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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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自本报编辑部6月14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在6月14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14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6月6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他们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它在6月14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像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这里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就是文汇报的逻辑。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导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经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责任心跑到那里去了呢?你们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那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现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没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转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认真地照它那样办。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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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红军战士变为钢铁战士
工程技术人员赞扬赵文刚
新华社重庆30日电 老红军出身的干部、重庆钢铁公司副经理赵文刚刻苦钻研技术业务的精神深得许多人的赞扬。
这个公司设计处工程师袁树励对新华社记者说:“他初来我们公司的时候,什么技术也不懂,那时候他要听我们说。但是他很刻苦钻研、善于向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学习,现在在很多重大技术问题上我们还要听他的了。”
基本建设处工程师谭绍仪说:“我在基本建设处和赵经理相处的时间最久,他钻研技术的精神确实很值得我们佩服。比如1952年在建设大型炼钢车间的时候,浇灌的混凝土发生了很多裂缝。赵经理决心亲自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时候他什么技术也不懂,但是他到处翻书本,搜集资料,在现场和工人作试验。经过一段时间,他终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并且提出一套新的施工方法。这件事使我们都感到惊讶。”
谭绍仪说:“这几年来,我们公司的基本建设任务很重,差不多每次重大工程施工都是他亲自指挥。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往往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拿不定主意,考虑问题缺乏全面观点。比如去年二号高炉大修完了应该移交生产,但是生产部门不肯接收,要我们保证技术上毫无问题,我当时就不敢作主。赵经理说,要照顾国家需要,投入生产后如果发生了问题再来解决不行吗?他说,不要怕出错,出了错能接受教训就行。像这些修养决不是单凭技术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工程技术人员还要经过长期锻炼才行。”
赵文刚十一岁就给地主家扛活,十四岁参加川陕甘苏区红军部队。他从小没有进过一天学校。1950年进军西南以后,上级派他担任原一○一钢铁厂付厂长(即重庆钢铁公司前身),以后负责领导设计处和基本建设处的工作。他曾经两次被评选为重庆市劳动模范。当记者问到他这几年来领导技术工作的体会时,他说:“是的,技术问题很生硬,最初摸是有些困难,但是下决心钻进去就不会觉得生硬枯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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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科学技术的堡垒进攻
苏汗云由外行变内行
新华社包头30日电 “只要工地上的劳动力安排的得当,施工程序组织的合理,散布在包钢工地上的上千台施工机械,生产效率就可超过国家现行定额一倍到两倍”。这是包头冶金建筑总公司总机械师、共产党员苏汗云,对包钢工地的施工机械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
不久以前,苏汗云把一份亲自到工地调查纪录施工机械使用情况的分析报告,送给了包头冶金建筑总公司的领导同志。报告中以确凿可信的现场纪录说明,由于工地上施工程序组织的不够合理,有的工地上本来可以一天装吊四十根立柱的吊车,现在一天只能装吊三根。苏汗云说,他曾纪录了一台五吨吊车半天内的工作情况。由于这台吊车工作的现场管理得比较好,施工程序安排的比较合理,机械效能得到了充分发挥。这台吊车在二百三十分钟内,共装吊了屋面板一百一十四块,按起重吨数说,这台吊车的装吊效率比国家定额提高了好几倍。
这个曾经当过抗日游击队队员的老共产党员,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转业到施工机械管理部门时,文化水平还不到初中程度。他为了给祖国的工业化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和千百万共产党员一样,向科学技术堡垒展开了进攻。现在,他不但可以指出工地上一千二百多台施工机械的性能、特点、结构原理,还能和专业的技术人员具体地讨论问题,并且可以根据各个时期的施工情况,提出如何发挥施工机械效能的课题,发动工人和技术人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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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艾丁怎样成为好厂长
依靠职工 刻苦钻研
新华社上海30日电 上海机床厂厂长、有着十九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艾丁,受到这个厂非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称赞。这个厂过去是个农具修配厂,现在是全国规模较大、生产的机床种类最多的精密机床工厂,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已在去年10月提前达到。目前,全厂一年能够生产二十五种型号的精密磨床一千七百多台,产量比1953年增加了两倍多,管理水平也是全国机床工厂中较高的。1955年和1956年曾经连续两次获得全国机床厂厂际竞赛第一名。
这个厂的总工程师李艮说,由于艾厂长肯刻苦钻研和学习,他已经掌握了管理机床工厂的一些基本规律,把这样一个生产很复杂的工厂领导得很好。计划科长范悟飞和基本建设科长、工程师陶龙等,都一致谈到艾丁在工作中善于依靠群众。1953年,艾丁初任厂长时,厂内生产秩序很乱,零件出产不成套,生产计划不能完成。当时,艾丁就率领大家学习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和文件,同时一起讨论在厂内实施计划管理的步骤方法,使生产秩序逐步正常起来。他们又说:1954年,厂里产品因为品种少、式样老,曾经大批积压;国内需要的产品又制造不出来。上级部门要求机床厂迅速试制新产品,满足建设需要。但是,厂内技术力量不足。这时,艾厂长就发动大家讨论办法,决定一面大量提拔优秀职工担任各级领导,同时从全厂各个部门抽调技术人员三、四十人充实设计、工艺系统,根据苏联技术资料,仿造苏式磨床。就这样,厂里的品种迅速增加了,1953年以前还只能一年试制一种新产品,1954年就试制了七种;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试制成功的新产品已经有二十六种,超过了五年计划的规定四种。目前,厂内的技术人员又在从仿造苏联产品向自行设计的方向过渡。
他们认为:艾厂长的这种刻苦学习,遇事同大家商量的工作作风,正是共产党老干部非常可贵的品质。谁能说共产党不懂技术不能领导工业生产呢!
艾丁自1937年从四川老家到延安以后,长期在党委机关工作,从未搞过工业。解放以后才转到工业战线上来。(附图片)
这是艾丁(立者)正在专家设计室观看新型高压油泵的设计。 新华社记者 陈娟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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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厂长到现场去了”
新华社鞍山30日电 “厂长一来就到现场去了”。不论是从冶金工业部、鞍钢公司或其他单位有事来找厂长的人,都会得到秘书们这样的回答。
人们找到厂长的时候,常常是在战斗的炼钢炉旁,厂长正和工人们在一起解决炼钢生产中的一些困难问题,或者研究新的钢种的冶炼方法,改进操作技术。
这位厂长就是鞍钢第一炼钢厂厂长曾扬清。自从他来到这个厂的三年半的时间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工人们一起在炼钢炉旁度过去的。
鞍钢计划处一位专管炼钢生产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曾厂长艰苦钻研的工作精神真使人感动。经过几年来的锻炼,曾厂长不论是组织、管理生产和掌握炼钢技术方面,已经被人们称为全能厂长了。一般说,炼钢的生产任务总是完成得比较好的。
曾厂长不仅懂得管理生产,而且在炼钢技术方面也有过不少贡献。他像炼钢工长一样,亲自冶炼过几十种不同性质的优质的钢,第一次在大型平炉中冶炼制造发电机和变压器用的矽钢,是他带领工人们一起炼成的。去年,他根据长期实际操作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种新炼钢法——熔化初札就造渣,经过三个月的实验证明,每炼一炉钢确实能缩短一刻钟以上的时间,现在已为全炼钢厂的炼钢工所普遍掌握了。
曾扬清是一个共产党员,原来是个文化人,抗战时期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做过区长,搞过土地改革。学习和实际搞炼钢生产工作只不过六七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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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唐山保定等市工人
用增产节约来纪念党的生日
本报保定30日电 张家口、唐山、保定等市的工人们都拿增产节约的成绩来庆贺党的生日——“七一”。张家口市探矿厂机械车间原有十几台B型小东北车床,过去常出毛病,每次修理起码要用二十个小时,严重地影响着车间生产任务的完成。修理小组的青年孙洪根经过多方研究,想出了在联合器上作了一个皮带轮套,只用两小时就可以把车床修理好。开滦煤矿职工给党的生日的献礼是6月份1至23日全矿多产煤一万二千二百多吨。至此,全矿已提前完成了今年上半年的国家计划。唐山发电厂职工宿舍工地的抹灰工人们改变了抹灰的操作方法,提高了工作质量,消灭了高低不平的现象。唐山机车车辆修理厂于本月20日提前全面完成上半年生产计划后,还要再多修理六台机车、新制三辆客车,并要节约六千三百多元原材料费。保定市建筑工程局第一工地的工人们从6月17日至21日的四天中,在完成了六万七千五百多块的砌砖任务中就节约下价值四百一十多元的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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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早出报时间的启事
人民日报、大公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通讯社、北京市邮局联合启事
最近一个时期,报纸的出版时间很晚,严重地影响了邮局送报和读者看报的时间。为了使北京市区(城内及关厢)读者能在八点钟左右读到报纸,并使外埠报纸尽可能赶上最早的一班火车,人民日报、大公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通讯社同北京市邮局开会协议:从7月5日起一律提早出版(四点钟以前开印),并从7月1日起试行。为此,各部门如有急于要在第二天见报的稿件,从7月1日开始应一律于夜十时前发到各报社和新华社;新华社发给各报社的稿件在夜十二时半截稿。超过以上时间的稿件,一律推迟一天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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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总理接见澳工党议员访华团
新华社30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以海伦为首的澳大利亚工党议员访华团。
接见时,张奚若、乔冠华、吴茂荪、俞沛文也在座。(附图片)
周总理和团长里斯利·海伦在交谈。 新华社记者 淤澄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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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副委员长接见韦洛坡议长
新华社30日讯 宋庆龄副委员长今天下午接见了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和夫人、第一副议长普拉沃托·曼库沙斯米托和夫人。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张苏、章蕴。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夫人也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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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青年艺术团演出参加联欢节的节目
本报讯 中国青年艺术团昨晚在天桥剧场举行了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开幕式节目的演出。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最高人民法院董必武院长也观看了这次的演出。
节目中有维吾尔族民间舞蹈“盘子舞”和“种瓜舞”,藏族民间舞蹈“草原上的热芭”,根据傣族民间舞蹈创作的“孔雀舞”、安徽民间舞蹈“花鼓灯”和舞蹈家戴爱莲新编的“亚非青年联欢舞”;有杜近芳主演的“嫦娥奔月”、关肃霜主演的“猪龙婆”和黄元庆主演的“应邀赴会”;此外还有民歌合唱、吹打乐、温可铮和梁美珍的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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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港同胞争购毛主席讲演单行本
新华社香港30日电 香港同胞争购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的单行本。截至昨天晚上为止,发行这本书的代理书店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已经批发出一万本,打破了香港书籍几年来批发数字的最高纪录。
这本单行本昨天在香港各大书店开始零售,购买这本书的市民非常踊跃,仅香港三联书店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卖出了三千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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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陈潭秋等的反革命分子芦秉林
被判处徒刑二十年
本报兰州29日电 6月28日下午,兰州市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杀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的反革命分子芦秉林(原名芦庆福),并判处该犯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芦秉林供认,1943年8、9月间,盛世才匪徒曾大批屠杀我革命志士。当时,芦犯任伪新疆省公安管理处第二监狱官,他在特务头子李英奇、张光前、刘秉德指挥下,和另外几名刽子手一起,亲手用绳索勒死我党中央委员、党驻新疆省代表陈潭秋、新疆财政厅厅长毛泽民和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等同志。同时被害的还有进步人士臧谷峰、陈秀英等十人。自1940年至1944年期间,盛匪第二监狱先后杀死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和无辜群众共三百多人,在这些反革命活动中,芦犯每次均充当刽子手或打扫刑场、消尸灭迹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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