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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三学社中央和北京分社委员座谈
本报讯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于昨日邀请九三学社在京中央委员、各部会负责人及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委员举行座谈会，座谈党与民主党派、党与非党知识分子关系、新形势下民主党派如何发挥作用等等问题，以便帮助党整风。
会议开始，九三学社秘书长涂长望号召大家畅所欲言，帮助党整风。许德珩说：我们民主党派的人，要明辨是非，并且要明辨大的是非，才不致迷失方向。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首先发言，他认为共产党开始整风以来，民主党派提了许多意见，这些意见总的讲起来是好的，大家过去藏在肚子里不愿讲的话都讲出来了，对帮助党整风、对今后发扬民主有很大作用。但是，在好的当中，不是没有问题，极大多数是好的，极个别的有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看法。比如部分人在大放大鸣中，有一点否定党的领导，并且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对社会主义方向仿佛还在踌躇，我认为这就是错误的。甚至在大放大鸣中，还有人写匿名信，恐吓提出他所不同意的意见的人，如卢郁文就收到这样的信，我认为这是极端恶劣的。
接着，许德珩谈他对整风的看法。他说：帮助党整风的目的，是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恐怕我们九三学社同志都是一致的感觉：离开了党的领导，我们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帮助党整风，不说好的，都说坏的，不说好的，不等于否定好的，有人把好的一脚踢开，这样，就变成没有是非了，我们民主党派的人，要明辨是非，并且要明辨大的是非，才不致迷失方向。在座的只要三十岁以上的同志，都可以想想过去，比比现在，骑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被赶走了，卖国军阀政权被摧毁了，奇迹是说不清的，这是谁领导的结果，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不要抹煞这个大的是非。有人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他也不会卖国。我说，一个普通的人，要把国家卖掉，也不那么容易。不要共产党领导，是否是要蒋介石来呢？他来，就要卖国，台湾刘自然的事件，就要在大陆上出现，同时，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蒋介石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来，我不答应，九三学社的同志也不会答应。所以，在提意见的过程中，不要迷失政治方向。他相信九三学社的同志不会迷失政治方向。
许德珩还谈到党与非党的“墙”和“沟”的问题，他说：有的地方墙筑得很坚固，沟挖得很深，所以拆墙填沟是这次整风的目的之一。解放以来，连续进行了几个大运动，这些运动基本上是好的，没有它，我们不能有今天，但是也有副作用，这些副作用是否是“墙、沟”形成的原因之一呢？从九三学社来说，要拆墙填沟，进一步搞好党与非党的团结，真正做到团结—批评—团结。因此，我们要把听到、想到、看到的好好讲出来，大鸣大放，现在还没有作到这一点。如南京师范学院调了一个院长助理，和他坐在一起办公，办了好久，师范学院的非党院长还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这样的事我要他讲，他自己不愿讲，我要代他讲，他都不同意。所以我说“墙、沟”是双方面的，要双方面拆。还有讲了没有效，例如原在清华大学教书二十多年的张泽熙，1952年到唐山工学院，评级时把过去的学生评成二级，却把他评成三级，他向我讲，我提了意见，但是，没有解决。为什么评成三级？据说因为他不是唐山工学院成长起来的，这是宗派主义吧！这时有人插言：不完全如此，高教部曾说，只要唐山工学院提出二级他们就可以批了，可是唐山工学院提了几次，一直不见批下来。许德珩说：这是官僚主义吧！三害之中，两害俱全，不是官僚主义，就是宗派主义。最后，许德珩号召大家为了帮助党整风，我们九三学社的同志应当不要有顾虑，把所有的话都讲出来。
杨肇燫建议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九三学社可以组织名义向共产党中央提出意见。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杨肇燫在发言中建议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九三学社可以组织名义向共产党中央提出意见，比如人事制度问题，普遍认为这个问题很大，好多单位人事科都是党、团员，人事制度应该由党掌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些很能干、公正的非党人士也可参加一些，如科学院尽是些大知识分子，那么一些毛孩子怎么掌握？这个问题九三学社作为组织向党提出，值得严重考虑，否则，就是整了风，官僚主义还是没有办法。
孙承佩认为，对于错误的有危害作用的言论，必须指出，以便辨明是非。如果任其鱼目混珠，对整风的正常进行，有极大害处。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孙承佩认为在大鸣大放中，不应有清规戒律，他说大鸣大放之中，必然有片面的以至错误的意见。共产党员难免犯错误，党外人士也难免犯错误。我们提倡实事求是，但是不可苛求或者限制。但是他认为，对于错误的有危害作用的言论，也必须指出，以便辨明是非。如果任其鱼目混珠，那对于整风的正常进行，对于社会主义事业，都有极大的害处。
陈新桂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矛盾的根源的论点是严重的错误，是颠倒黑白。
接着，他对陈新桂在民盟中央小组会的发言进行了批评，陈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矛盾的根源的论点，他认为这是严重的错误，这是颠倒黑白。他说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解决了帝国主义统治和中国人民的矛盾，解决了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解决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阶级，但是中共没有使其激化成对抗性矛盾，而是用和平改造的办法，使其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逐步加以解决。这是制造矛盾呢，还是解决矛盾？共产党还在领导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解决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不错，我们人民内部还有矛盾，这些矛盾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有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反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有的是一些共产党组织和党员犯有三大主义的错误因而造成的，有的是由于建设社会主义刚刚开始，经验不足实践不够，因之我们还不可能全面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他对陈新桂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的论点也作了批判，他认为这也是颠倒是非，是一种诬蔑。
储安平讲的“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的意见，是有危害作用的混淆是非。
他还对储安平讲“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的意见提出批评，他说：大家记得，解放以前，国民党是典型的“党天下”，当时是党外无党，党内有派，而解放以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恰恰相反是党外有党，党内无派。以我社为例，解放前是非法的，解放后合法了，到现在社员人数已发展到解放前的六十倍。这不是中共帮助我们的结果吗？中共还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从解放以来，我社就参加了国家事务的管理，以宪法草案为例，我们反复地讨论过，提了不少意见。在政府机关中，我社有部长、司局长，院校长、研究所所长就更多了。我社社员大部分都是头儿，解放以前则绝对没有这么些头儿。其中有人有职有权，有人有职无权或权不多。但多数情况是在逐步好转。可以说总的情况是日益广泛和有效地参加国家事务。这怎能说是“党天下”“清一色”呢？
李祖荫批评储安平的发言是“凭空之谈”“主观之见”；杨玉清的发言极不正确。
李祖荫的发言首先就肯定了我们的国家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他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共产党是不是有缺点，是不是有“三害”，他肯定是有的，否则就用不着整风了。
接着，他批评了我们某些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思想作风。他说，我以前因为批评共产党受过打击，也许有人以为我对批评要消极了，我偏没消极，我在国务院举行的座谈会上也好，在法制委员会的座谈会上也好，还是要提出批评，因为我要对党负责。从1949年我就参加工作了，我遇到过很多事都可以说明共产党的某些党员有宗派主义，我只举一个例子。1951年我在法制委员会工作，一次人民大学的苏联民法专家召开座谈会，因为我是民事法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就被邀参加了。会上，苏联专家要我谈一下中国民法和婚姻法起草的情况，我作了四十分钟的发言。苏联专家认为我讲得很好，有根有据，我真受宠若惊。当时法制委员会委员、党支部书记李光灿也参加了座谈会。想不到李光灿一回来就在别人面前批评我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夸夸其谈”。他认为这种宗派主义情绪，现在在法制委员会还存在着。
其次，他谈到对错误的意见提出批评的问题，他认为最近在各种座谈会上有些议论是错误的，他说，对这些错误的意见可以批评，因为既然叫争鸣，就一定有批评。他还说，很多人在发言中总会说，我讲的不一定正确，请大家批评，但当大家真要批评的时候，他又不同意了。
最后，他对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储安平的发言和国务院座谈会上杨玉清的发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储安平的发言是极端错误的。他说，储安平不会不懂法律，更不会不懂宪法。按照宪法的规定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而不是国务院。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中有共二十个民主人士担任着副委员长的职务。储安平为什么不看到重要的而看次要的呢？为什么在国务院副总理中间有没有民主人士斤斤计较呢？而在国务院之下的各个部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部长是民主人士，我们九三学社的许德珩主席，就是水产部部长。所以，我认为储安平的发言是凭空之谈，主观之见，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物质基础。
对杨玉清的发言，他说，是我亲耳听见的，我觉得极不正确。他说杨玉清的主要论点就是要共产党下台，甚至说“你们都下台”，我不知道这个你们是指谁。最荒谬的是他说共产党的违法乱纪从北京开始，中央最乱。杨玉清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呢？他的根据是这样：他的父亲是个地主，土改期间跑到北京来了，当地农民就派代表到北京通过公安系统把他父亲弄回去了。我想，就是共产党员有这样一个父亲也要被弄回去的，而杨玉清居然把这并不是违法乱纪的事看成是北京违法乱纪的第一件大事。黄子卿认为凡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就是“是”，否则就是“非”，党的领导就是“是”。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黄子卿在发言中，首先谈了这次整风的重要性。接着他说：这次提的意见有很多是过火的，我要说一句话，有人可能说我是“卫道者”、“歌德派”（指歌功颂德）。从古以来都有是非，人要有是非感，我认为凡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就是“是”，否则就是“非”，党的领导就是“是”。解放以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情况都比解放以前好了。解放前，我几乎饿死，一个月的薪水三天就用完，在昆明时为了吃饭，有时一周教二十四小时的课，现在的生活和过去不能相比，我不怕人家说我是“歌德派”、“卫道者”，党的领导要肯定。
黄子卿还说：共产党对的地方就该说对，不对的就该批评，以是非为标准。不过，凡是一个运动，总会有偏差，总会有一些出乎范围的情况，不足为奇，我相信到共产主义社会还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据这一精神，这次民主党派提的意见，不对的，共产党可以批评，但是不要使“放”的不对的人不敢说话。
董渭川说：有些知识分子自高自大很严重，对整个党不满意。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董渭川用具体事实说明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的思想感情有距离。他说有些知识分子自高自大很严重，有些人因为个人利害关系，就对整个党不满意，这些人就不像工人同志那样热爱党。
他还举出一些例子，说明师大党委还没有把民主党派看在眼里。有些人不同意对储安平的批评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陈明绍，候补中央委员顾执中等人的发言中，不同意一些人对储安平的批评。顾执中认为现在还是“言者有罪”；他对人民日报开始批评一些人的错误观点表示怀疑，他认为这样会影响大家畅所欲言。
周培源认为：应从社会主义立场看问题。人民日报的态度是正确的，必要的。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周培源在发言中首先说：放鸣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立场，共产党有三个主义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我们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从社会主义立场看问题。几年以来，知识分子还是受到人民尊重的，特别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来以后，我们发挥了很大作用，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根据这一情况看，我认为储安平的发言是有问题的，“党天下”的说法是停留在用字不恰当上呢？还是思想观点上有问题呢？我看不是单纯措辞上的问题，而是思想上的问题。
周培源还谈到有职有权的问题，他说他在北京大学教务处工作，就不觉得自己是傀儡，党员和我有不同意见就争论，下面有人批评我是“官”。我是官，他是民，这就证明我有职有权。
有人说，人民日报是右了，群众是左了，我不同意，应该有个标准，分清正确与否。人民日报8日的社论批判得很正确，完全必要。登出的工人还有其他读者的意见，也是对的。允许发表这一种意见，也应该允许发表另一种意见，不能说成是歌功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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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
胡愈之等驳斥削弱党的领导的言论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6月8日下午继续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
国务院参事谌小岑谈到了法制和人事问题，他说，立国八年来，没有颁布程序法，许多机关没有组织法，没有业务法规。他认为党内有人不注意法制，而对人事安排比较注意。关于人事问题，他认为外行很忙，内行闲着。例如出版界有许多没有搞过出版业务的担任出版社社长，外行充内行，造成出版界的很多损失。
谌小岑说，在工作中，有些党员急躁冒进，追求数字和超额完成任务，例如出版工作中就盲目追求印行多少种、出多少册，但又不问读者需要，于是有的书堆满仓库，有的脱销。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在会上谈到了两点意见。他的第一个意见是：共产党应当大大加强在国家机关中的核心领导作用，特别是加强党对文教机关的领导。他认为八年多以来，我们国家机关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个别的。尽管有人不喜欢这样的提法，但事实仍然是事实。
胡愈之说，党和政应当分工，以党代政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党不要问政，党退出机关学校，一切方针政策不要通过共产党，而只是由行政机关来设计和施工，我们的国家机关就会失掉同群众的联系，人民政府就会变质，就会变成脱离人民的衙门。
胡愈之说，今天的确发生了许多错误和缺点，是必须加以揭发和纠正的；但这些错误和缺点很大部分是因为工作发展太快，是在前进中产生的，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和缺点，主要是更加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
胡愈之的第二个意见是：党要大大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别是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他说，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着着胜利，经济基础已经起了改变，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依然落后于物质基础。在一部分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中间，反动的思想有时又冒出头来。从卢郁文揭发的那封匿名信也可以证明。
胡愈之说，最近出现的一些反动言论，不仅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广大的人民都表示愤慨。他认为，这种思想应该让全国人民看清楚，以免受到迷惑。胡愈之认为要加强思想教育工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如果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依然泛滥，知识分子和工农之间的距离永远不能缩短，社会主义的前途就有危险。
法制局顾问王之相说，整风中对不正确的意见讲清道理，分清是非，这不能说是“收”。王之相同意卢郁文对储安平发言的批评，并提出了补充意见。他认为，不能把党的领导和党天下混淆起来，现在有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同时又有民主党派存在，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从实际上看，家庭妇女也广泛参加了基层的管理工作。党天下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国务院参事李奇中对胡愈之的发言表示同意。他又说，宗派主义的一个因素——特权，整风中首先要克服，先要从人事上解决。过去安排了一些人，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照顾面子，迁就历史、功劳，应该改变这种情况，工作能力和职位不相称的要调整，对高级干部在生活上的特殊照顾也应该取消，这样可以减少矛盾。
李奇中在发言中还对当前体制和编制不明确、没有服务细则和工作检查制度、业务部门负责人不管人事、有些企业单位工作定额低，超额工资过高等情况，提出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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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一听老百姓的呼声吧！编辑同志：
我是旅大地区运输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员，于6月1日从汉口市乘八次特快前往邢台市工作。列车行驶到广水站时，我对面的一位女旅客借我的5月31日人民日报看。当列车服务员收茶杯的时候，站在她面前一连问她三、四句，她仍在聚精会神地看报，始终没作回答。是什么新闻吸引着她呢？过后，她指着报纸对我说：“您看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的发言真气死个人。”“我看过啦”，我接着说：“葛佩琦说老百姓会杀共产党，打倒共产党。”由于我说的这句话的声音较高而惊动了同座位的四位旅客，他们都抬起了头，其中的一位问我：“你讲什么？”我一看不好，发觉了他们四位用怀疑的目光在看着我。于是我赶忙着回答：“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物理化学教研室讲师葛佩琦说的。请您们看报吧。”我怕他不相信，就把报纸交给他。列车离开了信阳站后，总算我们六人都知道了葛佩琦的发言。大家也不困了，自动的你一言我一句的开了无领导的交谈。
第一位开腔的是那位女旅客。她对我们说：“我看了葛佩琦的发言之后真生气，我们老百姓谁请他去骂共产党啦？”一位身穿粗蓝布衣服的老人插嘴说：“葛佩琦是发疯啦。我在村中只听有的社员闹退社，说社干是什么官僚，可没有人不说共产党好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老百姓要杀共产党。”“葛佩琦说人民生活水平没提高，老百姓吃不着猪肉，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不好。”我指着报纸道。这时候，旁边一位合作社采购员却开了腔：“先不说我们国家这样的大，就是我们一个家庭有时还要发生困难，都得慢慢的治家，那能一下子就焕然一新。虽然有困难，很多人民的生活已比解放前大大提高，真有十万八千里，国家有困难老百姓怎能不去克服呢。说实在的，当家不易。”
接着那位女旅客又继续说：“就拿我说吧，今年四十三岁了，家住在黄石市，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海工作，一个在北京读书，我是去北京看小孩的。”我问：“小孩父亲干什么？”她回答：“在上海钢厂当技术工人。解放前我家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吃这顿没那顿，还受地主‘老爷’的气。解放了，我家的生活大大改善了，同解放前相差的没法比了。解放初期政府为了照顾我家的生活困难，把我爱人介绍到工厂作工，后来国家又把他培养成一个技术工人，每月拿一百多元，我在家参加了生产合作社，收入有了敷余，所以前年我家主动的向小孩所在学校提出不再要助学金的要求。您想我家在困难的时候得到国家的照应，如今生活好了，怎能忘记恩人——共产党和毛主席呢！过去作梦也没想到像我们这样的穷人会有今天。”我重复着葛先生的发言：“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她道：“我过去没跟随共产党闹革命，只是活一天算一天。但如今我的生活并不低于闹过革命而有功的共产党员的生活水平。”合作社采购员道：“别看葛佩琦是个知识分子，看他的发言不像个有学问的人，还赶不上咱们没有念过书的人。”
我听他们不说啦，就对他们介绍：“我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回族青年。解放前念书时得隐瞒着族别，否则会在大汉族主义的压力下受到委屈。回族人们在旧社会除了作作小买卖外，大部分人得不到求学的机会，没有社会地位，过着比汉族人低一等的生活。旧社会很多人称我们是穷‘回子’。凡是从旧社会度过来的回族人都深知这一点的。自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着中国那天起，把我们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提高到和汉族人们一样。回族青年走进了机关、学校、工厂、企业，汉族人们把我们当成亲兄弟。党和国家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回族人民的心。每逢在我们集会庆祝自己的节日时，阿訇总是代表着回民向共产党和毛主席致敬。阿訇教导我们千万别忘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这不难看出回族人们拥护共产党和尊敬毛主席的心情。只有共产党存在，我们少数民族才能安居乐业，我们除了拥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而外，不拥护任何阶级的政党。
不知不觉地驻马店车站到了，我们的交谈会也就散了。 白俊升
1957.6.7于北京火车站候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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恫吓不是批评编辑同志：
提意见的人，总希望尖锐一点，因为在我们生活中间，的确有些这样的人，他们对旁人批评抱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普普通通”的批评，也就是被他听得习惯了的批评，既已习惯，当然就没什么了不起，人家可以说，他可以听也可不听，更不要说改不改了；另一种是被认为不寻常的批评，也就是所谓尖锐的批评。对这些人来说，“普通”的批评犹如耳边风的话，尖锐的批评还可起到清凉剂的作用，使头脑清醒清醒。在一些批评之后，人们通常可听到这种议论：某人意见尖锐，顶事，某人的批评太平常了，不起作用。因此，不少人有这种看法，“平常”的批评是没希望的批评。
看来批评者也有难处，既要积极展开批评，还要尖锐点，因此有人就认为“尖锐的批评”和“团结的愿望”之间有点矛盾，在他们看来，要尖锐就难免不夸大其词，难免不带点偏激情绪，难免不刺激被批评者的感情，尖锐的批评也易遭到有些人的禁讳。我想可以不把“尖锐”、“夸大”和“偏激”连在一起，有事实，有分析地批评才是真正尖锐的批评。同时，只要是从团结愿望出发的批评，纵稍有缺点，仍可达到“闻者足戒”的目的。批评还只是批评，总还不是最后的结论，不妥之处也还允许反批评。那种捕风捉影，故意杜撰些耸人听闻的字句或事例的人，应当不在尖锐批评的范围之内。那种嘘叫“下台”“下轿”和用恫吓信的办法的人，更算不得尖锐的批评。
6月7日人民日报登载了这么条消息，说是卢郁文先生因为在一个会议上表示不同意有些人只许批评中共，不许批评批评者的主张，因而收到恫吓信，辱骂卢先生“为虎作伥”，是“无耻之尤”，并且警告他要“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看了这条消息，马上把人们的记忆带到国民党统治年代里，那时爱国人士是经常收到这种信的，可惜恫吓、专横的年代早就过去了。那些只有自己说话自由，不让别人有说话自由的一些人嘴脸似乎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恫吓总还不是批评，用这种方式“批评”人的人是见不得天日的。
对于批评来说，我是主张尖锐的，但“哄”和“吓”总还算不了批评，它们总还是另外一回事。
胡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