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克服温情主义 勇敢地投入反右派斗争
沈钧儒的发言
我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许多同志的发言,我想到中国六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作出的翻天复地的伟大事业。我们在完成了民主革命之后,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在突飞猛进,第一个五年计划将在今年内超额完成,人民生活比以前大大改善了。我十分高兴,就会看到一个繁荣、富强、美丽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可爱的祖国实现。有人说:共产党是好大喜功的。我说是的。共产党“好”的是六万万人的“大”,“喜”的是社会主义的“功”,只有毛主席和共产党才能领导六万万人民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功,因此,我就要竭诚拥护共产党的这样的“好大喜功”。
当然领导着六万万人民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能说是没有困难和缺点的。建国八年以来,我们的确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的工作也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共产党是不怕困难的,是能够克服一切困难的,共产党也从来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今年四月中共中央宣布党内整风,并且鼓励大鸣大放,欢迎党外人士的批评和建议。中国共产党这种伟大精神我是深受感动的。我相信经过这次整风,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可以改正,困难可以克服,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前途是更有把握了。
但是在人民内部,在统一战线中间,还有一小撮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并不是欢欣鼓舞的。有些人出身旧社会,受了资产阶级的深厚影响,不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对于新社会、新事物是不欢迎的。其中更有极少数野心家,像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竑、龙云、陈铭枢等人,不但抗拒改造,甚至散播荒谬言论,阴谋活动,企图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夺取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权。
这些人都是我所熟识的,过去我们都负责民主党派的工作。其中章乃器是和我很早就在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章伯钧和罗隆基长时期以来和我共同负责民盟的工作。过去我也曾发现他们政治立场极不坚定,工作作风很多毛病,但我总希望在共同参加革命工作中,他们会逐渐进步,靠拢党,接受改造。现在我很气愤、很痛心,发现了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行为,才知道这多少年来,他们不但没有进步,不接受改造,而且已经蜕化到敌我界线边沿上去了。
党和政府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以及其他右派分子,一直是在团结他们,教育他们,信任他们的。他们都参加了人民政府的重要工作,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并且负起了民主党派的重要责任。党和政府指望着他们参加社会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中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但是恰恰相反,他们利用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工作机关和党派组织,来发挥他们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甚至于进行阴谋活动,诋毁诬蔑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挑拨党和人民之间的团结,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他们首先篡夺了民主党派的领导权,然后利用合法地位,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非法活动,企图破坏人民民主专政,夺取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权,以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现在全国的工人、农民和爱国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向资产阶级右派进行批判和反击。我们民盟和各民主党派已经通过决议,向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在民主党派内部进行整风。这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决不能让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损害,社会主义制度受到动摇。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右派分子的路只有两条:“憣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要不然“抗拒改造,甚至采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那么,他们就将自绝于人民”。
我希望我们民主同盟的成员和它们所联系的知识分子,首先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认真划清政治和思想界线,站稳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勇敢地投入反对右派的火热斗争当中,克服温情主义,把战斗进行到底。
我们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只有在这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战斗中考验自己,锻炼自己,克服个人主义,逐步树立工人阶级思想,脱胎换骨地度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真心诚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愉快地共同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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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罗联盟的透视
胡愈之的发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次会议揭发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和罪恶行为。由于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同意各位代表在大会和小组会上对右派分子进行揭发、批判、控诉的各项发言。我愿意跟各位代表一起,跟全国工、农、知识分子一起,投入到反右派斗争中,并且要把这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贯彻到底,不得到胜利不收兵。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现在我就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及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在大会上进行揭露、分析和批判,请代表们共同加以谴责和声讨。
章罗联盟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结成的阴谋集团
首先分析一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章罗联盟的本质。
一九三九年当中国民主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就已经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在全国解放以后,中国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到了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在这一时期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团结改造的正确政策,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了赎买政策,交出为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有一大部分接受了思想改造,其中一小部分改变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始转变成为劳动知识分子。
但是,这只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作为整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是决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的。在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包含他们里面的知识分子在内,就有很大一部分,仍然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中间摇摆着,他们有接受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一面,又有抗拒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另外又有一小批人是资产阶级右派,他们是坚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他们处心积虑,待机观变,要夺取共产党的领导权,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拉回到资本主义的反动道路上去。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人数是很少的,但是由于他们是坚决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并且他们能够影响为数众多的资产阶级中间派,所以他们的危害性是很大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就是由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结合起来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集团。
章、罗两人反共的政治本质
章伯钧、罗隆基是怎样一种人呢?罗隆基说:“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出一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完全错了。应当这样说才对:把章伯钧、罗隆基的骨头烧成灰,也仍然是反共、反人民的,断然闻不出一点社会主义的气息。
章伯钧,地主阶级出身,留学德国时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他就脱离共产党,参加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第三党在当时号召中国应当走第三条道路,就是既反蒋又反共的中间路线。从那时候起,章伯钧就鼓吹第二国际考茨基的反共理论。列宁曾经说过:“考茨基完全曲解了马克思学说,将其赝造成为机会主义。”又说:“他在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所以章伯钧传受了叛徒考茨基的衣钵,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挂修正主义的招牌,贩资本主义的私货,三十年以来是一贯的。
罗隆基毕业清华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回国后成为胡适门下的走卒,曾任新月月刊和天主教机关报益世报总编辑。他在一九三○年十月,在新月月刊上写道:“在今日中国的状况下,为中国人民求生路计,自然只有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谚所谓‘两恶相权取其轻’,即此意耳。”在同年十二月他又在“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这篇文章里写道:“如今,中国的青年界里,已有这样的呼声:‘与其归日,宁愿附俄’。中国共产的成功,固为中国之祸,亦非日本之福。俄国如今已乘机兴起。中日鹬蚌之争,共产渔人之利,一旦东亚全部赤化,复巢之下,宁有完卵!这又是日本有智识有眼光的国民和政治家应顾虑的一点。”
罗隆基曾经说过:“章伯钧是七分反蒋,三分反共;我是六分反蒋,四分反共。”章伯钧也说:“农工民主党靠反共起家,而民盟靠中间路线起家。”章罗两人一贯耍两面派手法,但是这两句话说得比较老实。由此可见,章伯钧和罗隆基从开始搞政治活动起,已经是坚决反共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从抗日战争的后期起,他们两人又都走着一边反蒋一边反共的中间道路。天下老鸦一般黑,从反共的政治本质来看,他们两人是完全一致的。章伯钧和罗隆基到后来终于结成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联盟,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他们两人本来就已经有了共同的阶级基础和共同的思想根源。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章罗极力要把民盟引导到反动的第三条道路上
作为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章伯钧和罗隆基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他们所代表的阶层仍然不完全相同。章伯钧自称为马路政客,也就是流氓政客,他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里面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的一批社会渣滓:旧军阀、旧官僚、流氓、地痞、从地主阶级出身的旧知识分子以及在革命斗争中掉了队的那些人们。另一方面,罗隆基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英美留学生,其中有一些是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和声望的。其中又有一部分人在后来这几年思想有很大进步。但是他们在没有经过思想改造之前从头到脚盖着资产阶级的烙印,他们梦想着要按照资本主义的型式来改造中国社会。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所寄托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就是指罗隆基所代表的这一批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章伯钧和罗隆基仍然在做着中间路线的迷梦,要把民主同盟引导到反动的第三条道路上去。他们从来没有估计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他们满以为内战要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国民党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消灭国民党。”他们以为趁火打劫混水摸鱼的机会到来了。章伯钧就在华东、西南、西北布置军事活动,满以为有了枪杆子,就可以称王道霸,至少可以同人民政权和蒋介石三分天下。罗隆基就勾搭美帝国主义,要美国扶植中国所谓“第三种势力”。罗隆基曾经向司徒雷登建议:“美国买了蒋介石这匹马,赌输了,还是买民主同盟这匹马罢,可以保你赢回来。”但是章伯钧还来不及也不可能实现他的称王道霸的军事计划,美帝国主义也并没有下决心赌罗隆基这匹马。从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年,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所谓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变成一场恶梦,现在是完全破灭了。
中间路线虽然在本质上是反动的政治路线。虽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它还有积极的一面,这就是反日反蒋的一面。可是到了全国解放以后,中间路线已经丧失一切积极的因素,而成为彻头彻尾反动的路线了。中国革命进入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之后,横在资产阶级面前的路只有两条,或者是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就是接受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或者是走资本主义的旧道路,这就是反人民、反共产党的领导。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是向一切的人们开着的,问题是在于人们选择那一条道路。
在表面上章伯钧、罗隆基是选择前一条道路的。他们代表了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参加了人民政协,参加了人民政权,接受了共同纲领,后来又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就是说他们接受了共产党领导,接受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罗隆基说:他因为毛主席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中,没有提出六项政治标准,所以犯错误。这是胡说。六项政治标准,走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共产党领导,难道还不是都在宪法上写明白的吗?
从反右派分子斗争中所揭发的事实证明,章伯钧、罗隆基从全国解放以后一直到现在,并没有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选择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是一贯玩两面派手法的,他们伪装着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接受共产党领导,暗中却没有一天停止过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章罗以为趁火打劫时机已到
在解放以后的最初几年中,由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的巨大胜利,党和政府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和信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公开活动,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事实证明,章伯钧在这几年中买旧书,跑古董铺,在政治上伪装消极,实际上是在待机观变。罗隆基在民盟内布置他的反共小集团,美其名曰“以文会友”。在这一时期,章、罗两人是有矛盾的,主要表现在他们争夺民盟的领导地位,但是他们的行动的目标仍然是一致的,就是准备时机到来,夺去党的领导权,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
资产阶级总是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而不是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问题的。章伯钧和罗隆基都有一个主观愿望,就是中国要大乱,世界要大乱,大乱的时候社会主义就搞不成了,人民政权也就站不稳了,于是乎资产阶级就可以取而代之。章伯钧时常对人说,三年以后要有大变,二年以后、一年以后要有大变。罗隆基总不相信国际紧张形势有趋向缓和的可能。这就是由于他们都是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主观愿望来看问题的。
过去的一年,一九五六年确实是大变动的一年。中国国内形势有变动,国际形势也有变动。可是这决不是像章、罗主观愿望所设想的那种“大变”。去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获得基本胜利,工农业建设和文教建设都有很大成就,这是说社会主义事业是更加巩固,而不是削弱了;党和政府的威信是更加提高,而不是降低了。由于波兰、匈牙利事件而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虽然不是好事,但是由于这些事件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阵营是更加团结,更加坚强了,帝国主义要向匈牙利进行颠覆活动的阴谋完全失败了。
由于利令智昏,章伯钧、罗隆基对于当前形势,却作了完全相反的错误估计。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章伯钧、罗隆基就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削弱,中国内部有困难,趁火打劫的时机快要到来,即使不是立即“大变”,也不会是很远了。去年七月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的会议上说:“社会主义民主还要发展变化,现在正在继续变化。形势还要变,我们大家的责任很重大。”章伯钧所谓“变”是什么呢?就是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责任”又是什么呢?就是要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进攻,夺取党的领导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章罗结成联盟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它有战略战术,也有方针步骤
要干这样的一件大事,就得要一个强大的队伍,于是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联盟就结合起来了。章伯钧有一套伪装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也有一套积累三十年的流氓政客经验。罗隆基呢,他有他的宗派小集团,和受他的影响的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章、罗分开,是干不了大事的,但是合起来,声势就差不多了!
章罗联盟到底为的是干什么?从现在已经揭发的材料来看,以章罗为首的阴谋集团,是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的。首先,他们要从动摇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入手,企图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英美式的议会制度,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用资产阶级的两党轮流执政来代替民主集中制。章伯钧、罗隆基和其他主要的右派分子,这一年来在政协和政权机关的会议上,经常发表各种谬论,矛头主要针对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和肃反工作。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传达毛主席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说:“现在很多人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有生命力。为什么有生命力,就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上下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资本主义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有生命力。”章、罗联盟所提出的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和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谬论,孤立起来看,只是一些怪议论,是不容易了解真正用意的。但是结合起来看,就很明白,章罗联盟是要用资产阶级民主来代替人民民主制度,而更主要的是要削弱以至推翻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削弱了,上层建筑动摇了,这样就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了道路,为资产阶级专政创造了条件。
在外交政策上,章罗联盟是反苏的,不赞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文教政策上,章伯钧、罗隆基一贯地反对党领导文教机关,认为共产党员不懂科学,所以不能领导科学,章伯钧和罗隆基都不承认苏联有文化和科学,主张科学要学英美。章伯钧是以卫道者自居的。他认为马列主义是教条,只有线装书才值得一读。章伯钧是不是真的重视民族文化传统呢?不是的。他不过是拿保卫民族文化作为幌子,诬蔑共产党不要民族文化,借此勾引一批落后的旧知识分子来扩大反共的影响罢了。
如果说,章、罗反共联盟只是由于一时冲动,采取完全盲目的行动,这是错了。事实上它有战略战术,也有方针步骤。从已经揭发的材料证明,章、罗联盟的反共阴谋,是以对党不满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作为基本群众的。它利用了一部分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对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暂时不习惯,甚至有严重抵触,夸大了一部分工农干部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进行挑拨离间,企图首先夺去党对文化科学事业的领导,夺去党在高等学校中的核心领导,并且散播绝对民主和个人自由主义的毒素,煽惑知识分子和青年,引起对党的不满,以便于时机到来的时候,在中国造成一次匈牙利事变。他们曾经这样的估计:“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这个联盟利用合法组织来进行非法活动,控制民盟的领导权
为了实现这一反共阴谋,自然还必须在组织上有充分的准备。章、罗联盟是用合法组织来进行非法活动的,因此它首先要控制民盟内部的领导权,这就是要排斥民盟的主席沈钧儒同志和其他民盟里面的左翼进步分子,并争取一些中间分子吸引到右派这一方面。章、罗都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发展,民盟要发展一二百万盟员,还要到青年甚至工农中发展组织。章伯钧主张取消“防区制”,这就是说民主党派发展组织不要有重点分工,不要有任何限制。在宣传工作方面,章罗联盟首先控制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创办一些民主党派的机关刊物,为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纲领进行宣传鼓动。
要做好这一些组织和宣传工作的准备,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起,事实上章、罗联盟已经在积极进行活动。章伯钧把中国共产党的整风作了一些主观主义的估计。他认为中共在群众中间已经逐渐失去威信,党内一整风,一定会引起群众不满,到那时就可以向党发动进攻,夺去党的领导权的机会就到来了。在今年春间,中共宣布要在一九五八年才开始整风,所以章伯钧和罗隆基在本年三、四月的民盟工作会议中,虽然一方面发表了一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并且作了一些组织布置,发动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地方组织大力发展,特别是吸收一批对党不满的右派反动分子加入民主党派,但是他们的行动仍然是十分隐蔽的,他们还竭力避免暴露他们的真面目。
原定计划已被打乱,阴谋终于完全暴露了
于是“不平常的春天”到来了。在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后,党采取了“大鸣”“大放”的政策,到四月底,党又宣布了整风提前开始。到了这时候,一方面章、罗联盟的原定计划已经被打乱,在还没有作好组织准备之前,就只好仓皇出战,另一方面时机是不可失去的,章、罗联盟就控制了两个党派和两个日报,采取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行动,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进行猖狂的进攻。正如人民日报七月一日社论所说的,“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到了六月六日,在文化俱乐部由章伯钧召开的会议上,章伯钧主张向党进行讹诈,由民盟来“收拾残局”,以夺去高等学校中的领导权,狂妄可算是到了极点。章、罗联盟的阴谋野心,到了这时候才完全暴露了。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疯狂到这样程度,以至敢于向工人阶级进攻,向共产党进攻,向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决不容许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决不容许社会主义制度受到破坏,更不容许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受到猖狂进攻。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在全国人民面前完全暴露之后,章、罗反共联盟遭到粉碎,是必然的,是不值得惊异的。
知识分子从章罗联盟这一坏事中应当记取什么教训
章、罗联盟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阴谋,是一件坏事。毛主席教导我们,只要我们接受教训,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应该从这一事件,接受教训,只有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才是唯一的出路,要是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会迷失方向,最后陷入资产阶级右派的泥坑中。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虽然置身于人民的队伍之中,但是却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甚至采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对这种人进行必要的坚决的斗争,使绝大多数真正爱国的人认识到右派分子的立场和行为的错误。”我也相信章、罗联盟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阴谋的揭露,一定会教育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向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道路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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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的子弟兵永远忠于人民
丁志辉、王兆才、王有根、王维福、江雪山、宋忠福、周文江、马春雨、崔建功、张 明、张英才、郭恩志、陆昌荣、黄丑和、杨在先、赵毛臣、赵仁虎、刘子林、刘梅村的联合发言
我们是来自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代表和来自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我们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乌兰夫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向这次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大会开幕以前,我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这个报告是当前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然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正像过去一样,毛主席又一次在这伟大历史性的时刻,英明的掌稳了革命的轮舵,为我们正确地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不久以前,我们党为了有效的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发起了整风运动,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就以我们部队来说,近几年来也产生了一些与我军的光荣传统所不相容的东西。譬如:有些同志在执行任务中对群众利益爱护不够,有些军官对士兵的生活关心和体贴不够,以及个别军官在生活作风上有脱离群众的现象。我们将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根据党和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深入的检查,进一步加强军民之间、官兵之间和上下级领导之间的团结,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
右派分子的卑鄙活动激起了广大解放军官兵的愤怒
但是,在最近这个时期,我们也注意到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号,无耻地进行诬蔑党和人民政府的卑鄙活动,他们妄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倒转历史的车轮,使资本主义复辟。右派分子所散布的许多反动的言论和他们所进行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已经激起了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无比的愤怒。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右派分子叫嚣“共产党下台”,要“杀共产党”等反动言论时,我们不能不气愤填胸。当我们从祖国的边防、海防和各种战斗工作岗位上来开会的时候,我们许多战友一再嘱咐我们,一直到开会期间,我们还接到部队许多同志的来信,其中就有三十三个在上甘岭战役立过功的同志联名来信,要我们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他们向右派分子提出严正的谴责和坚决的抗议。并要我们向大会表示,我们部队广大官兵将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共产党员为了人民流血牺牲 右派分子却丧尽天良污蔑他们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人民的支持下,三十年来,我们经历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以劣势装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美帝国主义所装备的八百万国民党反动军队;当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出国作战,配合朝鲜人民军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对巩固国家安全和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胜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取得的。右派先生们,你们能够抹煞这些历史事实吗?试问: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是可能的吗?
解放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又执行着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任务。在执行各项任务时,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体革命军人都继承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勇敢地抢先担负着最艰难、最危险的任务,为了人民利益有不少的同志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例如:一九五三年七月在保卫东山岛的战斗中,我守岛部队班长共产党员张学栋,当排长牺牲时,他即挺身而出,带领全排继续冲锋,在冲向一个对我威胁很大的碉堡时,不幸身负重伤,眼看就要倒下去了,但共产党员张学栋同志却鼓着最后的一口气,冲到了敌人碉堡面前,子弹打光了,他就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的射孔,用自己的生命保证了战斗的胜利。去年,全国各地洪水为灾,我解放军驻各地部队官兵均冒生命危险奋勇抢险救灾。当台风袭击杭州地区时,余杭驻军司务长共产党员徐传涵等十三个同志到中桥乡去抢救群众,听到呼救声,就顺声寻找,士兵王希连、宫宝来、陈开明跳入大浪滔滔的浊流中,把四十七个落入水中的群众救出来,后来又发现有二百多人被水围在一个快要倒塌的楼上,他们就游水回来找船营救,在五里多路的急流中游来游去,奋不顾身,经过一夜搏斗,终于把二百多人从惊涛骇浪中救上岸来。驻四川璧山县的我军战士共产党员庞良钊就是为抢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今年五月,广东省惠阳县一座重要公路桥梁被洪水冲塌,我当地驻军立即派人乘卡车抢修,这时突然又滚来新的山洪,人车均被浸在洪水中;但他们为了继续完成任务并没有弃车离开,不幸在和洪水搏斗中,共产党员谭友善、苏怀德、李文成、李运发及共青团员薛保卫都光荣的牺牲在洪水里。
还有,志愿军排长共产党员孙占元同志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身负重伤,两腿都被打断,还在阵地上爬行,坚持指挥部队,并用机枪掩护英雄易才学爆破。当另一股敌人从背后冲上来时,他一个人转身用机枪、手榴弹打击敌人的冲锋,并拉响最后的一颗手榴弹和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孙占元同志就这样在英雄的上甘岭阵地上流尽了他最后的一滴血,保证了反击战斗的胜利。
同志们,类似的事例是数不尽举不完的。这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军人的英雄事迹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扬,全国人民永远怀念着他们。右派先生们,你们却说共产党员是“无恶不作”。一个稍有爱国思想的中国人,决不忍心用这样的字眼加在他们头上,但你们的的确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这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你们丧尽天良惯会颠倒黑白,挑拨是非,煽动群众向党进攻,妄图推翻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罪恶的目的。
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 革命的果实不容篡夺
我们从长期战斗中深深地体会到:祖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取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了争取这个胜利,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长征的道路上还遗留着先烈的遗骨,共产党员陈金合、董存瑞、杨根思、黄继光等无数先烈的英雄形象永远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资产阶级右派的先生们,难道这些烈士用鲜血结成的胜利果实能够让你们所篡夺吗?不能,绝对不能。我们严正地告诉你们:你们简直是在白天作梦,你们的反动算盘完全打错了,你们的反动阴谋是永远也不会得逞的。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永远是社会主义的卫士,如果有人胆敢破坏我们神圣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将和过去对付一切反革命一样,同全国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彻底的打垮它,消灭它!
机枪射手写信告诉王德周 我们知道枪口应该对准谁
右派先生们!你们曾有人幻想人民军队的机关枪会倒过来打,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难道你们对解放军的起码的了解都没有吗?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工农的子弟兵,我们知道我们的枪口应该对准谁。共产党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在领导我们,我们将把我们的枪口对准党所指示的敌人,党指到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而且保证不会打错目标。我们部队有个机关枪射手陈秀昌同志,最近写了一封信给希望枪口会倒过来打共产党的王德周先生,他在这封信里说:“王德周先生,我敢向你作保证,我是个优等机枪射手,到时候我一定会对准那些反党、反人民、破坏社会主义的家伙,不高不低、不左不右,准准确确地打中他那聪明而又糊涂的脑袋瓜。”
代表同志们,这就是我们人民军队中千百万机关枪射手对那些正在作梦的右派先生们的回答,也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全体官兵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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