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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谈高等学校中的几个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 王力
高等学校当前的问题很多，我
想谈的是三个问题：（一）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二）党群关系问题；（三）党委领导和教授治校问题。
（一）知识分子改造问题
在某些单位的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领导上交代，在运动中应该着重讨论某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思想改造问题。有人就说这是对群众恫吓，使群众不敢“鸣”。依我看来，这可能是领导上交代得不清楚，以致引起误解。实际上，既然是党内整风，思想改造问题应该是党内的问题；党员们犯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应该归结到思想的根源去检查一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以免重犯“三害”。至于党外人士要不要进行思想改造和怎样进行思想改造，那是另一问题。
但是，这另一问题也不能不讨论；因为如果知识分子需要改造的话，就不能不依靠党的领导和帮助，因而就不能说是和整风运动无关。
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思想？这个问题如果在一年前提出，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就是肯定需要改造。在今天党号召“百家争鸣”的情况下，这种认识渐渐模糊了。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典型时代，庄子注意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庄子的结论是：“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这是否认天下有真是非。今天的百家争鸣，可以与战国时代媲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理论颇多，令一般人不知所从。即以马克思主义而论，也容易令人产生“天之苍苍，其正色耶”的感想。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人怀疑世界上还有真是非，从而怀疑甚至今天还有改造思想的必要。
从表面上看来，百家争鸣和思想改造似乎是有矛盾的。我们必须辩证地处理这个问题。争鸣是为了追求真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抹杀真理，泯灭是非的界限。假使今天由于百家争鸣，就不能说哪一种思想是进步的或正确的，哪一种思想是反动的或错误的，那就不能再谈思想改造。固然，反动思想应该和反革命行为区别开来，人民内部的反动思想应该作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来处理；但是反动思想到底是应该批判的。正确地处理百家争鸣和思想改造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关键。
必须肯定：一切违反社会主义的思想都是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发展的；但是，发展和修正的严格区分，本身就是一个是非问题。肯定了天下有真是非，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就成为必要了。
不过，我个人认为：今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不能再作为一种运动来搞。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起了不少的副作用。在某些学校里曾经用相当粗暴的方式来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当时作为一种运动来搞，与其说是为了改造思想，不如说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点上，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是有成绩的，因为敌我的界线划清楚了。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敌我的对抗性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就用不着沿袭1952年的老办法。我甚至怀疑1955年的肃反运动连反动言论都“肃”在一起是不是妥当。两种不同性质的事情同时做去，容易做出偏差来。如果反革命行为和反动思想应该区别开来的话，把反动言论“肃”在一起就是把敌我对抗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混为一谈了。在今天“鸣”“放”的过程中，反动言论比1955年更多了，将来要不要再“肃”一次呢？我看是不必要的。
大家知道，思想改造是长期性的。今天党内既然采用和风细雨的办法来整风，而不是“无情的斗争”；对党外人士的思想改造更应该让它细水长流，一点急躁不得。特别是今天党号召我们向科学进军，要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或接近世界科学先进水平，就不能不让大家过一种宁静的生活。诸葛亮说过：“非宁静无以致远”。在今天说来，“宁静”就是在高等学校里少搞一些运动，“致远”就是赶上或接近世界科学先进水平。
我想可以让知识分子从科学实践和政治感受中改造他们的思想。当然，理论学习也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说今天知识分子的思想一般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这首先是由于祖国的建设事业有了辉煌的成就；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不能不承认党的伟大。久而久之，大家更加靠拢党，向党员们学习。现在非党人士常常有和党员共事的机会，看见党员们分析问题能够全面深入（当然也有例外），无形中也就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熏陶。我们不要低估了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这是政治课教员唇焦舌敝所达不到的效果。
政治学习是必要的，但是应该照顾到知识分子的特点。某些干部做惯了农村的政治教育工作，就把对农民那种耳提面命、反复叮咛的老办法用到知识分子的头上来。实际上，在高级知识分子当中，不乏闻一知十的颜回，更多闻一知二的子贡，报告何妨精简一点呢？我想：理论学习的时间可以多些，政策学习的时间可以少些，特别是有文件的就应该把文件印出来给大家看，不必再做大报告。应该指出：在北京的政治报告和许多有关政策的报告都是很精彩的，但是有时候工会组织学习，讲体会，谈启发，已经令人觉得是多余的了。至于其他地区，废时失业的情况可想而知。我认为政治学习的时间是可以精简一些的。珍惜知识分子的时间，于党于国都是有利的。
（二）党群关系问题
关于党群关系问题，大家谈得很多了，我恐怕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在北京大学党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一位党员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从前他认为党员和非党人士的语言不同，要团结很不容易。最后他批评了他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没有批评他的“语言不同论”。我觉得“语言不同”这四个字很有研究的价值，因为出自党员之口，就反映了一部分党员对党外人士怀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看法。
我们常说，我们和兄弟国家的人民有共同语言，甚至说我们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有共同语言，其实他们讲的并不是汉话。现在呢，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非党人士同在一个国土上住着，而且大部分都讲汉话，然而，唉！我们之间却没有共同的语言！
如果说我们和蒋介石集团之间没有共同语言，犹有可说；现在说人民内部还没有共同语言，那未免太奇怪了！
党八股的语言，的确是一般人所不擅长的，甚至完全不会说，完全听不懂。但是，人民所不爱听的也正是这种语言。毛主席的话我们完全听得懂，毛主席和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也许这位党员说，所谓语言不同是指思想不同。如果真的是这个意思，问题就更严重了。思想有各种不同的类型，这是不错的，但是思想的类型和入党与否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不能说，昨天你没有入党，思想属于甲型；今天你入了党，思想就变了乙型了。“语言不同”的想法是党群隔阂的一种根源；如果说党群之间有一道墙，它就是这一道墙的一部分基础。
这里我不想谈什么宗派主义，我只想谈一谈关于党群关系的认识问题。我个人觉得：党群之间不应该有一道墙，但是还应该有一条线。否则党员和非党人士就没有分别了。这一条线的保留，并不妨害党群的团结，问题在于如何了解这一条线。
据我个人粗浅的了解，党是一个政治集团，它有它的党章，党员们承担党章所规定的义务，享受党章所规定的权利，这是非党人士所不能干预的。除此之外，我看不出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分别。因此，目前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的远距离完全是人为的，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也知道，党群关系只能逐渐改善，不能希望党群之间完全没有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还会继续下去，直到政党本身消灭为止。但是，应该指出，目前的党群关系还是不健康的，不正常的。如果不肯承认党员和非党人士能有共同语言，这种矛盾不但不能调和，而且还会扩大的。
（三）党委领导和教授治校问题
我看这个问题很简单：在高等学校内，党委会和校长的关系等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系，党委会和校务委员会的关系等于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
必须肯定党能领导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需要，唯有高瞻远瞩的党知道得最清楚。如果说只有党中央能领导，高等学校里的党委会不能领导，那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党委会正是受上级党的领导的。从来没有人主张过党委干涉到图书仪器的设备，干涉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如果有那样的情事，那自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党根据社会主义的科学需要，从原则上向学校行政方面提出若干建议，像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五年计划草案一样，那应该是合理的。
目前许多人所反对的不是党委会的领导，而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无论如何是不好的。为了补救这个缺点，我认为应该扩大校务委员会的职权。但是我不赞成“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这一个口号的提出，意味着什么呢？依我看来，“教授治校”是作为“党委治校”的对立物而提出的，同时，教授治校还意味着讲师、助教不能治校，甚至校长也不能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
我们知道，党委会中并不排除教授；相反地，将来教授入党的人多了，党委会中的教授也就逐渐多起来了。将来再也不能说领导科学的人不懂科学了。我们要变更一种制度，应该把眼光看远一点，至少要看十年八年，不能单看着脚指头走路。
现在许多高等学校已经成立了校务委员会，今后应该充分发扬民主，使校务委员会发生应有的作用。同时，应该适当地吸收有代表性的讲师、助教参加。盐吃多了，不一定经验就丰富了；头发白了，不一定七窍玲珑，比青年人更能全面深入地考虑问题。特别是在这个过渡时期，让新老两代坐在一个会议席上，让存在着的新老矛盾暴露出来，共同寻求解决，比较让老年人和青年人形成了在朝和在野的对峙局面，情况要好得多。所谓“教授治校”，顾名思义，就没有这个优点。
校长负责制这个制度是优越的，必须坚持下去。单就这一点来看，“教授治校”的口号也是不恰当的。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如果校长同时是一个党员，他是以校长的身份来处理校务，不是以党员（或党委书记）的身份来处理校务的，正如周总理是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来处理国务一样。反对党委以党代政应该是反对党委会对学校行政作出决定，而不是反对校长本人对学校行政作出决定。如果因为反对“党委以党代政”而反对校长负责制，那就不对了。
提出“教授治校”的先生们喜欢举出解放前清华大学的教授会为例。我在清华大学当过十二年的教授，我明确地知道，清华的教授会正是没有讲师助教参加的（抗战前的专任讲师参加了，因为清华的“专任讲师”等于副教授）；由教授会产生的评议会好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责任内阁，而当年清华的校长几乎等于今天英国的女王。
“教授治校”只是空洞的一个漂亮名词，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假定一个大学有一百多位教授，又假定他们每一个人都肯牺牲一部分科学研究时间，一百多人坐在一起，对于许多具体的行政事务怎样进行讨论呢？清华当年设立评议会，就是要补救这个缺点。但是，毛病从此产生了：由教授选出的评议会逐渐脱离了群众，成为寡头政治。教授会所讨论的往往只是每年学生的毕业名单，关于学生体育不及格该不该毕业的问题常常争论半天；至于一切大政方针和重要措施却完全掌握在评议会，教授们不便过问。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地方。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该先肯定下来。一个制度不完善，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要求做到更加完善，而不应该一味留恋过去，让大家后退一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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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群众生活水平没提高吗？
编者同志：我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女孩子，文化程度很低，但是一个长了鼻子的人，香和臭总能闻出的。
我看了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讲的：生活水平提高的仅是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我不能同意。我也想说说我们农民心里的话。我只知道解放前，我们没穿过细布衣，连粗布衣服也是补丁上加补丁，夏天甚至只穿条短裤去干活。我们吃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俗语说：“镰刀上壁，没饭吃”，粮食秋收低价卖去，春天高价买不到，吃肉吃油谈不到。拿现在的生活水平来说，比过去好得多了。过去十户人家，有八家吃不饱饭，更难吃到肉。豆腐是比较便宜的东西，可是我们过去也只能在过年时吃一点，现在我们吃的次数比过去增多了。同时，我们也听说过，黄豆要出口一部分，换回建设器材来建设我们的祖国。今天在我们的国家里能出产汽车、拖拉机，能够巩固国防，不受敌人的侵略，我们再少吃点也没有意见。
是的，有的人生活也有比过去差些的。我们社里，在五百多户中有几十户，他们过去都是穿细布和绸缎，吃鱼吃肉，有人侍候的地主，今天他们也要自己劳动了。
我对我们的政府和干部是这样看的。过去我们祖祖辈辈除了欠租税，被抓壮丁坐牢外，从来不敢走到衙门里。解放后，我们能去了，干部和我们一块吃饭，不讨厌我们。过去农民生病靠天保佑，今天农村建立了卫生所、防疫站，社里还有了广播。县长、乡长有时也和我们谈话，一块下田劳动。旧社会里，县长、乡长我们连看一眼也不敢看，就是这样，他们的文明棍还在我们身上“恩赐”呢！
1954年，我们家乡闹从来没有过的大水灾，没饿死冻死一个人。我只知道没有共产党，我们就会淹死了，冻饿死了。无论在工作和劳动中，共产党员总是走在我们的前面，带我们前进。但也有投机钻到党里搞坏事的坏人。对于这些人，自然是应该反对的。我们农民是拥护共产党的，是爱国的。
湖南汉寿酉港乡 杨清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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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史馆老人继续座谈人民内部矛盾
本报讯 国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昨日下午二时半在政协礼堂继续举行。昨日有六十五位馆员出席了会议，十三人发了言。他们关于如何帮助党整风，关于社会生活问题，关于文史研究馆今后如何进行工作和学习的问题等等，都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
浦友梧说：现在各方面提出的正确意见，党员们正在冷静思考，动手改进；但也有些意见是不甚正确，甚至完全不正确的。
浦友梧在发言中说，整风运动开始以来，许多党外人士对党组织和党员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也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这表明各阶层人民对共产党的无限信任和热爱。他说，党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并无前人做过，所以在执行中免不了要走些弯路，但是共产党是经得起考验的，能够从善如流、勇于改过的。现在各方面提出来的正确的意见，党员们正在耐心倾听，冷静思考；同时也注意到立即能够改进的马上起来改进。这表现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优良作风，是令人重视和喜悦的。不过，也有些意见是不甚正确，甚至完全不正确的。如有人提议合营企业不要公方代表，学校取消党委制，更有如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认为，党群关系与解放前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便衣警察的作用。这样的意见，我看恐怕会使原有的一堵墙不但拆不掉，反而会越砌越高，原有的一条沟填不平，反而会越挖越深。他说，新中国八年来建设的突飞猛进的成绩，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是不可想像的。在整风中党员方面应该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来对待意见，而党外人士也应该以极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来说服对方。阎幼甫认为，现在虽然有和风细雨，但也有了狂风暴雨，甚至还有了台风，如葛佩琦那样的意见，他说，说那样的话影响很不好。
刘放园说：国务院对文史馆的领导不够，对干部的政治待遇不关心。
刘放园认为现在有四种人，一种认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共产党都是对的；一种人是利用党来遂私图；第三种人有顾虑，心中有事，口里不说；第四种人是没有说话的机会。他说，现在报纸报喜不报忧，人民日报约束言论。他说，整风不但对共产党说来是大喜事，对全国人民说来也是大喜事，它使人民知道了共产党也是可以批评的。他说，报上登的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比整风的意义还大，因为它是经常的使人民有说话的机会。但报纸应该指示办法，教人民如何来信来访；还应该公布来信来访的处理结果。这样才能鼓励人民群众提意见。他在会上还特别提出上次座谈会上曾又馨老先生建议重新制定国歌的重要性。刘放园对于国务院对文史研究馆的领导不够，对他们的政治待遇不关心也提出了意见。他说，许多重要的报告他们都听不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录音，走遍了各机关，就是走不到文史研究馆；国家一年两次的大典，文史研究馆一张观礼券也得不到；各机关都能得到的学习材料，他们也没有。他要求改变这种情况。
对改进文史馆的工作和学习的具体建议
关于文史研究馆今后的工作和学习的问题，许多与会者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最先发言的石钟秀建议馆员可按照专长和年龄组织起来，分组工作，黄娄生建议拟订简章，大家遵行，以改变文史研究馆目前存在的消沉散漫的情况。宋庚荫建议进行审查重印清史稿的工作，石荣暲建议编修清代正史、太平天国史和民族英雄传等。罗介立强调了重视和发挥文史研究馆老先生们这份活史料的重要性。吴承侃、邢詹亭、楚中元等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下午三时，报名发言的人全部发言完毕。主持会议的国务院齐燕铭副秘书长最后发言，他对在两次会上大家踊跃发言，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表示感谢。他并表示将这些意见整理出来之后，有关各部门工作的意见，将送请各有关部门研究参考；有关文史研究馆本身工作的，能够立即处理和解决的就立即处理和解决，对于改进工作的方案，将研究后再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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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该重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
洪谦
最近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人民大学哲学史教研室为了推进今后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召集了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的工作会议”。这种会议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前途发展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重“中”不应轻“外”
我们一方面对于今后中国在哲学史研究方面的繁荣表示非常的欣慰，但另一方面回顾当前关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条件，则不免有“相形见绌”之感。或者有人说：我们这种“自卑感”是根本不需要的，因为中国哲学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之一，我们对于它当然应该特别的重视。至于关于西方哲学问题则有国际友人的哲学家们在那里研究，我们只须将他们研究所得的成果加以输入就行了。
这样对于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在研究方面的看法，事实上已经支配了有些领导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们的思想。例如在哲学方面的十二年远景规划中西方哲学史不仅不是今后研究重点之一，而且还将它附在东方哲学史的下面，在当前条件之下不把西方哲学史作为研究的重点，已经欠考虑，至于将它摆在东方哲学史之下，更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还有例如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自建所以来，即成立了“哲学史组”，然而在开始的二年间，在研究工作方面与西方哲学完全无关，而仅仅以中国哲学的问题作为唯一的对象。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往往以西方哲学史代表世界哲学史，现在我们则将中国哲学史（虽然动机不同）代表世界哲学史了。
中国人应当重视我们的哲学文化遗产，应当将它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似乎无须因而忽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忽视这门科学在哲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我们不要忘却现在和今后对于中国哲学方面的研究，也与过去的“关起门来”“整理国故”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已成了在它的研究方面的最高的指导原则。因此，就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也应该重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中一个革命的发展，它与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过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忽视了西方哲学史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深入地了解的，因而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工作也会带来损失的。
那些同志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并不忽视西方哲学史的科学意义，而仅仅认为关于这方面的知识理论可以从国际友人的哲学家们（例如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进步的哲学家们）研究所得的成果接受过来的。这种看法是非常天真的，严格点说：是多少有些外行。因为以上所指那些国际友人的哲学家们所研究的问题，却带着他们不同的特殊性，因此他们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一定能满足我们实际的需要。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如果不加辨别地接受过来，对于西方哲学史在认识上和理论上的提高，是不会发生积极作用的。
从当前哲学史的教学条件来说，我们关于这方面在认识上和理论上迫切需要通过研究而提高的对象，首先是过去成为哲学史中冷门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其次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发展直接有关的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再次就是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关系比较密切的英国十七、八世纪的经验主义。还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应当在哲学史研究中占适当的地位。当然从孔德开始通过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才流行起来的实证主义，还有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各种主要学派如实用主义，逻辑实证论，现象学派和存在主义作为现代哲学史一些学派来研究，也是有其必要的。
我们丝毫不轻视国际友人的哲学家们在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反地我们非常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今后在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更需要密切注意他们的研究工作，更需要他们对于我们在研究上大力的帮助。不过我们认为对这样重要的研究工作不想独立地进行，而完全倒向人家怀里的办法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认为只有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之上才能正确地接受人家的研究成果，才能提高这方面的理论水平和研究风气。我们不能将思想理论当作一部机器可以简单从外国输入；就以一部机器来说：如果不具备相应的实际条件，就是运到了中国，还是开动不起来的。
西方哲学史是一门科学，它作为科学与其他部门的历史科学，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从我们从事哲学工作者——不仅仅限于从事哲学工作者——来说，如果不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这门科学，那末在我们的哲学学习和科学研究方面是会带来许许多多的损失的。研究西方哲学史的重要性
首先必须提出：如果我们不重视西方哲学的研究，则无法提高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水平（我认为结合西方哲学史和自然科学史来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学习，是最好的学习方法）。过去或现在有些讲授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师们忽视了这一点，所以只能干巴巴地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几条基本原理作教条式的解释，而同学们也只能逐字逐句地对于这几条基本原理无精打采地接受。但是，如果我们从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讲解它的世界观的基本原理和实际内容，来讲解唯物主义者怎样应用辩证法这个思想武器与唯心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那末不仅可以避免以上所指出的那种学习情况，而且在讲授内容方面也能丰富多采起来，也能表现出辩证唯物主义原有的活生生的精神。
据说莫斯科大学新近拟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计划是：一年级学习哲学史，二年级才开始学辩证唯物主义。我个人认为这种设施自有其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理由，是非常明智的。在我们大学里面，如果实际条件允许，不妨可以试行这种办法。
其次必须提出：五年以来在综合大学里已经逐渐地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西方哲学史。这种新型的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工作之能迅速而顺利地进行，总的说来，不能不归功于学习苏联在这方面的先进经验。但是我们当前哲学方面的实际情况毕竟与苏联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对于哲学史的有些问题，就不能将苏联已有的结论教条式搬过来，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过科学研究去作出它们应得的结论。
我们当前对于哲学史问题最感到棘手的，就是对一些唯心论的大哲学家的“评价”。我们认为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除了批判其唯心论观点之外，完全没有什么“价”可“评”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对他们作出正确的“评价”呢？我们认为将柏克莱和休谟作为主观唯心论者或不可知论者全面地否定，这就忽视了柏克莱的视觉理论和休谟关于自然宗教学说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肯定他们这一方面，同时并不因而减轻他们对于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敌视呢？我们认为对于有些具有唯物论或辩证法因素的哲学家例如康德和黑格尔只肯定其这一方面，而将其思想体系的其他方面完全否定的看法，似乎还有考虑的必要；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对他们作出科学的“评价”：一方面既保持着他们思想体系的完整，同时也贯彻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呢？
还有我们总认为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不科学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以前，无论在科学中或哲学中，无论是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对于处理关于自然和社会的问题，基本上所应用的只是这种方法，难道这一切一切都是“不科学”的么？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及上面所提出的那些问题，都不是简单地可以肯定或否定的。我们对这些问题必须切切实实做些研究工作之后，才能有发言的余地。
再次必须提出：党和政府久已号召我们于十二年以内努力赶上国际的学术水平。关于国际的学术水平，从哲学方面来说，就是我们在这一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和研究所得的成果在分量上能够用国际的一般学术标准来衡量。但是我敢大胆地说：根据这些年所发表的著作或论文的质量来判断，我们的哲学水平与国际上的距离还很遥远；我们的哲学水平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物质第一性或者精神第一性的教条式的解释，还周旋于老子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的思辩地混戏中间，我们要想在哲学方面于十二年内赶上国际的水平，还有待我们从事哲学工作者好好地努力。
还有，虽然我们经常谈到哲学方面的国际水平，但是我们对于当前国际的哲学界实际情况所了解的实在不多。例如我们对于现在流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学派，如逻辑实证论，现象学派，存在主义或新托玛斯主义十年来的演变过程了解么？我也敢大胆地说：关于了解这方面的真实情况的人也是不多的。但是国际的学术水平不是关起门来谈的；我们必须随时注意国际的学术行市，然后才能抓住问题迎头地赶上去。因此我认为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以前的西欧古典哲学要进行研究，就是对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些主要学派也不应当简单地作为“一种帝国主义时代腐败、反动透顶的东西”排斥于研究领域之外；我们似乎还是需要对于它们作些研究和批判的。
以上所指的三点已能说明研究西方哲学史的重要性，至于它作为研究哲学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在人类知识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可以不必谈了。虽然关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但是从这门科学当前的研究条件来说，则是极其恶劣的。第一，旧中国这一方面并没有遗留下什么东西，关于这方面较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既不多见，就是关于西方古典哲学著作译成为中文的为数也极少，而且其中有些译本在质量上也很差。解放后这几年来，虽然党和政府力图改变这种局面，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进展得比较迟缓。第二，解放以前，研究西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史方面的同志本已寥寥无几，其中有些同志由于旧中国大学内宗派主义的横行，竟因找不到这方面适当的工作而改行业。解放以后，有些同志或者感到本身旧哲学包袱的沉重而从事语言方面的教学工作，或者由于工作岗位调动的困难；虽然有“归队”之心，但无“归队”之力，只能望洋兴叹而已。
但是对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最感到威胁的，则在于图书、期刊以及其他参考资料缺乏的严重情况。我们几乎有七年之久没有见到资本主义国家新近出版的图书和刊物。这一年来就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来说，虽然订到几本关于哲学方面的期刊，但是我们企图购买的，迫切必需的西文参考书籍竟没有购到一本。我们从新出版的图书目录中明明知道柏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的全集都已经陆续地出了新版本，然而我们仅能依靠三十年以前的旧版本，有时连这些旧版本的书还不易到手。现在关于研究西方哲学问题的一般情况，就是阅读无书，参考无书，老师们是如此，同学们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应付西方哲学史教学上的需要已经感到棘手，要想在这方面作比较深入的科学研究简直是不可能的。四 点 具体 建 议
西方哲学史这门科学已经面临着危机，如果我们不让它在中国死亡下去，那末必须迅速地克服这种危机。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种危机呢？第一，我认为领导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们必须放弃重“中”轻“外”的思想，必须将这门科学在中国今后的发展前途作全面的考虑，并且征求这方面中国专家的意见，共同拟定切实可行的计划；第二，我同意汤用彤先生在科学院的发言，将哲学史的研究据点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如果哲学研究所要想分担这方面的研究任务，那末请它设法去发掘潜力，不要企图用所谓“兼任研究员”的办法在大学范围内釜底抽薪；第三，我认为高教部或其他领导机关应努力设法解决购买图书和期刊的问题。一方面将过去十年来应购的图书和期刊补充起来，另一方面保证今后有一定的外汇继续购买西方的图书和刊物。第四，我认为我们必须罗致全国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同志们，在此之外，我们还须较多地从研究生或助教中培养这方面的新生力量。我向高教部建议，增设综合大学以内的哲学系不要冒进，要适可而止；中国现有关于研究西方哲学史方面的人材有限，过于分散，对于发展这门科学的事业来说，是无益而有害的。
以上拉拉杂杂地写了这许多，无非表示我们对于西方哲学史这门科学的发展前途所抱的热望，其中许许多多的意见都是非常不成熟的，希望同志们多多地指正，更希望爱好这门科学的同志们与我们一起为新中国的哲学史事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