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10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让我们一道来扫尽乌云
刘白羽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
这黑云就是右派分子向我们用鲜血、用生命争取来的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你说它不是进攻吗?他们的锋芒所向就是党,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你说它不猖狂吗?他们的仇恨心情,已经迸发成一片杀声。这种情况在文艺方面是比较缓和些,但仍是相当严重的。现在让我们揭开来看一看吧!储安平不就是同时隐身于文学队伍中的一条毒蛇吗?还有孙大雨、徐仲年、施蛰存、许杰等,他们吐出的毒液难道还少吗!?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是文艺界这许多叫嚣和谬论,很多是同章伯钧、罗隆基、葛佩琦等在一条线上相互呼应的。请看!章、罗等要取消党对国家的领导,要把党从高等学校中逐出,文艺界不也就有人高唱文学艺术不要党的领导吗?葛佩琦污蔑党员是便衣警察,文艺界不是就有人赶紧提出文艺团体中的人事工作是派出所吗?黄绍竑、陈铭枢之类大谈只提缺点不提优点,极力要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形容成一团糟的时候,不是文艺界也有人把社会生活、把文艺现状,描画成为苦难重重,黑暗重重,要人们把笔锋指向生活的苦痛,说中国还没有言论和写作的自由吗?当然,对这些我们应该详加区分,有的是属于右派分子直接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有的却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共鸣,但从整个阶级斗争阵线来看,这一切有的本身就是波澜,有的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成为这一阵妖风中的飞沙走石。对于文艺方面这一状况,我们能沉默吗?
我们不能沉默,我们必须坚决投入战斗。我们应当把玷污了我们神圣的革命文艺事业的肮脏和卑鄙的东西扫除。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一条社会主义的文学战线,我们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人民的作家,革命的作家,我们就不可能是这场战斗的旁观者,而应当站在人民前面,用自己的笔与心血和右派分子决战。这场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将如同火线与法庭上的斗争一般严峻地考验着谁是忠贞于社会主义的人。
诚然,这场尖锐的斗争,就像一面镜子照清了知识分子的各种面影。试回想一下:在乌云低垂时,在敌对阶级进攻时,有的是义愤填胸,但也有的轻松愉快;有的沉着作战,也有的临阵动摇。斗争是风暴,如果我们是海燕就会勇敢地迎着暴风雨高翔,如果我们是蠢笨的企鹅,就畏缩在崖岸底下颤抖。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在最近反右派战斗中已经表现出他们保卫社会主义的激情,可是,这一切还只是开始,特别是在文艺这个战场上,战斗还只是开始的开始。
假若自问:人们不是称文学家们为“灵魂的工程师”吗?当人们头脑中的问题,就是思想意识中的“所有制”这根本问题要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时,我们文学工作者们,不是责无旁贷地应该成为斗士吗?请看一看吧!你,曾经与战士们一起战斗过的人;你,曾经与工人农民们一起战斗过的人;你,曾经与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一起战斗过的人,今天,你看一看,在这一个猛烈的冲击之下,在我们面前,浮现出多少恶毒、卑劣、无耻与污秽的渣子。在革命前进的道路上,高尔基曾经以巨大的正义感,向各种伪装的阶级敌人,向市侩主义、向连虱子都不如的叛徒战斗;鲁迅几乎以全部力量来揭穿旧中国那些残害人民的刽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每个人都不会、也不应忘记,新世界的光明是冲破旧世界的黑暗而获得的。我们的革命文艺事业,正同整个革命事业一样,是我们用鲜血、用生命争取来的,我们的路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我们终于有了与劳动人民密切结合的自由,有了创作的自由,有了歌唱劳动人民和革命业绩的自由,而在旧中国这些就是犯法;可是现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又企图卷土重来,早被鲁迅批判过的施蛰存,还有徐仲年之流就又暴露了原形,他们以为天下大乱,于是牛鬼蛇神便纷纷出世蠢动了。对于这一切文艺方面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葛佩琦,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攻击,将他们彻底的消灭,这是我们的主要的战斗。
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对我们文艺方面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进行批判。有人把今年一月以来的文艺界形势,估计为一股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寒流”弥漫全国。对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我们必然要经过整风加以纠正和克服。但这样估计形势的人,对于文艺界人士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却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实际是从感情深处百般怜爱,因而也便看不见这种右倾思想的“寒流”的更大的危险性。其实,上面所谈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形形色色,难道真的自今日始吗?在理论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修正,对工农兵方向的菲薄,甚至对“草木篇”那样作品的称赞、捧场,不是早已甚嚣尘上,充斥在这个春天吗?这一些东西,受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到“文汇报”的喝采,臭味相同,无足为奇,但是在我们革命文艺队伍中间也有人寄以满怀同情,这除了说明对右的思想的共鸣,还能说明什么呢?在这一个时期,我们的文艺刊物上出现了大批毒草,而这一切在客观上就构成了一种烟幕,这是有利于右派分子猖獗进攻的烟幕,为了反右派战斗的胜利,我们也必须严正地清除这种烟幕。
不可忘记,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前进的,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也必须是在斗争中发展前进的。社会主义的不败的力量在我们这边,右派分子妄图掌握知识分子,掌握文化、科学工作者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武器,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对于这种种阴险的进攻与挑拨,我们的回答是:社会主义是反不掉的,社会主义是深深地生长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的;我们的行动是:坚决地投入反右派战斗。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天空本来是明朗的天空,一阵乌云却想把它掩盖,不过豺狼的梦幻终究是改变不了人的生活的轨道的,阳光不但会穿破乌云,而且阳光还必须扫尽乌云,这就是我们的庄严的战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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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横眉小集

龙云的“高血压”症
 侠人
龙云说他的反苏、反共言论是由于他“血压过高,容易冲动”。“血压过高”竟能致人反苏、反共,这恐怕是医学界还没有发现的新问题。
有些人当失于戒备的时候,例如像电影“魔椅”里的人坐上魔椅那样,就会说出内心的见不得人的话来。但魔椅至多也只能使他说出内心已有的话,却不能替他造话。笼门开了,跳出了一只恶虎,这还是因为笼里有虎,笼里原有的倘是鸽子,就是整天笼门大开,也不会跳出虎来。龙云的见识却与一般人的常识不同。他认为笼里所以跳出虎来,是由于笼里原装的是鸽子。例如他说他反苏的动机是“爱国”。
龙云在生理上是否患有“高血压”症,我不知道。不过,他是患有政治上的高血压症的。这种病是一切右派分子的通病,或者叫作右派职业病。这是一种慢性病,由来颇久,这个时期,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即他们所谓的“波匈事件前夕的形势”的刺激,突然加剧,于是便都大大地“冲动”了起来,活像是急中风。
人们立即动手来挽救他们于垂危。他们却又讳疾忌医,不肯说出真的病源来。医生是持有治病救人之心的,一面要对病人痛下针砭,这绝不能手软;一面要耐心对这种恶症花出时间和工夫。但医生求之于病人的是要他们老实地说出病源来,这样他们便能得救了,试看有些人不是已因此开始脱险了吗?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政治上的死亡,这是应该引起患者严重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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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横眉小集

为谁服务?
 刘岚山
右派分子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点火中,常常提出“为谁服务”的问题作为他们的满盒火柴中的一根火柴。文艺报第十期王崇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为谁服务?”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
王崇文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一开始就自问自答道:“人民文学出版社为谁服务?回答很简单。主要是为他们自己人和跟他们有关系的人服务的。”有何为证?证据是副社长楼适夷同志在该社出版过六本书。他以为这一把火一定能够把这个出版社烧毁了,得意之下,便轻轻拨出他们的如意算盘:“希望从此结束了这一个垄断一切和包办选题的大一统的局面”(应读作“从此结束党对文学出版事业的领导”)。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这真是“很简单”,简单到不打自招,这个右派分子便把他们的心迹和盘托出了;简单到不需要详细批驳,这个右派分子的论据便破产了。因此,问题既如此简单,我在这里也就简单地希望王崇文利用自己的火柴点起灯来,把他们的暗室照亮,简单地回答一下:你为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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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鼓声
杨牧青
天黑了。在合作社俱乐部里,青年们兴冲冲地擂起鼓来。人们随着鼓声跳着,唱着。风,带着大家的欢乐声,轻轻地吹在南中国的海边上。在晚潮拍岸的避风港内,渔人们已沉睡了。
这时,我想起了遥远的马来亚。夜晚,那里的椰林梢镀上了银色的月光,浪花拍着海岸,鼓声从那美丽的马来村里传来。那鼓声低沉、悠长而单调,他们敲呀敲的,仿佛永不会有停止的时候。
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人,大都是悒郁的。他们在这时候,爱盘着脚端坐在芭蕉叶下,闭着眼睛,鼓声唤起他们古老的回忆。这回忆涂满了上一辈人的鲜血与哀伤……
偶尔也有高昂的歌声混在鼓声里。但是我总感到那歌声也是悒郁而沉重的。
我想起在我的房子后面,住着一个断了腿的马来人。他常年赤裸着上身,污黑的纱笼下,露出一只竹竿儿粗细的腿。他很少说话,成天狠命地抽卷叶烟。天还没亮,他便一拐一拐地去割树胶。不拼命干,他那老婆和两个黑炭似的孩子吃什么呢!
有一天,这个沉默的人动火了,因为他再受不了英国工头的辱骂,他用尖利的割胶刀向对方刺去。高大的英国工头当胸猛踢一脚,他当即口吐鲜血倒下了。
一个马来穷人的惨死,在嗜血的殖民者看来,是不值一提的。但,这却伤透了那马来女人的心。她把孩子搂在怀里,绝望地哭着。那凄惨的哭声仿佛凝结在空气里,窒息着人的呼吸。
那天夜里醒来,四周是无比的静,只有细雨悄悄地落着。那位马来妇女跑到神庙里敲起鼓来,那鼓声在静夜里格外显得哀痛绝望。我一面倾听一面想,她何苦要这样折磨自己呢?难道这虔诚祈祷的鼓声,能替她伸冤,给她带来温饱么?
第二天,那位马来女人疯了。她散发高歌,挥起长长的巴冷刀逢人便砍。树胶园主人向她开枪,她倒下了。她的鲜血染红了灼热的土地。
那夜的鼓声,使我终生难忘!
“鼓声,就是希望。”后来,一个马共的游击队员这样对我说。神庙里祈求上苍降福的鼓,真是包着糖衣的毒药!今天,我们已把鼓声变成战斗的号角。鼓声一响,我们马来人的心里振奋得很。在鼓声中,我们夜渡急流,穿过密林,勇敢地行进。鼓声,愈来愈叫英国殖民者头痛。铁轨炸断了,红毛鬼的兵营、仓库冒起了冲天的火光。
“把所有的鼓一齐敲起来,该是何等洪大的声响!这声响将燃烧起复仇的烈火,这烈火是任何殖民者扑不灭的。”
此刻,我的耳边又响起了那位游击队员豪迈的话语,我仿佛看到了他那机灵的发光的眼睛,我似乎听到了那来自马来亚密林中的战斗的鼓声和欢乐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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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管家婆谈生活
天吴
我是个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属,是个管家婆。管家婆们心里盘算的,口里叨念的,手里拨弄的总归一家人的吃喝穿戴。只要是名实相副的管家婆,尽管她的心眼不够,但对生活的变化永远是敏感的。那末,解放以来,大家的生活有没有提高,提高的是否只限于从前穿破鞋、现在穿呢制服、坐小汽车的党员?管家婆们将是群有力的证人。我是证人之一。我凭十年来亲身体验到的生活变化来说话。
解放前的生活怎样呢?我的回答是时时刻刻在闯关:
闯“大头”的关。“金元券”像废纸,物价像野马,人民像水将干涸的河鱼。领到金元券立时换大头是靠薪水维持生活的人在死前的挣扎。换大头要挤、要抢,不这样弄不到手;要学会“揣骨听声”〔注〕,不这样,纵然抢到手也常是假的。
闯商店的关。商人欢喜大头,不欢喜“小角子”,拿小角子买东西要打折扣。为了少吃亏,管家婆们常常是先放块大头在店里,然后,今天半斤油,明天一斤菜地取货。帐记错啦,秤头低啦,米中有沙啦,面中有白土啦,……本是公平交易,竟仿佛冤家对头。
闯天气的关。天热了,粮食要生虫,发霉;不多买点,怕涨价,买多了斗不过天气。少煤无柴,烧饭用火油,冷到屋里滴水成冰,还得硬挺着,谁烤得起火!
闯失业的关。黑名单满天飞,坐牢、砍头不稀奇,砸饭碗更是家常便饭。“当家的”失业一个月,饿死鬼就会来敲门找替身。
大关套小关,“关关”相卫,一关闯不过,生活有问题。想着吃的,念着穿的,看看老的,望望小的,我这个管家婆的根根神经连在睡梦里也是紧张的。
解放后的生活怎样呢?和从前倒个个:大关、小关一齐垮了。物价稳定了;商人变得讲理了,后来竟公私合营了;薪水按时发,而且一再调整提高。我家最近几年来,吃有吃的,穿有穿的,银行里有存的;从前两斤鱼吃四天,现在四斤鱼吃两天;从前一到冬天,屋里是冰雪在地,现在虽到冬天,屋里还温暖如春。
管家婆的见识是浅的,但她认识生活。人要有良心,有良心就说真话。我听不下去右派分子歪曲事实的胡说八道,我用我的亲身经历来粉碎这种恶毒的呓语。
〔注〕内行的人可以从手的触觉与两块银元相触击的声音上认出大头的真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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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挡潮闸屹立在黄海边上
谭潭 诗 周令钊 插图挡潮闸屹立在黄海边上,大海派鱼儿来探望,鱼儿向大闸瞟了几眼,摇着尾巴溜回海洋。挡潮闸屹立在黄海边上,大海派鸟儿来探望,鸟儿向大闸鸣叫了几声,拍着翅膀逃回海洋。挡潮闸屹立在黄海边上,大海又派风儿来探望,风儿绕大闸回响了一阵,打着呼哨窜回海洋。挡潮闸屹立在黄海边上,大海亲自来探望,大海用尽气力撞了几撞,乖乖地躺卧在大闸的身旁。(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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