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
专栏：
农民永远记得：共产党是恩人
霍维德以甘肃农民生活改善情况驳斥右派分子的谰言
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的各项报告，我都完全同意。我建议大会批准这些报告，并动员全国人民为彻底完成一九五七年的国家计划积极努力。现在，我仅就农民生活有无改善这个问题，根据甘肃的情况，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甘肃农民解放前生活不如牛马，现在是生产积极性高涨
大家知道，甘肃在解放以前，由于地主、官僚、军阀的残酷压榨和剥削，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各族人民的生活极为贫困，尤其是广大劳动农民，吃不饱，穿不暖，过着如牛如马的生活。那时，十几岁的姑娘没有裤子穿，一家五、六口人盖一块毡片片，一件棉袄要穿十来年；粮食根本不够吃，每年总要有四、五个月甚至半年吃糠咽菜，这些情况真是触目皆是，何止千万！解放以后，经过减租、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生产力得到了解放，特别是一九五六年的春后，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高级农业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劳动效率大为提高。男男女女，投入了兴修水利、水土保持、土地加工、积肥除草、消灭四害等生产运动，并且充分利用了天时好的条件。去年一年就新修水地四百三十六万多亩，等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六年发展水地面积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点八，相当于解放前两千多年间所修水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三。一九五六年，全省获得了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一百零九亿斤，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一倍半，比一九五五年的实产量增加了二十六亿三千万斤，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三。
由于农业生产的迅速提高，农民收入也不断增加。据一九五六年统计：全省农、副业总产值共为十三亿六千多万元，比一九五○年增加了一倍多，除去公粮、生产费用、公共积累和管理费外，平均每人收入七十五元上下。皋兰县庄子坪农业社，原来几乎年年闹饥荒，一九五五年全社缺粮户还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缺粮一百多万斤，一九五六年，由于农业合作化后农民生产热忱大大提高，大量兴修了水利，加以天时条件好，因而获得了空前丰收，社员每人平均净分现粮六百五十斤，全社共余粮一百三十九万斤，九百零六户社员中，四百零八户的收入够吃一年半，三百三十三户的收入够吃二年，还有八十九户的收入够吃三年以上，没有一户缺粮。
由于农业生产的迅速提高，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农民的购买力也就显著的增长。据统计：一九五○年平均每人只有六元，一九五六年即增为四十五元，增加了六倍半。为什么会增长得这样快呢？原因有四条：（1）甘肃农民解放前的购买力水平特别低，每人平均还不到六元；（2）甘肃的畜产品、药材和其他土特产品数量很大，解放后生产得到发展，有销路、价格合理，因而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3）工农业建设和城市建设迅速开展，农民搞副业的门路多，如搞运输、打零工、编山货等，收入很大；（4）甘肃的土地广，潜力大，原来常年没收成的土地，只要浇上水就可以有二、三百斤的产量，农业收入增加得快。
农民生活逐步提高，购买力一年比一年大
农民购买力的迅速提高，也就意味着农民生活逐步改善。如定西县仁化高级农业社，一百六十户老社员中，土改前没有土地、没有房子的就有四十二户，常年出卖劳动力的七十户，有一百一十户常年缺口粮，要靠借高利贷，或者给地主、富农打些短工，才能维持生活。没穿没盖的现象更是普遍，有一个村子，五十一户只有六床被子、两块毛毡。到一九五六年，全社每人平均分粮一千八百五十一斤，余粮户达百分之八十四以上，没有一户缺粮，被子增加到六百九十八床，平均每户两床多。这个社的中等户宋得禄，全家六口人，夫妇两口、四个小孩。解放前主要靠出卖劳动力过生活，解放后生活逐年好转。一九五三年全家还只有一条破被子，缺口粮三个月；一九五四年全家都穿上了冬衣，只缺一个月口粮；一九五五年便成了余粮户，卖余粮七百斤，不仅穿上了新衣，还缝了一床新被子；一九五六年卖余粮二千斤，买皮大衣一件，全家都有了三季衣服可换，还买了被子、单子各一条，两个孩子也送到学校去上学。除上述情况外，解放以来，国家还向农村投放贷款一亿三千六百九十多万元，发放各种救济款两千六百二十多万元，两项合计，平均每户约达七十五元之多。现在，十几岁的姑娘没裤子穿的现象已经根本绝迹，五、六口人盖一块毡片片的现象也根本看不到了。农民对文化、卫生、交通运输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需要，日益提高，截止目前，全省除国家举办的小学外，农业社自办的小学即达三千四百三十七所，学生人数达十六万五千五百七十七人，占全省入学儿童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七六；农业社自办的保健站（室）达一千八百五十七个；农民自己修的简易公路达八千四百多公里；很多农业社都装有电话机、收音机或扩音喇叭；每个农业社都有识字班或者夜校。农民对于棉布、食盐、烟、酒、糖等生活用品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多，仅以棉布为例，一九五○年全省销售量为九十五万五千六百六十二匹，一九五六年即增为四百五十三万四千三百零四匹，增加了三点七倍，其中花布的销售量一九五六年即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点四。暖水瓶已成为农村通用的器具。球鞋、自行车也成为农村的畅销货。农民的肉食量也比从前大大增多，据我今年亲自了解九个农业社的情况，去年春节，差不多都是每户宰猪一口，而且大部分都完全是留着自己吃的，谁能说解放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呢？谁能说党和政府不关心农民呢？右派分子为什么不去掉自己的黑眼镜来看看现实呢？
农民中有问题也有意见，但是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改进工作加以解决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和购买力的提高，新的问题也就产生出来了。农民的新的惜售情绪，就是问题之一。例如生猪、羊皮、羊毛等，农民自用量大大增多，而出售量却增长很慢，结果便形成国家需要、农民不卖，农村积压、城市脱销。这就是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除了经常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外，国家必须对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如粮食、棉布、油料以及生猪、羊毛、棉麻等，分别实行统购统销和掌握收购、控制供应的政策。不如此，就不能平衡余缺、调整供求之间的矛盾；就不能稳定市场物价；就不能有效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右派分子说“统购统销搞糟了”，这是因为，这样一来物价稳定了，资本主义不能发展了，他们想兴风作浪的企图也就不能施展了。这对他们来说确实是“糟得很”。
当然，农村中确有一些人的生活没有改善。一种是地主、富农分子。另一种是原来土地多、牲口好、但是劳动力缺乏的一部分富裕中农，不过他们为数不多，从生活水平上说，比以前也并没有显著降低。还有一种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这一部分人的生活没有提高也是自然的，这在农村只占极少数。除以上三种人以外，贫农和下中农中，也还有百分之七、八的困难户，他们或因劳动力不足，或因天灾人祸，生活仅能维持，生活改善的程度，还达不到一般农民的水平。但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生活是改善了，这是抹煞不了的事实。右派分子叫喊农民生活苦，说“农民生活不如从前了”，“农民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并且说“生活水平提高的是过去穿破鞋，现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事实很明显，他们代表着与他们有血肉关系的少数地主、富农，他们是忠心耿耿的在为地主、富农喊冤。他们希望过去坐卧车、穿呢子制服的永远坐卧车、穿呢子制服；希望过去穿破鞋的永远“穿破鞋”，他们对党员和干部真是恨入骨髓。然而，纵然声嘶力竭的叫喊也罢，社会主义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
是不是说农民现在的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了？那也不是的。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也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我们从来没有满足过已经得到的成绩。
农民是不是有些意见呢？是有的。有意见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刚一改变不习惯，例如他们觉得赶集、串亲戚不自由，零用钱不方便等等。但也有许多确是农业社经营管理中的缺点，例如财务账目不清，对社员的个人活动限制过多，会议过多过长，少数基层干部作风不民主、强迫命令，有些社干不经常参加生产、脱离群众等等。但是，这些缺点是能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通过改进工作的方法加以解决的。事实上这些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正在逐步的解决当中。农民完全信任党的领导，他们深深的理解：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得到今天这样伟大的成绩；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他们也就永远摆脱不了贫困。他们时刻没有忘记“共产党是恩人、毛主席是救星”这句话。右派分子说“工人、农民对党不满”，群众要“推翻共产党，要杀共产党人”，这是彻底的造谣和诬蔑。其实，这不过是右派分子自己的丑恶思想的彻底暴露而已。
右派分子的复辟阴谋是注定要破产的
我们不否认，我们工作中有缺点，也有错误。例如：几年来我们对于山区生产抓的不紧；去年在兴修水利中有些井没有出水，浪费了民力；经济工作中的全面照顾、统筹安排作的不够；物资的调配供应工作有些没有作好，形成有的积压，有的脱销，甚至造成了损失；去年下半年以后，思想政治工作落后了，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等等。这些缺点和错误，有些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有些则是由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所造成。整风开始以来，许多朋友对我们的这些缺点提出了尖锐而善意的批评；有些批评虽然言词比较激烈，情况也有些不完全切实，但是他们的用心是好的，我们感激这种诚心的帮助。我们将尽量吸取这些正确的意见，不遗余力的改进工作。但是，右派分子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们不是心怀诚意的帮助党整风，他们骨子里充满着对劳动人民的轻视和反感，他们不愿意看主流，故意把树木当森林，把个别缺点，加以渲染夸大，到处点火，诋毁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挑拨工人与农民的亲密联盟，煽动群众搞“大民主”运动。他们就是采取这种手法，企图达到他们偷天换日、篡夺领导的目的。然而，他们未免太利令智昏了。农民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欺骗的，他们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勇往直前。右派分子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不过是枉费心机，注定要破产的。现在，摆在右派分子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幡然悔悟，回头是岸，向人民低头认罪；一条是执迷不悟，顽固到底，结果只有自绝于人民。右派分子何去何从，现在的确“是时候了”。
我的发言如有错误的地方，请代表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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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实例剖析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伪装
夏康农的发言
我只就周总理在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部分（“关于国家基本制度”）中提到的一个方面的问题，作如下的发言。——我指的是有些右派分子“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他们发出了许多破坏性的言论，和“他们把这些破坏性言论加上各种伪装”这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我想谈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的认识和体会。
六月八日以来，首都和京外各地报纸不断揭露的有关材料，说明了周总理对于右派分子义正词严的斥责，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因而也是符合亿万工人、农民和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的。人民憎恶右派分子的怒火，随着认识的提高，已经在是凡有右派分子胡说乱动过的地方，正对着他们迸发出来，展开了反攻右派的斗争。人民追溯一年以来，尤其是最近三个多月以来的往事，怒火愈激愈高；作用和反作用的力学规律，决定了这一场斗争的广度和深度。不达到全面彻底的胜利，人民是不会罢休的。
事实确如本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右派分子势力的重心是资产阶级反动派，而其中推涛作浪、为恶多端的是章、罗同盟。从他们所吐露的“借人头”的联想（章伯钧六月十日送费孝通出门时的谈话），“这样发展下去就是反革命”的自白（潘大逵在四川代表组供出的罗隆基对他的谈话），以及什么“骨头烧成灰”之类的装腔作势的盟誓（罗隆基、章乃器所说），人们都看得出，这些伪君子、烂政客、野心家、劳动人民的死对头，是比任何旁人都懂得他们的问题的分量的。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
只就章、罗同盟的核心分子来说，他们原本出身于地主或地主——资产阶级，多数人又都曾经留学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自然他们有机会学得一套“知识”。从他们的政治要求来说：遇到封建王朝，他们是自命国士，是自命替地主阶级安邦定国之才，是学而优则仕，或者等待三顾茅庐；遇到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是在野党派，他们最喜欢章伯钧式的“呱啦呱啦”，为的是表演“上台”“下台”的戏法，反正都干的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事情。可是，实际历史使他们从前遇到的是蒋介石王朝，他们有的也曾经入阁，有的也组织过上述性质的在野党派（如国社党，第三党），更多的是以教授身分“自隐”。反正这样的“政客教授”、“教授政客”，是解放以前的政治界常见的人物。也不难理解，解放以前，他们都是在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这方面作过各色各式的表演的人物。
事实指明，到了今天，这一批人的阶级命运早经走到了末日。可是他们自命的孤臣孽子的阶级感情，决定了他们对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始终怀有阴深的敌意；“壮志未酬”，于心总是不甘。而扼于形势，他们公开的破坏性言论就不可能不加上各种伪装。在解放后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年度，他们有的自以为具备了逍遥事外的“身分”，有的受过人民的追究。但他们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始终认为思想改造和接受党的领导，对于他们的“天纵之资”总是奇耻大辱。于是在急风暴雨式的改革时期，愈是表面不得不敷衍过场，愈是加深了他们内心的隐痛。两面派的烙印，对于剥削阶级中人来说，本来是应世常规；就凭了这一点惯性，他们仍然甘于让翻天复地的变化像过眼烟云，等闲度过。两面派的作法，本来愈趋愈不合时宜，而他们肚子里却多的是经济文章，可以解嘲得过去。偏偏事物发展的规律，不随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多数知识分子并不走他们这样的道路。从实践生活中从理论学习中，多数知识分子逐渐都能摸索和发现出心灵上人品上从来不曾体验过的升华境界。通过自觉的和外铄的改造的努力。他们或深或浅地体验到“脱胎换骨”的深湛的喜悦。可是，这情形对于顽固的右派分子来说，不能不成为一种精神威胁。咒骂、嘲讽历史车轮带走了他们同阶层、同际遇的人们的惯常办法，逐渐失去了效力。他们愈趋愈发现自己的孤单和冷落。“幸好”社会主义社会里对于不工不农的人还留下知识分子这一格；他们本质的歪聪明偏重注意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工程，也知道外面的“天气”并不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代替教育和说服，还晓得“吾道不孤”，天壤间总还残剩有一些同调。
时来运转，好容易熬到“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的方针提了出来。他们本质的歪聪明，又驱使他们不从方针提出的正大光明的目的和任务方面着眼看问题，却发现这里面大有可为，发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伪装可以涂上保护颜色。于是大“鸣”大“放”的矛头不顾违反宪法，就直接间接指向国家基本制度刺去。加上他们本来有政治性组织机构的资本，有操纵把持这项资本的基础。这方面的经验叫他们本质的歪聪明，居然从理论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得出“人类下一段历史要走到社会主义和民主相结合”的规律，又得出“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的规律这样两条惊人的“规律”。又从实践上也是“创造性地”发现了知识分子工作必须废弃“陈腐过时了”的依照组织办事的原则而采用“理论结合实际”的“个人串连”原则。从而又“创造性地”制订出“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这样的方针。再加上他们本质的歪聪明从社会主义国际政治的某些波动中不认识那正是社会主义国际进一步胜利发展的副产物，而得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了解。
上述这样的一些因素，促成了章罗同盟中人本来有的野心不死，有的宿恨未消，一年来就多行不义，走到了今天的局面。
这是我体会的轮廓。我并诚恳地请求各位代表原谅，我上面的言辞中有的地方流于讽刺，这是由于我对于右派分子的罪行的忿恨而激成的。
下面我想就章罗集团中核心分子之一的一个军师性人物来具体地谈谈，对于认识他们面貌的一般，和人民彻底进行反右派斗争，可能有些帮助。我要说的是费孝通教授。而且就从我们这个庄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谈起。
去年，我们的第三次会议开过以后，费孝通代表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后记”（见“新观察”一九五六年第十四期），文章形式是他照例地“抒写心情”（费孝通式的伪装），主题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两种制度的比较。由于他从上次会议中听到了不少代表提出对政府工作中的批评，就感到“我乐了”。为什么乐了呢？原来照他的意思，这样就有点像英国资产阶级的巴力门。尽管他字面谦虚，说是“只能说些毫不深刻的话”，但看他并不问民主的阶级内容，不问时间条件和社会条件，不问批评者的阶级目的和要求，不问批评者意见的内容和提法，总之，只要“人民代表”向政府吵吵闹闹，他就“乐了”。他在文章前面所表白的：“一跨入新社会，别的都已经不担心，担心的就是这两个东西：自由和民主”，以及他们的“英美的朋友们，肚子里也还有这点不放心的地方”，又说“要帮助英美朋友们弄明白这个道理（指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道理）不是没有困难的”。这里赤裸裸地道出了他们要求的问题的实质：资产阶级专政。同时也招认了他们在解放以前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看他媚敌到了什么地步，不但不说明为什么一定要口口声声不忘他们的“英美朋友”，并敢于拿巴力门向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挑战”。可见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还并没有洗掉他们这一伙人奴颜婢膝的崇美亲美的思想！
我们再检查章罗同盟中人这一年来所言所行，他们明明都在干幻想什么“反对党”、“两院制”、“各党派轮流执政”、“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委制退出学校”等等阴谋篡夺领导权的罪恶勾当！看来费孝通去年的“乐了”声中，有的音色已经孕育着今年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幸灾乐祸”的种子。我所说的“种子”，是就他们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总恶因上必然发展成为今年“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的罪恶勾当而说的，倒不是说他们去年竟能够预见到今年准有伟大的整风运动的空子可钻。
章罗同盟的事情依照他们的逻辑发展。经过一段时期，负责这个同盟的使命，戴着这个同盟的眼镜，外出巡视了西南几处高等学校里的知识分子的情况以后，费孝通的“早春天气”这一篇文章写出来了（三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第七版）。这是一株奇异的毒草，是公开煽动放火的第一声信号。
这一声信号的密码性很强。可是台湾就有准确的密码电本，立即对它一再放出了喝采，一咏三叹地在赞赏，说明了它的主题的性质。也说明了它对他们的使用价值不低。
这篇文字的恶毒意图，首先是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家争鸣方针的歪曲。同时他运用了欲抑先扬的笔法，可反可正的语意，进行暗示性的煽动，企图达到他们的目的。它包含如下的三点主要内容：
1、它造谣说几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失败了，因为文章开头就提出要直到费孝通的“又一位同行老前辈”在今春写出了一篇农村调查报告，才能算是“春到人间”才算“报了知识分子政策胜利的喜讯”。而铁样的事实，却驳斥了他的谰言。
2、明明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他们和他们串连的右派知识分子对于百家争鸣方针有顾虑，“怕是个圈套，”反复夸张失实地“反映”了一些情况之后，归结到“鸣”“放”的成绩还是“草色遥看近却无。”这样暗示出要对于他们一家独鸣，不许批评的荒谬愿望，能够在制度上有所保障。因为即使是实事求是的批评，他们也怕“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这里他在发泄他伪装而毒辣的所谓“温情主义”，在离间党和群众的团结。
3、他们都是要“一有奔头就心安理得，如果积极性起来了，有了要求，不能满足，看不到用力的方向，心就乱了”。这说明他们对于追求客观真理，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科学研究工作本身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奔头”。这是对于整部科学发展史的无知，而只能反映出没落阶级思想感情的腐朽性。因之，他们真正的主题，是在费文的最末一段：“那么，怎样能把这些知识分子在政治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呢？”神龙见首不见尾，要听下回分解，就是“春暖花开时节的事了。” （应当指出，费孝通还挑起他们的读者注意波匈事件，不应该“没有深刻地动过脑筋，古井没有生波，不很关心。”——这是什么意思？）
上述三点内容，幻想从科学研究工作这个据点打开缺口，它和后来各地右派分子发动向党、向人民民主、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狂言乱吠的“三部曲”显出战略的配合，而且也是起了信号的作用的。这“三部曲”就是：
1、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只谈缺点；
2、否定人民民主制度（党整风要克服的三大主义的根源，他们矢口咬定是我们优越的国家基本制度产生的）；
3、共产党不行，他们来。
章、罗同盟所祈望的“春暖花开时节”就是他们“点火于基层”的时节。果然时节到来了。费孝通赶紧写出“早春前后”，替“早春天气”作注释。这回的话说得明白多了，不那么带密码性。此文说了这样几件事情：
1、“天气”一文是依据他对章罗同盟首脑部门的口头汇报，经过讨论后写出来的，要他们的读者不要等闲看待。
2、叙述“天气”一文在用字、遣词和行文上，如何依据他们所感觉到的“寒”、“暖”变化，苦心斟酌，几次改动文稿；“又复写了好几份，分送给朋友们研究提意见。”费孝通还花了一段文字强调他“在这个温度问题上是用过心思的”。这些都是动员右派分子的重要材料，要这些人信任他们的领导。
3、“有些朋友为我惋惜，说早一个月发表多及时？……又有些朋友为我庆幸，说早一个月泄露了春光，怕耽待不了。”“有人说我写得过分含蓄……我听了只好苦笑。”这里费孝通为了他幻想的“凌烟阁”上的勋位，顾不得泄露他们一伙人之间的矛盾。
4、指明“天气”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分量不轻”，而其总的战略部署，在于如何一相情愿，对待“两个盖子”的问题
（这本来是重要的密码，这回解释出来了）而费孝通是“主张揭盖子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了比冲开为妙。”
请看这篇注释文字，该是怎样绘影绘声地自己活画出这一批狂妄的赌徒们的形象。他们二、三月间还在“含蓄”，到了五月底就敢于一面发动进攻，一面作战略的摊牌！两个盖子都要揭开，不揭开他们就要冲开。歪戴帽子的绅士——痞棍的面孔，活活摊在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光天化日之下。这神情要我们的人民画家来描，这道理要我们的人民历史学家来讲。要给他们通通记下来。
赌徒们的赌兴，越赌越浓，到了六月八日遭遇到“这是为什么？”——人民的一声威严的猛喝！人民为了建设伟大工程的和平劳动的安宁，不可能再容忍这般绅士——痞棍们无止无休地公然聚赌。抓赌是为了戒赌，所以威严的猛喝声中，其实蕴含着多么深厚的慈祥和宽大。浪子回头，从心窝里，从行为上决心戒赌，人民还是会饶恕的，算是“初犯”罢。
唤醒浪子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六月九日的光明日报上还出现了以章罗同盟中人为主角搞出来的一份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和一篇题目叫做什么“开拓了新路”的短评。已经有人揭发，这件事情上费孝通又用了不少心思。纲领的内容和提出的形式是在科学工作领域内鲜明的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行为。短评更着重指明这种行为的政治意义，说是什么从他们的工作方向和方式方法上说，都具有“开拓了新路”的“新的意义”。事实很显明：章罗同盟居然认为他们幻想中的“新的方向”（就是资本主义的方向）“新的方式、方法”（就是“反对党”的方式、方法）已经在开始实现了呢。
章罗同盟一年来的倒行逆施，到了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拿出了这样的一份纲领和这样的一篇短评来，算是达到了猖狂的顶峰。短评应该可以算得上他们作为集体表现的最后挣扎。他们的“新路”实际就是他们走不通的死路。
各位代表，右派分子们罪行的性质是严重的，他们思想、言论的伪装也是毒辣阴险的。其中由费孝通的名字发表过的文字，在反映章罗同盟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方面，留下了整篇的、有连贯性的几篇供状。他们从蓄意向党、向人民民主、向社会主义进攻而公开露出苗头，经过公开放出信号、全面进攻，到全面被人民击溃，时间整整经历了一年。资产阶级势力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到了六月九日光明日报的短评，宣告了它的“回光返照”。“新路”就是死路。
这教训是深刻的。尤其最近三个多月的事情给予人民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成就，确乎要超过平常状态下的三年。
但敌人是狡猾的，必然还有人不甘心。我们要记起高尔基的警句：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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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老中医几十年寤寐以求的愿望相继实现了
萧龙友的发言
我因有病，这次会议，仍不能出席，特作书面发言：
中国共产党为了改进工作，清除“三害”进行整风运动，并邀请党外人士对党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和建议，以帮助党内整风，广开言路，虚怀若谷，闻者莫不欣然。乃不意在运动中竟有少数右派分子，趁此机会对党和人民政府进行恶意攻击，发表许多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否定一切已有的灿烂光辉的成绩，企图推翻党的领导，然事实俱在，岂容宵小置喙。余虽衰病经年，闻听之余，愤然于衷，实觉不能已于言。
百年来，我国内忧外患，国弱民贫，有数千年悠久文化的大国几将沦为殖民地的惨境，爱国人士孰不惄焉心忧。解放后，在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励精图治，大兴大革，国运日昌，民生日裕，不独全国六亿人民欢欣鼓舞，即世界视听亦为之震动，此乃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事实，岂容别有用心之人任意抹煞。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开国以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已言之綦详，对右派分子谰言驳斥无余。我深感总理的报告是尽情尽理，义正词严，衷心表示拥护。我是老中医，愿就个人在中医工作的体会略致数语。我曾几次讲过，在旧社会中，中医学是被歧视的，中医师是受排挤的，祖国医学遗产浸浸将不免于湮灭了。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号召下，中医学已广泛受到重视，祖国医学遗产正在被发掘整理，中医师在不同程度上在人民保健事业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一切欣欣向荣。比如“中医研究院”，“中医学院”，“中医医院”，是我几十年来寤寐以求，毕生与许多中医同道共同争取而未能实现的事，近来都已相继成立起来了，能不令人兴奋！即此可概其余。这正是毛主席所指示的，党和政府办事是从六亿人民出发的。凡是有利于人民而又为力所能及的，一定办；反之，凡不利或有害于人民的，一定废革。许多事例，都能证明这一点。岂独中医学？
周总理在报告中指示：“在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中间，还存在着不团结合作和彼此不尊重的现象，今后应该坚决克服上述这些缺点，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彻底改善卫生医药工作，更好地发挥中医的力量，加强医药卫生人员的团结，以保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我希望医界中同人很好地体会周总理这一指示，本着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尊重的精神，加强团结，发挥力量，在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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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采取适当措施 发展蚕丝生产
郑辟疆的发言
我现在就祖国蚕丝生产提出一些意见。生丝为我国重要输出品，每年换取外汇，为数至巨，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八年间，一再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和抗日战争，以及连年内战等关系，使中国蚕丝业大为衰落，生丝绸缎的出口量，由二十一万余市担降至四万市担以下，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之领导，中央作了大力发展蚕丝业之号召，各省或辟蚕桑新区，或督促复兴，均有相当措施，生丝出口，显见增加。但由最近两年观之，苏、浙、川三省，增产停滞，估计一九五七年产茧江苏有二十万担，浙江有五十五万担，四川有二十一万担，比一九五六年下降甚多，因苏、浙、川三省为中国产丝重点区域，故三省减产，即是全国减产。这于国际贸易上和制丝工业上，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其原因所在，三省不同，就江浙言之，有如下几点：
一、农民认为一九三一年以来，茧价太低，育蚕利薄，不愿投资于桑田，相反的，桑田内之间作，漫无限制，以致桑田之单位产量逐年下降，江苏全省平均，一亩桑田养不到一张蚕种，桑田单位产量愈少，利益愈薄，养蚕自亦渐少。
二、农业合作化和粮食增产之高潮中，因水利交通等关系，成片的掘桑，所在皆有，原有桑田面积，因之而缩小。
三、合作社生产经营上，对多角经营之重要性，经验尚少，对蚕桑副业，不够重视，在掘桑热潮中，自无新经营方法可以维持。
依此情况，中国蚕丝业在根本上，大为可虑，不可不用力整顿，在原有蚕桑区域，无妨于粮食生产之范围内，必须使之增产。我们在视察中，见江苏无锡郑伯逵之栽桑经营，每一亩桑田，全年育蚕达三点六张蚕种，假使都能如此，就能增产二点六倍，我们但求桑田单位产量增加一倍，使产茧增产一倍，亦已满足，但欲求增产，必须有相当之措施，方可获得成果，特提出以下几点，以供采择：
一、加强中央领导机构：由农业部、纺织工业部、对外贸易部及其他有关机关，组成经常性的蚕丝管理机构，为处理蚕丝业发展事宜之最高机关。
二、提高茧价：农民咸称现在一市担鲜茧，等于四石余白米，比较过去，实在太低。建议在茧价上，在可能范围内，酌量提高；另外逐步推行产茧自烘办法，以干茧评价，使获得正确的茧价，同时可使获得烘茧之工资，此亦间接提高茧价之一端，足以增加蚕农之养蚕兴趣。
三、培养高级栽桑技术人才一班，并对现有之蚕桑干部及合作社委员，举行合作社蚕桑经营训练班，以加强蚕桑干部之配备。
四、培养大型接苗，按培养桑苗，应与培养蚕种同一重视，除急切需要培养速成桑苗外，必须正规的育苗，育成大型接苗以适应蚕农要求，使栽入桑田，就作主干，若在桑田内养成主干，实不如在苗圃内养成主干的经济而有效。
五、改变设厂地点之方针：江苏丝厂，素极集中，最初在上海，近年集中于无锡，浙江、四川，均分散于各处，今后江苏设厂，应在产茧区域，既可减少运输成本，又可保持朴素之风，对劳力分配，也有好处，尤其在原料区设厂，终年活动，足以提高蚕农之积极性。
所陈浅见，是否有当，请各位代表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