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
专栏：
地球离不开太阳 人民离不开共产党
梁希的发言
我因病不能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这几天，从报上读到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先念副总理的国家预决算报告和薄一波副总理的国家经济计划报告，心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极大的兴奋，因此，在会外作简单的书面发言。
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围绕这个光芒万丈的核心，像月绕地球和地球绕日一样，遵循着一定的轨道，发挥着高度的向心力，顺利地、无间断地、自然而然地运转，不独革命胜利了，即社会主义建设亦节节成功。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物体，不论小到原子，大到太阳系，必有一个核心；一切国家，不论面积大小，人口多少，也必有一个政治上的领导核心。中国不能例外，远的不说，只说解放前一百多年间，清朝皇室做过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政治搞得很糟；北洋军阀做过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政治还是很糟；蒋介石反动派又做过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政治搞得更糟。年龄较大一些的知识分子，都还记得一句旧话，叫做“中国政治不上轨道”。这是不难理解的，地球如果离开太阳，在空中乱走，当然走不上轨；同样，人民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领导核心，乱搞政治，政治也当然要不上轨道了。
太阳热使工业的巨轮飞速旋转
中国共产党正是六万万人的领导核心，也正是六万万人的太阳。
从这个太阳里会发出热来，燃烧着各个工厂的炉灶，鼓动着各个车间的轮子，激发着上百万上千万工人群众的劳动热忱。使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能产钢一千六百三十万吨，抵旧中国从一九○○到一九四八年四十九年间产钢总量的将近二倍。使我国在一九五七年将产原煤一亿一千七百万吨，抵旧中国一八九○年至一九四九年六十年间最高年产量的将近两倍。使我国在一九五六年能制造旧中国所不能制造的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大型水力发电设备、大型火力发电设备和单轴自动车床等新产品。此外，轻工业、交通、铁道等等，都有跃进的发展，就铁道论，国民党统治二十二年间仅修建了二千六百公里，而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铁路八千五百公里。
总之，中国工业发展的进度是很快的，根据李副总理报告，一九五六年工业企业收入，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八。这个数字，引起了联合国的注意。联合国六月三十晚报道，在世界各国中，一九五六年的工业生产，比一九五五年的工业生产增加得最快的是日本与中国。日本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点三，中国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就是说，一九五六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占世界第一。谁说我们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太阳光使农业的收成不断增长
中国共产党这个太阳还会发出光来，照耀着全国十六亿七千万亩耕地，鼓舞着五万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管一九五六年我国碰到了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灾荒，有二亿亩土地、七千万人口处在天灾的威胁下，受到了严重的考验，但是，根据六月二十六日周总理在怀仁堂向一千多位人民代表响亮地宣布了的考试成绩，大家就可以知道，中国农民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一年，农业总产值达到五百八十三亿元，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粮食产量（不包括大豆）达到三千六百五十亿斤，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四亿斤。大豆产量，根据薄副总理报告，达到二百零四亿七千万斤，比一九五五年增加了二十二亿斤。
年龄较大一些的人都还记得，解放前，中国号称以农立国，而许多人却靠西贡米养活。如果逢到一次灾荒，那更是流民满野，饿殍载道，狼狈万分。由此可见，七年来中国农业有飞跃的发展。
中国农业发展的奇速，引起了日本北海道大学松蒲一教授的注意。松蒲一教授率领了一个访问团来华访问一个多月，归国时路过香港，在七月二日发表谈话，说中国农业发展水平，将在两三年内赶上或者甚至超过日本水平。谁说我们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总之，我国工农业都有长足的进步。特别值得指出的，国家工业化方面有显著的成绩：一九五六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五百八十六亿六千万元，农业总产值五百八十二亿九千万元，即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点一。回看一九四九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一，足见现在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化迈进了一大步。
而且根据报告，一九五六年工业总产值五百八十六亿六千万元中，生产资料产值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七。回看一九五二年，则生产资料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七，这也是最近中国工业上的进步。
数字是最现实的，也是最硬性的。大家读了报告，马上会从数字上看出新中国七年来的飞跃发展，难道右派分子会从同样的数字中，得出一个反面的结论来吗？既然不能得出两样结论，那末，大家都应该对解放后的政治成绩表示满意，从而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示满意。
“无痛分娩法”——大革命而没有混乱
必须指出，最近发展起来的工农业，基本上已经是属于社会主义，而不是属于资本主义事业。周总理报告中指出，一九五六年，一亿二千万户农民、五百多万手工业者、七万户私营工业企业、二百万户私营大中小商店，永远脱离了私有制。这是一次翻天覆地、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这样一次永远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大改革，照理说，比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变化更大，从而震动也应该更剧烈；然而，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指挥若定，在大变革的过程中，如周总理报告中所指出：“社会财产没有遭到损坏，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生产没有下降。恰恰相反，我们在这个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第一年，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好像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神妙的产科医生，用新式的无痛分娩法，催生出一个洁白可爱的婴儿。这种“巨大的成绩”，即使是善于吹毛求疵的先生们，恐怕也不能把是非颠倒过来，乱下批评吧。
大势已定，右派先生休矣！
当然，中国共产党是欢迎批评的，但，如果批评超出了一定范围，走到危言耸听的一边，甚至走到谣言惑众的一边，对中共整风有什么益处？对人民有什么益处。
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我们面前：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一样的各民族相安无事，形成和睦的大家庭，造成河山的大统一。世界各国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很少有国家能把百分之五十六或百分之六十三的国家预算费花在经济文化事业上，为人民谋福利，而把国防费用逐年削减。事实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七年来，我国解决了一千三百万人的就业问题，其中一九五六年一年，就有二百三十万人就业。人民生活方面，在农村则一九五六年购买力比一九五○年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在城市，则由于全国职工每人平均工资提高，一九五六年的社会购买力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五点六。
在这样一个和平、幸福、快乐的环境里，在这样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强大的国家里，却有少数知识分子天天发牢骚，说怪话，惟恐天下不乱。试问，天下如果真的乱了，于他们有什么好处？
还有少数知识分子得陇望蜀，贪心不足，要和中国共产党争领导权，不知那些人“所为何来”？应该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地斗争了二十多年，才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主义手里夺取了政权。这个政权何等可贵，中国共产党当然还有必要领导各民主党派、各民族、各人民团体去保卫它；同时，中国人民也一致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保卫政权，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而不许任何集团篡夺。另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社会主义决不能退回到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退回到资产阶级专政。所以，某些人虽然可能还有些妄想，但在新时代，争权夺利之风已成过去，篡位更不待言。蜉蝣何能撼大树？先生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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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万人坑”到生活的乐园
马万水说：我们工人的生活，解放前和解放后比较，真是一个地狱一个天堂。
我是龙烟铁矿的工人，现在做技师工作。我们全矿的工人，看到报纸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都很气愤。我来的时候，他们叫我代表全矿工人，在这次大会上提出抗议。
我先谈谈龙烟铁矿的简略情况。龙烟铁矿的矿石埋藏量大、铁质多，谁也说这是一块宝地。一九一七年由官僚资本家投资开采，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这二十年里，始终没有正式开工。七七事变以后，日本鬼子为了制造枪炮子弹来打中国人，他们用不花钱或少花钱的办法，抓了很多的工人来给他们开矿。开矿完全是用人力，爬胡梯、背小筐，人打眼、手推车、人装矿石，不光是费劲，而且根本没有劳动保护，工人们经常受着砸死、摔死的威胁。这样开了八年，共弄走矿石三百多万吨。但是，他们在开矿的时候，只顾挖矿石，那里有那里挖，把一块完整的矿，挖了个乱七八糟。日本鬼子投降，国民党反动派来了以后，他们在三年的时间里，不但没有正式生产，反而把日本留下的设备拆的拆、卖的卖，弄了个一塌糊涂。这就是解放前的情况。
可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共产党二次解放张家口地区以后，为了我国的工业化，从接收那天起就开始了恢复工作。一九五一年正式投入生产，并开始基本建设。从一九五一年起，生产条件年年改进，工人上下班用汽车接送，进出坑道和拉矿石都用电车，装矿石用装车机，打眼用水湿钻岩机还带风动支架；工人上工有帆布工作服、高腰大胶鞋、柳条帽，还发给面包式的保健鱼肝油丸。由于生产条件的改进，再加上我们工人的积极劳动，生产就年年提高。拿我们小组来说，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生产掘进率提高得很快，最高速度达到每月掘进一百二十八点五公尺（断面十三点八立方公尺），年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一九五三年一年完成了一年零三个月的生产任务，一九五四年一年完成了一年零四个半月的生产任务，一九五五年一年完成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生产任务，到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已提前一年零八个月又二十八天的时间（也就是用三年零三个月又两天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生产任务。拿我们全矿来说，如果一九五一年算做一百，一九五二年就提高了百分之百，到一九五四年，提高了百分之二百多，每年生产的矿石都在一百万吨以上。你看我们的生产提高得多快。
再看看我们的基本建设，也是进展得很快。我们矿建设的八千多公尺长的第一大平硐工程，已有五千公尺正式投入生产；建设的一万五千九百公尺长的第二大平硐，也正在施工，这期工程完工后，产量即可由年产一百多万吨增加到三百万吨。
从我们矿的生产情况来看，解放后短短的八年时间和解放前三十多年的时间比较，真是差到天上地下了。
我再谈谈我们工人的生活情况。在解放前，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官员们，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工人挨他们的打，挨他们的骂，吃不饱，穿不暖，住土窑，住窝铺，受尽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那个时候，特别使人害怕的是“死”。工人下井耽心砸死，有病没有医药等死，每天都得死人。死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死一百七十人，有的带气就活埋了，有的一家死绝了，死后拉到“万人坑”。提起“万人坑”现在谁不心寒！
解放后呢？我们工人当了主人。我们的生活也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的得到了改善。我们全矿的工人，逐年都增加了工资，享受着劳保待遇，国家给我们盖了宿舍九万三千多平方公尺，还给我们建设了食堂、医院、浴池、俱乐部、学校、休养院、托儿所、图书馆……等等。一句话，凡是我们工人需要的，都有了。上班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工人们的愉快劳动，下班以后，你可以看到工人们过着美满的生活。我们工人的子弟都上了初小和高小，不少的上了中学，有的入了大学。再拿我们小组来说，全组二十七人，解放前都是两个肩膀担着一个嘴的穷光棍；现在呢？每人每月的平均工资都在一百元左右。其中二十六人结了婚，建立了美满的家庭；九个人买了收音机；二十个人买了手表；二十七个人都有几套新衣服。
我们工人的生活，解放前和解放后比较，真是一个地狱，一个天堂。
我们懂得，解放工人的、为人民谋福利的是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我们工人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拥护社会主义。我们懂得，在旧社会里，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官僚资本家都是吃我们工人的肉、喝我们工人的血的，这样的血海深仇，是永辈子不能忘记的。现在右派分子竟敢散布反动言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想把我们重新拉入地狱，我们是坚决不容许的。我警告他们，全国人民是已经觉悟的人民，而不是被他们骑在脖子上的人民了，人民的眼睛是亮的，右派分子打的什么主意，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希望他们及早回头，老老实实地改正错误；他们如果不改正，我们要和他们坚决的斗争，斗他们不彻底决不收兵。
最后，我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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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点建议
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应加强发展畜牧、水产和山区各业生产——统一森林采伐和森林经营工作的领导——农业部对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应投入更大的力量。
刘慎谔、虞宏正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并坚决拥护周总理的报告及在大会上其他各项报告。谁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解放后短短七八年间，已使我国落后的国民经济有了轰轰烈烈的空前发展，已使我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史无前例的空前提高，全国广大人民莫不因此而感到欢欣鼓舞。想不到竟有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以帮助党整风为借口，提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主张。他们的阴谋，是妄想一笔抹煞党的丰功伟绩，取消党的领导地位，以逞其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野心。我们以科学工作者的身份，表示坚决反对！现在我们想就以下几个问题，提出一点意见：
（一）关于发展农业生产问题
在过去几年中，党和政府领导全国农业生产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正如薄一波副总理在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中说：“一九五六年农业和农副业的总产值已经接近完成五年计划；粮食的总产量则已经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但是为了满足广大农村生活愈来愈高的要求，我们建议今后在继续大力推动粮食增产之外，还应结合各地区的自然特点，加强发展畜牧业、水产业以及山区各业的生产。
为什么说要加强发展畜牧业的生产呢？因为我们有宜牧而不宜农的广阔草原面积，我们有依靠牲畜为生的广大少数兄弟民族，他们要求进一步地改善牧场的经营管理，加强牲畜的防疫工作和改良牲畜的品种。因此，加强畜牧业的生产，也就成了今后发展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为什么说要加强发展水产业的生产呢？因为常言说得好：“靠水吃水”。我国有由温带至亚热带的漫长海岸线，中部的湖泊尤多，依靠渔业为生的渔民，在全国人口之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但在今天看来，“水尽其利”的程度比之“地尽其利”的程度相差还远。因此，加强水产业的经营管理和改善水产业的经营措施，又为今后发展农业生产中的另一重要环节。
为什么说要加强山区生产呢？因为常言说得好：“靠山吃山”，而我们又是一个山地多而平原少的国家。只是由于山区的土地尚未很好的利用，或者说，由于我们还不善于利用山区的土地，致使山区的生产，还是比平原差。但是山区的生产是多样的。除了木材业外，还有柞蚕业、茶业、油桐油茶业、药材业和毛皮兽业等等。若都能分别充分发展起来，则山区的生活，不但可以赶上平原的生活水平，甚至还可以超过。因此，按照不同地区的自然特点，大力开展山区生产，又是今后发展农业生产一个重要的环节。
总之，过去我们已经正确地强调了“下地”，今后为了适应各地区的自然特点，除了加强发展畜牧业外，还要更进一步地强调“下水”与“上山”。
（二）关于森林采伐工业和森林经营的协调问题
在我国林区之内，在解放初年原来只有森林采伐机构，后来才分设森林经营机构，但在那时候，这两种机构仍然同属一个林业部内统一领导。自从一九五六年成立森林工业部后，森林经营机构留归林业部领导，而森林采伐机构，则由森林工业部领导。如此调整，在表面看来，似乎可收分工合作之利，但经仔细分析，则是弊多而利少。这不止是因为在同一地区内出现两套人事编制和两套基建设备，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森林采伐工业部门和森林经营部门之间，还存在着业务上的矛盾。我们知道，森林采伐工业部门为了要求降低成本和完成任务，就不得不追求机械化和集中采伐的政策，而森林经营部门追求的目的与此恰恰相反，要求在森林采伐之后，即能迅速自然更新起来，因此就主张铺面而不主张集中采伐。几年来由于双方所持的观点不同，愈因分工而矛盾亦愈难解决。例如仅在东北林区内，从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七年之间，森林已经采伐的面积，据统计数字已达九十万公顷，而截至目前止，人工更新面积只有十二万公顷，因此森林经营部门天天喊叫人工更新追不上采伐。如果让这样矛盾现象长此继续下去，则东北的广大森林面积，可能很快就要变成荒山荒地，而松花江水位逐年上涨的情形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所以我们初步的建议是：
1．同意民主德国农业科学院院长斯图柏教授去年提出的建议，统一森林采伐工业部门和森林经营部门自上而下的领导工作。
2．按照不同地区和不同森林类型，重新考虑森林的合理采伐方式。
（三）关于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问题
根治黄河是我国既定政策，而水土保持又是根治黄河的基本问题。在过去几年中，对于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黄河水利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等机构分别在打坝淤地等工程方面和在综合考察与重点规划方面各都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并已获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凡在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严重地区视察过的人，都会感觉到在这些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必须结合着提高农业生产来进行，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的极大部分应属于改进农业措施范畴。过去农业部在这一方面照顾很少，因此在水土保持的实际推动工作中，造成了农业技术人员缺乏的局面，不无影响到工作的质量。为此我们希望今后在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农业部在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中能投入更大的力量。
祝各位代表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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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是绝对必要的
杨石先说：右派妄想通过把持教育来篡夺国家的各种领导权，这种奸谋诡计是逃不过人民的眼睛的。
这几年来，我们在教育事业上所进行的改革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高等院校如果不是经过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就无法完成国家在经济建设中迫切需要大量人材的任务；中小学如果不是经过学习苏联、扩展改进，亦很难应付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子弟热烈要求受到教育的愿望。七年当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高等院校毕业了三十多万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在许多岗位上进行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有百分之六七十及龄儿童（平均数）能够入学。从过去非常薄弱的教育基础上来看不能不算是一项奇迹。这一奇迹和许许多多其他奇迹一样，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做出来的，而右派分子硬要说党不能领导教育，甚至主张党委退出学校！他们是别有用心的。当六月初旬报纸上出现了这种荒谬言论，我们天津市三个民主党派（民盟、民进、九三）召集了四个高等院校最有声望的教授数十人来举行座谈会，研究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问题。会上大家异口同声的批判了右派的谬论，一致认为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是绝对必要的，不但不应该取消或者削弱，反而应该大大的加强，并且分别提出了如何加强的具体意见。因为教育事业关系国家将来的命运，没有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保证，社会主义的前途就很难坚持了。右派分子当中某些人是有政治野心的，他们妄想篡夺现在党的政治领导权，并且还妄想通过把持教育来篡夺将来国家的各种领导权。这种奸谋诡计是逃不过人民的眼睛的。我们全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党派的成员，首先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他们划清界限，更要在群众中予以大力的驳斥使他们的荒言谬论得不到任何市场。
肯定我们在教育工作上的成绩，并不等于说我们在教育改革中没有犯错误，亦不是说现在一切都尽善尽美不需要改进了。过去我们犯的错误是不少的，现在存在的缺点亦还是很多的。在大鸣大放中，在整风开始时群众是提出了许多批评的，而其中一大部分是正确的。各级党委亦表示接受这种正确的批评并且对有些项目已作了纠正。我们不能因为右派分子的错误行为就不鸣不放了，就不向党组织和党员们提批评了。这完全是两桩事，不应混淆在一起。
我是在高等学校工作多年的人，仅就我在一个大学中体会到的情况向大会汇报一下，其中有不正确的地方请代表们提出批评指正。
一、教学质量正在不断的提高
许多人批评这几年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不高，这是事实。构成的原因甚多，比较主要的有三个：（一）大批年青没有经验的教师在讲授基础课和专业课；（二）班内学生人数甚多而程度又相去悬殊，教师精力常常用在程度甚差的学生上；（三）整套搬用苏联教学制度，要很好的了解内容和作用需要一个过程，再结合中国实际又需要一个过程。何况有若干本来不是苏联的成功经验，当然就枉费了大家的精力和时间。现在教学改革已基本完成。经过这段艰苦历程，青年教师已成长了，有了较多经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已尽量修改使和中国现状相适应。因招生数字减少，高中毕业生增多，新生质量有了保障，一班之中程度不致差别过大。这些情况都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改进。此外，我们又针对过去所发生的偏差加以特别注意和大力纠正。这种偏差亦是不少的并且有的是非常严重的。例如一个偏差是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过去学生程度不齐，为了使学校少出废品，遂过分强调“保教保学”，将构成废品的责任全部推到教师身上。而苏联教学计划的课程门数既多，钟点亦重，多数学生不能消化甚至无法完成，遂造成了依赖教师的思想。有的学生一大部分的工作是教师把了手作的。学生自己不能咀嚼消化，怎么能运用呢！而教师则是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花费了几倍的时间来辅导学生。有的学生本来多作些努力是可以独立思考的，亦趁机倒在教师怀内了。对双方所造成的损失都是很大的。最近两年来我们已注意了这一问题，向学生指出它的危害性并且现在班上的情况亦与从前不同，纠正就不至有大的困难了。
另一个偏差是学生当中不正确的“专家”思想。我不是说学生有了专家的志愿即不正确，而是说他们对于专家的理解和如何去达成专家的作法是不够正确的。我们过去过分的批评英美的“通才教育”，强调专家思想，加上苏联的专业在过去一段时期分得过细（现在已改正）。有些学生遂错误的忽视基础课，放松了某些专业课，只注意专门化的课，当然亦是因为课业太重的缘故。结果基础不固、底子很小，所知道的东西只上面的一点点。这就造成他们毕业后在工作上的困难，很难对上口径；即使暂时对上了，将来的发展前途亦不大。这样的“专家”，对于国家、对于个人都没有好处。我们不少人的看法是学生在校的时间只四五年，最主要的还是把某一专业的底子打好，使他离校后能自己继续前进，若干太专门的东西他可以留到工作岗位上再去学习掌握。这样就大大地减少了对口径的困难。一个专家的培养成功亦不是短期在学校读一两门课即行的。
还有一个偏差是学生的文字工具太差。用简单的文字叙述事情往往是写不清楚，写不通顺。线装书完全不会看。一国外文阅读的能力亦没有。显然和大学生的要求是不符合的。这种情况的造成，教育部和地方的教育厅（局）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如果说一部分的中学生用不着这些东西，那么应当使有志升大学的学生有选修的机会。不少的人对这种情况表示过不满的意见，而教育部直到最近才在想办法、采取一些措施，以致这几年来绝大部分高等学校毕业生只能抱了几本教科书和讲义作为知识的唯一宝库，更无其他自学途径。外文的学习，如果只靠大学的两三年训练是不够的。这种情况当然亦同样存在于青年教师当中，难怪有不少的人担心某些老的学者和科学家死了将会有一段时间无适当的接班人。我们希望中等教育和我们一起能迅速改变这一情况。
二、教学和研究的地位已摆在正确的基础上
过去高教部感到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材的任务非常沉重艰巨，突出强调了教学的一面，这在开国初期大力进行教学改革是有必要的。等到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国后已明确两者都是高等学校的正常任务，并且它们是相辅相成不应有所偏废。高教部是有人参加代表团的。同时国外来华访问的高教人士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高教部长和国务院苏联总顾问都亦一再指出开展研究的重要性。高教部迟迟未作安排，使高等院校不少老科学家感到失望，因而产生了“人心向院（科学院）”的现象。直至前年底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才开始有了转变，今春高等教育赴苏访问团归国后方才恍然须积极加以推动。现在又经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明确了我国的科学体制是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和地方四个部分组成的，必须加以统筹兼顾，分工协作。对于经费和条件亦作了妥善安排。这样高等教育工作终于走上了正规的和长期经验证明是正确的道路。不过科学研究要在高等学校开花结实尚需要一段艰苦劳动的过程。我相信高等学校的教师是有信心和决心在两个五年计划内赶上世界水平的。
三、教师的青老关系渐趋正常，校内的党群关系亦将有所改善
青年教师思想比较纯洁，富于热情，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在政治上容易进步。故在教学改革初期，主要依靠他们起先锋的作用来加速前进的步伐。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又发现老年教师毛病甚多，积重难返，不由青年群众协助不能产生思想上的必要震动。在这些过程中一方面滋长了青年教师的自信和骄傲情绪，另一方面降低了老教师的威信甚至低估了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丰富经验。青老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不正常。这一情况对于高等教育的进展是非常不利的。前二三年已开始纠正采取种种措施。我们一再向青年同志们指出学术造诣是多年刻苦钻研的结果，并须有识路的人经常指点才能不走弯路，绝不是单纯靠自己的热诚和积极性就行了。青年在政治上容易进步，因为他们受旧社会的影响较少；在学术上就不一定能很快的前进，因为这里要求的条件不同。在教学改革的后期关于专业课的改进，专门化课的准备和毕业论文的领导，学校已更多的依靠老年教师；自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后老教师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有丰富研究经验的，不少的人是有研究训练的。青年教师要向科学进军必须争取他们的领导和培养。同时老教师为了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亦需要有助手和合作者。这样就创造了机会来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使之逐渐走向正常化。上面所谈的青老关系亦涉及党群关系，因为青年教师十有九是党团员，而老教师则只极少数为党员。当然这只是党群关系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老干部的问题，他们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在高等学校工作必须有一定的业务知识，这是需要虚心学习和积极钻研才能掌握的。加以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复杂，情况亦复杂，学会正确的处理他们的问题亦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细致的分析和审慎的研究。党已开始了整风运动，检查过去工作中各种可能存在的缺点，就对改进党群关系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民主党派在高等学校的发展亦有助于改善各方面的关系。总之，关系问题在高等学校是一项极其复杂、细致的长期问题，须要时时刻刻加以注意的。
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还必须大力加强
高等学校的教师们虽然经过了五大运动和辛勤的政治学习，在思想认识上有了不少的提高，但终究是长期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青年学生虽然比较单纯，然而他们的工农成分还是很少，大部分仍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主义和绝对民主的思想仍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潜伏着，所以他们有些人不高兴集体、不喜欢纪律、强调个人兴趣和个人需要，对有领导有计划的行事往往产生很大的抵触情绪。故自由与纪律的统一、民主和集中的运用，在学校的思想工作中还是极重要的问题。有浓厚的个人主义思想必然产生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意识和作风，就不肯承认有轻重缓急，就不能和别人合作。所以在公费医疗、福利费、助学金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困难，因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不相容的。具有这些严重思想缺点的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是不能起很好的作用的。故我们认为今天在高等学校内，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绝对不能放松而是应当大大的加强，结合具体事例经常进行教育批判。许多知识分子在主观愿望上是同意接受党的领导的，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而在思想行动上有时会与右派共鸣甚至走到敌我界限的边缘！其原因，一方面固然由于旧思想未改造好，要经常学习政治，得到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亦由于在情感上和工农的联系不够。所以毛主席要我们高级知识分子下马观花与工农打成一片，在青年当中则提倡劳动教育使他们深刻体会劳动创造世界和工农为国家创造财富的真理而深刻体会这种创造是不容易的。有了这种感性知识就能够站稳立场。我们今后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是要本着这些原则去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