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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批判错误言论
本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于6月8日上午继续举行。会议由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主持。
王昆仑说：如果只允许你放不允许我放，只许你批评共产党，不许共产党批评你，就不能分清是非。
王昆仑在发言中说，任何人提意见都应本着自己的认识实事求是地说，但也应该允许人家对你的批评提出批评。
充分地“放”和“鸣”是党内党外所一致要贯彻的。不过，既是大家要充分放，各种各样意见都可提出，就会对同样问题发生不同看法。例如对几年来的各种运动，有人认为搞得很好，有人认为搞得很糟；再如国家建设有人认为成绩是主要的，有人认为缺点是主要的；有人认为共产党员多数是好的，也有人认为多数是坏的。这就自然发生了那种意见符合事实，那种意见不合事实，也就是发生了是和非的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就靠分清是非才能得到正确处理。如果只允许说这面的看法不允许说那面的看法，只允许你放不允许我放，只许你批评共产党不许共产党批评你，就不能分清是非，客观地全面地分析问题，引起思想混乱。我们应当见到对就说对，见到不对就说不对，这叫老实，这叫忠诚，这才符合放鸣精神。否则，就不是充分的“放”和“鸣”。
现在我本着争鸣精神提出两个问题：
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说法是抹煞事实。
一、是不是“党天下”和“清一色”？储安平先生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于共产党有“党天下”的思想，从而形成现在一家天下清一色的局面。我听了这话后，立刻联想到解放以前“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是当时人们痛恨反动政权所说的话。我们民革不少同志多年都曾为了反对蒋家天下诛除异己，为了要打倒那个党天下而艰苦斗争。可是，解放以后在人民民主的新中国里，还是一个党天下吗？是不是共产党又造成了清一色的局面？让事实来回答！
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政府机关、企业、文教、新闻出版等各种机关里，都有大量的非党人士参加。刚解放时，毛主席就提出把留在大陆上的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一起“包下来”的政策，至今各级政府中还有清朝、北洋和国民党政府三个时代的不少人物。我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共产党领导下都参加了政权，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联合政权，而无论在朝在野的区别，这是不是联合政府？这是“清一色”的局面吗？
章伯钧的发言很容易被人理解为许多重大方针、政策没有经过政治协商和人大讨论。如果说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共产党决定的，党外人士无从过问，这不符合事实。
我还要联系到章伯钧先生的发言说几句话。章伯钧先生说：“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又如国家体制问题、中央地方的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党外少数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又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这样的看法，我个人不同意。像章伯钧先生的说法，很容易使人理解为：建国以来，许多重大方针、政策没有经过政治协商和人大讨论，而国家体制这样大事是民主党派无从过问的。
我们有人大、人大常委会、政协，这些有的是权力机关，有的是协商机关，按宪法规定应该提到那里讨论的都提到那里讨论了。我们看，国家成立，共同通过了共同纲领，共同产生了政协。再看抗美援朝、镇反、土地改革、肃反等等大的运动，是不是没有经过协商，没有经过权力机关决定？镇反条例、土地改革法、婚姻法、兵役法、总路线、五年计划、国家预决算以及其他重大法律法令，是否没有经过协商，是否应该提到人大讨论的没有提到？谁能忘记我们的宪法草案是怎样经过广泛的全民的讨论，经过多少次的修改？这能说是一党包办吗？关于国家体制的问题，去年在北京、青岛和北戴河，讨论了多少天？多少人都参加了。所以如果说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共产党决定的，党外人士无从过问，不符事实。我们应该说社会主义民主生活还需要扩大，非党人士的力量还需要充分发挥，可是如果认为过去许多国家重大体制问题没有事前和民主党派协商，以致造成许多大的错误，这符合事实吗？
至于政治上的设计院我不明白。人大就是个权力机关，是否在这个权力机关内再来个权力机关？还是召集一些专家研究供参考，还是把几个权力、协商机关合起来另成一个机关？不大明确。我觉得有人大、人大常委会、政协，只要我们在其中多发挥力量，只要把政策提出来充分讨论，就可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这次政协有四百多人次发言，还不够充分吗？根据以上情况，能不能说我们国家的重大决策以及计划、法令是共产党家天下包办的？
这种古今中外没有见过的广泛的民主，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下所能得到的民主吗？这是在“蒋家天下陈家党”底下的人所能得到的吗？
去年中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主席在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又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一切从六亿人出发”的方针，又说和非党人士长期合作是永远不变、固定不移的，在这样的方针政策下，能说是家天下，清一色吗？最近中共自动提出要求党外各方面帮助党整风，要求大放大鸣，形成了这回古今中外没有见到的广泛的民主，这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所能想像得到的民主吗？这是在“蒋家天下陈家党”底下生活过的人所能梦想的吗？党群关系在某些地方不好，党员中有宗派主义，是事实，必须纠正。而且相信通过全国各方面提意见、帮助是可纠正的，所以要整风。可是如果因为党员中有宗派主义，就说共产党有党天下的思想，不合事实。储安平先生说：“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可是从上面举出的人所共知的事实来看，怎么能证明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是党天下的思想？共产党是国家领导核心，这是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如果说共产党当了领导，就是党天下，那末是不是说取消了党的领导，才能消灭宗派主义？如果说只要有党存在就不能解决党与非党的矛盾，那末是不是只有解散一切政党？
在各种各样的意见中，有一些意见显然是错误的。这类意见不应限制别人提，也不应限制别人反对。
二、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这次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应该说极大多数是出于爱国爱党，不但党员应该虚心听取、改正缺点，我相信也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因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领导与更好的实现社会主义。可是在各种各样的意见中，有一些意见显然是错误的，有人想共产党退出这里放弃那里，有人提出要共产党退出学校，公私合营企业中要撤出公方代表，不要马列主义作指导思想，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等等。如果这样，是否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这类意见已在学校、企业和社会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争辩。真理愈辩愈明，不应该划框框。这类意见，不应限制别人提，也不应限制别人反对。
王德周、葛佩琦的发言令人愤慨。
不能不使人感到愤慨的是有人对党咬牙切齿，仿佛有什么深仇大恨。人民大学讲师王德周说：“现在党内有百分之九十几的党员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又说：“闹事要架机枪，这是可以的，麻烦的是怕机关枪倒过来打。”葛佩琦说：“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也不会亡。……”
同志们！请听一听这是什么人的愿望，什么人的声音？说“共产党员百分之九十几无恶不作”，是的，他们所作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恶”，消灭地主阶级的“恶”，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恶”！的确，共产党有些事比国民党更“坏”，“坏”在要反对美帝国主义，“坏”在要消灭剥削，“坏”在要解放台湾，“坏”在把中国的钢的生产量从九十万吨提高到四百五十万吨，“坏”在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共产党这些“恶”，正是人民心目中的善，这些“坏”正是人民心目中的好。如果有人想起来杀共产党，决用不着架机关枪，老百姓就会拿起他们的锄头、铁锤来的。
谁是诚心诚意帮助共产党整风，谁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广大人民是能够分辨的。
先生们，清醒一点吧！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妄想共产党垮台是那些心怀阶级仇恨的人，是美帝国主义。请你们用眼睛看一看国家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用耳朵听一听广大人民爱国爱党的声音。
全国广大人民、各民主党派、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眼睛是雪亮的，谁是诚心诚意帮助共产党整风，扫除“三害”，谁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是能够分辨的。整风是共产党的要求，帮助整风是民主党派的责任，而我们过去同共产党共过患难，现在和共产党休戚相关，我们应该本着爱党的精神，坚持“放”“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看到中共的缺点，还要继续提出批评，这才对得起朋友，尽了我们的力量。
吴茂荪说：我们应该支持卢郁文。有人用匿名信恐吓他，显然是想钻空子，破坏整风运动。
吴茂荪在发言中说，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今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卢郁文的发言是在民革中央小组发的，而他因此就得到了匿名恐吓信，对这个问题，我也想在民革中央小组上拿出来谈一谈。
卢郁文那样说，可以不同意，但不能不准他说，更不能硬说他是说假话，否则那就是主观主义。
卢郁文稍为一点正面的话，就用写匿名信的卑鄙手段，说他是“无耻之尤”“为虎作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愤慨和抗议。
卢郁文提出的有职有权问题，我觉得他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不能一笔抹煞。他说他和党员处得较好，当然也是可能的，为什么只能是假的不能是真的，这样说太不能服人了。
关于有职无权问题，我认为和墙沟问题一样，是来自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某些党员有宗派主义情绪或知识水平低，另一方面从我们党外人士来看，在工作作风上、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上也有许多值得检查改进的地方。我们一方面要帮助共产党克服宗派主义的缺点，另方面我们也要努力提高自己。惟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有职有权的问题。目前的情况是，有职无权问题是比较普遍而严重地存在；但是党与非党合作共事较好的情况也是同样地存在的。我们不能否定一切。
我认为，不能把卢郁文的话一笔抹煞，不能说他说的话阻碍了“鸣放”。当然，他的意见还是可以讨论的。有人写匿名信恐吓他，显然是想钻空子、破坏整风运动。我们也应该支持他。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许宝驹、陈劭先、覃异之、刘斐。
朱学范说：“放”和“鸣”的前提是巩固党的领导，不能容许资本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思想进攻。如果要进攻，我们要反攻。
朱学范说，“放”和“鸣”的前提是巩固党的领导，是使社会主义事业得到更大的成就，这也是民主党派非党人士的愿望。大家敢于提意见，这气氛很好，都是从热爱党出发，应该发挥它培养它。既是大放大鸣，就既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这才能找出真理，明辨是非。
朱学范说，最近看到报纸上有些文章和发言，我有些怀疑，怀疑他们是不是从巩固党的领导、把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的愿望出发。他说，像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和王德周的发言，是颠倒黑白，虚构事实。葛佩琦曾说“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不知道他指的“老百姓”究竟是谁，葛佩琦为什么不到工人和农民中去看看。朱学范说，他不相信今天中国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本家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的。他同时指出，王德周说有百分之九十几的党员无恶不作，也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和中共合作了这么久，看到共产党有缺点也有错误，有许多事可以办得更好，却办坏了。可是，如果抹煞了一切事实，这是公道的吗？我认为是不公道的。看起来这几位先生似乎要把党领导人民所得到的成绩都要打垮。
朱学范说：葛佩琦说不要中国共产党，人家也不会卖国。可是大家都不会忘记，历史上前清、北洋军阀、袁世凯、蒋介石那一个不卖国？要是忘记了的话，也可以看一下今天台湾的情况，我是根本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他说，像葛佩琦这样的言论，可能是一时的冲动。因为不能相信，高级知识分子会发表这样的言论。
朱学范认为民主党派的同志们有责任纠正这些错误观点。他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
朱学范说，在这次大放大鸣中，似乎有两种不同思想的斗争：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对有些观点要指出它是属于那方面的，不要混淆视听。不能容许资本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思想进攻，如果要进攻，我们要反攻，我们今天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是主导思想，社会主义道路是肯定的道路。不要忘记宪法的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任何离开这一条的言论行动，我是要反对的，大家也一样会反对。
朱学范说，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在六亿人民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经验不够，很多事情都是创造性的，谁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党发觉了，自己要整风，这是多么大的喜事！大家要勇于发言，诚诚恳恳地把什么意见都端出来。以后也不能保证不再犯错误，所以“放”“鸣”要继续下去，有错误就提，有缺点就提，就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错误也可以及早改正。
政权是党领导的，但是党、政要有明确分工。
朱学范最后就以党代政问题、对旧人员看法问题以及法制问题，对党提出了批评。他说，政权是党领导的，但是党、政应有明确分工。党的政策要通过政府机关制成决议、命令、指示去贯彻执行。过去在这方面没有经验。他以对报纸发行问题的决定为例，邮电部党组就这个问题给党中央做了报告，中央作了决定下达到各地党委，再由党委告诉邮电部门中的党员，这就脱离了行政系统，削弱了行政系统力量。他希望在这次整风中对党政分工问题加以研究。朱学范提出对旧人员要估计到他们进步的一面。他们过去在国民党政权中服务大多是为了生活。过去看他们落后方面多，看进步方面少。许多地方的墙和沟就发生在对他们的看法上。但是，八年来他们都有进步。现在是对他们重做估计，打破隔阂的时候了。他还对机关干部退职退休龄的计算办法提出了建议。最后，他对法制提了意见。
李俊龙说：那种写匿名恐吓信的行为，是一种极不光明的卑鄙行为，有不同意见的人，应该光明正大地站出来讲话。
一、帮助中共整风，是为了整掉有些共产党员在工作中存在的三种歪风，从而更加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六亿人民中间的领导，决不是为了削弱中共的领导，更不是要脱离中共的领导。因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国人民同意的，也是历史证明了符合于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的。
二、帮助中共整风，是为了整掉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三种歪风，更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决不是要脱离社会主义道路。因为社会主义道路是全国人民选择的道路，离开了这条道路就是离开了革命的道路。
三、但是，应该区别：对中共提批评意见，只要是善意的，实事求是的，忠诚老实的，就应该认为是真正爱护共产党的好朋友，不能错误地当作是反对共产党。同样，如果明知有的共产党员在工作中存在着若干错误和缺点也不肯说，而只一味说些好听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爱护共产党的正派人所应采取的态度。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对国家负主要责任的，我们与共产党是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我们应该忠诚老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共产党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四、民主是要有容忍不同意见的风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必须接受工人阶级领导的。在帮助中共进行整风的过程中，既要允许对共产党提批评的意见，也要允许对批评者提反批评的意见，真理愈辩愈明，共产党不怕批评，合乎事实的批评者也不应该害怕反批评。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不是“一花独放”“一家独鸣”。我们应该学会倾听不同的意见。至于那种写匿名恐吓信的人，是一种极不光明的卑鄙行为，我们同意人民日报对这种人的严正指责。有不同意见的人，应该光明正大地站出来讲话。
五、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放”与“鸣”的方针，应该保护这种广开言路的风气。使所有的人把心里要讲的话都讲出来，并且要把这些意见变为积极性的建议，使得经过整风，更加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领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更能顺利地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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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农工民主党举行座谈会
本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于8日下午举行座谈会，讨论关于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问题。到会的有副主席黄琪翔等十多人。
座谈会由黄琪翔副主席主持。
李伯球说，人民民主专政不会产生宗派主义，恰恰会肃清宗派主义。
李伯球在发言中首先提到，在最近举行的许多座谈会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发表了很多意见，其中包括了一些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次座谈会应该接触到争鸣中的这些矛盾。这样，对共产党的整风，也是一种帮助。
李伯球接着批评了储安平等人的一些错误观点。储安平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今天光明日报所载陈新桂的发言更进了一步，认为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是不会产生宗派主义的，恰恰相反，它是要肃清宗派主义的。这种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也保障开展最广泛的民主。他说，过去中国的六亿人，就有五亿多人，包括今天在座的人，都不能说话。想说话就要躲避特务的监视和迫害。解放后，这么多的人都能说话了。现在，形势有了变化，领导党就提倡实行更广泛的民主，除少数反革命分子外，任何人，有任何不满意的意见，都可以说。这也是为了铲除宗派主义。
他说，有些共产党员是有宗派主义的；共产党在实现党的领导的时候，在某些作法上、某些具体措施中，也有以党代政的现象。这都应该提出批评，要求共产党改正。但是，不能因此说共产党是宗派主义的大本营，说是“党天下”；也不能因此就从人民民主专政退回到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联合的联合政府去，更不能来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
杨逸棠认为，张云川丑化积极分子的发言是极不恰当的。
杨逸棠发言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是关系很深的朋友，要作党的益友。帮助党整风，要作到友谅（懂得整风的目的）、友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友多闻（把听到和看到的意见反映给共产党）。
接着他谈到张云川5月3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张云川觉得自己大材小用，怀才不遇，因此看什么也不顺眼。他说，张云川在发言中引了几个故事，是有用意的。他认为张云川把积极分子比作“审头刺汤”这出戏中的“汤老爷”，鼻子上给涂上白粉，是极不恰当的。他认为有的积极分子虽然“左”一点，但这是为了工作。接着他说，张云川说“张君瑞和莺莺的恋爱，因为张是才子，崔是佳人，就被认为是风流韵事；如果是贩夫走卒，就被认为是和奸通奸。今天许多事情都是如此，某人做是对的，某人做就不对。”杨逸棠说，张云川引这个故事的意思，实际是说，我是“张君瑞”，怎能拿我当贩夫走卒。杨逸棠说，张云川说的卢俊义和李逵的比较也是如此，是说卢俊义对梁山泊没有功劳，为什么让他坐第二把交椅，而把李逵忘了。李逵是应该坐第二把交椅的。杨逸棠说，张云川是把自己比做“李逵”的。
他说，在交通部，官僚主义也有。有三种类型：一、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交通部的副部长、一些司局长（党员），整天都很忙，但做的是鸡毛蒜皮的事。二、马马虎虎、敷敷衍衍的官僚主义。三、唯唯否否的官僚主义。他也谈到交通部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严信民在会上发言，他对张云川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不同的意见。
王寄一在会上也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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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一百六十九人的抗议编辑同志：
我们国营北京广播器材厂的职工，在看到报上登的葛佩琦、储安平等人的发言后，大伙都火起来了，这那叫提意见！这是诬蔑党，我们决不允许他们诬蔑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
我们原想十几个人在一块开个会谈谈，那知道消息一传出去，一下子来了一百六十多人。大伙都气极了，争着要发言，好多人还写了书面发言。
大伙首先痛斥了写恐吓信的行为。写恐吓信这是无耻卑鄙的勾当！你既然光明正大，有意见就应该正面提，这不正是说明他心里有鬼！
我们抗议储安平把现在人民的天下叫做党天下。他把毛主席叫做老和尚，太不像话了。我们工厂一些老工人听了他的发言都说，他还是个知识分子呢，怎么说话还没我们老粗文雅。
葛佩琦说解放后生活提高的只是一些党员干部。他简直是胡说八道。拿我们厂职工的生活来说，就和解放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全厂职工平均三四个人就有一个收音机。像老工人刘风清（有二十多年工龄）。过去在旧社会，干一天活吃一天饭，不干活就没吃的。吃的是棒子面窝头。穿的是一件烂棉袄，五年不敢拆，只要一拆，就对不起来了。老婆孩子穿的都是穷亲戚给的旧衣烂衫。过年的时候，孩子都穿不上一身新衣服。现在他是六级工，几年功夫有了手表、自行车和收音机！这不是生活提高了是什么？
葛佩琦还说，猪肉紧张都是党员干部吃了。他这说法可真奇怪！我们不知道葛佩琦有没上过街，有没见过那一长溜一长溜的买肉的人？难道那都是党员干部？葛佩琦如果不了解群众生活情况，还可以请他到我们工厂看一看我们吃的饭。猪肉那里去了，我们说，都吃到大伙肚子里去了！
葛佩琦还说，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那我们得问问他，要是没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无缝钢管厂、第一汽车厂、武汉长江大桥是谁造的？再拿我们厂来说，要是没共产党领导，那怎么会从几十个人的厂变成一千多人的大厂？我们这个厂是抗战时在重庆成立的。那时只是个广播器材修配厂，只能修修收音机，解放后不但作收音机，而且还能作很复杂的一百二十瓩的广播机。不但这样，不久我们还要另建一个新厂，规模比现在的厂大好几倍。这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谁服务？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知道现在的党群关系，不是比解放前相差十万八千里，而是越来越密切了。
国营北京广播器材厂职工
雷定一、王英怡、潘良洪等一百六十九人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杨玉清所指的“民”究竟能包括多少人？编辑同志：
看了你报6月5日第二版登的杨玉清的发言，有下面一点意见：整风运动是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更高阶段的团结，而不是为了将某些同志整死。我认为杨玉清的发言就很难使人相信他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提出善意的意见的。他说：“这些人应该下台，不下台不足以平民愤”，“人民日报总编辑非下台不可，因为人民日报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显然，他是以人民的代表自居而发出不平的呼声的。但他所指的“民”究竟能包括多少人呢？我想只能是极少数的人，如果把自己或少数人的气愤就算作是“民愤”那就不是实事求是的了。
人民日报是否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呢？不是的。几年来人民日报的确宣传了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革命胜利，宣传社会主义社会幸福的前途，宣传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热情和信心，宣传我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合作，以及反映我国人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如果把这些说成旧社会的歌功颂德，这就是歪曲事实和对人民的污蔑。
我也不同意“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好文章都是反现状的”说法。诚然，在剥削阶级占统治的社会里，“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因为他们的文章或多或少代表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所以才博得“真正的文人”的称号。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里，“文人”除了反对旧社会遗留下的遗毒外，更主要的是对新事物加以反映和宣传，否则他们就不是人民的“文人”。但是，按照杨玉清的说法，“文人”必须起来反对我们社会上的一切现象，包括建设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在内，然而这是我国人民所绝对不允许“反”的。
北京政法学院学生 王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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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陈铭枢的发言不够客观编辑同志：
中共中央统战部最近连续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员进行座谈。座谈会的所有发言，我们的报纸都登载了，从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民主人士在内，都会体会到党中央的伟大的民主精神。
各民主人士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有些意见当然是好的；但有些意见是不正确的。民革中央领导人之一的陈铭枢先生的发言，我认为是不够客观的，有否定一切的迹象。如他建议党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并且在他看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是不妥当的。我本人是个非党群众，但我的看法却同陈铭枢先生的意见有原则的区别。
在观察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必须首先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党的无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获得了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中国人的热诚拥护；工人、农民和手工业劳动者以及一些原来属于各种信仰的人，都以自己有共产党和伟大毛主席的领导而感到自豪；人民群众，首先是基本群众热爱党、热爱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根据切身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因此，仅仅根据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党在各方面进行领导的绝对必要。
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我认为是好的制度，在企业中实行这一制度以后，官僚主义大大减少了；领导干部能走群众路线了；职工的积极性广泛的调动起来了。试问企业能够如此，为什么学校中就要特殊呢？我认为应当把党的领导看成是一个人的神经中枢一样。党应该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领导，不然就会迷失方向。我们人民群众都懂得这一点，承认和拥护党的领导是全国人民的意志。如果在学校中取消党委制，那是一个绝大的错误。真正爱国的人民是不能同意的。至于说到党中央和国务院不能联合发布指示，这种说法是不能说服人的。说老实话，由于党和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无限的威信，劳动人民在报上看到党中央的指示，比如像最近的整风指示和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都给了我们人民群众以巨大的力量。我想如果民主人士深入到工农群众中了解一下，对于这些民主人士会体会得更深的，这就说明向工、农学习，同样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是完全必要的。
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和延长定息的时间问题，我建议人民日报反映有关部门，在人民群众中组织讨论，听一听广大工人、农民的意见，因为光是这些上层人士的意见，究竟还不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编辑同志，希望你从速刊登我的这封信。
广东省佛山市汾水西街25号
张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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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不能否定一切编辑同志：
最近报上发表了许多批评党和政府工作缺点的意见。这些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也有不少是主观片面的，甚至是根本错误的。比如，有些人对过去党和政府的工作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把正确的也说成是错误的。把党在解放之初的几年中为保证革命的胜利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说成是宗派主义的。这是不对的。以人事工作为例，我认为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党和政府较多地信任党员干部，是完全必要的。现在不那么必要，是因为条件起了变化。不能说原来那样作是错误的。再比如，章伯钧不满意文字改革，有些人反对报纸横排。但是，照我看来，他们表面上强调民族传统，实际上反对一切新的东西。这才是古典教条主义呢！还有，陈铭枢先生关于取消学校党委制的意见，我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样下去，也许不久就有人会提出全面取消党的领导的意见。这怎么成呢？
他们的这类意见，我认为报纸是可以登的，但是，报纸也应该让读者听听我们的意见，报纸也应该有自己的意见。
北京大学 何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