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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党不能发号施令吗？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一般地并不直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条件——共产党的领导。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时候，他们又说，他们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只是反对所谓“党天下”的思想，只是反对共产党组织在各个国家机构中起领导作用，以及反对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我们在这里想专门谈谈所谓党对人民发号施令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将另行讨论。
黄绍竑在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谈到党政关系问题的时候，曾经批评党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或者党和政府联合发布指示，认为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龙云、谭惕吾、杨玉清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也有类似的说法。
真的是如此吗？党的发号施令居然有这样大的罪恶吗？
不要误会了黄绍竑。他也是十分“拥护”党的领导的。据本报5月17日的记载，他在提出上述意见的时候先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需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疑问马上就来了：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共产党领导革命游击战争、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领导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固然离不了向人民发号施令；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共产党为了领导历次群众运动，贯彻执行各项政策和重大的法令，仍然离不了向人民发号施令，或者同政府联名发号施令。据说这个领导方法“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然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却在这个领导方法下得到了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得到了巨大的进展。这怎么能够“毫无疑问”呢？
究竟所谓党向人民发号施令的问题是怎么一回事？
第一，如果所谓发号施令，是指发布一种强制性的命令，那么，这不是党的任务。党是群众的思想政治的领导核心，而不是有必要对群众实行某种强制的国家机关。党不但在自己的群众工作中经常防止和坚决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而且要求自己所领导的政府机关也防止和反对命令主义。这就是说，政府虽然常常需要向人民发布强制性的命令，但是也不应该以为仅仅依靠命令，而不依靠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就可以完成任务。
第二，如果所谓发号施令，是指发布一种关于日常行政事务的指示，那么，这也不是党的任务。党是我国政府的领导力量，它领导制定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并且力求保证它们的正确实施，但是它不能代替也不应该代替政府机关的行政活动。党反对包办代替任何非党机构的活动，反对离开自己的政治任务而陷入日常琐事的事务主义倾向。第三，如果所谓发号施令，是指向人民发布政治任务的号召，发布关于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的指示，那么，无论是由党单独发布，或者是由党同政府联名发布，都是必要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在党还存在的时候）还是这样。
共产党是劳动人民中最觉悟的部分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共产党由于它的主张的正确，由于它在中国人民求解放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最前线，在全国人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解放区，广大的人民群众固然十分重视党的号召和指示；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先进的群众也十分重视党的号召和指示。正是由于党对于人民群众坚持正确的领导，及时地向人民群众发布各种号召和指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行动，这才使人民革命得到了胜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这种领导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呢？发生的变化，就是党的领导地位更巩固了，党的领导作用已经普及和深入到全国的各个地区，同全国六亿人口结成了广泛的血肉的联系。而这也就是我们的国家可以实现空前未有的团结和统一，我们的国家的各方面工作可以获得空前未有的迅速发展的基本保证。全国的各方面的行政工作，当然需要由政府机关去执行。但是不但在中央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需要由党来领导制定（在领导制定的过程中，党首先依靠对于广大群众的经验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同党外人士的协商），而且在地方和基层，这些方针政策仍然需要由党来保证它们的正确的、适合具体情况的贯彻执行，仍然需要由党在群众中进行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这些方针政策变成为群众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因此，周总理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党对于人民群众直接发出政治上的号召和政策性的决定，对于政府工作不但没有妨碍，而且有很大的帮助。”共产党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不但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是任何其他党派和其他政治组织所不能代替的。试问，有什么理由来改变和削弱党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呢？有什么理由不让人民直接听到党的声音呢？难道把党的声音对人民秘密起来，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就可以大大加强，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可以大大减少了吗？
真是出奇的好主意！这种好主意的实质是什么？
这种好主意的实质，就是要取消党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削弱党对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是要使得我们的政府机关变为真正的官僚机关，使得党变为政府机关的可有可无的附属品。
不对人民“发号施令”（在我们所已经解释过的意义上）的执政党是有的。那样的党是因为彻底地脱离人民，所以它不可能向人民发出任何有威信的号召和指示。那样的党所“领导”的政府，除了向人民实行强制以外，不知道别的也不能有别的工作方法。大家记得，国民党就是那样的党，国民党政府就是那样的政府。
的确，黄绍竑之流对于那样的党、那样的政府是很有经验的。他们曾经在那样的党和政府里久居高位，他们通过那样的党和政府的机构干了些什么事，人们记忆犹新。因此，对于他们的“批评”，人们也不难作出正确的估价。
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民主制度建立得还不久。因此，有一部分人对于这个制度还有许多不了解，对于党在这个制度中的作用还有许多不了解。同时，也由于这个制度建立得还不久，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党和政府之间的工作关系，也还有许多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在这些方面提出的一切善意的批评，应该加以欢迎；一切正确的建议，应该加以接受；提出的疑问，也应该进行解释。但是为了捍卫在人民民主国家中的党的领导地位，对于恶意的挑拨者和诽谤者，人民的任务却是给以坚决的、毫不含糊的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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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周总理报告中缅边界问题
他说：通过继续协商，中缅边界问题就将得到全面的和公平合理的解决。
新华社9日讯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今天下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总理说：“中缅两国政府根据友好的精神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对中缅边界问题进行了多次的接触和商谈以后，已经在总的方面取得一致意见。我们相信，通过继续的协商，把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加以协调以后，中缅边界问题就将得到全面的和公平合理的解决。”
周恩来总理在这个专门报告中，叙述了我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经过，说明了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中所遵循的基本政策。
周恩来总理说，我们的国家自从开国以来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的政策，就是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争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所根据的，也正是这个基本的和平外交政策。他指出，我国政府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从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
周恩来总理说明中缅边界问题的复杂的历史背景，指出应该怎样正确地运用历史资料来求得中缅边界问题的公平合理的解决。
周恩来总理并且指出，中缅边界问题直接地关系到聚居在中缅边境的各民族的利益。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更加需要同缅甸政府协商采取措施，使将来划定的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进一步发展两国边民之间的亲密联系。
周恩来总理报告结束时，全场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接着，会议继续进行大会讨论。今天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有李德全、达浦生等八人。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发言中驳斥了右派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领导是
“党天下”的谬论。她说，中国人民的心是和共产党和毛主席联在一起的。自有史以来，没有任何政党像共产党这样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为他们正确地指出奋斗的目标，也没有任何党派的成员像共产党员那样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大公无私，自我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中国人民有这样光荣伟大的共产党的领导，有这样英明的领袖毛主席，这是我们无限的光荣和幸福，也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没有的光荣和幸福。
李德全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全国人民首先是工人和农民表现出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只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暴露了他们的原形而为广大人民所唾弃。李德全警告右派分子，应该及时猛醒，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不要自绝于人民。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表示完全拥护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僮族自治区。他在发言中说，回族人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庆贺这件回回民族的大喜事。他说，全国回族人民共有三百五十多万，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居住在全国各地。现在选择甘肃境内回族人口较多的宁夏及其附近地区建立回族自治区，是十分适当的。这个地区包括十七个县和两个市，面积有七万七千八百多平方公里，人口有一百七十多万，物产丰富，矿藏很多，包兰铁路将穿越过境。这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地区。他说，我们一定要将自治区建设好。我们一定能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各族兄弟，特别是汉族兄弟的帮助下，发展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逐步地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民族。要建设好宁夏回族自治区，他特别强调了三件事：回族内部一定要很好团结，要和各族人民很好团结，要紧紧依靠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人民解放军董其武将军、建筑材料工业部工程师王涛、中国科学院沈阳林业土壤研究所副所长刘慎谔和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所长虞宏正、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州长官保加，今天作了书面发言。董其武从各方面驳斥了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表示要努力学习，提高觉悟，来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王涛就进一步发展我国水泥工业问题，提出了建议。刘慎谔、虞宏正在书面联合发言中，对加强发展畜牧业、水产业以及山区各业生产、统一森林采伐工业部门和森林经营部门的领导、改进森林的合理采伐方式，以及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杨石先讲了高等教育的成就，并对今后改进高等教育工作问题提出了建议。官保加介绍了青海省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几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显著变化和发展。
今天大会执行主席是：彭真、邵力子、高崇民、廖承志、朱德海、周信芳、巩天民、孟泰。
今天下午的会议从三时开始，到七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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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 刘委员长 周总理电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
新华社9日讯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今天联名致电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电文如下：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斯·阿尔维齐德同志：
在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高兴地看到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对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祝蒙古人民胜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1957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建设计划。
祝中蒙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7年7月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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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总理接见印统计学家马哈拉诺比斯
南汉宸欢宴日本市长、地方议员访华团
新华社9日讯 周恩来总理和夫人今晚接见了印度内阁统计顾问、印度统计学院院长、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主席马哈拉诺比斯教授和夫人，及印度抽样调查专家拉希瑞教授，并且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接见时在座的有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副局长王思华。
接见时，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夫妇也在座。
新华社9日讯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今晚设宴欢迎日本市长、地方议员访华团。
南汉宸和日本市长、地方议员访华团团长山屋八万雄先后在宴会上致词，互祝中日两国贸易和友谊日益增长。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北京市副市长乐松生，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李烛尘、冀朝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吴茂荪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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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煤铁矿业代表团到京
据新华社9日讯 日本煤铁矿业访华代表团一行四人在今天下午从广州乘飞机到达北京，他们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邀请将在中国逗留一个月。
代表团团长冈崎文勋在今天到达北京机场时对记者说，他代表日本七家钢铁厂商来商谈关于由中国长期供应煤和铁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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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墨西哥民间芭蕾舞舞蹈家和演奏团到京
新华社9日讯 首次应邀来中国访问的墨西哥著名民间芭蕾舞舞蹈家和演奏团一行五人，在8日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他们在中国访问期间，将和中国音乐、舞蹈家进行接触；并将到各地参观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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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1957年7月9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各位代表：
中缅边界问题是我国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是我国人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因此，政府认为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专门报告。
在我国和许多邻国之间，都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未定界问题，而中缅两国之间的未定界问题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由于英国在过去统治缅甸的时期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制造了长期的纠纷，而近几年来，帝国主义势力又经常利用中缅边界问题，挑拨中缅关系，企图造成紧张局势。
我国政府一贯主张，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由来已久，问题本身也很复杂，因此，政府从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就采取了审慎从事的态度，有准备、有步骤地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
在我们国家成立的最初几年，政府需要把全部力量用来处理国内国外一系列重大而迫切的事务，因此不可能同时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进行全面的和有系统的准备工作。但是，自从中缅两国总理在1954年12月12日的会谈公报中提出“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以后，我国政府就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必要的准备。政府的各有关部门会同云南省当局，对有关的历史文献和实际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和详细的调查研究。
在1955年11月，当中缅双方为边界问题的解决分别地积极进行准备的时候，在两国的边境上，双方的前哨部队由于误会曾经发生过一次不幸的武装冲突事件。这次事件，经过中缅双方的努力，得到了适当的处理，同时也使中缅两国政府体会到及早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必要。
从1956年年初起，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开始了频繁的接触。同年11月，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吴努主席应邀来北京同我国政府商谈。我国政府根据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对中缅边界问题调查研究的结果，通过吴努主席向缅甸政府提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1956年11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第五十次会议同意了这项建议。
中缅两国的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但是有三段还存在着未决问题。我国政府针对这三段边界提出了原则性的建议，并且认为建议中的各点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现在，我说明一下政府提出的这项建议的内容。
第一是关于在佧佤山区的一段。中英两国在1894年和1897年签订的两个关于中缅边界的条约中，对于这一段边界都曾经有明文规定。但是，由于有关的条文自相矛盾，这一段边界长期没有划定。为了造成既成事实，英国在1934年初派遣军队进攻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所管辖的地区，遭到了当地佧佤族人民的英勇抵抗，这就是有名的“班洪事件”。1941年，英国乘当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封闭滇缅公路作为压力，同国民党政府于6月18日用换文的方式在佧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它片面有利的边界。这就是所谓“1941年线”。由于不久就发生了太平洋战争，在这条线上并没有树立界桩。1956年，在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进行商谈的过程中，缅甸的领导人员曾经表示能够理解中国人民对于1941年线的不满情绪，但是鉴于这段边界已经通过当时负责的中英政府以换文划定，因此要求我国政府予以承认，并且要求我国政府把在1952年由于追剿国民党残余部队而进入1941年线以西地区的中国军队撤回。我国政府认为，在边界问题上，根据正式条约而提出来的要求，应该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予以尊重，但是这并不排除两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通过和平商谈求得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促进这种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替这种解决创造良好的气氛，我国政府在向缅甸政府提出的原则性建议中表示准备把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同时，我国政府要求，在中缅两国政府没有对1941年线问题取得最后协议并且树立界桩以前，缅甸军队不进驻中国军队自1941年线以西所撤出的地区，但是缅甸政府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入这一地区。
第二是关于在南碗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猛卯三角地区，又名南碗三角地区，面积约二百五十平方公里。这个地区是中国的领土，过去英国在条约中也明文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在1894年中英两国签订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以前，英国就不经中国的同意，强行通过这个地区兴修由八莫到南坎的公路。到1897年，中英两国再一次签订有关中缅边界条约的时候，英国又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中国的这块领土的管辖权。缅甸独立以后承继了对这个地区的“永租”关系。我国政府在向缅甸政府提出的原则性建议中指出，由缅甸继续对中国的一块领土保持“永租”的关系，是同中缅两国目前的平等友好关系不相称的。我国政府表示愿意同缅甸政府商定如何废除对猛卯三角地“永租”关系的具体步骤。
第三是关于尖高山以北的一段。这一段边界过去始终没有划定。英国曾经在这个地区不断地制造纠纷，借机扩大它的殖民领域。最严重的就是1911年初英国对片马地区的武装侵占。“片马事件”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义愤，全国各地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也不得不在1911年4月10日给当时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正式承认，片马、岗房、古浪三处各寨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却毫无道理地继续侵占这个地区。根据对历史事实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我国政府对于这一段边界的划定，向缅甸政府提出以下的建议：从伊索拉希山口以北到底富山口的部分，可以按照习惯边界线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岗房、古浪地区应该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可以按怒江、瑞丽江（又名龙川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我国政府同时要求，在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的同一时期内，缅甸政府也把军队从片马、岗房、古浪撤出。在这一段最后划界以前，缅甸政府可以保留在片马、岗房、古浪地区的行政管理，而中国政府保证，在这一段边界最后划定以前，中国军队将不进驻这个地区。
在我国政府提出了以上的建议以后，吴努主席表示这是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在吴努主席同我国政府领导人员会谈后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又宣布，中缅两国政府取得谅解，从1956年11月底到1956年年底，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在1956年年底以前，中缅两国政府分别完成了撤军的工作。这就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去年12月在仰光和今年3月在昆明，中缅两国政府的领导人员又有机会对两国边界问题继续进行友好的商谈，进一步澄清了彼此的观点，在总的方面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全国各界人士都很关心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了广泛地征求国内各方面的意见，我曾经代表政府在今年3月中旬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在北京的人大代表、政府成员和特邀的专家也出席了那次会议。今年3月底，我又在昆明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召集的由云南省各界和各兄弟民族代表参加的会议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在这两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会议上，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使政府有机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且对有关问题作了解答，这就进一步统一了全国各方面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看法。
以上是我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大致经过。现在，我要说明一下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中所遵循的基本政策。
我们的国家自从开国以来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的政策，就是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争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这个政策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所根据的，也正是这个基本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缅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正像其他亚非国家之间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样，都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政策所造成的。现在，中缅两国都已经取得独立，都在努力为本国的和平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缅两国又是同印度一起首先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我们都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我们都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才能更好地维护我们各自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从来没有停止利用亚非国家的分歧在这些国家之间制造紧张和不和，竭力企图重新对这些国家实行“分而治之”的侵略政策。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政府在同缅甸政府商谈中缅边界问题的过程中，一向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这样，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不仅会使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而且还将有利于亚非国家的团结。我国政府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从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利益出发的。
中缅边界问题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因此，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如何对待历史资料，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正像封建时代的许多国家一样，四至疆界是不十分明确的。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同边沿地区各个民族的关系也有各种性质和程度的不同。因此，要确定中国封建帝国的疆界线，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近六十多年来，国内和国外出版的地图中，先后出现了对中缅未定界的许多很不同的画法。这些情况不能不在广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对中缅未定界的混乱看法。政府认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认真地对待历史资料，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历史资料同由于情况变化只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加以区别。同时，更要注意到中缅两国已经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变化，那就是，中国和缅甸已经分别摆脱了原来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地位，成为独立的和互相友好的国家。缅甸政府继承了原来受英国统治的地区，不同民族的自治邦同缅甸本部组成了缅甸联邦。我国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所管辖的地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些历史变化，同时也要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来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只有把以上各点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够正确地运用历史资料，求得中缅边界问题的公平合理的解决。
中缅边界问题直接地关系到聚居在中缅边境的各民族的利益。因此，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就特别需要照顾这些民族的利益。我们知道，两国之间的边界把聚居在边境的同一民族划分为二，是常见的事。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中缅已定界的各段，在我国和许多其他邻国的边界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同一个民族分居边界两旁的情况。我们在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的时候必须事先估计到，有关民族被边界线分隔是难以避免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更加需要同缅甸政府协商采取措施，使将来划定的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进一步发展两国边民之间的亲密联系。
各位代表，中缅两国政府根据友好的精神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对中缅边界问题进行了多次的接触和商谈以后，已经在总的方面取得一致意见。我们相信，通过继续的协商，把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加以协调以后，中缅边界问题就将得到全面的和公平合理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