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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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这是为什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卢郁文在5月25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箝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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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第五十一次全体会议作出决定
建立宁夏回族和广西僮族两自治区
新华社7日讯 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五十一次会议,在听取了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所作的关于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报告和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所作的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报告以后,讨论并且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两个决定将提请不久即将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
汪锋在报告中说,关于在甘肃东北部建立回族自治区的问题,是中共中央1956年2月倡议的。中共甘肃省委和甘肃省人民委员会,从同年5月开始即先后在四千七百多名党内外干部中进行了酝酿和讨论。参加酝酿和讨论的同志,绝大多数对于中央倡议在甘肃地区建立回族自治区是拥护的,认为在全国回族人口有三百五十多万(根据1953年人口调查统计),是少数民族人口比较多的一个民族,如果回族不建立一个省一级的自治地方,是不能够同它在祖国大家庭的地位相适应的;而我国的回族,居住在甘肃境内的就将近一百二十万人,在全国回族居住分散的情况下在甘肃东北部建立回族自治区是最合适的。
汪锋说,回族自治区的区划范围,从原来并入甘肃省的宁夏地区(蒙古族地区除外)为基础再划入临近的地区,即包括现在甘肃银川专区的银川市、贺兰县、永宁县、宁朔县、平罗县、惠农县、中卫县、中宁县、陶乐县;固原回族自治州的固原县、西吉县、海原县;吴忠回族自治州的吴忠市、金积县、灵武县、同心县、盐池县;平凉专区的隆德县、泾源回族自治县,共十七个县和两个市。全区面积约有七万七千八百多平方公里,人口约有一百七十二万八千多人,其中回族占三分之一以上。
汪锋说,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良好的条件:在农业方面,银川、吴忠是个盆地,现在即有水田三百余万亩,如果青铜峡水坝建成后,还可扩大灌溉面积几百万亩,另外,这个地区有广阔的草山和草场,可以大量发展畜牧业经济,全国闻名的滩羊皮就出产在这里;银川的石嘴山煤矿蕴藏量很大,将来可以供应甘肃地区的工业用煤;根据地质部门勘探的材料,自治区内还可能藏有石油矿,因此,将来兴办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条件也是具备的。在交通方面,包兰铁路明年即将修通,将来从陕西咸阳到甘肃武威的铁路,也计划在中卫县接轨,并且通过固原县,如果这样,自治区的交通是很方便的。
陈再励在报告中说:广西省人口共一千八百多万,其中僮族六百五十多万人,其他少数民族近九十万人。僮族主要聚居在省内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四十二个县。1952年12月,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建立了相当行署一级的桂西僮族自治区,属广西省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宪法公布后,1956年2月改为桂西僮族自治州。在这个民族自治地方,对民族团结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的历史任务,并且培养了近五万的民族干部。但是,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居住地区也很集中,自治州一级的自治地方,显然是和它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不相称的。中共中央根据这些情况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于去年10月倡议建立省一级的僮族自治区,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僮族人民的愿望,同样符合广西各民族人民利益的。
他说,去年10月到现在,在政协广西省委员会、广西省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中广泛地进行了关于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问题的酝酿工作。今年4月至5月,各市、县普遍地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正式讨论了关于建立僮族自治区问题。
他说建立僮族自治区本有分、合两个方案。经过大家反复讨论后,从各方面权衡利弊得失后,取得一致的看法,认为应该采取合的方案。大家认为广西的历史与文化是广西各民族人民共同奋斗创造的。同时,他们从现实生活中,又体会到在经济利益上,也是不可分割的。僮族地区,人口少,土地较多,森林面积较广,土特产丰富,生产潜力大,又可发展多种经济,前途大有可为。但文化、技术水平则较低。反之,汉族地区,人口多,土地较少,目前经济较发展,文化技术水平较高。至于地下蕴藏,汉族地区目前虽开发较多,据初步勘探了解僮族地区蕴藏亦不少。过去,广西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体会中,深切地认识到大家只宜合,不宜分,今天,更应本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精神,取长补短,共同努力,调动一切人力、物力的积极因素,以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现在僮族人民一方面迫切要求建立相当省一级的自治地方,另一方面又诚心地欢迎汉族帮助。汉族人民则用平等态度对待僮族人民,用合作友爱感情支持僮族的要求,充分体现了兄弟民族的友爱,团结。
陈再励最后说,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酝酿工作,从这半年来的讨论情况看,说明了各族各界人民对这一问题是很关心的,讨论的态度是认真的,对于几个重大问题,已经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广西省准备在全省各乡普遍地召开一次乡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把进一步开展此项工作,作为全省当前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列席这次全体会议的甘肃省代表团和广西省代表团的各族各界人士在讨论中发了言。他们都同意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同意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
会议还通过了国务院关于适当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自留地问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提案。
会议最后通过了任免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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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石景山钢铁厂职工
反对离开社会主义的谬论 痛斥匿名恐吓的卑鄙手段
本报讯 报纸上登载了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消息,激起了石景山钢铁厂广大职工的愤怒。7日下午七时,石景山钢铁厂工会召开包括工程师、职员、工人共十七人的座谈会,会上对这种写匿名恐吓信的卑鄙行径,表示强烈的抗议。同时,对于连日报上发表的种种离开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进行了驳斥。
炼焦部工人赵景文说,报上发表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消息,我认为这正是说明了有肃反的必要。卢郁文说了拥护社会主义的话,就有人给他写恐吓信;我们肃反肃了这么久,还有人胆敢这样作,要是过去不肃反,这还了得么?接着他气愤地驳斥了葛佩琦的错误意见。他说,解放以前,我就在石景山钢铁厂作工。那时候光杆一人住在这里,到市场上走走,总能看到店里挂着猪肉。为什么?许多工人和我一样,买不起嘛!现在,我一家四口,每月工资八、九十元,一天吃得起半斤猪肉,市上的猪肉怎么能不显得少了?那些说现在生活坏了的人,顶好到工厂里来看看。他说,我是一个工人,文化水平很低,看了那些错误意见,又恨又气,可是写不成篇文章反驳它。我主张多开这样的座谈会,说说我们心里想说的话。
总机械师室技术员顾士澄说,我赞成帮助共产党整风,开展批评。可是,我感到有些人的发言离题越来越远。储安平提出的“党天下”,这是封建社会的说法。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刘邦打下天下,一代接一代,总是姓刘的当皇帝;国民党反动统治时候也是裙带风。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毛主席现在是国家的领袖,可是,下面的领导人并不是他的亲戚,而是从战斗中生长起来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他说,有人给卢郁文写恐吓信,这件事情太卑鄙了。这和国民党特务的手法一样。可是,现在是人民的天下,这样手法保险行不通了。他还说,从某些人的发言看来,他们和人民的距离还太远。我们应该下个请帖,请他们下来逛一逛,和我们坐下来谈一谈,思想对思想,争鸣一番。
总动力师室工人李义乾说:我是个普通工人,我要把我的意见在人民日报上登一登。葛佩琦说人民的生活没提高,这是睁着眼说瞎话。现在我们厂里的生产量比解放前提高了几倍,工人生活都改善了。解放前金顶街什么都没有,现在盖了那么一大片工人宿舍。解放前我下了班就和大伙一块去拣煤核,现在大家吃的、穿的都很富裕,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谁也不能不承认。
炼铁部副主任刘正五说,我看了储安平的发言,大吃一惊。他说,储安平说现在是“党天下”,可是,究竟什么叫“党天下”?解放以前,我整天愁吃愁穿,到哪哪不要;那时候没有门路,你就别想找到工作。那才是党棍子的天下呢!现在,拿我自己来看,生活不知好了多少倍,这是不必说的了。就说工作,我这个非党员、车间主任,有职有权,有意见可以充分地提,怎么能说非党员没有发言权,怎么能说“党天下”呢?他说,储安平身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竟有这种思想,怎么能办报呢?我不晓得储安平承认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是还有怀疑。他说,给卢郁文写恐吓信的事情,一定要弄清楚。这是甚么手段?是不是有反革命分子在作祟呢?
炼铁部工人张志说,葛佩琦说“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是没有根据的诬蔑。我亲眼看到许多党员是联系群众、帮助群众的,怎么能说监视群众呢?比如,有一次,工人任振海的媳妇生病了,党员非常关心她,向领导上汇报了这件事,她马上得到帮助,把病治好了。他说,葛佩琦说现在人们的生活坏了,我看就不是这样。以我自己来讲,我从十一岁起,就在这个厂里捡矿石,一天只挣一斤三两棒子面;那时候,工人得了虎烈拉,还没有咽气,就被活埋了。现在,我已经是个五级工,一个月有八十多元钱,全家七口,不断大米白面,和过去怎么能比?
炼铁部职员赵成林说,他看了报上登载的发言和意见,认为绝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一部分意见是不正确的,极少数意见看来是别有企图的。他以葛佩琦和储安平的意见为例,说:葛佩琦说1949年北京人民欢迎解放军进城,跟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一样,这是什么意思?过去的改朝换代,改来改去,总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现在是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反革命专政,这怎么能相比?他说,储安平说现在是“党天下”,可是,我们国家的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里面有各个方面、包括资产阶级的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几位副委员长是民主人士,这怎能说是“党天下”?他说:现在“百家争鸣”,我们工人阶级是一大家,要鸣起来。我们要开座谈会,要写文章,要参加辩论,我们不许只让少数人鸣。
总机械室职员王魏辂说,葛佩琦、储安平这些人的意见,受不起事实的驳斥。他说,我知道,我们理想的东西并不是他们要求的东西。共产党整风,是为了纠正错误,改进工作,加强团结,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应该本着这个精神给党提意见。他们提的那些意见呢?一句话,唯恐天下不乱。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绝不应该歪曲事实。事实怎么样,最好请他们下来看一看。他说,在这广泛开展批评的时候,我们不该沉默,可是过去太沉默了。我们应该积极起来,反击那些错误的意见。
副总工程师高润芝说:这次整风的目的,是依靠党内党外人们的帮助,克服缺点,改进工作,使党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这证明共产党是诚心诚意想把工作做好。一个政党公开征求群众对它的意见,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做为一个非党的知识分子,我是拥护党这样作的。党过去为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不可否认,在工作中也有错误和缺点;个别党员工作做得还很不好。正因为这样,党才发动整风。我们是为了爱护党才给党提意见,我们的批评必须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我们完全能够判断正确的意见和不正确的意见、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攻击。最近报纸上登载的葛佩琦的意见,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怎能说广大群众的生活没有改善呢?解放以来,广大群众的生活是不是改善了,只有过去受过痛苦的人感觉得才最清楚。拿本厂的工人来说,过去的痛苦生活大家都说过了,现在大家穿得干干净净,吃的大米白面;过去成年不看电影,现在一星期能看两次。过去子女不能上学受教育,现在都上了学。我自己的生活也是这样,解放前通货膨胀,钱拿的不少,可是维持不住生活,往往今天发了薪,明天就打折扣。现在的薪金维持一家生活绰有富裕,所以能在银行存款。
这不是生活提高是什么?储安平把共产党的领导说成是“党天下”,这是很错误的。我们要看清一个大前提: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不能说党的领导就是党的包办。而且,任何一个单位都有党外人士参加领导,只要你的意见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党就会采纳,只要你有能力,肯工作,党是很重视、很依靠的。我在本厂就是一例:刚解放时,我是炼铁车间的工程师,后来做了炼铁科长、高炉技师、车间副主任,现在是厂的副总工程师。我不明白储安平说的一个部门安插一个党员负责有什么坏处。我们厂里几个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和非党负责干部都能团结合作,目的是把工作搞好。现在提出排斥党员干部负责,用意究竟何在呢?
医务主任陈登堂说:我觉得报纸既然让葛佩琦、储安平这些人鸣,也应该让我们鸣一鸣,把我们的意见发表发表。储安平一会儿承认党的领导,一会儿又说不让党员领导,这叫人怎么做?这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储安平还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他这话完全歪曲了事实。我们可以算一算:在工厂、机关、学校里,究竟是党员领导干部多?还是非党员领导干部多?我是个医务工作者,拿我们卫生部门的领导来说吧:卫生部长不是党员,北京市卫生局局长也不是党员;市立医院的领导人,有多少是党员,有多少不是党员,也可以算一算,这很能说明问题。储安平说,党员领导干部的才能和他们担任的职务不相称。这种情况很可能有。但我们还可以看看,非党员领导干部的才能,难道没有和他的职位不相称的?储安平说,现在是“党天下”,我看不是这样。古今中外有那个政党,能够这样发动大家提意见?光这一点就能说明储安平的看法是错误的。
技监科副科长曹修仁说:这次帮助党整风,大多数人的意见都提得好,但是葛佩琦、储安平、李康年这些人的意见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利益。我们工人懂得,共产党领导人民,经历千辛万苦,争来了这个社会主义,这多不容易。我们拥护共产党,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有人说,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不必再改造了。可是李康年想把利息拿二十年,又想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就凭这些话,正说明他们还得好好地改造一下。储安平表面承认共产党领导,实际是想取消共产党领导。他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过什么贡献,我不知道。可是,他今天竟攻击起共产党员做领导干部来了。这成什么话!我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就是通过自己的政党,通过党的负责干部来领导的。他不让共产党参加各部门的领导工作,那么谁来领导呢?我看党员们的领导绝大部分是称职的。解放以来,不论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工作,都有很大成绩,几年作了反动统治时期几十年、几百年做不到的事情,有良心的人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我们为什么不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呢?
百家争鸣好的很,我们工人阶级也要鸣一鸣。今天是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鸣,直到把真理鸣出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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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集中力量争取夏秋丰收
农业部负责人谈农业生产情况
新华社7日讯 当前全国的农业生产情况怎样?今后一个阶段应该注意那些事情?农业部负责人今天接见新华社记者,对这个问题作了解答。
农业部负责人说,目前各地正在陆续开始夏收,油菜已经收割完毕。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来看,今年全国的油菜总产量将比去年增产三百万担左右;小麦部分省份可望增产,部分省份将比去年减产,总产量估计大体与去年相等。今春,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调整较大,水稻的播种面积比去年略有扩大,高粱、小米和一些小杂粮的播种面积增加了;棉花、玉米、大豆等播种面积则比去年减少。
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许多农业生产工作比去年做得更踏实、更切合实际需要。特别是今年的多种经营、因地种植、生产准备(种子、农具等)、发挥老农作用等比去年做得好,有效的先进经验推广的面更大了,并且比去年更加注意因地制宜。这主要是因为各地农业社经过去年的实践已经取得了一些管理经验,今春又进行了整顿,调整了社的规模,实行了包工包产,注意保持农业社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同时,各地大批干部下乡参加生产、领导生产,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都是今年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
但是,今年上半年的农业生产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譬如农业生产还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的配合、支援,化学肥料、农药械春季的销售量比去年少,部分地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进度迟缓,耕畜瘦弱,南方部分地区春雨多气候冷、东北地区解冻较晚使播种时间稍有推迟等。这些是今年农业生产的不利因素。
农业部负责人说,为了争取全年农业大丰收,在今后的四五个月内还必须紧张地做好许多艰巨的工作。棉花、大豆和某些高产杂粮作物都比去年种的少了一些,要完成产量计划就必须集中更大的力量去提高每一亩田地的产量;同时,要尽力把应当夏季复播(回茬)的田全部适时地种好庄稼,增加大秋收获面积。今年春茶、春茧的收获,就全国来看,也不像预期那样好,这就需要大力争取夏秋茶和秋茧增产。
为了争取全年农业大丰收,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把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动员起来,妥善地用在争取夏秋丰收方面,特别要注意把农业社自力更生和各方面支持的力量互相结合起来,解决肥料和药械不足、耕畜瘦弱、以及其他在争取大丰收中所遇到的困难。
农业部负责人指出,目前,夏收正在进行,夏种即将开始,是争取全年农业大丰收的一个关头;各地必须集中力量搞好夏收夏种。夏收夏种后的一个阶段内,要做好田间管理工作,并对下半年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作充分的预防准备。各级领导机关在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内,还应特别注意合理安排工作,做到整风和领导生产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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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两国签订文化合作协定
周总理接见南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7日讯 中国和南斯拉夫两国文化代表团今日在北京签订中南文化合作协定。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沈雁冰和南斯拉夫文化代表团团长约·维德玛尔代表两国政府签字。
沈雁冰和约·维德玛尔在签字仪式上互致祝词。
沈雁冰说:这个协定显示了两国文化合作的范围更加扩大发展,也充分反映了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加强巩固。他说,他深信在执行协定的过程中,两国政府和两国文化工作者必然会合作得更好,更亲密。他预祝两国真诚的、兄弟般的友谊一年比一年加强,两国文化合作事业一年比一年繁荣。
约·维德玛尔说:这个协定的签订,是两国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是两国友好合作进一步加深的新标志。他愿望两国人民的友谊长存。
在签订协定的同时,还签订了中南文化合作协定1957年执行计划。代表两国政府签字的是中国文化代表团团员、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陈忠经和南斯拉夫文化代表团团员、南斯拉夫联邦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伊·弗罗耳。
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以及正在北京的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文化专员卢耀武等人。
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也参加了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之后,沈雁冰举行酒会招待南斯拉夫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7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日在北京接见了南斯拉夫文化代表团。接见时在座的有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陈忠经,以及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文化专员卢耀武等人。
接见时在座的还有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和约·维德玛尔团长(右)交谈。
 新华社记者 戴戈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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