除了主要靠我省积极努力，依靠群众自身力量之外，还希望中央能在经济上和技术力量上给予适当的帮助和支持，河北方面在配合根治海河工程上能予以大力协助。几年来我省在进行水利建设和水土保持工作中，虽出过一些偏差，但也积累和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和教训，并掌握了一部分水文、地质资料；广大群众从已得的成绩中看到和体会到水利建设和水土保持工作对农业增产的利益；全省农业高级合作化更创造了进行大规模改造自然条件的可能性，信心增强了，这些积极的有利因素，在我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下，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下，我想完成这个伟大的全面的改造自然规划，一定能胜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