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
专栏:

全国职工一定要把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
朱学范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以及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董必武院长、张鼎丞检察长所作的各项报告。现在我就反击右派分子,发表一些意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美好生活
我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在不断扩大的基础上稳步地前进。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的繁荣,空前的强大。我国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工人农民的生活,已经得到显著的改善。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没有共产党,我们全国人民就没有今天的美好生活。
当前我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正在为着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符合于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崇高目标和神圣事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全国人民坚定不移的意志。因此,毛泽东主席指示我们:“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我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国家的核心力量。它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热烈拥护。它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隐讳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它一贯地掌握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结合着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为着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除了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别无私自的利益。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怕来自党外的批评。今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后,党公开欢迎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欢迎非党人士对于党员中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展开批评。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和大公无私,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这样做。
右派的谬论是毒气弹
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对党提出批评意见,本来应当从巩固党的领导、使社会主义事业得到更大的成就出发。的确,绝大多数的党外人士是抱着这种愿望的,他们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党提出批评,畅所欲言,毫无顾忌。但是在大鸣大放中,也鸣出了一批牛鬼蛇神,放出了一批毒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党开展整风的时机,别具用心,大钻空子。他们惟恐天下不乱,到处点火,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向党狠狠地施放毒箭。其目的是要根本动摇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使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这种恶毒的阴谋,从最近接连揭露章罗联盟的内幕来看,真是骇人听闻、令人惊心动魄。这些妄图夺取权力的右派野心家,敌视中国共产党,敌视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密谋已久,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有行动,处心积虑地要篡夺党的领导权。由此看来,他们发出的谬论决不是一时的冲动或失言,而是巧妙地伪装着的毒气弹。试看,台湾和香港的蒋帮反动电台和报刊,不是正在为他们打气、喝彩么!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这种猖狂进攻,怎能坐视不予有力的反击呢?
值得注意的是,右派分子妄想在工农群众中点火,煽动工农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他们说“工农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大叫“把鸣放重点放到基层去”。有的右派分子还叫嚣工会不要专做共产党的尾巴,要起“反对党”的作用,企图使工会脱离党的领导。但是我要正告这些右派先生们,你们的算盘是打错了。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眼睛看得最清楚,嗅觉也灵敏。纵然你们诡计多端,广大的工农群众已经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知道共产党是他们的救星。全国广大的工人群众已经向右派分子发出怒吼,对于右派分子的挑衅群起而反击。工人说,今日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我们和共产党是一条命一条心,希望那些认识不清的人睁开眼睛看清楚,谁要动摇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要跟他拚命!工人的有力反击,给右派野心家以当头棒喝。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工农群众的雪亮眼睛注视下,像在照妖镜里一样,已经原形毕露了。
广大工人的切身生活经验
要知道,工农群众同共产党有着长期的血肉般的亲密关系,任何挑拨离间都不能把他们分离开来。为什么工人要说“我们和共产党是一条命一条心”呢?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广大的工人群众从他们自己的切身生活经验中知道,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他们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只有紧紧地跟着共产党走才能过自由、幸福和美满的生活。事实就是这样。中国工人在旧社会里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毫无民主自由权利,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共产党来了,解放了,工人成了新中国的主人。我国庄严的宪法的第一条,不就是明明白白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千多名代表中,就有一百二十九名工人和工会系统的代表。这就充分地表明了工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我还想概括地列举几件事实,说明解放后工人生活的提高。
工人的工资收入,不断有所增长,而且增长的速度是不慢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二年全国工业部门职工的货币平均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七。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百分之三十三,五年计划前四年执行的结果,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五。一九五二年全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四百四十六元,一九五六年提高到六百一十元。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几年来也是增加很多的。如以一九五二年为一百,一九五三年为一百四十,一九五四年为一百五十九,一九五五年为一百七十九,一九五六年为二百二十九。难道这些数字还不足以说明职工工资在不断提高吗?
在我国,增加职工收入和改善职工生活的措施是多方面的。除了提高货币工资以外,国家还逐年扩充保健医疗事业,加强劳动保护工作,大量修建职工住宅,增添文化教育设施,扩大劳动就业,等等。
全国实行劳动保险的职工人数是逐年迅速增加的,到一九五六年年底为止,全国已有八百万职工实行了劳动保险。在尚未实行劳动保险条例的企业和机关里,都用其他形式解决了职工的生、老、病、死、伤、残等困难问题,如国家机关和学校实行公费医疗和其他福利办法,许多企业签订劳动保险合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国家用于劳动保险的费用逐年增加,如以一九五一年为一百,则一九五二年为二百,一九五三年为五百,一九五四年为六百,一九五五年为六百三十,一九五六年为八百一十。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国家用于国营企业和国家机关的劳动保险金、医药费、福利费和文教费的开支达五十亿元以上,国家每年为职工支出的上述各项费用平均相当于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七。难道这些事实,还不足以说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职工的生、老、病、死、伤、残,才有可能获得保障吗?
解放前工人根本没有自己的疗养院和休养所。解放后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别墅做为工人疗养院;同时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用劳动保险金为工人修建了不少疗养院和休养所。根据一九五六年底的统计,工会系统举办的疗养院和休养所有一百六十四所,二万三千七百七十五张床位。仅一九五六年一年,经过疗养、休养的职工就有十万多人。此外,还举办了一千余处业余疗养(休养)所。工会举办的疗养院和休养所,在保障和恢复职工身体健康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
改善劳动条件,保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是我国的一项根本政策。目前全国绝大多数企业都已经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每周休息一天的公休制度。在许多厂矿企业里,还特别重视女工的保护工作,对特殊繁重或有碍女工生育机能的工作,禁止使用女工;在一般的生产工作中,有些企业对怀孕女工实行减轻工作或调换轻工作的保护办法。在生产过程中,机械转动的危险部分、锅炉、变压容器、电气设备等,一般都有了防护装置和安全设备。国营煤矿有百分之九十的矿井和大部分有色金属矿,都采用了机械通风。钢铁冶炼、化工、纺织等工厂以及产生高温、辐射热、粉尘、有害烟雾等车间,一般都有了通风排气、隔热、防暑降温或者机械化、密闭化等措施。仅据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的统计,重工业、一机、二机、纺织、铁路五个部门用于改善劳动条件的拨款共计一亿二千二百二十五万元;一九五六年统计一千七百二十一个厂矿根据劳动保护协议书拨款为三千三百三十二万余元。所有这些措施,对职工的安全和健康起了巨大的保护作用。
居住问题是同职工生活关系最密切的问题之一。解放以前,职工的居住条件是极其恶劣的,或者就是根本没有房子居住。解放以后,国家拨出大批款项给职工建筑住宅,解决了很多职工的居住问题。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建筑职工住宅面积为四千六百零一万平方米,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四年就建筑了六千一百万平方米,已经超过了五年计划规定面积百分之三十二点五八。除了由国家投资建筑职工住宅外,有些部门还采用了自建公助的办法,帮助职工建筑经济适用的住宅,难道上述这些事实还不足以说明党和政府对职工健康、安全和居住条件的关心吗?
几年来,工会组织注意了和职工共同想办法,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举办各种群众性的互助互济活动,帮助职工解决生活中不时发生的各种困难。例如根据一九五六年一月至六月的统计,在基层单位建立了职工互助储金会三万一千四百七十一个,参加人数四百余万人,基金三千零三十九万余元,借款人数四百五十九万余人次,借款金额五千六百八十六万余元。一九五六年在基层单位组织起来的家属互助组有三万零九百一十一个,参加的家属有三十六万余人。群众互助互济的形式和内容是多种多样的,经验证明,这是职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某些生活困难的有效方法,是工会配合国家大力改善职工生活的重要辅助方式。
党和政府对于职工的文化技术教育和文化体育活动也寄以深切的关怀,工会组织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巨大的工作。根据一九五六年的统计,全国有职工业余文化学校九千三百九十九所,参加业余文化学习的职工有五百多万人。一九五六年中央十八个工业部共有技工学校二百一十二所,学员十一万二千人。根据一九五五年的统计,全国共有工人文化宫、俱乐部一万二千九百八十八个,电影放映机一千七百三十五台,工人专业剧团二十七个,业余剧团四千八百九十八个,全国性的职工体育协会十八个。这些设备和活动,对于提高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起了显著的作用。难道这些事实,还不足以说明党和政府对职工群众除了生活福利以外,在文化生活上,也是寄予深切关怀的吗?
自从我国解放以来劳动就业人数的增加是惊人的。在解放初期,我国职工人数只有七百二十五万七千人,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我国的职工队伍已经发展到二千四百万人,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平均每年新增职工约为一百三十多万人。劳动就业人数的这种增加速度,在我国是空前的,在世界各国也是少有的。
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国家职工生活才有这样的改善
上述这些改善职工生活的铁般事实,充分驳斥了右派分子的无稽谰言。职工生活能够得到这样的改善,是和工人群众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是和党的领导分不开的,同样,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才有这种可能。当然,目前我国职工的生活水平仍然是不高的,少部分职工生活还存在着一些困难。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已经废除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只要职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发展国家的建设事业,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就会得到不断的提高。我们工人阶级最能懂得,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物质财富,只有劳动才能发展文化艺术。我们的国家不久以前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底子太穷太落后,工人农民生活的改善怎能一步登天?正因为这样,全国人民坚决地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建设社会主义,从一个五年计划到另一个五年计划,缔造我们日益幸福日益美满的生活。纵然我们这一代人还要忍受一时的困难,我们的后辈子孙却要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一个极乐世界里。正如俗语所说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全国职工正是这样想的。现在全国职工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优良传统,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轰轰烈烈地开展着增产节约运动和先进生产者运动。这些努力,就是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们的生活日益美满和幸福。
右派分子面前有两条路,何去何从?
今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竟然闭着眼睛,抹煞事实,企图否定党在国家事务中所获得的辉煌成就,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妄想把国家政权从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手中篡夺过去,使国家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使劳动人民再回到从前那种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生活中去。我们要正告一切右派分子,社会主义力量已经无比强大,人民民主制度已经稳如磐石,全国人民团结得像巨人一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满怀信心地走向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一切阴谋活动,只能像螳臂挡车一样是徒劳枉然的。
我们决不容许右派分子向党进行猖狂进攻,我们决不容许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得逞。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系统地严正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并且给右派分子指明了出路。现在摆在右派分子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举手投降,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另一条是耍花枪,蒙混过关,继续施展阴谋和捣乱。前者是正确的道路,后者是自绝于人民的道路。何去何从,右派分子自己去选择。我们全国职工一定要把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一定要取得胜利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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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定安建议:
优先发展与农业丰收有关的工业建设项目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余五项报告,并且将为今后任务的完成及方针的贯彻而努力。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成绩是肯定的。我在这些成绩中曾起了一个细胞的作用,因而既以此自豪,也对它万分珍惜,决不允许少数右派分子加以恶意诬蔑。
值此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正由有关部门具体制订之时,我作为一个工程师和一个以农产为主的湖南省的代表,想就目前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工农业发展的关系”及“保证同农业直接有关的工业投资”两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并结合这些意见,提出一个有关湖南省今后某些工业建设的建议,请中央各有关部门考虑采纳。因为争取农业丰收是一个全国性要求,也希望我的意见和建议能供各地代表们的参考。
我的意见是:在今后一个阶段中,发展我国工业时,不要忘记它对农业的严重依存性,因此在选定工业建设的投资项目时,应给同农业直接有关者以优先考虑。此外,在优先考虑的工业中,对于投资不太大而且收回时期短,但施工需时较长者,尤应抓紧时间,及早列入计划,以免迁延误事,造成损失。这些意见,是在视察时获得的若干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体会了毛主席、周总理和李先念、薄一波副总理最近报告中所指出的方针而形成的,因此我相信它们不会脱离实际,并且是合于国家的基本利益的。
为了在湖南省贯彻这个方针,我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后面的建议。首先,我想说明一下这个建议是在什么总的理由和具体情况下提出的。
大家都知道我国目前极重要的工作为用一切力量争取农业丰收。而争取丰收的最基本关键为防止涝旱灾及供给充分肥料。施行大规模电力机械排灌及利用大量廉价的水力电能来制造氮肥,又为解决这两个关键的主要手段。因此,下面建议中的水力发电站、电力机械排灌系统及氮肥制造厂皆为同农业直接有关的工业,应优先列入国家计划,并保证其投资。以上是提出建议的总理由。至于其投资数额,收回速度等条件,皆属优越,但施工需五年左右,故尤应抓紧时间。
我两次回湘视察中所看到听到的情况,说明了对这些建设的要求是非常迫切的。仅以洞庭湖区六百多万亩垸田而论,历年所受涝渍灾害常为数十万亩至一、二百万亩。近年大力扩种双季稻,但因缺乏排灌设备来调整水量及肥料不足,不易收到增产的效果。全省肥料来源都很紧,我在长衡公路上看见许多农民在铲取两侧路面上的浅草,真是“寸草必争”。至于在山坡上铲草,又与水土保持发生严重矛盾。最近常常听到硫铵脱销或供应不及时的情况。我相信如果举办了下面建议中的工业建设,这些灾害和紧张情况将在很大程度上获得解决。
兹将建议的具体内容和效果略举如后。
一、在资水流域的安化县柘溪建设一中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约三十余万瓩),并将电力输送到洞庭湖区及湘中工业区。
二、在洞庭湖区及湘中区建设广大的电力机械排灌站及系统(用电约三、四万瓩)。
三、在适当地点建立年产二十万吨氮肥(包括尿素及硫铵,相当于合成铵六万余吨,用电约二万瓩)的制造厂。三项工程的投资总数约六亿余元,其中水电站约三亿余元,输电设备、排灌设备及氮肥厂各一亿元。因施工期延续四至五年,故可分期支付。
三项建设投入生产后的效果将如下:湖区六百余万亩垸田免除旱渍灾害,并适于大量改种双季稻;扩大耕地面积百万亩以上;灌溉湘中区广大耕地,防灾增产;对全省四千余万亩耕地供给相当于每亩十斤硫铵的氮肥(含氮量约等于净厩肥百余斤);上列综合措施所增产的谷物,每年可达四十亿斤以上;对于改善航运及防洪亦有一定效益。
另一必须单独指出的效果为满足湘中电力系统在一九六二年后数年内的工业用电要求。由于柘溪地形好,水电站及输电设备造价之和高出同容量火电站的造价不多,而发电成本则廉几倍,且无需耗用宝贵而在湘中供应尚有困难的大量燃煤。即此一点,已足对水电站予以优先考虑。
至于投资回收速度,有关资料也提出了下列的估计。水电站及输电设备投资,若全部摊入发售电方面,将不超过两年;排灌增产粮价每年将达一亿余元,等于全部投资,其回收期限随政府对农民的收费率而定;氮肥厂投资,如肥料售价不变,可能于四、五年内收回。这是极粗糙的估计,实际上可有较大出入。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全国将增产化学肥料二百余万吨,电二百七十一亿度。湖南省既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及工业农业上的迫切需要,建议中的化肥厂及水电站理应包括在内。必要时,所需全部投资要求由下列三个途径来保证:由水利建设投资中分担一部分;调整水电站与火电站的投资比例;推迟其他与农业无直接关系的工业投资。
关于氮肥的制造规模和使用效果,是大家所关心而值得附带谈一谈的。我只能列举几个常识性的数字以供参考。稻田中如配用适量的磷钾肥,在每亩中施用尿素五斤或硫铵十斤,可增产谷物四十斤上下,建议中的氮肥厂有促成每年增产谷物二十亿斤的可能。所用原料除空气与水外,每年需硫数万吨(可从石膏中取得),及煤十余万吨。将来每亩稻田中可增用硫铵至三十斤。据此,则日后如再增建两厂,每年将增产谷物共达六十亿斤,为现产量四分之一强。至于所需的磷钾肥,则可从矿藏中设法获得。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设立氮肥厂的布局方面没有包括中南区,当时自有其一定的理由。现在,随着水力资源的开发,我认为在这个“谷仓”中设厂制肥,就地使用,是可能而且必需的了。
有人以为尽量利用“生物氮”(即绿肥、厩肥、人粪尿等),可不必多用“工艺氮”(即化学氮肥)。此问题很复杂,须由专家根据我国实况来平衡决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两种氮都只能互相补充,而不能互相代替,而我国用化学氮肥的百分率决不宜过低。因此,我们既不能放弃现行的积肥工作,也不能放弃增建氮肥厂的努力。缺一就不能解决问题。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土壤内的含氮量必须保持收支平衡才不至减产。如欲增产,则必须补充更多的氮来保持更大的收支的平衡。农产品(能从空气中固氮的豆科等作物除外)从土中吸取去的氮,以绿肥、厩肥及人粪尿等形式是不能全部回笼的。再加上水流冲涮损失,土内含氮量就逐渐亏损。真正的补充工作,必须靠固氮农作物(“生物氮”中的一部分),和氮肥厂分别由空气中取氮来完成。两者的任务比例,在各国都不同。例如德国的化学氮肥占总需要量的四分之一,而荷兰占十分之一。我国地少人多,不能抽出大量耕地来轮种固氮作物,所以固氮作物的任务比例不宜过高。反之,我国有庞大的水力和煤矿(以湖南而论,沅水的全年水量就比黄河还大,规划中的五强溪水电站就比三门峡还大),极应着力于开发资源和建设氮肥厂。苏联计划在一九六三年制造氮肥二千八百万吨,而我国现年产不及百万吨,拟议中的一九六二年产量亦只三百万吨。这说明我国制肥事业还落后得很,是必须急起直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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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灾多难的小山村变成丰衣足食的安乐乡
·元兴的发言·
过去,推开门看见的全是一片荒山乱石,现在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树木果林;过去,连一条便于行走的道路都没有,现在,开辟了四通八达的平坦的道路;过去,我们人和庄稼没有吃水的地方,现在几年不下雨也干不着我们了。谁说农民生活没改善,都是睁着眼说瞎话。
近些日子,我们山区的农民,从报纸上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很吃惊,很气愤!他们为着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竟敢不顾事实,恶毒地捏造谣言,说现在的农村一团糟,农业社没有优越性,农民生活很苦,赶不上解放以前等等。我是山区的农民,我想根据我自己熟悉的事实,谈一谈我们那里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来对照一下右派分子的言论,看看他们到底是安的什么心思。
我的家是河北省沙河县的黑碯村。凡是在解放前到过我们那里的人,都忘不了我们所处的那个困难景况。现在全村共有二十六户,九十四口人。小村子坐落在陡峭的山碯上,周围遍地是荒山,无边无际的石头,人们说这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连一条便于人行和牲口走的道也没有。住在这里的人,辈辈世世都没喝够水,没洗干净过脸,因为没有水源,只依靠吃积存下来的雨水。遇上干旱的时候,人们的嗓子里简直能冒出火来,一口水赛过一两黄金。那时候,大家都到十多里的山外去担水,除了吃饭以外,谁也不肯多喝一口水。至于庄稼,那只得听天由命,不下雨是见不到一滴水的。全村总共有三百一十亩土地,可是大部分属于山下的地主所有。黑碯村的人过的那日子,就像那光秃秃的荒山一样,什么也没有。家家户户靠着租种地主的土地,真是一滴汗,一滴眼泪,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赶上荒年,全村成群结队、拖儿带女,到外地去逃荒,有的流浪在外没有下落,有的活活饿死在外乡。1942年闹灾荒,全村(三十三户)饿死了五十多口人,有五家绝了户,二户逃荒始终没回来。过去地里打的粮食,除了给地主交租,剩下的也只是一点糠一把菜。吃完这一顿,就愁下一顿。事变以前,除了有四户过年能买得起一斤肉以外,其余二十九户谁也闻不到肉味儿。炕上没有席子铺,身上衣服不遮体,一只鞋有四、五斤重,一条被子要四、五口人合盖。全村从来没有养起一只羊,也从来没养起一口猪。提起那时候所遭受的磨难,真是止不住眼泪,永远也不能忘记呵!
可是,就是这个多灾多难的小山村,它翻了身,交了运,大大地变了样了。
伟大的土地改革,把我们从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我们由土地的奴隶变成了土地的主人。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动,努力生产,生活一天一天地好起来。这自然不是一步登上了天,而是紧紧地依靠着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一九五一年我们全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初级农业社,生产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一九五三年我们争取了个丰收年,光卖给国家的余粮就有三万六千斤。一九五五年转成高级社,一九五六年和邻近的两个小村合并,发展成现在的五十四户一百八十五口人的农林牧多种经济高级社。
办社以来,我们按着党指示的:勤俭办社,发展多种经济,开展水利,改良农作技术等方针去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我们那个荒凉穷困的山村,完全变了样,苦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过去,我们那里,推开门所看见的,全是一片荒山乱石,现在,却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树木果林。过去,连一条便于行走的道路都没有,现在我们靠着集体的力量,从山里到山外,从山上到山下,开辟了四通八达的平坦的道路,在山岭上有一条长约十五里的大车路,是利用了农闲时间,花了三年的工夫完成的。
过去,我们人和庄稼没有吃水的地方,现在修成了一个圆周二十五丈的大型积水池,另外还有八个小水库,四十二眼井。几年不下雨也干不着我们了。
过去,我们山碯上那些土地,东一小块,西一小块,像小孩的尿布,来阵大风就刮走了,来了山洪就冲没了。现在,我们学会了如何保持水土的办法,垒石堰,修蓄水埝,排水沟,闸山沟,植树……等,整齐的梯田,从山下到山上,一层层地排列着。
过去,我们全村只有七头小牲口,现在,我们饲养着六十八头牲口,今年还生下了七头小牲口;过去,我们没有一只羊,现在却养着七百一十只(包括今年生小羊二百七十只);过去我们养不起一口猪,现在却有一百三十二口(包括小猪),每户平均两口还多。右派分子葛佩琦说农民都不愿养猪,这完全是睁着眼说瞎话,恶毒地歪曲事实。
由于牲畜养的多,积肥也就多起来。过去每亩地只上十担草肥,而现在每亩能上一百五十担;过去每亩地只能收成九十斤粮食,现在平均每亩产量达到三百二十五斤,比过去提高了三倍多。一九五六年仅黑碯村这一个生产队,就打下八万一千斤粮食,除去卖给国家一万一千斤和留粮种饲料公益积金等用粮一万七千三百六十斤以外,每人还分到五百六十斤。
我们不单是发展了农业和畜牧业,还根据山区的特点发展了林业,培植了果树和荆条。从一九五五年起,我们就动手植树造林,培养荆条坡,到现在已造林五千亩,植果树五万多株,一九五六年我们收成了二十二万个柿子,七千斤苹果,三千斤酸枣,加上核桃、李子,总共收入二千二百多元。割荆条四万斤,收入一千五百多元。除此以外,我们还养了三十五箱蜂(包括今年增加的二十五箱)和四十席蚕,收入也很大。
为了增加社员的收入,解决社员的零用钱,我们也提倡经营家庭副业,规定每年给社员留下一个月的自由生产时间,从事家庭副业。一九五六年社员个人经营的果树、蚕、蜂等副业,全社(包括黑碯、三道岭、二道岭三个村共五十四户)总共收三千七百七十多元,平均每户七十来元。
由于发展了多种经济,社里的收入增加了,社员们的生活也相应地得到很大的提高,如拿现在的生活和十年前相比,那真可以说一是天上,一是地下,变化实在太大了。
在旧社会,黑碯村的农民,哪一家哪一天不吞糠咽菜,人们到哪里去弄一文钱?可是现在,家家有余粮,户户都存款。以去年为例,每户平均收入三百五十元一角八分(社员个人副业收入不计在内),连五保户贾伏心生活上也是富裕的,还向社里投了资。过去人们捞不到猪肉吃,现在每逢过年过节,社里必定杀猪宰羊,去年春节我们就一起杀了四口猪、五只羊;过去年青的妇女谁穿上了花布?可是现在,布票发多少也不够用,什么样的花布也不漂亮了;过去生活在山沟里的人,谁用过暖壶、毛毡、雨鞋?可是现在人人买,家家有,再也不使人稀罕了。至于铺的盖的,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破烂样子了。
只有我们受过苦的人,才比谁都清楚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共产党和毛主席,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指给我们一条光明幸福的大路;是党和毛主席教给我们组织起来,完成合作化,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没有党,我们就没有今天的生活,没有社会主义。
右派分子想取消党的领导,我们不允许;他们想反对社会主义,我们不允许,想要我们再作奴隶,我们坚决不答应!
我完全赞成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黑碯村的社员,坚决地在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满怀信心,争取今年大丰收;我们将按着计划,不断地发展农业、畜牧业和林业生产,把我们的社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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