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重要步骤
全国设计会议贯彻勤俭建国方针
动员全国十万设计人员用整风精神总结工作经验
李富春、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号召学会勤俭建国本领
新华社7日讯 5月3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设计会议今天闭幕。
这次设计会议的召开是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重要步骤。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全国十万设计人员用整风的精神,来检查和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设计工作,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更好地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逐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一百多个设计院(公司)的负责人和总工程师或工程师,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中央各经济建设部门的负责干部等九百多人。
这个会议是国家建设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联合召开的。
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薄一波向大会作了报告。
李富春在报告中首先综述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某些缺点和错误。他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在今后的基本建设工作中,正确地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李富春说,勤俭建国的方针是根据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提出的,是一个长期的带有战略性的方针。这一方针贯彻得好,就可以减少和有助于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贯彻得不好,就会扩大人民内部的矛盾。
接着,李富春分析了我国当前经济生活的主要情况,并提出编好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正确地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是国民收入中的积累和消费的分配,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和投资的分配,经济管理的体制,基本建设和设计当中的具体政策和节约措施。李富春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请与会者考虑。
李富春指出了基本建设和设计工作中的几个政策问题。他就企业的规模、设计标准、技术装备的水平、争取本国设计和国内制造设备、工业布置和协作、城市规划和民用建筑问题的政策,作了详细的报告。
李富春阐述了厉行节约降低基本建设工程造价问题。他说,如果从各方面努力降低工程造价,初步估算,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第二个五年计划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比较,工业建设方面建设同等生产能力的工程可以少用20%到30%的投资,全国民用建筑平均造价也可能降低30%左右,李富春并用很多事例说明了这种节约的可能性,而且还提出了一些降低工程造价的措施。
李富春讲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结合整风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的问题。他说,我们过去在基本建设工作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有些固然是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有些是和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分不开的。李富春谈到过去浪费主要应由领导方面负责以后说,他希望在这次设计会议上和会议以后,动员全体设计人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揭发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帮助领导方面整风。
会议结束的前两天,薄一波向大会作了报告。
薄一波首先讲到对几年来建设工作的估计。他说,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他说,有些人批评共产党人总结工作时总是说成绩是主要的,这是八股。但是,他说他还找不出别的词句来代替这句话,因为不这样说就不符合事实。他举出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有很多已经投入生产或将要投入生产的事实,又讲到他最近和李富春副总理到西北、西南等地视察时看到有些重要的工厂,比他在苏联看到的还好。他说,这不能不叫做建设的成绩;有了这样巨大的成绩,不能不说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否认这些成绩,就是否认全国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的结果。
薄一波接着谈到这几年建设中最基本的缺点。他说,有些方面的建设同我国的现状不完全适应。他说,非生产性的建设搞多了,标准也高了些。例如说,大礼堂、剧院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呢?灯光球场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呢?但是,他说,他还要说一句“教条主义”的话,这些缺点有许多是难免的。因为我们国家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的过程中,进行这样伟大的建设,大家都缺少经验,难道有人能够这样神通广大,保证他做起工作来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缺点吗?问题是在必须克服这些缺点,积极改进工作,而不在于利用这些缺点来做别的文章。那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批评,对于人民的事业是毫无益处的。
薄一波还讲了建设方针、城市规划、协作配合、修定各种标准定额问题。
薄一波谈到学习苏联的时候说,向苏联学习是完全正确的。有许多工程设计,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动手了,到工厂参观,我们现在也可以提两条比较中肯的意见了。这些都是学习苏联的结果。
最后,薄一波勉励大家要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根据中国的特点——穷(经济落后)、多(人口多)、少(耕地少)三个字来考虑问题。
会议期间,代表们分组讨论了两位副总理的报告。很多设计人员在大会上发言或用书面形式发表了意见,他们在发言中交流了基本建设和设计工作中节约的经验,并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节约的建议。大家认为不论工业建筑或民用建筑的造价,第二个五年计划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降低20%到30%是完全可能的。
各地参加会议的人员对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三个委员会和中央各部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批评。他们批评中央机关解决问题迟缓拖沓,“摇头的人多,点头的人少”。中央领导机关对建设方面的标准、定额和规章等定得太死,管得太多,地方上不能因地因事制宜,影响了地方积极性。有些人还批评领导机关的技术领导薄弱,又往往不很好地同专家们商量,以致在决定带技术性的问题时,摇摆不定,延长时间。参加会议的不少设计人员认为中央与地方之间或中央各部之间在建设工作中协作配合得不好,经常“扯皮”。这一问题严重到有人提议中央各部指定专门机构并且最好有一位副总理专责处理协作或“扯皮”问题。
会议结束时,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王鹤寿就会议期间提出的问题作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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