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谁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
——7月6日湖北日报社论——
编者按:湖北日报这一社论着重批判了以彭一湖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反动言论。右派分子彭一湖是汉口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的副主任。解放前他是湖南岳阳的大地主,当过衡山实验县的县长,由于他压迫农民和剥削农民出了名,蒋介石政府曾表扬他为“模范县长”。6月4日在中共武汉市委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却装着维护农民利益,替农民叫苦。他的主要论调,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顶严重的是农村的矛盾,而农村矛盾主要又是国家和农民的矛盾”;“粮食统购统销搞坏了”;“农民过着饥饿的生活”;他甚至还诬蔑说:“这次武汉整风运动揭发出许多丑事,我看见有些双料宗派主义的共产党员和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员没有什么不同。”他这一些反动言论,受到各界人民的驳斥。曾经受过他剥削的农民纷纷用他过去剥削农民的事实来揭穿他的假面具。
像彭一湖这种假装替农民叫苦的右派分子不只是湖北省有,在其他各省市都有,他这种反动言论具有代表性。因此,我们把湖北日报批判这种反动言论的社论,全文转载在这里。
正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胜利实现,农业生产已在迅速向前发展,农民生活已在逐步改善,广大农民满怀信心地沿着幸福的社会主义向前迈进的时候,如彭一湖之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中的地主、富农的典型代表人物,却向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向工农联盟进行恶毒的攻击。说什么“人民内部矛盾顶严重的是农村的矛盾,而农村的矛盾主要又是国家和农民的矛盾”,什么“农民过着饥饿的生活”等等。一句话就是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把农村搞得一团糟。彭一湖之流这样热心地来替农民叫苦,其目的是为什么呢?他们真正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吗?我们不妨就右派分子在农民问题上的一些叫嚣加以研究,是真金就不怕火来炼。
过去彭一湖之流就说过,土地改革“搞糟了”,但是这个老调子他们自己已经觉得不好意思再唱了。因此,现在换了新的调子。彭一湖说,人民内部的矛盾主要是国家和农民的矛盾。这个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不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合作化以后农民生活是不是改善了?粮食统购统销是糟透了还是好极了?这些问题原是农民群众和客观事实已经回答了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本来是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条件,是为了消灭剥削制度和产生剥削制度的基础,使农民最后摆脱剥削,摆脱贫困,也正是为了解决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这不是我国人民的普通常识吗?怎么会把国家和农民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矛盾,扩大成为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呢?是农民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吗?不是。大家知道从1955年的下半年到1956年春季,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内,我国农村掀起了社会主义的高潮,参加初级农业社的农户达到了总农户的90%以上,参加高级农业社的农户则达到了总农户的60%以上。广大农民为什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那样热情而又有秩序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呢?因为他们懂得这是使他们最后摆脱剥削和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他们说,社会主义是自己的“命根子”,把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土地改革以后的第二次大翻身。这就证明党和农民的关系比过去更加亲密了,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比过去更加一致了,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经济基础上也比过去更加巩固了。
合作化以后,农业生产是发展了,还是衰退了呢?农民的生活是不是改善了呢?“农民过着饥饿的生活”这是彭一湖夸大国家与农民矛盾的论据。我们看看1956年吧,这是合作化以后的第一年,也是考验合作社的优越性的一年,就从我省来说,合作化以后,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干塘变水塘,沙畈变米畈”,“江水翻大堤,湖水上青山”的生产决心和行动,是历来少见的。农民的这种生产积极性,收到了巨大的成果,1956年我省的粮食产量达到了二百一十亿斤,比过去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还多三十五亿斤,比1955年增产二十二亿斤,即增产11.7%,全省增产的农业社占90%以上,受灾社和减产社只占10%。有85%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只有将近8%的社员减少了收入,其余的社员是不增不减。而且经过去冬今春的努力,减产社、减产户,又变成了增产社和增产户。不仅一般的社员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而且就连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和生活上,也得到了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他们的生活也相当于一般社员的水平,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这些都是铁的事实,谁说农民的生活降低了呢?这不过是那些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抱着敌对态度的右派分子,故意无视农村的新面貌,抹煞农民生活的改善情况,否认农民辛勤劳动的成果的无耻捏造。当然,今天农民的生活水平,一般说来还是很低的。但是,广大农民知道得很清楚,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在勤俭建国、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来逐步求得解决,彭一湖的家乡湖南岳阳黄田高级社的农民,把彭一湖替农民叫苦比之为“猫儿哭老鼠”,真是一针见血!因为他们对彭一湖的长期残酷剥削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帮彭家种田做工,还经常挨饿。而解放后,他们的生活已经改善得好多了。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不是对农民有利,是糟透了还是好极了呢?这里暂且不说这个政策对于保证人民对粮食的合理需要,对于支援工业建设,对于限制资本主义,对于稳定物价等的优越性,单凭1954年我省所遭受的大水灾,就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在那样大的灾害面前,不仅粮食没有涨价,而且保证了农民有粮食吃,没有饿死一个人,使农民顺利地渡过了灾荒。要是在旧社会(如1931年的大水时),农民不是要“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吗?那还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呢。“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救命政策”,“百年未有的大洪水,千年未有的好政府”这是广大农民的声音。那些迷恋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只顾个人发财享受,不顾大多数人死活的右派分子,大概是无论如何也不愿理解这些的。当然,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是存在着缺点的,例如,有个别地方购粮过多和留粮过少,或者供应过宽和供应过少等,因此,对于这些缺点的批评和要求改进这项工作,那是完全正确的。这与右派分子对这个政策的恶意攻击是有本质区别的。
究竟是谁代表农民的利益,这不是十分清楚的吗?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才能够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农民最大的全面的利益,包括他们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过去和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广大农民对这个问题体会得最深刻,他们从中国两个革命的结果和新旧社会的对比中,亲身体验到党和工人阶级,是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是和他们血肉相联的,因而他们始终是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寄托在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上。除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以外,还有那一个党派,那一个阶级能够代表农民的利益,能够领导农民获得彻底的解放呢?
彭一湖之流代替农民叫苦,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吗?说实话,在旧社会他们正是压在农民身上的一个大石头,正是剧本“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是他们把农民抛到了黑暗的深渊,是他们把农民变成了鬼。岳阳黄田贫农龚绪初质问彭一湖,他的母亲过去在彭家做工,一天只有一升半米,为什么彭一湖当时不发发善心呢?像彭一湖这些人,今天得到了农民的宽恕和政府的安排,但他们仍然保持着过去的丑恶灵魂。因此,凡是人民群众认为好得很的事情,他们则说是“糟得很”。他们同农民的利益有什么一致的地方呢?他们同农民有什么共同感情和共同语言呢?他们又有什么资格代表农民叫苦呢?然而说也奇怪,过去的黄世仁却居然在今天代表农民叫起苦来了。这不过是他们企图通过这种叫嚣,煽动农民起来反对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好让他们把我们国家拖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重新过着他们从前那种荒淫无耻,挥霍无度的剥削者的生活。右派分子的这种阴谋诡计,当然是徒劳的。新型的、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对于这些老爷们的脸谱并不生疏。因此,当着右派分子挑拨党和农民的关系,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就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愤怒。今天本报发表的岳阳黄田农民对彭一湖的控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农民完全懂得,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就是挖掉他们的幸福前途的根子,他们警告右派分子说:“谁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谁要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要同他拚命”,“就要把他当作垃圾抛到茅坑里去”。
应该说,在社会主义胜利发展的道路上,右派分子又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次课。这一课说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基本结束,但并没有完全结束,阶级矛盾、敌我矛盾仍然严重存在。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绝不是风平浪静的,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还在伺机向劳动人民进攻,因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了强大的工农联盟。农民在党和工人阶级的指导下,获得了自己的彻底解放。今后农民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又将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作出巨大的贡献。去年我省虽有灾害,仍然获得了大丰收,今年又是捷报频传,农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有力的粉碎着右派分子的挑战。农民的劳动是无上光荣的,党和工人阶级应向劳动农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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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分子孤立了 好心肠的人们清醒了
反右派斗争是生动深刻的政治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谈对反右派斗争的感想
据新华社10日讯 本社记者访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请他们谈谈对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感想。代表们说,这次大会过程中,对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代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的右派被完全孤立了;另一方面,一些认识模糊的人,一些对政治不大关心的人,以及一些“好心肠”的、温情主义的人,都在这次斗争中划清了界限,提高了觉悟,认为这次斗争是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政治课。
有的代表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从“迷惑”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他们擦亮了眼睛,坚决参加了斗争。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说,右派分子抓住知识分子忽视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弱点,千方百计地想把他们拖进泥坑里去。他认为,一个人如果立场不稳,那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这位科学家白天参加人代会,晚上参加民盟整风小组反右派斗争的会议。他说,他们在民盟整风小组会上,对曾昭抡、钱伟长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并表示一定要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
知识分子只有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右派分子才找不到散布毒素的市场
湖南省代表、上海杨树浦发电厂总工程师杨定安说,在开始时,他对右派一些言论也引起过共鸣。例如右派分子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说他过去也有过类似的看法,认为外行来领导内行总是有困难的,起码是效率不高。现在看来,这个看法是错误的。领导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政策方针的领导,一方面是业务技术上的领导,而政策方针是主要的,共产党员在掌握政策方针上并不是外行而是内行,他们为什么不能领导呢?当然党员同志如果能钻研业务熟悉技术就可以领导得更好。他说,他所工作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那位党员厂长,不但能很好地掌握方针政策,还在工作中熟悉了业务和技术,他把全厂的工作领导得很好。杨定安对记者说,这次在小组讨论中,对他是一次生动的教育,现在他的一些错误看法澄清了。
北京政法学院副教务长雷洁琼说,这次反右派斗争使她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她说,起初,她以“好心肠”来看待右派分子的言论,认为他们是大“鸣”、大“放”,是好的表现,没想到他们别有用心地要“点火”;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她说,如果她能从无产阶级立场来看问题,她就不致于被右派分子的言行所迷惑。所以,她深深地感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只有这样,右派分子施放的毒素才不会找到市场,他们的阴谋活动就不能得逞。
科学技术人员如果脱离政治 “为人民服务”的话就会落空
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杨廷宝说,这次反右派斗争是给他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政治课。他说,他多少年来只是钻进建筑业务里去,不问政治,存在着严重的单纯技术观点,所以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都感不到这是个政治斗争。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后,看到陆续揭发出来的章罗联盟及其他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才大吃一惊。他说,他深深体会到,科学技术人员如果脱离了政治,忽视了思想改造,“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就是落空的。
湖南省代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谷城对记者谈了他的感想,他说,在大鸣大放时期,他被邀参加中共上海市委举行的宣传工作会议,听到一些右派分子的言论,觉得气氛不对,但当时只以为他们是发发个人的私忿罢了,想不到右派分子竟是这样有组织、有领导地向党进攻。他说,这些阴谋的暴露提高了他的警惕性,擦亮了他的眼睛。他说,阶级斗争还很复杂,那种以为可以不问政治,可以专心搞学术的思想是太天真了。
知识分子应该打破温情主义 在反右派斗争中锻炼和改造自己
合肥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何谦堂说,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他得了最实际的教育。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特别注意端正立场,有些知识分子立场模糊,还有些知识分子生怕伤了情面,因而不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他说,知识分子应该打破这种温情主义倾向,在斗争中锻炼改造自己。
有的代表在谈到自己的体会时,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性。
四川省代表巴金认为,这次反右派斗争对他自己、对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他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他以为只是学术界的争鸣,没有想到右派分子乘机猖狂起来。直到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发表以后,虽然认识上有些不同了,但也还没想到会有像今天揭发出这样严重的情况。
巴金说,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可以看出,除工人农民以外,许多人特别是旧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是不了解的,有不少人是被拖进社会主义的,他们的立场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抗拒情绪;有的人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不了解社会主义;有的虽然从理性上接受了社会主义,但感情上并不接受。因此,他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改造。他说,通过一个运动,一次斗争,对知识分子改造有好处,可以使社会主义思想多一点,非社会主义思想少一点。但是单纯依靠运动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他建议今后学校、机关应该加强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并且这种改造要和工作结合,要到生活里去和工农群众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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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都二师右派分子勾结反革命分子捣乱
“大同党”首恶已被逮捕
本报成都9日电 记者纪希晨报道:7月4、5两日,成都第二师范全体师生举行大会,揭露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小集团相互勾结,煽动学生上街闹事,殴打工人、民警,包围哄闹派出所的阴谋活动。
成都二师由于平时政治思想工作薄弱,部分学生怕艰苦,认为当教师待遇差,地位低,不安心小学教育事业。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便利用学生思想上这些弱点和对助学金的不满情绪,并以6月2日文汇报关于安徽怀远县小学教师常金白被殴打的报道,乘机煽动学生起来与党对立。同时又用大字报、贴标语、写匿名信的方式,制造混乱,提出“头可断,血可流,师范学校不可读”的口号,煽动同学起来“向失掉人性的共产党员斗争”,把共产党员“赶出教育工作岗位”。这些反动言论当即遭到大多数学生的反对和驳斥。反革命集团首恶徐昌明见到风头不对,秘密开会研究形势,认为继续写反党言论有暴露危险,决定采取“游击战”,利用当时学生对助学金的不满,指示“大同党”分子童万里、裴元福打着声援常金白、要求政府增加助学金、提高小学教师待遇的幌子,带领少数学生上街张贴标语,挑拨学生和政府闹事。
6月12日傍晚,当他们上街贴标语时,马上遭到前进铁工厂工人的劝阻。工人并将童裴二人扭送派出所。
事情传到学校后,右派分子彭霖荣见有机可乘,马上造谣说派出所扣留了学生,工人打了学生。于是百多学生先后冲出学校,齐往包围派出所哄闹。彭并亲到现场,火上加油,学生更加冲动,高呼口号,乱贴标语、漫画,并殴打了前进铁工厂工会主席、工人和民警。这种错误行动立刻激怒了附近群众,成千的市民和过路行人纷纷涌来同学生讲理。一位小学教师向学生说:解放后,小学教师的生活大有改善,用不着你们呼吁。一个过路担粪的农民气愤地说,农民省吃俭用,供养你们。你们有吃有穿有书读,还要闹事!再不听招呼,我们要打扁担了。许多居民也纷纷斥责学生不应上街闹事,并说他们没有毕业就闹待遇,这种思想怎能教好下一代。在群众义正词严的责问下,学生们自觉理短,纷纷散去。彭霖荣为扩大事态,回校后,又发动学生写告全市人民书。当彭的阴谋败露时,“大同党”分子又借机造谣:“彭主任被逮捕了。”企图挑起学生们新的不满。
为进一步说服学生,教师们先后邀请学生代表举行座谈。部分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优秀教师也用亲身经历,向学生进行对比教育。同时,为揭露谣言,彻底弄清工人是否打了学生的真相,民主青联还会同有关方面,组织调查组,迅速将事情经过向目击者作了对证,证明工人并未殴打学生,而是学生打了工人和民警。真相大白后,学生始知受了右派和反革命的蒙蔽和利用,平息了事件,承认了上街闹事的错误。
会上,大家揭发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时指出:右派彭霖荣的父亲及两个叔父都是恶霸匪首,解放后均被镇压。因此,对党十分仇恨,经常辱骂党和政府,并用两面派手法,欺骗拉拢学生,阴谋“大变动”。反革命徐昌明1956年4月冒充党员,混进学校,拉拢对党不满分子,在今年3月组成反革命小集团“大同党”,积极寻找国民党特务组织,并计划“大同报”“大同军”等,表示“坚决反共到底”,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公安机关发现后,曾会同学校行政对他们进行警告、教育,命令他们解散;但他们却更积极活动,并作出在鸣放中要“联络右派分子”到处点火的决定。
政府根据法令逮捕了反革命小集团“大同党”首恶徐昌明,撤销了右派分子彭霖荣教务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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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恶意挑拨党与非党的关系
章伯钧在铁道学院点过一把火
本报讯 5月18日,右派分子章伯钧以民盟副主席的身份,来到北京铁道学院,向院里盟员做报告,点了一把火。
6月21日,民盟铁道学院支部召开了支部大会,对章伯钧的点火活动作了初步揭发,24日、25日、26日接连召开了座谈会,进一步揭发章伯钧在铁道学院的活动,并对院内右派分子刘景向等进行批判。现在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开展。
章伯钧挑拨党群关系和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经济系副教授萧嘉魁揭发章伯钧那天在会上说“现在的理发店很少,只是王府井这一家(指共产党),但这家的要求又很高,要年轻的,又要头上没有毛病的。但是人又不能不理发,那好吧,我们就多来几家理发店,这样,就男女老少和头上有癞痢疤的都能理到发了。因此,除了中共之外,又产生了九三、民盟、农工民主党、民革、民建等各家”。许多人指出这是挑拨党群关系的言论。基建办公室职员胡序昌、经济系讲师乔润等揭发说,章伯钧强调了人生有三件大事:物质生活及精神的民主和自由,他进行煽动说“你们吃得好,住得好,穿上西装,但把你们放在西郊公园里,你们高兴吗?”章伯钧就是这样别有用心,挑拨党群关系,特别是党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俄文教研室教授张剑非揭露章伯钧一段十分恶毒的话。他说:章伯钧有意中伤和极端恶劣地歪曲了党和民主党派的领导关系,他说:“我作交通部长,我和我的警卫员的关系是:就我是交通部长说,我是领导他的;但是就党的关系来说,他却领导我了”。
章伯钧在会上组织和煽动群众向党进攻。电讯系讲师姜宗琰说,在座谈会上,有人说这次共产党整风是和风细雨,章伯钧说:“恐怕不是和风细雨吧,是个台风!”基建办公室职员胡序昌指出章伯钧说过这样的话:“提意见我不怕,我没有顾虑。整风开始以来,群众提了这么多意见,毛主席没有思想准备,中共中央也没有思想准备”。基建办公室职员袁秀涛说,章伯钧在这次谈话中谈到高等学校实行党委制,毛主席还不知道。车务系教授钮泽全说,章伯钧这句话影响很大,使我们想到高等学校实行党委制,毛主席还不知道,这就未必妥当吧。难怪高等学校有人提出要党委退出学校了。章伯钧这种说法是使我们对党产生了离心作用!钮泽全说,章伯钧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很恶毒的!记得当建筑系教授赵华说到帮助党整风,自己有顾虑,章伯钧就接着说,“你现在又不是单干户,你有组织啦,组织上会支持你啦!”经济系教授王仲武说,章伯钧来校报告,谈笑风生,有声有色,报告后赞声很多,证明有很多人中了毒。经济系教授王仲武接着说,章伯钧气势汹汹地谈到:“交通部有人问,鸣放出问题怎么办?我支持。铁道学院也有人问,铁道学院鸣放出问题怎么办?我也支持!”说这些话时,章伯钧真有点像三国演义上描写的曹操横槊赋诗时的神气。
章伯钧为什么会到北京铁道学院来放火呢?因为北京铁道学院有章伯钧的小喽啰——右派分子刘景向。刘景向是民盟北京铁道学院支部主任委员、经济系教授。在章伯钧点火后,刘景向也好趁火打劫。
在刘景向指挥之下,右派分子积极地行动起来了,这些右派分子否定过去八年的一切成绩,污蔑党,污蔑人事工作,有意挑拨党群关系和群众对政府的不满。
许多教师揭露了刘景向等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现在,北京铁道学院保卫社会主义的巨浪压倒了猖狂一时的右派分子的言论。右派分子刘景向虽然说:“我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把我称作右派分子,这一点也不冤枉”。但是,他又企图寻找借口进行狡辩,拒绝交代与章伯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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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隆基怎样控制文汇报?
浦熙修开始吐露内情
据新华社10日讯 在今天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开始作了一些交代。
为了抓大知识分子 罗隆基想当高教部长
浦熙修说:章罗联盟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去年8月在北戴河,他们首先是想篡夺盟内的领导权,他们的策略是打击左派,争取中间,团结右派。他们对于史良副主席大肆攻击,他们认为沈钧儒主席应该退休,高崇民副主席无足轻重。罗隆基还曾和曾昭抡密议如何安排盟内人事,鼓励曾多搞盟务,少兼外面的事。他们还协商过要通过民盟基层组织把各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抓到手里。在回到北京后,罗隆基、章伯钧都亲自到大学里去活动,罗去人民大学,章去铁道学院。罗隆基还搞了许多次知识分子串连座谈会,找的都是有问题、意见多的人。罗还自称要替这些人伸冤。浦熙修说:民盟四月全国工作会议以后,罗隆基就大为高兴,说是党员要从盟内撤退,民主党派从此可以真正作到组织独立,政治自由,民主党派大有搞头了。浦熙修说:罗隆基总是认为当森林工业部长委屈了他的才能。解放初期他想当外交部长,后来又相当司法部长,现在罗隆基是一心想当高教部长,他认为这样才能更好地抓大知识分子。
浦熙修说:罗隆基的右派小集团在张东荪事件以后,变得更加隐蔽了。罗隆基和曾昭抡的关系最密切。罗隆基的公开发言,都要请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三人去协商。浦熙修说:罗隆基特别注意上海和西南两地的民盟组织。1950年我到上海时,他曾托我带信给彭文应、赵文璧,要我告诉他们团结起来,争取选举胜利,以免渔人得利。1953、1954年我去上海时,罗隆基小集团的彭文应、陈仁炳、赵文璧、陆诒都请我吃过饭,他们都希望我转告罗隆基他们都有一肚子牢骚,有些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安排不适当,陆诒还希望文汇报和新闻日报更好地合作。罗隆基常向我夸口把潘大逵安排在四川和把我安排在文汇报办事处是他最拿手的杰作。
把浦熙修安排在文汇报罗隆基认为是“得意杰作”
浦熙修说:罗隆基曾经千方百计要我搞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不让我去学习和作其他报刊的工作。去年4月2日罗隆基从莫斯科给我来信,叫我在文汇报的人事安排上,“不必太老实,当争的应该争”。去年10月,文汇报复刊时,他又对我说:“文汇报是一张大有搞头的报纸,这应该是你一辈子的事业了,不必再埋怨我把你安排在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岗位上。”罗隆基又指使他的亲信刘光华到文汇报办事处来工作,并且要重用刘。以后在整风期间,刘光华就到处点火。文汇报复刊时,原来想以中层知识分子为中心,兼顾大知识分子,罗隆基认为要多搞大知识分子,代表他们,多替他们说话。我们也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文汇报在复刊之初就贯彻了章罗联盟的“鸣放为主”的方针。罗隆基还要我们不要听党组的话。我们告诉他党组换了人,他说:“不管换人不换人,党组总是党组。”在工作中,我有事总是问他,我们每天总有电话来往。他常常在我的面前诽谤党员负责干部。正是这样,我才拒绝中宣部介绍党员来文汇报办事处工作。
组织什么人写什么稿 罗隆基都要亲自指挥
浦熙修说:罗隆基对于文汇报办事处的组稿写稿方面也是加以控制的。例如科学体制问题,罗就在电话中告诉我,“争鸣”编辑部刚开过科学体制座谈会,你可以派人找钱伟长谈谈。又如关于学校党委问题,他就叫我们找费孝通;关于反动社会学问题,他就叫我们找李景汉等等。关于“北大民主墙”的报道,我也和他谈起过。
许多人发言列举事实认为浦熙修的交代还不彻底
浦熙修交代后,新华社宣谛之、文汇报记者叶冈、光明日报徐亦安、新华社北京分社朱彬等相继发言,他们说浦熙修能够交代一部分情况是好的,但他们也举出了许多事实说明浦熙修还交代得不彻底,希望她继续交代。
叶冈说:长期以来,浦熙修在文汇报办事处的言论就是罗隆基的言论,文汇报依靠的是民盟右派,宣传的是民盟右派的观点。文汇报复刊以来,浦熙修曾经想把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编辑、记者全部吸收到民盟组织里去。叶冈接着举出浦熙修指挥他采访中的一些具体事例,说明浦熙修在具体业务中宣传右派观点的情形。叶冈说,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从方针、组织到具体业务都处在民盟右派罗网中,但浦熙修的交代还在遮遮掩掩。
光明日报徐亦安在会上揭发了浦熙修约楼邦彦、彭子冈和费孝通开会,讨论写文章反驳人民日报对储安平批评的情况,他说:像这一类事情,浦熙修都应该交代,但她没有交代。徐亦安还说楼邦彦曾经讲过,彭子冈在那天会上讲的话,完全是右派言论。
新华社北京分社的朱彬揭露了浦熙修向国家通讯社进攻的情况,她说:在5月中旬,浦熙修曾派了两个人到新华社北京分社约稿。他们再三强调要能够“揭盖子”、能够挑起“鸣放”的稿子;并且说不拘什么形式,只要能起“揭盖子”的作用就行。他们又具体指出了一些单位,要我们为他们去“揭盖子”。
徐铸成今天在会上继续进行交代。他说他排斥党员和反对党的领导是一贯的,但在5月14日从苏联回上海后的短短二十天中,反党言行更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他说,回上海第三天参加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听到右派分子陆诒点名攻击新闻日报的共产党员,思想上起了共鸣。徐铸成说,他曾以“以党代政”为借口,在报社编委会上,一再提出要明确编委分工,企图削弱党员副总编辑钦本立在编辑部的领导作用。以后又好几次粗暴地干涉过钦本立的工作,甚至提出要钦本立专管二版。在文汇报党组成立时,徐铸成耽心妨害他的独断专行。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发表后,徐连忙召开编委会,讨论报纸今后的做法,认为当时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还不够,还想把文汇报办成一张和党唱对台戏的所谓民间报纸。
徐铸成还揭发了一些浦熙修和罗隆基的关系。
在徐铸成发言后,新闻日报的邹凡扬、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朱友石、人民日报的高集等多人相继发言,对徐铸成提出了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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