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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
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对于人民的事业是永远需要的。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就是一个有系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为了鼓励批评，为了打破批评者的顾虑，党在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必须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只要是目的在于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的批评，无论怎样尖锐，都应该受到热烈的欢迎。对于这样的批评的任何压制，对于批评者的任何打击报复，都是完全错误的，都必须坚决反对。“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两句中国的古话，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牢记勿忘。
完全善意的批评，也可以并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作适当的解释，也就是适当的反批评。很明显，正确的反批评并不妨碍批评的开展。它同对于批评的压制，同对于批评者的打击报复，毫无共同之处。允许正确的反批评是完全正常的，禁止正确的反批评才是不正常的。
至于并非善意的批评，目的在于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的批评，这就并不合于人民的利益，并不合于党的整风运动的利益。对于这种破坏性的批评进行正确的反批评，自然更为必要了。
有人借用对于学术文化政策上的现成的术语，把各色各样的批评的开展也叫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或者简称为“大鸣大放”之类。这种借用，并无不可。但是既然叫做“争鸣”，叫做“齐放”，顾名思义，当然应该既容许发表这一种意见，也容许发表那一种意见，既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否则，还有什么“争鸣”“齐放”之可言呢？
但是，在目前的整风运动中，恰恰出现了这样一种不好的、甚至是极端恶劣的迹象，就是有人在竭力企图制止别人发表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今天本报所载上海复旦大学舒宗侨等人阻挠笪移今发言的事件，也是一个例子。
现在确实有一些口口声声称赞“齐放”“争鸣”的人，实际上企图只让他们自己讲话，而不让别人答辩。他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一概封之为“教条”，把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一概贬之为“官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照他们说来，发表这种意见就算做“鸣”“放”。可是，如果有人出来指出他们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他们就立刻说：“你为什么出来解释，难道这不是妨碍群众‘鸣’‘放’的积极性么？”“我们是在帮助党整风呀，一切批评，即使不正确，难道不都是对党有益的么？”他们说：“你说我弄错了事实吗？为什么你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除了这些质问之外，也还有人（例如陈铭枢）从正面劝勉道：“光说缺点，不说优点，这才合乎‘整风精神’呀！”言下之意，那种既说缺点又说优点、既说错误又说成绩的人，还有那些出来解答和辩论的人，就都是“整风”的挡路者了。于是，他们就把对方的嘴一下封住，至少也是把对方放到一个如果答辩就是“不虚心”的地位上去了。
大家想想，难道这就叫做“帮助党整风”么？一个医生任意地夸大和错误地判断人们的病情，宣布某某人已经垂危，某某人已经不治；如果某人说，我虽有些小病，基本上还是健康的，你所说的病情并不符合事实，医生就说，这就证明你不愿意治病，打击医生积极性，这就证明你已经无可救药。天下难道可以有这样不讲道理的医生么？
从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提出来的对于党和政府的批评和建议，很大部分是正确的，是必须加以倾听、研究和采纳的。可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错误言论也出现了不少。例如，现在就有人在宣传应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有人在咒骂社会主义建设全部搞错了，有人在宣扬再延长资本主义剥削到二十年之久的“正义性”，等等。既然有这两种不同的批评，那么，每一个对人民事业负责的人，就不能胡里胡涂、不加区别地把一切批评都说成是对人民有益的，就不能不对那些错误的、破坏性的“批评”提出反驳的意见。对于错误意见没有反批评，不进行辩论，不仅不能把道理弄清，而且必然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损害。邓初民先生说，“大鸣大放之后，必须大争”，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并未结束，资产阶级思想还在各方面和无产阶级思想争夺阵地和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辩论当中，就不能不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出各种批评的实质，否则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它们和正确地对待它们。
有一种不赞成反批评的人，他们把可能会出现的反批评预先起个名字叫做“收”。例如上海文汇报上就已经有人说：“最近有点‘收’的迹象”。这样说的人，许多人是出于误解，但是也有人是另有用意。如果有人把合于自己心意的批评叫做“放”，把不符合他们心意的反批评就叫做“收”，把说反面话叫做“放”，把说正面话就叫做“收”，甚至还要对说正面话的人横加谩骂和恐吓，那么人们不能不问：人民的言论自由，首先是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究竟是在哪里呢？如果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不许“放”，那么，那些所谓拥护“放”的人，对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不是在实行“收”么？我们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都必须大放而特放，只能放，不能收！
真理是不怕驳的，怕驳的就不是真理。害怕批评是怯懦，害怕反批评也是怯懦。不许批评是专横；不许反批评，又何尝不是专横？要去掉专横，批评和反批评就不能偏废。为了克服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缺点，克服党的工作中的缺点，我们必须继续广开言路，坚决地开展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继续坚决地扫除对于有益的批评的任何障碍。同时，为了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反对那些破坏社会主义的“批评”，必须坚决地开展正确的反批评。只有这样，党的整风运动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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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总理接见比利时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8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日下午接见了比利时文化代表团。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阳翰笙、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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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维汉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
希望工商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说：有些人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开的全国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昨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他指出：那些反对思想改造的论调和攻击，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最后，他希望工商界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表示愿意帮助工商界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
会上，李烛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胡厥文（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陈叔通（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先后发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开门整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伟大精神，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英明方针，予以极高的估价。对于某些人企图离开社会主义，否定工人阶级领导的错误思想，给予严厉的驳斥。李烛尘很坦率地说，“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有一条心，走一条路才能长期共存，如果人各一心，各走各路，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胡厥文认为，章乃器最近期的一些论调是错误的，对工商界是没有好处的。陈叔通在发言中指出，章乃器的一些怪论是资产阶级思想突出的典型。（李烛尘、胡厥文、陈叔通三人的发言见第四版）
会上，汤蒂因、黄长水、李康年三人作了书面发言。汤蒂因反映工商界中小户的困难。黄长水对改进公私关系、党群关系提出了一些建议。李康年补充他上一次的发言说，他的意见并不是要大家必须领足二十年的“赎金”，愿意放弃的人可以放弃。李维汉的总结发言朋友们、同志们：
现在，我们的座谈会要结束了，我谨向积极参加座谈会的朋友们致谢，向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者致谢。
大多数批评和意见是
正确的，善意的；有一部
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
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
这个座谈会有它的特点：第一，从5月15日起到今天举行了二十五次座谈，讲了话的有一百零八位，可以说：会开得相当热烈，话讲得相当充分。第二，参加座谈会的包含了各方面的朋友，有大、中、小各个类型和妇女、青年、资方代理人等等工商业者，有工商联、民建会地方组织的负责干部，有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会中央的常务委员，这就使得这个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批评和意见比较广泛，比较能够反映各方面的情况。第三，座谈会在某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对明辨是非起了重要作用。
这个座谈会应当说是开得好的，对于我们党的整风有很大帮助，对于继续贯彻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很大帮助。
座谈会上提出和接触到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
对于正确的批评和意见，我们愿意认真接受，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毛病，改进工作。
有关中小工商业者和
资方代理人的问题等，已
交专门小组研究
座谈会上谈到了有关中小工商业者和资方代理人的问题。这两类问题都很重要，应当寻求适当的处理办法。由于它们关涉到的方面很多，中小工商业者问题的情况尤为复杂，处理起来会遇到许多的实际困难，需要很好地加以研究。在这次座谈会上，还不可能求得一致的意见和具体的答案。我们已请专门小组仔细加以研究，希望他们能够提出合理的、行得通的建议，提请政府有关部门考虑处理。在政府作出决定以前，会像过去一样，同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员交换意见。
座谈会上提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工商联的工作问题、工商联和民建会间的分工合作问题以及工商联同中共统战部的工作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也交请专门小组加以研究，希望能够总结经验，提出适当的建议。根据座谈会上许多朋友的希望，我在这里作个声明：现在在工商联担任正副秘书长或者其他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凡属他们所在的工商联组织要求他们留在里面工作的，除特殊情况外，都要继续留在里面工作下去，个别不适当的可以调换；统战部应当同时和非党的正副秘书长和其他非党的领导干部密切联系，并对他们采取积极帮助的态度。至于中共同民建会的关系问题，我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一般地已经谈过，这里不加重复了。
公方代表制度是一项根本的制度，它的任务是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的领导
座谈会上的发言差不多都讲到了合营企业的公私共事关系问题。的确，这是合营企业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这种关系，大多数是在高潮以后才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历时不久的新的关系，加以其中有工作关系，又有阶级关系，因此不仅是新，而且比较复杂，要处理得好，确实是不容易的。这种关系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从私营企业的劳资对立的关系，经过这种两重性关系，逐步过渡到完全的合作互助关系。这个变化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公私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现在，合营企业的公私共事关系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同时也如同许多朋友讲过的，多数是在逐渐进步。我们认为今后还会继续进步，这一方面是因为私方人员一般是爱国的，不少人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另一方面，一部分公方人员在认识上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经过整风，一定会有所改进，而党和政府的有关领导部门当然要更多地努力来改进这方面的工作。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制度是一项根本的制度，它的任务是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的领导。而要实现这个任务，公方人员就必须负责搞好公私共事关系。公方人员对于高潮以来私方人员的变化和进步，应当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对于一切爱国的、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私方人员，应当充分给以信任，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有技术专长的，应当尽可能使他们在技术岗位上发挥所长，并且继续提高。对他们的合理化建议，必须充分给以支持。对他们要有鼓励有批评：他们有成绩和进步，应当适当鼓励；他们有缺点和错误，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适当批评，启发他们自觉地加以改正。要认真地学习他们的长处，认真地帮助他们解决一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私方人员要通过劳动实践，完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自我改造的双重任务
座谈会上就这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已交请专门小组进行研究。希望他们能够总结经验，拟出一些关于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办法来。自然，关于公私共事关系的问题，我们还必须邀请公方人员和职工代表交换意见，这是需要向大家声明的。
对于私方人员，我们希望他们下定决心在企业工作中扎下根来。有了这个决心，就会从自己这一方面去努力改进公私共事关系和努力搞好企业里的工作。在他们面前，摆着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自我改造的双重任务，而要完成这双重任务，他们必须以企业为基地，在劳动实践中，在同职工一道工作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同时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作风。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还存在，阶级斗争也还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表现得相当激烈。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
高潮以后，我国的城乡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资本家同企业里的生产资料开始分离，从而为资产阶级分子的进一步改造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资本家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剥削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还存在，阶级斗争也还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表现得相当激烈。由于资产阶级还存在，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改变为劳动者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的两面性也就还存在；当然两面性的面貌已经有所改变，已经和过去有所不同。为了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正确地处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远的不说，建国以来，大家应当很熟悉我们一直是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为了促进资产阶级分子向劳动人民的转化，我认为朋友们主张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在思想改造工作中，必须肯定资产阶级分子的积极一面，鼓励他们继续前进；而对他们的消极一面，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积极帮助他们改正，但是不要采取粗暴的态度。
有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攻击马列主义、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
有人反对思想改造，断言：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没有剥削，他们拿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之间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说已经没有了阶级区别；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阶级两面性，如同工人阶级一样，只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不经过改造也能爱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分子决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等等。这些人把同自己的论调相反的观点和思想，都当作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唯成分论，加以攻击。这种论调是在给工商界“帮倒忙”，是对工商界很不利的。在我们的座谈会上，这种论调受到不少朋友的批驳，不是偶然的。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们愿意帮助工商界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经过几年来的教育改造，工商界有很大的进步，他们中的进步分子逐渐增多起来，处于中间和落后状态的人们，大多数也在逐渐向进步的方向变化。进步分子必须继续求进步，经得起考验；同时，很好地团结中间分子一道前进，并且同他们一道去向落后分子进行工作。工商界的进步分子要能够这样地发挥带头、骨干作用，就需要努力克服脱离多数的宗派主义的毛病。在帮助工商界团结和进步的工作上，我们曾经贡献过一点力量，今后仍然要同工商联、民建会一道，进一步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希望并且愿意帮助工商界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
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吧，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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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国棉二厂职工座谈
不许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抬头
本报讯 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职工在昨天下午举行座谈会，批判各种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荒谬论调，痛斥写匿名信恐吓别人的无耻行径。一致表示工人阶级紧密团结起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
细纱车间副主任项苏云说：这些天以来，我看了报上登的发言，感觉有人利用整风的机会大肆宣传反动言论。的确有人想搞清一色的党天下，那就是国民党。可是，那样的党天下是坐不长的，他们的职业是压迫人民，所以人民把它推翻了。她说，最使我气愤的是有人在整风当中，写匿名恐吓信，威胁卢郁文先生，不让他讲维护社会主义的意见，说他“为虎作伥”，要不饶他。我父亲项英就是为了社会主义而牺牲的，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努力已经开花结果，人民是会保卫胜利果实的。为了社会主义，我们的前一辈流血牺牲都不怕，今天我们年青的一代怎么会被一封恐吓信吓住呢？我们能够分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们绝不允许一切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抬头。
织布车间先进生产者章吉娣说：这些日子，有些人一直在报上发表反动言论。像葛佩琦，竟在报纸上说什么群众要推翻共产党，要杀共产党人。看起来，这种人和我们工人不是走的一条路。他是想离开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我们工人却是要全心全意地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请这些人到东郊来看看：这里解放前是一片荒地，现在盖起这么多的工厂，这不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成绩？这不都是为了使广大群众过好日子？就拿我们这个工厂来说，从1955年9月开工生产以来，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我们不分昼夜地艰苦劳动，就是为了早日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可是像葛佩琦、储安平这些人，他们实际上是盗用人民的名义，反对共产党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大家想想，我们工人怎能答应呢？
动力部电器保全组电工乔星明说：我们工人要多开这样的座谈会，表达我们对各种反动言论的意见。葛佩琦等人认为肃反不好，谁都知道肃反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肃清反革命分子，这有什么不好呢？有些被审查的人不是反革命分子，可是，经过这个运动，弄清了自己的历史问题，这不是很有好处吗？就拿我们动力部电器保全组组长史剑峰来说，过去他有些历史问题，工作不大胆，经过肃反，问题弄清楚了，卸下了包袱。以后经过党、团的帮助，他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在去年第四季度，他的小组还得到青年节约突击小组的光荣称号。从我们这里的情况看来，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反对肃反。
工程师程建勋说：我完全拥护共产党整风，这对发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有好处。我们应该抱着爱护的态度，诚恳地实事求是地对党提意见。可是，我从葛佩琦、储安平等人的发言中，看不到这样的态度。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站在人民立场讲话的。葛佩琦说群众要杀共产党。我要质问他，你说的群众是谁？那些人想杀共产党？我看只有一小撮梦想资本主义复辟的人。储安平说现在是清一色的党天下。他的话是想把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对立起来，挑拨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坚决主张以工人阶级为首、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清一色，我拥护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的清一色。
梳并粗车间主任曾祖东说：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又说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是什么话！一边是不劳而获，拖社会主义后腿，一边是日夜劳动，建设社会主义，这不正是本质的区别吗？我看，这些人不要只是坐在屋子里发谬论，还是到我们工厂里看看工人们在干什么吧！
锅炉水质试验工人张少洲说：我恨透了葛佩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胡说八道。葛佩琦认为“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我要问问，他是站在什么人的立场上来看“肃反”运动呢？难道容忍反革命为非做歹，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才是葛先生的心愿吗？
细纱车间工人、全国劳动模范张梅兰说：我们工人对共产党进行整风是非常关心、非常拥护的。最近很多人在整风中对党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但也有一些人闭着眼睛说瞎话。如葛佩琦、储安平就提出了取消共产党领导的论点，这使我们非常气愤！我自己过去一家受穷，父亲、母亲、哥哥、姐姐都没有学过文化。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我父亲就被日本鬼子打得重伤死去了（她眼睛里含着泪水）。我们一家种地，地主的孩子打我们、骂我们，直到解放以后我才考上了工厂。现在我们工人都能够靠自己的工资养活自己的家庭了。我们工厂里有职工代表大会，车间里还有生产会议，一切都叫工人当家作主，这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工人的生活。请这些先生们睁开眼睛来看看这些事实吧！
细纱车间老工人秦淑英说，看了储安平、葛佩琦等人的发言，真使人气不打一处来。葛佩琦说现在生活提高的只有过去穿破鞋、今天坐小卧车的党员和干部。真不知道他说这话是安的什么心眼儿。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我就在纱厂做工。那时候，资本家、领班的看我纺出了花，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还用墨水在脸上画成花脸，强迫我带着花脸去看车。那时候，每当听到上班汽笛响，我妈总是哭着送我进工厂大门。解放以后，我彻底翻了身，当了副工长，吃的、穿的、住的都和以前大不一样。只要不是故意扯谎，谁能说群众的生活没有改善呢？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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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机警勇敢的青年学徒在广州文化公园
当场捉住放定时炸弹的特务
新华社广州8日电 昨天晚上，广州文化公园内只差二十分钟便要爆炸的一颗定时炸弹，给正在那里游园的两个青年学徒发现了。他们当场捉住了把定时炸弹扔下不久的特务分子龙沛强。赶到现场的公安人员随即把这个特务分子扣押起来，并且对定时炸弹采取了紧急的安全措施。
文化公园是广州最热闹的群众娱乐场所。特务分子龙沛强奉蒋介石集团驻香港特务机关的命令，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爆炸的目标。
昨晚九时五十分，当大批游园群众正在沿着花圃旁边的大道离园返家的时候，扮作游客的特务分子龙沛强趁机从裤袋内掏出一个黑布袋，把它偷偷地扔到园内水产馆的花圃里。这个可疑的情况立刻引起了在花圃附近谈心的青年学徒谭青华、李盛昌的警惕。迅速前去检查黑布袋的谭青华看到布袋里装的是炸弹，立即叫了起来，这时跟在特务分子龙沛强背后的李盛昌便随手抓住了这个“黑布袋的主人”。
这两个青年学徒事后对记者说：这个家伙的可疑行动早已引起我们的注意。当我们正在聊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老是在花圃附近不安地打转，因此我们决定盯住他。谁知他扔下来的却是炸弹，因此他很快就被我们捉住了。
当记者在十时三十分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愤怒的群众还在围住这个二十三岁的、头部低垂、脸色惨白的特务分子咒骂。在特务分子的跟前摆出了当场被搜获出来的罪证：○○○一○五号的美制定时炸弹和二百多张反动传单。
特务分子龙沛强昨晚被捕后向公安人员供认：今年2月，他在香港参加了蒋介石集团的特务组织，接受了爆破训练。5月9日，他奉蒋介石集团驻香港特务机关的命令，曾一度到过广州，企图爆炸广州文化公园。他说，当时特务机关命令他把炸弹放到文化公园内人群最多的地方。但是那次他到了广州以后，因为没有拿到炸弹，便回香港去了。他这次来到广州是在6月2日。但是当他拿到了定时炸弹正在文化公园行凶的时候，就被捉住了。（附图片）
这是被逮捕的特务龙沛强（中），前面就是被查出来的反动传单等罪证。
新华社传真照片 蔡忠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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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复旦大学教师座谈会上发生这样的怪事
笪移今的公正发言受到无理阻挠
本报上海8日电 上海复旦大学在7日举行的全校教师座谈会上，发生了一件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等少数人阻挠别人发言的小风波。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笪移今在座谈会最后一个发言，他赞同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谈家桢在发言中关于搞好党群关系以缩短双方距离的说法，并认为党是人民的核心力量，离开这个核心，我国人民就将一事无成。他说：现在党在整风，邀请党外同志提意见帮助党来整风，这正说明了党的大公无私，说明了党很重视群众的意见。为此，他又认为我们发现党委、党员有缺点，就应该不扩大、不缩小地实事求是地提出来帮助党进行整风，应该采用和风细雨的办法。为了帮助党进行整风，还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党的整风指示，特别是指示的第三段。当笪移今正在发表上述意见的时候，舒宗侨就中途插上大声讲话：“我们不要听你的教训！”“不要给我们上课！”“不要浪费时间！”这时，有几个人拍手叫喊，要阻止笪移今继续发言。法律系教授丘日庆支持笪移今，说：“我们欢迎你继续讲下去！”这时，会场秩序陷于混乱状态。笪移今继续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最后意见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整风的应该大放大鸣，对于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我要以生命来与之斗争到底！”笪移今发言完毕后，并主动与舒宗侨握手，但舒宗侨连声说：“无聊！”“无耻！”
舒宗侨的这种表现，在会后引起了人们的批评。生物系教授张孟闻和历史系教授周谷城等，在座谈会结束后继续举行的校内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议上，不少民主党派的教授认为舒宗侨阻挠别人发言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们说：这次座谈会是党邀请大家来提意见的，你不愿意听可以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