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第10版

第10版()
专栏:

揭露章罗联盟在四川的阴谋
彭迪先、曾庶凡、刘承钊、刘兰畦的发言
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上的各项报告。
在这几天,我们又学习了几次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我们从这篇讲话里学得了不少有益的东西。讲话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给我们以明辨是非、分清敌我的准绳,使我们掌握了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我们是来自四川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请大会允许我们汇报一下民盟右派分子在四川如何进行阴谋活动的。首先请让我们简单地从民盟中央谈起。
右派企图利用知识分子做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从已经揭露的材料看来,我们知道,以章伯钧、罗隆基为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在头脑中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具有历史根源的反对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中间路线”分子。解放前,在民主革命阶段,“中间路线”分子可能还有一点进步的气息;到了全国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之后,残留在大陆上的“中间路线”分子,如果还没有翻然悔悟,那末,这一类人迟早会一边倒向反党反社会主义,敌视人民民主专政,这可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反对共产党,要反对社会主义,也得准备一点本钱。他们在翻身觉悟了的工农群众中是根本捞不着什么“政治资本”的。怎么办?他们的眼睛就转向知识分子,企图而且已经在知识分子身上打主意。他们眼看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后,生产资料公有了,只有蒙蔽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并利用他们在立场观点和思想作风方面还未获得改造的一些弱点,把他们挑拨和煽动起来作为使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资本”。右派分子根本不去想如何帮助知识分子积极进行思想改造,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相反地,却拉他们的后腿,有意识地否定新中国的辉煌成就,片面夸大过去党在对待知识分子工作中的某些个别缺点。这样,一方面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一方面为了拉拢一些知识分子供他们利用,故意迎合知识分子的落后意识,说什么“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自封为诸葛亮,把人民比作阿斗(“群盲”),培养知识分子的“清高”思想和“作客”情绪。此外,右派“理论家”,还说什么“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如何如何,散发出一种抑郁、感伤和哀怨的气氛,好像解放后八年多来,知识分子一直都过着严寒生活,没有“解冻”。甚至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将近一年,情况依然如故。因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如果还没有发挥出来,似乎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用不着继续进行思想改造了,一切责任都在共产党方面。这样“工人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就形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罗隆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领导知识分子,不能领导科学和高等学校等等谬论就跟着出现了。似乎整个文教界都应该交给章罗联盟领导,甚至国家政权也必须各党派共同领导或轮流执政。这样,被章罗联盟篡夺了领导权的民盟,怎样不在一段时期内发生政治动态向右转的这样重大问题呢?怎样不被用来作为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武器呢?
四川是一个大省,只就高等学校来说,成渝两地就有二十几所,有不少知识分子,有不少盟员,同时又是“民盟发祥地”,因此,章罗联盟对四川这个“据点”是极其重视的。他们的阴谋活动当然不会放松边远的四川省。四川各地报纸上天天点名的潘大逵等,就是章罗手下的“大将”、右派集团中的骨干分子。根据已经揭发的材料看来,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风浪中,潘大逵也作了不少“呼风唤雨,推涛作浪”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是内外呼应、上下配合的,确实做到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语言共同,作法一致,一模一样。
右派野心家,如章罗之流,是搞了几十年“政治交易”的,可说是“富有政治经验”。因此,在他们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时,绝不会召开什么大会,写出纲领、计划之类叫他们下面的人去执行。他们的阴谋是极其隐秘的,进行的方式是很灵活的,个别串连,东说一点,西说一点,这次谈一些,那次又谈一些,前后各方面合起来实际就成了一套,那就是:在政治路线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组织路线上是将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同秘密个别串连的无形的组织形式结合起来,订出了“发展盟员一百万”的计划,大量吸收落后的甚至对党有敌对情绪的分子,逐渐形成为一个与党闹对立的“反对党”。在整风期间的行动纲领,就是以“帮助”为名,到处点火,挑拨是非,并企图从削弱和打击党的威信中来提高盟的威信,“放手”发展一批盟员,提出了所谓“火线”上发展组织的口号。所有这些,从最近各地揭露的材料看来,其用意还不很明白吗?
四川右派分子潘大逵等的阴谋活动
现在,让我们汇报一下四川右派分子潘大逵等的情况,就可见右派分子阴谋活动之一斑(因限于时间,很多材料不在此提出)。
首先,潘说:“章伯钧是搞了多年政治的,感觉锐敏”,并认为“章的主张很有政治见解”,不但一再宣扬章的“上下两院制”的主张,并在章的“政治设计院”的谬论提出后,他也提出民主党派应当参加各大专学校领导的设计、导演、排演的工作。紧接着,潘的“大将”赵一明,就在雅安提出什么“协商方案”,与章的“政治设计院”等上下呼应,如出一辙。章罗联盟的企图,就这样由中央到地方,一直搞到基层。
民盟重庆市委舒军,在传达今年三月民盟全国工作会议时曾说:党提出了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地位平等、自己当家”的口号。经过查对,才知道后面八个字是章伯钧“归纳”出来的。章罗联盟的分庭抗礼的反党思想,由中央贯穿到地方,形成为潘大逵对赵一明的指示:“脱离党的领导,强调民主党派独立自由,平起平坐,不要社会主义方向。”
今春,罗隆基以人民代表、民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的身份到四川“视察”工作。他见树不见林。中共四川省委曾请罗提意见,他当面不具体提出问题,却秘密的带回一大批叫嚣肃反有“偏差”的所谓“控告”“检举”信件,作为提出“平反委员会”的根据。潘在四川公开支持罗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出“平反”还要包括“三反”“五反”在内。
今年罗隆基来成都时,在范朴斋请罗吃饭的时候,罗在言谈中肯定胡风是搞错了,范也附和说胡风可能不是反革命。潘也说过:“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据我看来还是一个问题。”这跟章伯钧认为胡风是“历史人物”,显然是一鼻孔出气,上下呼应的。
其次,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以及在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方面,可以说是章罗手法在四川的翻版。潘坚决支持罗隆基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错误意见,反对大多数人赞成的胡愈之同志的正确意见,并指出要把“比较多数的同志同意胡愈之同志的意见”一句从报告中删去。潘在四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借反映别人意见诬蔑“党把知识分子当狗屎都不如,还不如坐监狱,监狱还有人道待遇”。
此外,潘在成都高等学校盟员中传达民盟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以复旦大学一个盟员孙大雨辱骂党的负责同志是反革命作为例子来鼓励大家鸣、放,他还说:“这是一种鸣、放的方式。”这样他就利用“鸣”“放”,“帮助”整风,向党进攻,乱鸣乱放,在成都的高等学校中引起了不少乱子。特别是赵一明在雅安四川农学院“点火”更为突出。由于赵的“工作”,该院一部分师生大闹要迁回成都,学校秩序混乱,影响整风运动难于开展。
在重庆,民盟市委舒军在作传达报告时,提出了十点指示,其中,“……(二)对教条主义、权威,盟组织和盟员要仗义执言,打破迷信;……(四)盟组织要做摘帽子的工作;(五)盟组织要做解围工作;(六)盟组织要做政治保险工作……”。舒军究竟要为谁“摘帽子”?为谁解围?又为谁作政治保险呢?这是想把盟员引导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想把他们当作少数野心家的垫脚石呢?我们且看舒军、李康等是怎样“仗义执言”的。
本来,党的整风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中共重庆市委已决定小学方面稍缓再搞,而舒军、李康等都一再叫在小学工作的刘兰畦同志到统战部去“吐苦水”,并已代为报名,非去“吐”不可。
重庆大学教务长金锡如同志(盟员),曾被迫叫他一定要说“有职无权”。还说:“别人都说有职无权,为什么你要说有职有权?!”五月中旬,彭迪先路过重庆回成都,舒军鼓动彭说:“这次潘大逵主委在成都鸣、放得很好,希望你回去也大鸣大放!”好在彭迪先还没有上当。试问,这不是挑拨是非,到处点火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搞?
重庆盟员李麟征同志说:舒、李二人的工作一向是消沉的,但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以后便活跃起来了,前后相比,判若两人,可见他们是接受了章罗等右派的主张的,对他们的言论是钦佩得五体投地的。章罗联盟在民盟工作会议时搞了一些什么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再也隐瞒不过了。
还有更荒唐的是:四川的右派分子韩文畦(民盟四川省委会常务委员)在他“帮助”党整风所提出的冗长的书面发言中,从头到尾充满着对党的敌对情绪。韩认为:(一)肃反是“大胆怀疑”,一团糟;(二)党包办了一切——“党天下”的谬论;(三)“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是陈词滥调;(四)“大多数党员愚昧无知”,而判断好人坏人,还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总而言之,这等于说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领导革命,搞不好建设,请“下台”吧。这是什么话?!
像这样一些严重错误的谬论和行动是个别的、偶然巧合的吗?绝对不是!
罗隆基在盟内搞右派集团已有多年历史
早在一九四八年五月,民盟三中全会已决议放弃中间路线之后,章伯钧还秘密地令四川盟员张松涛从香港带回布条,“指示”四川盟组织,内容是鼓吹走中间路线,在四川搞“据点”。当时,潘大逵、范朴斋等就是四川盟组织的负责人。
罗隆基在盟内搞右派小集团,已有十年以上历史,这个小集团包括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范朴斋、张志和、叶笃义、潘大逵、刘王立明、周鲸文等人。他们一贯地采取“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的办法,诬蔑进步分子,说他们“不是党的助手,而是打手”。他们不喜欢盟内党员带动其他盟员前进,硬要盟内党员退盟。同时他们对盟员争取入党也是采取反对的态度。为什么有这种种情况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如果大家都进步了,他们就没有散布谬论的市场了,“政治资本”也没有了。
一九五○年,罗约集张松涛等三人,在京策划如何回川夺取盟的地方组织,一九五一年罗专函范朴斋,叫他到重庆助潘一臂之力。信中又说:“弟一生别无他长,唯知斗争到底而已。”这些人的斗争目的,在今天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今春范朴斋还专门到四川省统战部反映我们不与潘合作,使潘不能有所作为。一九五三年张东荪事件后,罗的小集团不敢再公开活动了,改用“以文会友”、“个别串连”的方式来联系,罗坐在中央指挥,各地“大将”就纷纷响应,这是偶然的吗?章罗联盟,利令智昏,错误地估计了目前的形势,妄想在中国制造匈牙利事件,混水摸鱼,这是我们能容忍的吗?
不错,四川是一个大省,有不少知识分子,有不少盟员,又是民盟的“发祥地”,因此,右派分子始终想在四川搞一个很坚实的“据点”。他们一直进行着各种各样的阴谋活动。四川盟内的斗争是一直没有中断过的。
解放初期,四川民盟整理组织,清洗了一批不够盟员条件的盟员出盟,这就引起右派分子始终怀恨在心。去年以来,他们又决定“大发展”的方针,而四川民盟又没有大力加以贯彻,他们也是很不满意的。(一九五六年民盟在全国约发展盟员百分之三十左右,四川只有百分之十几,其中成都更少。)因此,潘等大声疾呼要“川流不息的发展”,要在“大鸣大放”的“火线”上发展,强调“发展就是工作”,要大力发展中间和落后的。这种无原则的大发展,显然是要为右派野心家积聚“政治资本”。这不仅会削弱民盟在革命队伍中的战斗力量,而且还会发展到“与党平分秋色”和与党分庭抗礼。作为党领导下的一个民主党派,民盟应不应该这样搞呢?显然这是违反盟章的、错误的。
章罗联盟,一方面要以潘为其联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同时又经常感到这一环节不够坚实,因此,一有机会就有人要到四川“视察”,“助一臂之力”。在最近几个月,罗隆基、费孝通、马哲民、范朴斋、刘王立明等都到四川去过。这样,在四川的天空上怎么不黑云乱翻呢?
盟员要在自我改造方面痛下功夫
在这次章罗联盟所掀起的政治大风浪中,有的人是立场不够稳的,有的人甚至是曾经被他们蒙蔽利用过,他们的谬论可能有过一些市场。最近,经过各方面的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已被粉碎了,他们的丑恶面目我们也已经看清楚了。我们热烈希望一些立场不稳的,误入歧途,被他们利用过的人,赶快翻然悔悟,站稳人民的立场,跟章罗右派野心家在思想上割断联系,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参加到反右派的斗争行列中来。人民群众是很欢迎他们这样做的。就是章罗二人,我们也希望他们及早向人民悔过,老老实实地交代一切,接受改造,不要自绝于人民。
为了吸取这次章罗联盟事件的严重教训,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盟员同志,要在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方面痛下功夫,随时警惕着要站稳立场,要防止右派分子来钻我们的空子,要清除我们从旧社会带来的坏思想和坏习惯,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我们要经常记着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就会无所依靠,是不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的(“讲话”第二八页)。因此,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们知识分子唯一的光荣的平安大道,这是不容任何怀疑和动摇的。
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我们特别对自己的组织提出热烈的期待。我们要求民盟通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学习,肃清右派的思想影响,在党的领导下,更健康的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协助动员知识分子发挥智慧,发挥才能,反映知识分子的正当利益和要求,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把知识分子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目前情况下,在思想上首先必须进一步明确:民主党派要能够做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必须建立在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基础上。民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在解放前的几次政治大风浪中即早已被毁灭了。党的领导,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搞好工作的保证。其次,除了明确政治方向之外,我们还要根据毛主席“讲话”中所提出的六个标准来判明是非、划清敌我,不容有任何含混。因此,我们坚决反对右派野心家利用盟的合法组织的形式来掩盖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我们绝对不作“马路政客”的政治资本。我们绝对不作“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妄想篡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垫脚石。我们要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为了纯洁民盟的组织,加强民盟在革命队伍中的战斗力,我们完全拥护民盟暂时停止发展组织、进行整风。经过整风,解决盟内的许多错误思想,提高思想认识。今后民盟的组织和发展的方针,一定要建立在接受共产党领导和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基础上。根据同样的原则,我们主张民盟的各级领导必须加以改进,并使其能掌握在真正接受党的领导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员的手中,领导和团结全国盟员和联系的群众跟着共产党走,并真心诚意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要坚决防止民盟的各级领导机构被右派分子所盘踞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我们认为,我们的主张不仅是符合于民盟的利益,同时也是符合于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
民盟这次虽然出现了章伯钧、罗隆基这一小撮右派野心家,但仍然不能否定民盟在知识界所起的一些好的作用。我们相信民盟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相信党的领导,也相信大多数盟员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因此有理由相信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下,还会遵循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不至于辜负“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使命。
我们已经投入这次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右派斗争。我们决心通过这次斗争的锻炼和盟内整风的学习,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以上发言,请各位代表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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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吃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熊克武说:右派分子不要枉费心机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思想指导,全面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正确地分析了我们在前进道路中的缺点和困难,严正地批判了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论和行动。这个报告是我们当前反右派斗争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
在这次大会上,我们还听到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的各项报告,这些报告,都以无可争辩的铁的事实,说明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巩固,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力地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种种谰言,更加增强了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这些报告我完全同意。
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是第四次了。这四年中间,是我国历史上变动最大的四年,我们在完成民主革命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是在一九五六年中,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把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正如周总理所说:“在这样一个大革命的过程里,社会财产没有遭到损坏,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生产没有下降。恰恰相反,我们在这个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第一年,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如果不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这样的成绩是绝对不可想像的。
右派分子的逻辑和我们的逻辑恰恰相反
右派分子是惯于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人民说:“我们国家的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右派分子却偏偏说:“不,偏差、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个别的”。右派分子的逻辑和我们的逻辑恰恰相反。我们和右派分子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因为我们热爱共产党,右派分子却憎恨共产党;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右派分子却要走资本主义的路。
右派分子诋毁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让我们看一看,五年计划有什么“坏处”呢?“坏处”就是它的工业总产值将要比五年计划开始前一年增加到一点二倍;就是在于它要把旧中国四十九年间合计的钢产量七百六十万吨,提高到五年合计一千六百三十万吨……五年计划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是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计划,全国人民都热诚拥护这个计划,并为其实现而坚决奋斗。
右派分子天天埋怨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太低,我们看看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呢?一九五○年全国农民的购买力是八十一亿元,一九五六年就上升到一百九十一亿元;一九五二年全国职工全年平均工资是四百四十六元,一九五六年提高到六百一十元。这都比解放前更有显著的提高,过去吃不饱的,现在能吃饱了;过去穿不暖的,现在能穿暖了。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只有越来越幸福。右派分子之所谓“人民”,指的当然不是广大工农群众,而是已经灭亡了的地主阶级,和一些不甘心放弃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分子,因而他们所谓改善“人民”的生活,也就是要求让地主阶级复辟,让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要向这些右派分子大喝一声:“人吃人的时代在中国是永远一去不复返了,你们的一切阴谋诡计都是枉费心机的。”
右派分子大声叫嚷肃反运动糟得很,我们却说好得很,如果没有经过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五年的两次群众性肃反运动,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也许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的巩固,这次右派野心家向共产党和人民的挑衅,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很快被击退。肃反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发生过一些缺点和错误,根据检察机关和有关部门认真检查的结果,以北京市为例,错捕的只占百分之一点二九,现在已经纠正或正在纠正中。至于那些漏掉的少数反革命分子,今后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我们一定坚决消灭它。总之,“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们国家肃反工作的方针,也是革命人民的共同意志。
许多仁人志士流血牺牲梦寐以求的理想,正在逐步实现
各位代表,我们祖国的伟大成就,是书不胜书的。八年以来,我们亲眼看到:拖拉机和其他新式农业机器,一天比一天多地耕种在农业社和国营农场的土地上;许多过去人迹罕到的地区,出现了新兴的工业城市;在绵长的公路上,奔驰着我国自制的“解放牌”汽车;在明朗的天空中,飞翱着我们自造的喷气式飞机……多少年来,许多仁人志士流血牺牲梦寐以求的理想,在我国已经或者正在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至于鞍山的钢,阜新的煤,玉门和克拉玛依的油,康藏、青藏和成阿公路的完成,成渝、成宝和兰新等路的修建,淮河、黄河的水利工程,武汉的长江大桥……随便举出那一件,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诚如毛主席所说,我们正在做着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在座的各位代表,都可以说是这一段历史的缔造者,也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我们怎能不感到幸福和自豪,我们怎能不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
右派分子只有洗心革面才有出路
根据中国人民的历史经验,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切身体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斯民于水火,致国家于富强,这是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所一次、再次证明了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团结全国人民的核心力量,它真诚愿意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道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却有这末一批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人民民主制度,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这种人,虽然为数不多,但绝不是个别的。在我们民主党派内,就有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他们妄想把民主党派拖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向工人阶级的政党争夺领导权;我们民革内部,也有龙云、黄绍竑等,发出了反苏、反共的叫嚣,和他们声应气求,互为呼应。他们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却专门说反人民的话,做反人民的事。他们这种反动的言论和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无比地愤怒。我们民革已经在党内开展了反击右派分子的尖锐斗争,决定要根据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所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我们决心和这些右派分子,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严格划清界限,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使我们民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更坚决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作为一个人民代表,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在这里,我要严正警告那些居心叵测的右派野心家: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很明显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洗心革面,接受改造,社会主义的大门对你们是开着的;另一条是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采取行动,破坏社会主义,其结果必然是自绝于人民!
代表同志们!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阴谋,向着社会主义的大道奋勇迈进,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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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西自治州到处呈现新气象
官保加在发言中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少数民族就得不到平等团结,过不上幸福的生活;因此,我们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及中央各位负责同志的报告,并坚决在今后工作中努力实现。
解放以来,青海省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上级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有显著的变化和发展。解放前,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牛马不如的人,解放后当家作主,有了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解放前,各民族间互相仇杀,隔阂很深,解放后建立起了亲密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关系;解放前,经济穷困,劳动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解放以来,牧、农业生产发展了,广大群众生活都有改善,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解放前,文化教育落后,疾病很多,解放以来,提倡发展本民族的文字,大力兴建学校,现有的入学儿童比解放前增加了好多倍,由于卫生机构的建立和预防治疗工作的开展,各种疾病大大地减少了。从生产方面来说,分散、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和畜牧业经济,已开始走向先进的互助合作、集体劳动的大生产。迄至一九五六年底,小块农业区,已基本合作化,并且发挥了合作化的优越性。在牧业区已试办了牧业生产合作社,它同样的显示了合作化的优越性。如都兰县台吉爱旗红星牧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九五六年二月间组成的,全社有社员十五户,五十人,计头折股入社牲畜共一千六百八十一头。建社后,由于集体劳动具有单干所不能及的优越性,和社员的勤俭努力,增产很大,当年全社牧、农业收入折合人民币一万二千八百元,除去生产投资部分,并留出公积金百分之一点五、公益金百分之零点五外,实分给社员的达一万一千四百余元,比全体社员在一九五五年单干的总收入八千六百九十九元,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红星牧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特别是分红的具体事实,教育了广大牧民群众,使他们亲眼看到合作社里骑马、吃肉、念经、化布施等,都是自由的;参加合作社不但不会减产,影响收入;相反的是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参加合作社不是把牲畜分给别人了,而是在公有的基础上占有的牲畜更多了,因而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处,大大地消除了以前“怕分、怕斗”的顾虑。在社内的社员更加爱社了,还未入社的牧民,也提高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
发展畜牧业生产,可以供给轻工业大批的生产原料,供给农业大批的役畜,支援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并可逐步满足城市居民对于肉食的需要。当然,工业、农业的发展,又会促进和带动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三者是互相支援、互相关联的。正因为如此,党和人民政府对发展畜牧业生产,一向是很重视的。解放以来,党和人民政府为了扶助畜牧业经济的不断发展,给牧民群众发放了大批的贷款和救济款,开展了畜疫防治工作,教育牧民群众逐步改进了饲放管理方法。我们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现有的牲畜已超过解放前原有牲畜数的一倍半以上,所以能获得这样迅速发展的成绩,正是由于有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采取了上述有效措施的结果,当然,也是和广大牧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这里我顺便提出一个问题:随着牲畜的迅速发展,对于牧草的需要量也就日益增长了。现在,个别地区已有草原不够使用的感觉。因此,加强草原管理,合理使用草原,以提高草原载畜量,就成为当前发展畜牧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今后我们在这方面,要注意不断地总结积累经验,进行调查研究。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以后在计划开垦荒地或向牧区移民时,应该考虑到牲畜吃草问题,要做到既能发展农业生产,又有利于发展畜牧业生产。
柴达木盆地,矿藏丰富,可以说是我国的一个宝库。但是,这个地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是不被重视的。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就在柴达木地区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资源勘探工作。根据几年来勘探的材料证明,柴达木盆地在工业建设方面是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由于柴达木盆地资源勘探工作的日益发展,也推动了当地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这对于改善海西地区蒙、藏、哈萨克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作用。现在,在柴达木盆地工作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人员、部队、党政及其他各部门的干部,都正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努力和自然界进行着艰苦的斗争,他们需要全国各地继续在各个方面予以支援。我们海西地区的各族人民,过去在支援柴达木工作上,尽了很大的努力,为了建设各族人民美满幸福的大家庭,为了建设新青海,我们今后还要作更大的努力。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解放以来,给中国各族人民办了许多好事。铁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很大的。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问题,但不是主要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少数民族就得不到平等团结,过不上幸福的生活,因此,我们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今天竟然有些右派分子,闭着眼睛说瞎话,否认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抹煞成绩,夸大缺点,借以破坏党和各族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企图混水摸鱼,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后退,以达到实现其个人升官发财的阴谋。我们要正告右派分子,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这种阴谋是绝对不能得逞的。人民要踏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右派分子要把人民拉向资本主义道路后退,人民需要共产党领导,右派分子阴谋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右派分子这种反动的思想言论,是不能容忍的。右派分子应该快些回头,向人民这边倒,不要执迷不悟,否则,前途是不可设想的。全国各族各界人民,今后还要提高警惕,严防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以保证我们各族人民,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踏着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光明大道,不断地前进、再前进!


第10版()
专栏:

站稳立场,各尽所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王统照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和其他的各项报告,并望经讨论后予以实施。自从毛主席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来,中国共产党又力主整风,倾听党外人士的批评,接受党外人士所提改善工作的意见,这是历来任何一个政党(非革命政党更不要说了)未有的光明伟大的号召,也是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求更好的改进工作。以勇猛前进,日新、日日新的精神达到领导全国人民大步走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
几个月来全国都在党的不“讳疾忌医”的情况下纷纷座谈;在拥护党的领导和须坚定的走社会主义大道的原则下,热诚的向党提出批评,贡献所见。而各级党组织都能在又严肃又虚心的一致行动下听取党外人士的出自善意的谈论。只就这种态度与纪律说,已值得各个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效法。
可是有些多年就“同床异梦”别有所图的右派,狂傲谬妄,“不度德,不量力”的想把已经统一、安定而且一切是“蒸蒸日上”的新中国,要以他们极少数人的野心和权力欲把我们这个艰难缔造的祖国拉回资产阶级的旧民主的迷路上去!这种迷路即在帝国主义国家已是到了“穷途末路”,他们反而当作珍宝。其实,那些少数的右派只是想无限止的握有权力;无限止的提升自己的高位。不服从党的领导,更不想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种谬论妄想会把我国的知识分子领走了吗?这种暗计密谋就会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固基础吗?他们少数人能有什么群众,有多少人会听他们的妄想谬论!
但为了澄清是非,为了不使右派开倒车的想法有计划,有组织的传布,更为了卫护我们有英明领导、有光明前途的国家,人民不受丝毫的侵蚀,我们应当批驳他们的谰言,揭开他们的暗幕,与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坚决的站稳立场,各尽所能的共同走入社会主义社会!
八年来我在山东可说几乎天天与党员同志们接触,开会、办事、研究问题,互提意见,自信这其间并无什么隔阂,而且我也学习了不少的东西。我对同志们亦不敷衍,对付,该说的说,该作的作,只要为了群众的利益,工作上的改进,这里何须客气,又何有党内外的分别。至于自己近两年来因病有误工作,只好自愧了!
此外,但俟体力稍好,我仍然想从有关近几十年来的历史事件上从事创作,略尽绵薄。
我虽在严重的病中不能继续出席大会,敬听各位代表的讨论,但以热情奋发,勉抑气喘,在病榻旁草此短文,借作书面发言。聊贡微意,不能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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