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论“歌功颂德”和“反对现状”
若水
立场一不同，要争论起来总不免麻烦一些，因为不但没有共同观点，甚至还缺乏共同语言。这并不是主张语言有阶级性，只是说，同样的字眼或者词儿，你在好的意义上使用，他在坏的意义上使用，常常说不到一起。
所以，字眼也有它的幸与不幸。在反动政府统治时期，在老百姓口中，“歌功颂德”是个坏字眼，“反对现状”是个好字眼；但是在统治阶级的嘴里，“歌功颂德”是好字眼，“反对现状”是坏字眼。那时候，“歌功颂德”的人在统治者看来是忠臣良民，在老百姓看来是奴才；“反对现状”的人在统治者看来是造反，要杀头，在老百姓看来是革命者，是人民的喉舌。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立场不同。
共产党领导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这就使中国的现状起了根本的变化——新现状代替了旧现状。现状根本变化了，人们对现状的态度也根本变化了。于是，人们感到不能像从前那样习惯于在好的意义上使用“反对现状”这个词儿了，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习惯于在坏的意义上使用歌颂一类的字样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现在的现状是人民自己建立的，在根本上是好的，而现在需要歌颂和值得歌颂的事物也是很多的。
但是还有人抱着不同的看法。杨玉清就是其中的一个，罗翼群也是其中的一个。对他们说来，新中国这个现状简直是不能忍受，人民要歌颂，而他们要诅咒。他们特别不满意党的报纸，因为党的报纸竟然没有投他们的口味，歌颂了现状。杨玉清向人民日报开了火：人民日报总编辑应该下台！为什么呢？罪状就是：人民日报这几年竟然一直歌功颂德！人民日报这几年是不是只有歌功颂德，这里暂且不论。为什么暂且不论？因为杨玉清的用意并不在反对单纯歌功颂德，而是单纯反对歌功颂德。这叫做“歌颂有罪”。人民日报歌颂了谁呢？歌颂了党，这有罪；歌颂了人民，这有罪；歌颂了社会主义，这有罪。有了这三大罪状，总编辑还不该下台吗？看来对于党、人民、社会主义是无论如何歌颂不得了，那么报纸对这些应该抱什么态度呢？杨玉清说：要反对现状。他没有说要反对什么样的现状，我们替他说明白一些，“反对现状”就是造反。杨玉清慷慨激昂地表示要做所谓“仁人志士”，据他说来，“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的好文章是反现状的。”
“真正的文人”现在还有，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有一篇反现状的小说，算不算“从古以来的好文章”之一我不知道，不过人民日报是在“什么话”这一栏里向读者“推荐”了的。这篇小说叫做“花丛小语”。说是小语，其实是大骂，什么歌德派（歌德者，歌功颂德之谓也）学者最为无耻呀，什么文人多无骨呀，什么这些学者不是奴才便是棺才（官才）呀，都骂出来了。在现在，歌功颂德是“无耻”，不歌功颂德是“有骨气”。——这位“真正的文人”和大多数人民之间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现在的一切歌功颂德都是好的。现在歌功颂德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真心的，一种是假意的。老百姓把共产党看做是“恩人”和“救星”（虽然共产党从来反对恩赐观点，否认“救星”，而是承认人民自己救自己），这是真心的歌颂。还有一种人（这种人当然是很少数）的歌颂却是不自然的，虚伪的，口是心非的。这并不是因为有谁来强迫他们歌功颂德，而是他们自己耍两面手段，想投机。后面这一种人的歌颂实际上是瞎捧场，是阿谀，是把旧社会的一套手腕用来对待共产党。右派就是这种人。他们表面上是歌功颂德，背后是骂你混蛋。罗翼群在今年五月底还写了一首“全省农业丰收有望喜赋”的七言律诗，里面还说“诚知合作家家乐，社鼓村醪日不休”，（这是“歌德派”诗句，不知黄万里先生认为有耻还是无耻？）但是墨迹未干，同一个罗翼群就高呼起“农民已到饿死边缘”的论调来了！也许在黄万里看来这又是一位“甄无忌”先生吧？不过我看倒该叫他“贾歌德”或者“甄无耻”。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决不要求别人对他个人歌颂，更不消说厌恶奉承阿谀。共产党员对于那些糖衣炮弹，固然要保持警惕，就是对于那些善意的赞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共产党员知道，他自己所做的工作，和整个党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什么事也不能成功的。共产党员不喜欢人们歌颂自己，但他认为，党是值得歌颂的，人民群众是值得歌颂的。毛泽东同志说得好：“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正的文人，在现在除了批评以外，一定要歌颂，而现在有很多好文章都是“歌功颂德”的。杨玉清说“从古以来的好文章是反现状的”，“从古”也许是对的，“以来”就错了，因为现在的历史已经开辟一个新纪元了。
有些人也忠告我们不要只听歌功颂德的话，要注意缺点，这些人的批评是对的，动机也是好的。这种批评同杨玉清之流的批评不同，我们是知道把这两种批评区别开来的。
对于歌功颂德的问题要分析，对于反对现状的问题也要分析。我们对于现状的态度是辩证的：既满意又不满意，既肯定又否定。我们的现状是什么？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现存状况都是我们的现状。我们的现状中既包含着好的东西又包含着坏的东西，包含着新和旧的矛盾，成长着的事物和腐朽着的事物的矛盾，善和恶的矛盾，美和丑的矛盾，成绩和缺点的矛盾，等等。我们坚决维护现状中一切好的东西，反对和克服现状中一切坏的东西。右派分子相反，他们所反对的是现状中的好东西，所维护的是现状中的坏东西。
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右派存在，这也是一种现状，我们就要反对这种现状。
我们的现状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好的东西，是命根子。当然，将来一定我们也会否定这个现状的。将来我们要用共产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而到了世界大同的时候，我们还要否定党。但是，现在我们却要坚决维护它，巩固它，发展它。我们反对现状中一切坏的事物，也是为了保卫这个基础。我们的生产力比解放前有了巨大的发展，从这方面看我们是满意的，但生产力还是很落后，从这方面看我们又不满意。我们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方面我们是满意的，但这个生产关系还不完善，这一方面我们又不满意。党的领导有巨大成绩，这方面我们是满意的，但党的工作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这方面我们又不满意。成绩是主要的一面，因而我们的满意也是主要的一面。但满意不是满足，“三害”的歪风不能忽视，正因为这样，所以党决定要整风。但是克服三害也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在我们的现状里，正面的新生的东西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这和在旧中国反动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
任何不满意现状的人，心目中总有一个憧憬，他拿这个憧憬和现状比较，才会发生不满意。我们对现状有所不满意，是由于我们向前看，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看到了共产主义。还有一种向后看的人，他们不仅对现状有所不满意，而且根本反对现状。他们憧憬的是什么呢？他们虽没有直说，但是看黄万里的文章也是清楚的，那就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现状”并不反对，他们对于替美国资本主义“歌功颂德”也并不反对。那么，问题又来了：他们还算不算“真正的文人”，是否也是“最为无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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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师、学生、工人、农民联合作战
说理摆事实 驳倒张百生
据沈阳日报、辽宁日报报道：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黄振旅于6月10日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课题”为题，发表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6月16日本报二版曾摘要转载过这个言论）以后，沈阳师范学院分别于6月28日、29日、7月1日、3日和5日，举行争辩会，批判张、黄的反动言论。先后在争辩会上发言批判张、黄的，有该院教师、学生，有沈阳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人，有沈阳县农业合作社干部和社员，有张百生的家乡——辽宁省辽阳县安平区的农民代表。经过了几次争辩以后，张百生、黄振旅的嚣张气焰已经被打下来，他们承认自己的谬论破产了，并于7月5日下午的争辩会上表示向人民请罪。
教师学生打第一仗 张百生逻辑混乱，步步败退
张百生、黄振旅原来以为没有人敢批判他们，要求面对面争辩，但是，真正举行争辩会以后，他们就胆怯了。在6月28日第一次争辩会上，张百生就首先对自己的发言作了某些更正。他声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辉煌的成就，过去写文章时因为写得很匆忙，而且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同时觉得一提成绩就千篇一律，空洞无物，所以写得很少，今天要再估计，不得不简单提一下。他说：比如没有土改，就不能有新中国，不能奠定农业合作化的基础；没有抗美援朝，就很难设想有今天这样读书的环境；没有三反、五反，就不能有今天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不能保证有今天这样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机构；没有镇反，就不可能获得抗美援朝的胜利，不知有多少工厂、桥梁要被破坏；“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方针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他又说，这些更正并不表示他们接受了批评。
农民代表参加争辩 污蔑合作化的谬论彻底破产
接着，讲师徐虹、李芳钧、学生栗景义等分别从理论上、事实上一一批驳了张、黄的谬论。在面对面的辩论中，张黄二人的逻辑前后矛盾，不得不步步退却。
在六天的争辩会上，发言最有力的是农民代表。在7月1日的争辩会上，沈阳县姚千户乡乡长姚恩林和五位农民，代表全乡农民用具体事实一一驳斥了张、黄关于“农业合作化全面冒进了”、“肃反是庸人自扰”的论点。
姚恩林说：我们农民从报纸上看到了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非常气愤。大家都要放下锄头来找他们两人面对面辩论。为了不影响生产，我们乡、社干部一再劝阻他们，最后派了我们几个代表来与张、黄辨明事非。
张、黄两个人说：合作化是“中央一声号响”，“大多数的农民怕戴落后的帽子，不得不参加”。我作农村工作已经五六年了。1952年和1953年我在北郊财落堡区工作的时候，看到的事实是：“黑社”比我们政府批准的社还多。要不自愿，为什么要组织黑社？当时我们的干部正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是小脚女人，曾经去拆过“黑社”，因此我们下乡的时候，老百姓不给我们饭吃，骂我们是绊脚石。自从毛主席批评以后，我们的脚步才迈开了。有没有不自愿的呢？有！有些地主、富农，特别是土改后新上升的富农，他们看到合作化后不能剥削人了，不大愿意参加。但是广大农民参加了合作社，他们孤立了，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不得不也要求入社。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也向他们交代了政策，他们一定要参加，也不能不让他参加。这能叫做强迫吗？谁要这么说，就是替地主、富农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作辩护。事实证明，合作社的确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唯一道路。有个农民叫裴庆芳，1953年秋他退社了。1954年他就垮台了。车卖啦，拉下了饥荒，1955年他又申请入社了。就是通过合作社这种优越性的教育，吸引了广大农民参加合作社。这能叫做强迫吗？
张百生说：合作化运动不顾时间、条件、地点，事实完全不是这样。1956年以前，农村的阶级已有分化，一些单干户卖掉了土地，开始出卖劳动力，另外有些人却成了富农。如果不合作化，阶级的分化还要大。张百生说不顾时间，难道得等到恢复了封建社会，再搞一次土地改革，然后才来搞合作化吗？这也不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啊！（掌声）我们农民再不要给人扛大活啦！（热烈的掌声）
张百生说合作化不顾地点，姚千户乡是个交通便利的地方，张百生先生不愿意听，那么我们就谈谈离我们二十多里的邻乡——白清塞乡丰收农业社，那里80％的土地是山地。合作化以后开了二千多亩的水田，能种花生的山地都种了花生，不能种地的山坡栽了树，因此去年每个劳动日分两元多钱。一个普通劳动力做二百五十个劳动日，就分五百元，按一户五口人计算，每个人就是一百元。另外还有副业。山区的合作社不但巩固了，而且受到了政府的奖励。这不是地点吗？（掌声）我们社是平原，张百生先生不高兴听，我就不说了。（掌声）
再讲讲条件。张百生说：我们现在使用的还是两千年前的农具。是的，生产关系先进，农具落后，用句新名词，这是个矛盾。可是不能说弯弯犁就不能合作化，用旧农具我们也增产了。“五三”社去年打了四眼大井，安了一台锅驼机、三台电力机，把一千多亩旱田变成了水田。没有合作化就不可能做到这样，我还没看见旧社会的大地主能一下子把一千多亩地变成水田。
张、黄两个人说咱们下边干部水平低。的确没念过中学，也没进过大学，就是农民，一看就看出来了。（台下齐笑）开始的时候，工作混乱，真是脑袋疼。原来都是管自己那个小家，现在要管一千来户的大家，不仅种地，还要养猪，养鸡，还得摆弄机器。要大学生去，他们不去，要初中生来，他们说要升学，我们就不得不自己干。那个没戴帽子的（他用手指着在旁边坐着的农民代表朱恒普）就是我们的锅驼机手。（鼓掌）他没有文化，政府扫除了他文盲，又举办训练班，叫他学习，他学来学去就知道了又是什么活塞，又是什么杠杆的。他不仅懂得了理论，操作非常熟练，还可以保证不出故障。（鼓掌，再次鼓掌）我不是抹杀学生的作用，可是不要把我们看得太不像样子了。（热烈鼓掌）这是旧社会的看法。党和政府关心农民，采取了很多措施，培养和提高了我们。我们那里也有专家。看起来养几千只鸡不算什么，那玩艺死起来也没治，可是就不死。（掌声）
农村最大的变化，不仅是遇不着要饭的啦，而且鳏寡孤独、老弱残疾都得到了“五保”待遇。听说有人要拆散合作社，“五保”户们说我们找他算账去。现在农村没有扛大活的了，没有卖地的了，没有阶级分化了。我们这么说，写文章的人如果晃脑袋，就一定领他们去看看！（掌声）
关于肃反问题，姚千户乡杀了两个人，一个是警察署署长，后来又当了伪保长。是他先杀人，我们后杀人，他杀过人，我们才杀他。另一个也是这样。这两个人不杀，他们还要杀我们，这两个人不杀，群众也不答应。在唐家屯一个人也没杀，因为他们没杀人。
张百生说一个社一个乡里代表不了全国。我们说：我们一个乡一个社能办好，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都会办好的！（鼓掌、再鼓掌、再次鼓掌）
张百生、黄振旅受到姚恩林的驳斥以后强辩说，他们所说的“全面冒进”，不是指农业，而是指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全面改造。
工人拿出事实来 右派分子有口难辩
在7月3日的争辩会上，沈阳市铁西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人金宝荣以铁西区手工业合作社几年来的发展历史，击破了张、黄所谓的“全面冒进”的谎言。他说在1949年，沈阳市就出现了第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现在已有八年历史了。早在1954年政府就在三个月内接到占总数五分之一的一万二千名手工业工人组织合作社的要求。当时干部有右倾保守思想，不批准，他们就拿着报纸拉着干部的手去找手工业局长，质问为什么不执行党中央指示。铁西区在合作化高潮以前就有九个黑社。他问道：这能说手工业合作化是冒进吗？他接着说：有一个一百零三个人的社，开初只有十二元资金，但是现在有四万五千元了。还有一个一百五十三个人的社，开办时买两元钱纸得向人家借，但是现在却有了十六万元资金。全区96％的社员比合作化前增加了收入。四十九个社中已有四十三个社实行了公费医疗，一个患肺病的社员治好病花了一千六百元，他感动地说：若不是合作化，他的生命和他一家人的生活就得垮台。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千山、汤岗子等疗养院休养。合作化不仅使社员经济生活上升，也促进了他们文化的提高，三千四百人当中，如今有一千多人进了文化学校。手工业工人们知道，这种生活是共产党给他们的，因此，当他们听说张、黄要“取消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时，怒火冲天，表示坚决不答应。
农民、手工业工人发言以后，张百生、黄振旅仍不承认错误。他们硬说姚千户乡不能代表全国农村情况，只有张百生的家乡辽阳县安平区才能代表全国农村情况。7月5日，辽阳安平区四方台、旭家沟、石桥子乡的农民代表从一百多里外赶来参加辩论。
家乡人民揭穿狐狸尾巴 张百生最后认输服罪
四方台曙明合作社的主任王惠龄说：我就是张百生一口咬住“冒进”的四方台人，今天社员一定要我来跟他辩论辩论。他说，我们合作社一百七十多户农民，除了几户以外，都是欢欣鼓舞、自觉自愿地参加合作社的。只有几户我们没有强迫、但也不是真心自愿入社的。那就是：张百生的姐夫，他原来是富农，家里有胶皮车，后来看到人家都入社了，雇人雇不着了，没有办法才要求入社，入社前还把胶皮车卖了。另一家是张百生的舅舅张振洲，是伪保长、反革命分子，当年耀武扬威，曾被判处劳动改造一年，他当然不愿入社。再有就是张百生的表兄张右明，富农、反革命分子，曾被判处劳动改造三年，这样的人自然也不大愿意入社。张右明常常夸张百生，双手翘着大拇指说：“张百生这小子真这个，竟敢整党中央和毛主席！”
王惠龄揭这些底的时候，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张百生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王惠龄一定要张百生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说冒进了有什么根据？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二、说合作化冒进，山区不该合作化，代表谁的利益？王惠龄说，这是代表富农、地主说话，仅仅代表你舅舅、表哥、姐夫这些反革命、富农的亲戚！
王惠龄还驳斥了张百生说农民生活赶不上合作化前的谬论。他列举事实说：“现在青年穿皮鞋的有五六十个，我也有，今天没穿；穿大衣的有二十多个。如果说生活低，为什么过去没有买，合作化以后才买呢？戴手表的也有三个两个，这是历来就没有的。
旭家沟乡红星社主任徐文良说：我跟张百生是一个堡子的人，最知根知底。他小时候的事我知道，我小时候的事，他也知道。他说山区就不能办合作社，我现在就讲我们是怎样办起了合作社的。他说：1955年12月23号那天召开的入社报名大会，去的人非常多，各各都争先抢报第一名，把玻璃都挤破了。这还不是自愿吗？他驳斥张百生所说山区合作化要慢慢来的谬论说：我们村就是山区，越是山区越要合作化。合作化后我们南沟栽果树，北沟放蚕，开了三百多亩水田。所以农民一听说你主张“解散合作社”就来火了。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大爷（五保户）跟我说：“主任！是要解散合作社吗？谁说的我找谁，让他养活我！”张百生！群众都认为你是给地主说话，要拿起锄头打你。
张百生最后讲话，表示同意他家乡农民的意见，说自己讲“农业合作化冒进”是从“想像”出发的，他捏造材料的动机是“恨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他表示要“向人民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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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祖国的坚强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诞生以来，到今年已经是三十个年头了。它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打垮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部队，它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它同人民有着血肉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它在战争中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即使是处于劣势装备的条件下也能打败凶恶的敌人。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解放军遵照着党中央的指示：“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以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解放台湾。
（解放军画报社稿）
我们已拥有一支现代化的海军部队了。图为舰艇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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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艇。 邓钧照，王冉明摄
水上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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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有了一支足以保卫祖国领空的强大的空军部队。图为喷气式歼击机机群。 照耀摄
伞兵部队进行着陆作战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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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飞机在作运送通信联络官的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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