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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叙伦
对全国人民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民打倒不了三大敌人，完成不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不会有五大运动的胜利，不会有三大改造的胜利，不会有八年来一年比一年奇迹似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和勇气进行着前人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就是因为我们有着坚强的，英明的正确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因此，全中国人民热爱共产党，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少数右派野心分子们像蜉蝣撼大树，要想利用党的整风运动动摇党的领导，无怪乎要受到全国人民的愤怒的反击。
在党的生日的今天，我愿意以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的身份，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表示坚决的拥护。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是我们民主党派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础。右派野心分子的猖狂进攻，不但是对党对全国人民挑战，也是对我们民主党派的挑战。我们一定要坚决对右派野心分子进行批判和斗争，同右派思想严格划清界限，使每一成员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明辨是非，端正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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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
揭露黄绍竑的阴谋家嘴脸
要求黄绍竑、谭惕吾交代同林希翎的政治关系
本报讯 昨天是星期日，天气也很热，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还是继续举行。会议由朱蕴山主持。到会的六十九人中，有许宝驹、黄绍竑、屈武、李世璋、陈建晨、张克明、卢郁文、苏从周、聂轰、甘祠森等十人发言。会议集中批判龙云、黄绍竑等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谭惕吾林希翎互订“攻守同盟”
黄绍竑在检讨中，虽然承认了他的思想是反动的，但检讨的内容却空空洞洞，没有交代具体的事实。黄绍竑这种狡猾的态度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在会上发言的人都认为黄绍竑是一个心口不一致的阴谋家和诡辩家，从他的空洞检讨中，可以看出来他是想蒙混过关；特别是他和谭惕吾同林希翎的关系，在检讨中只字未提，使人对他们的阴谋诡计更加怀疑。因此，大家一致要求黄绍竑、谭惕吾交代他们同林希翎的政治关系。黄绍竑故意避开答复这个问题，谭惕吾称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许宝骙在会上用书面揭发了她同林希翎在电话中订“攻守同盟”的诡计，她要林希翎按照她的意图进行检讨，并将民革向林希翎调查她们之间的关系的几个问题，告诉林希翎写成一式两份，一份寄给李济深主席亲启，一份寄给谭惕吾本人。谭惕吾这种鬼祟的作法，是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龙云的仇恨情绪和反苏言论
许宝驹对龙云提出批评。他说，龙云屡次发表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言论，不是思想问题，而是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问题，解放前，龙云一直统治着云南人民，靠着剥削云南人民，过着极度豪华的生活。解放后，他的生活起了显著变化，土地不再属于他所有，也不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因而他就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他仇视土地改革，仇视农业集体化政策，把整风体会为整共产党员。可以说龙云是以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的仇恨情绪，来看待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的。
许宝驹认为，龙云反动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反对苏联。龙云要同苏联算账，说苏联没有美国慷慨，并且说这是出于他的“爱国心”，真是荒谬到极点。许宝驹说，自我国建国以来，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给予了我国巨大的无私的援助，这些事实是有目共睹的、尽人皆知的，为什么龙云竟会看不见听不到呢？谭惕吾和黄绍竑互相呼应
李世璋说，如果说黄绍竑只是提纲挈领地说了一下，那么，谭惕吾的发言，便替他具体化了。黄绍竑反对党直接发号召发指示，谭惕吾除了同意这意见外，更提出一条办法：就是共产党取消各个部，在人大常委会内设立各种委员会，在人大常委会内设立党组，吸收非党人士参加工作。黄绍竑在政协视察工作座谈会上批评司法、检察、律师没有发挥互相制约的作用，谭惕吾指出要使这三者发挥互相制约的作用，就不能由一个党委领导。黄绍竑说，“强调成绩就会掩盖缺点”，谭惕吾就大骂卢郁文是“言不由衷”“对党不实，对国不忠。”黄绍竑说“全国范围内不知道有多少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谭惕吾就在民革中央小组座谈会上，绘声绘色地举出两个案件，企图证明我们的社会比黄绍竑所说的还更阴森可怕。黄绍竑批评我们的司法机关把许多案子判错、判重了，谭惕吾就干脆说我们的政府无法无天，污蔑共产党立法而不守法，要求中共中央检查那些政策“违宪”了。起初，我还不了解黄绍竑和谭惕吾两人为什么会这样一致，唱得这样“好”？昨天看了人民日报登载的消息，才恍然大悟，原来林希翎住在谭惕吾家的时候，黄绍竑曾去和她谈过四个小时。我要求黄绍竑和谭惕吾彻底交代同林希翎的关系，彻底交代你们怎样在一起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黄绍竑反动言论的新材料
说农民要造反，说学生欢迎葛佩琦
他认为林希翎反动的“勇敢”值得钦佩
屈武说，过去常听人说黄绍竑是一个阴谋家，心口不一致。如他在6月8日在人大常委会和我们的谈话，在座的有邵力子和李书城，他有三句话，可以看出他的反动面目。
他对邵力子说过：“天下不太平了，并不是知识分子造反，问题是在农民。”从他这句反动的话里可以引证出来，他所谓的天下不太平，不是知识分子造反，当然是说农民造反了。可是从现在农民安居乐业来说，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有没有今天的太平呢？他所说的不太平，完全不是事实，简直是谣言惑众。也许黄绍竑指的农民不是真正的农民。当时我就问过他：你说农民造反，从哪证明？他说是从来信中，可是这些来信，是谁的来信？也应当交代。
李书城当时指着人民日报6月8日揭露葛佩琦的材料说，这一下葛佩琦在人民大学教不下去了。但黄绍竑反而说，学生欢迎葛佩琦，因为葛佩琦在学生中有群众。黄绍竑当时说这句话时绘声绘色，从他的表情看，完全表现他同情葛佩琦的反动言论。
其次，他向我们三人还说过：林希翎这个年轻女学生，看上去其貌不扬，但是谈吐风生，公然反对党的领导并不害怕，值得钦佩。黄绍竑很佩服林希翎的反对党的领导的勇气，对她寄予无限的同情。屈武曾经问过他，在哪见到林希翎？黄绍竑说是林希翎来访问他的。但是昨天报上说林希翎住在谭惕吾的家里，黄绍竑曾和她谈过四小时。这就证明黄绍竑是说假话，他不只一次见过林希翎。但是在他的今天检讨中，为什么不答复这个问题？黄绍竑如何鼓励她的勇气，又如何供给她材料？在政治上是什么关系？黄绍竑应彻底交代。屈武说，有人说学校里的右派分子同校外的右派分子相互呼应，其实他们不仅是相互呼应，而且是有计划地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的阴谋。
黄绍竑专门喜欢跟反革命罪犯打交道，一听罪犯喊冤就随声附和
聂轰表示不能同意黄绍竑的所谓“检讨”。他认为黄绍竑的检讨是避重就轻、空洞无物，戴了一堆帽子，可是对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具体事实和活动却一字不提。接着，聂轰对黄绍竑勇于为反革命分子服务的情况作了新的揭发。
聂轰说，黄绍竑视察司法就把司法说得漆黑一团，视察教育就把教育说得漆黑一团。黄绍竑在视察中从不接近工农群众，专门喜欢跟反革命罪犯打交道，一听见反革命罪犯喊冤就随声附和。我们的监狱对待犯人的人道主义待遇是中外人士所承认的，但黄绍竑却说这里的犯人吃得不好，那里的犯人住得不好，试问在黄绍竑做伪广西省主席和伪浙江省主席的时候，在他治下的监狱里
（且不说关的是什么人），黄绍竑给他们吃的什么？住得怎样？他质问黄绍竑对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政策，是否表示过丝毫反对呢？
聂轰质问黄绍竑：难道民革的工作就是收容培养服过刑的反革命罪犯吗？
聂轰又揭露，黄绍竑在民革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说：“我在二年的视察司法工作中，发现80％的罪犯同国民党有关……他们很多是中层，同旧国民党有关的，刑满后就要出来，过几年就有很大数量，这批人将来出来，我看帮助他们的责任就要落在我们身上。”黄绍竑还公开要民革要替被捕的成员进行辩护。说到这里，聂轰气愤地质问黄绍竑说：难道民革的工作就是收容、培养服过刑的反革命罪犯吗？你要把民革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党，企图把民革引向何处去？
最后，聂轰要求黄绍竑把他在阴暗的角落积极进行的见不得天日的活动彻底交代。
甘祠森说，已故的民革副主席谭平山曾对他讲过黄绍竑的一件往事：1948年冬，住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和其他一些民革成员要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黄绍竑特地赶到香港劝阻李济深北上，要他到李宗仁、白祟禧当时占据的武汉去“主持大计”。由此可见，他当时并不想到解放区。后来因为大局已定，他才到了解放区。黄绍竑诱惑青年学生的又一个例子
甘祠森说，黄绍竑诱惑青年学生，还揭露另一个例子，就是在去年的秋天到南京谒中山陵时，黄绍竑还“夹带”了一位俄语学院的女学生张新荣，火车来，飞机去，显然增加了一个“贵宾”。这位女学生去南京没向学校请假，学校要开除她，因为背后有黄绍竑撑腰，没有开除。从此以后，张新荣的政治面目就一天天可疑起来了。她向人自夸说黄绍竑信任她，什么文件都给她看，让她帮助处理人民来信。这次整风时，张新荣向学校提了七条政治要求，主张学校开控诉大会，让那些被肃反的对象到大会上去控诉，并要把全部档案公开出来。因此甘祠森问黄绍竑为什么对这些年轻女学生有兴趣，究竟对她们教唆了一些什么？还诱惑并煽动过那些学生，应当交代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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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民盟中央第二次整风会上
罗隆基的狡赖引起群情愤怒
潘大逵揭露罗隆基后，罗两次打电话要潘“反省”
本报讯 民盟中央6月30日下午举行第二次整风座谈会。民盟中央责成罗隆基在这次会议上检讨交代他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和行动。沈钧儒主席在会上首先发言，他劝告罗隆基要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交代自己的错误，他说你的错误大家可以讲，但总不如自己交代好，朋友要帮助，但是事情还要靠自己。他要罗隆基考虑一下自己究竟要走那一条路，两条路不要走错了。沈钧儒还提醒大家都要考虑一下应该怎样帮助朋友，不要让朋友走上敌人的道路。接着，罗隆基作了冗长的发言。罗隆基自称是向大家交代和承认他的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错误，一再表白他不是辩解；但是他并没有向大家交代任何事实，而只是对大家所已经揭露他的反动言行作一些重复和辩解。罗隆基首先谈到他提出的平反委员会的主张。他说，他事先没写稿，临时就随便讲了这些话。又笼统地说动机是不纯正的，确实想为肃反中被斗争的人呼吁等等。但是，罗隆基接着说，“我确实感到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和企图，还是说，把我烧成灰也找不到这种企图和阴谋，如果查出，应受国家法律处分。虽然我不能说我没有这种思想”。至此，会场上的人已为他的不老实的态度所激怒。史良、千家驹等要求他老实交代事实，不要辩解。罗隆基在统战部座谈会上提出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后，有许多人写信给他，闵刚侯要他交代他是怎样批复这些信的。罗隆基推托说，信都是秘书看的。有人要求平反，我说，对我讲没用。这时，史良立即质问他：你不是批了要“扩大影响，造成舆论”么？罗隆基不回答史良的质问，仍然王顾左右而言他，说信不是他看的，因此今天不能交代都是什么人写的，讲了什么等等。罗隆基在发言中继续重复地说他没有看过储安平的发言稿。这时，胡愈之宣读了潘大逵的来信，这封信揭露出：潘大逵交代事实后，罗隆基曾连忙两次打电话要潘大逵反省。座谈会上还揭露出，罗隆基从国外一回来，就立即到处组织攻守同盟，企图狡赖。罗隆基在众口责问下抵赖不过的时候，就推托说：“我不辩了，以后调查就知道了。”到会的许多人立即严肃地指出：今天盟中央开会，就是要检查罗隆基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他应该放下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老老实实地向盟中央交代。
罗隆基的这种不老老实实交代问题的态度，激起到会的人很大的愤慨。
罗隆基对他过去和美帝国主义分子、国民党之间的来往，对他在民盟中的宗派活动作了一些说明和解释。他说他在民盟中闹宗派搞小集团，是为了争夺民盟的领导权，只是盟内的事而不是盟外的。谈到和章伯钧的关系，罗隆基说，他一向把章伯钧看成政客，因此，他和章伯钧的合作是貌合神离，同时也不同意章伯钧的许多主张，比如两院制问题，民盟大发展问题等。罗隆基说，今年4月民盟工作会议上他所以支持章伯钧是因为怕麻烦。谈到由章伯钧罗隆基出面组织召开的科学规划，高等学校领导体制，有职无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四个委员会，罗隆基说他事先没有和章伯钧商量，开会约那些人，他事先也不知道，是章伯钧确定的。
罗隆基的发言激起了大家极大的不满和愤慨，他的发言不断被大家的质问打断。大家要求他端正态度老实交代，不要狡辩。座谈会在晚上继续进行，晚上会议的情况见明日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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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美国马槽旁边
罗隆基说：“美国买马买错了，如果把给蒋介石的钱的十分之一拿给民盟会要好得多。” 华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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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民报检查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对两则错误报道进行了认真的纠正
本报讯 上海新民报编辑部，正根据本报评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检查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已对两篇错误显著的报道作了检讨。6月24日，新民报刊登了上海司法工作者座谈会的新闻，揭发和批评了5月19日该报报道的民盟司法座谈会上反社会主义的谬论。25日，该报又刊登了浙江省委领导鸣放的新闻，纠正和批评了该报5月20日和21日所作的关于浙江文艺界鸣放情况的错误报道。25日，该报还发表了以“站稳立场根除错误”为题的社论，初步检讨了该报宣传工作中所表现出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该报5月19日刊登的关于民盟司法座谈会的报道，对于右派的言论夸大渲染，报道了很多捏造的事实。这一报道所起的实际作用，是企图完全否定司法工作的成绩，恶毒地打击司法工作岗位上的工农干部。
该报5月20日和21日关于浙江省文艺界鸣放的报道，只根据片面的未加核实材料，又只着眼于工作中的缺点。该报记者所选择访问的某些对象，都是对党心怀不满甚至与党对抗的分子，记者对这些人所提供的情况不加分析一味相信，因而这一报道的目的，就严重地歪曲了真实情况。
该报24日、25日的新闻，对上述缺点作了检讨。该报“站稳立场根除错误”的社论，分析批判了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社论指出：
“我们现在所揭露的，只是在人民日报发表报纸评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后，我们编辑部初步检查版面时发现的两篇错误显著严重的报道。目前编辑部的检查工作正在继续深入进行，在新闻同业和广大读者的帮助下，在我们积极参加反对右派的斗争、逐步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一定要把其余一些新闻、标题、文章中的缺点和错误，也清查出来，予以纠正。”
社论还指出：“在党开展整风运动以后，由于我们片面理解鸣放，表现了立场不稳，是非不明，对某些错误言论和不符事实的批评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因而在报纸上不止一回的出现了‘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现在所揭露的，不过是其中较严重的两篇，这里的检查也是很不深刻的。在当前激烈的反右派斗争中，发现了这些错误，更加重了我们对党和人民负疚的心情，我们迫不及待的要把初步的检查先公之于读者面前，表示我们根除错误的诚意和决心。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全文发表，使我们的眼睛亮了一点，增加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也加强了我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责任心。我们根据自己的痛切经验教训，深深觉得根除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是把社会主义报纸办好的先决条件，面对着充满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现实生活，我们更须迫切做好这个课题。我们预备深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更加积极地参加斗争，‘边学习，边斗争，边检查改进’，揭露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在斗争中锻炼自己，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办好人民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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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后
罗隆基说：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处处是错
新闻日报编辑部透露王造时和罗隆基两次会见经过
新华社上海30日电 新华社记者从新闻日报编辑部获悉：右派分子王造时在今年3月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回上海后，曾向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陆诒传达了在北京同罗隆基两次会见的经过。
王造时告诉陆诒说：“努生（罗隆基）这几年在中央也苦闷得很，当上森林工业部部长，实际上这个部是没有什么事可做的。他倒有志于搞外交活动。”在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报告以后，罗隆基说：“到现在再来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罗隆基和王造时交换了对国际局势的看法，认为“局势还是很紧张的”，“看起来国际局势未必就像周总理说的总的趋势是走向缓和。”他们认为“和平解放台湾，那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对国内局势也交换了意见，罗隆基和王造时看到国内有些地方有人闹事，就认为说中国不会闹成匈牙利第二“很可怀疑”。罗隆基还告诉王造时说：“越是在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越要起来担当责任。”他劝王造时也出来多讲些话。罗隆基说：“最近我为知识分子利益说话，知识分子就拥护我了。争取群众，就靠写文章和讲话。”罗隆基告诉王造时，他和沈钧儒、史良矛盾很大，和章伯钧倒是很接近。罗隆基还赞扬文汇报“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要王造时多给文汇报写文章。
王造时回到上海后，还把罗隆基的指示向上海的右派分子彭文应、孙大雨等作了传达。在陆诒向孙大雨传达顾执中要孙大雨说话“策略一点”的时候，孙大雨笑着说：“现在不是提出要帮助共产党整掉三个主义吗？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起来说话？”陆诒也就承认这确实是向党进攻的时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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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的蒋军士兵陈德昌
返乡参加农业生产
新华社福建前线29日电 从金门归来的蒋军士兵陈德昌，今天下午启程回广东省海南岛万宁县故乡，和家人团聚。
陈德昌是5月1日晚上驾舢板返回祖国怀抱的。他准备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并把五百元奖金大部分作为生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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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上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揭露罗隆基陈仁炳彭文应的小集团活动
新华社上海30日电 29日下午举行的民盟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停止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陈仁炳、彭文应盟内的一切职务，责令他们反省。并建议民盟中央停止罗隆基、章伯钧的职务和陈仁炳、彭文应的中央委员职务。
许多盟员在会上揭发了陈仁炳、彭文应和资产阶级右派头子罗隆基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们的小集团活动。薛葆康说，上海刚解放，罗隆基去北京前，曾找陈仁炳、彭文应和薛葆康等谈话，说他们都由罗隆基联系。以后，彭文应、陈仁炳就有计划地进行活动，组织“碰头会”核心组织，排挤进步人士，阴谋全部夺取民盟上海市委的领导权。宋惟惠说，1950年彭文应到北京开会期间，曾写信回来传达罗隆基和张东荪对民盟上海组织的指示。他要求彭文应、陈仁炳彻底交代和罗隆基的关系和他们的小集团活动。吴承禹系统地揭发了彭文应的丑史，说明彭文应是一个政客、市侩和恶霸，是罗隆基在上海的代理人。抗战前彭文应就和国民党勾勾搭搭，1937年秋蒋介石召开庐山会议时，曾经叫彭文应去参加。解放后彭文应一贯反对社会主义，诬说民盟接受党的领导是向中共投降。
上海电影制片公司、人民艺术剧院、京剧院的盟员揭发了陈仁炳到他们单位去煽动群众反对领导的卑鄙行为。陶雄说，陈仁炳曾以名演员言慧珠的保姆自居，摆出一副打抱不平的态度，挑拨言慧珠同领导的关系。陈仁炳以“你们不安排好言慧珠，言慧珠会发疯，言慧珠要跑回香港去”来要挟领导，要党和政府对言慧珠和她的丈夫下最大的资本。陈仁炳还以舞会、聚餐会、联欢等拉拢人，作为他的政治资本。他甚至把蓝衣社的特务赵望也拉入盟内。谈家桢说，民盟的整风是一场决定民盟政治路线的斗争。我们书呆子式的盟员已经被人利用作为政治资本，我们要进行严肃的斗争。
会上还有人揭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已在放出空气，说这场斗争是一阵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过以后就完了。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会上二十多人发言，一致表示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继续斗争下去，直到胜利为止。
会议通过成立了民盟上海市委的整风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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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隆基家乡的农民指责罗隆基包庇地主仇恨农民
新华社南昌30日电 江西省安福县枫田乡车田农业社社员，在6月24日晚上集会，驳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谬论，并揭发了罗隆基在家乡的反动言行。
枫田乡是罗隆基的家乡。社员们揭露说，前年夏天，罗隆基回家时，根本不问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得到了什么好处，却专门钻空子，和别人谈话时，总是别有用心地问：“搞合作化有什么不好？”，“统购统销有什么不好？”。
社干部周受才说，罗隆基一回家就到不法的恶霸地主罗慕增（罗隆基的三哥）家去，也不出去了解情况，光听他嫂嫂说话，并把我找去凶凶地说：“为什么搞得老百姓没有吃？”其实，全村每家都有粮食吃。当时罗隆基要去看仓库，这本是全国人民的财产，也有他的一份；他却故意挖苦说：“借你们的仓库看行不行？”
社员们还揭发了罗隆基在土地改革时维护不法地主家庭的言行，并且一直对农民的正义行动怀恨在心。罗隆基的三哥罗慕增，解放前靠收租谷剥削农民吃饭，做过伪乡民代表，并且依仗罗隆基的势力，到处敲诈勒索，光霸占的民田就有二十五亩，群众恨之入骨，土地改革时被划为恶霸地主。罗隆基竟指使他弟弟罗兆瑞从北京写信到乡政府威胁说：“你们划罗慕增的地主，并且没收他的财产，是根据什么条文，限赶快答复。”在土地改革中农民斗争了罗隆基的嫂嫂，并在算剥削账中没收了他嫂嫂的金银，罗隆基在前年回家时还质问社干部周受才说：“你说小农经济难摸底，统购统销个别户可能有偏差，而土地改革时没收地主财产，有多少金、银，为什么都能挖出来呢？”社员周伯根说：“从这里分明看出罗隆基叫喊要成立一个不要共产党领导的委员会，替反革命申‘冤’‘平反’，为的是要把他的狐群狗党放出来兴风作浪。”
社员们认为：党和全国人民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能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阴谋得逞，保卫我们的革命成果，把社会主义建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