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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七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建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昂、中国民建会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陈经畬、山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山东省副省长）苗海南、上海申新一厂工程师金德霖、上海恒丰棉纺织厂副厂长聂光琦（金德霖和聂光琦二人联合发言）、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韩望尘、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钱孙卿。陈经畬说：
购买政策不是买卖关系
要搞好公私关系，就要以诚相见
陈经畬首先谈公私关系问题。他说在会内会外反映公私关系不正常的人很多，但是若认为现在是非常严重，或者是认为比合营初期更有问题，那是不现实的。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公私关系在进一步转好的过程中，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从武汉市来说，老合营比新合营好，大企业比小企业好，以前劳资关系正常的又比不正常的好。在全省来说，市里比县里好，县里又比集镇里好。公私关系的好坏，与统战政策贯彻的深浅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也与私方人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密切地联系着。我认为搞得好的归结到一个字即“诚”字，相处以诚，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搞得不好的是两个字“歧视”。彼此歧视，只看见彼此的缺点，彼此的优点、应该值得学习的地方，则一笔抹杀。这样，就是兄弟也要互阋于墙，何况是两个在历史上对立的阶级。
在湖北省座谈会上有人说：公私关系是婆媳关系，不是母女关系。我认为，已过了门几年的媳妇，还是不给予应有信任，使他们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责备他们说：你为什么要消极，没有主人翁思想。这是有些工商业者思想上不易想得通的。
全行业合营了，工商业者都想诚诚恳恳，高高兴兴地把工作做得更好。因为私方人员把企业交出来以后，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在公方领导下把企业搞好，才是唯一的出路。这种工商业者的主要心情，希望公方代表和社会一般人士能够理解。工商界中，消极躺倒或违法乱纪的分子是有的。但毕竟是少数，以这些个别事例代替一般加以渲染，只有引起思想混乱，没有说服力的。
他说，有许多中小户的生活存在困难。政府过去确有很多照顾，但有许多办法在下面没有很好贯彻。另外，有些问题在中央过去所制定的办法中没有包括进去。他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希望中央考虑解决。希望加强市、县的统战工作
他说，湖北省所属市、县有的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深居简出，不深入下层。有的事情，民建和市县的工商联及工商界向当地统战部反映很多，得到解决和答复的太少；得到了答复或是提出了处理办法的，到了下面也很难执行。现在还有应当安排尚未安排的人，和安排得不适当的人，还没有得到解决。湖北省有七十一个县，有统战部的约有三十几个县，希望把统战面扩大些，多设些县统战部。
如果以买卖关系来看赎买政策，那就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归国有，分期付款的办法
他说，所谓赎买问题，首先要明确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原来即是剥削工人的劳动成果，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与工人，只是物归原主，根本就说不到代价问题。
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转为工人阶级所有，也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买卖行为，乃是一个革命。在我国，工人从资本家手里取回生产资料，不是用剥夺，而是用和平改造的方法。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曾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说他们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赎买。如果以等价或不等价的买卖关系来看赎买政策，那就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归国有，分期付款的办法。
至于定息二十年的问题，就我们湖北省和武汉方面的情况来说，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而且中小户对陪着大户领定息七年，不能把帽子早日摘掉意见很多。因此我个人在这里提个建议，凡是自觉自愿放弃定息的，不拘大、中、小户或数目多寡，是否可以请政府考虑予以接受，但是不登报不搞高潮。
至于李康年同志建议中，为免除领息人的种种困难，将领息方法简化一些手续，我是同意的，请政府考虑。但是，简化手续不是变更定息的性质。
公方代表制度是好的
他谈到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代表问题的时候说，公私合营企业国家派公方代表的制度，这是好的，就生产来说是有利的，而且是应该的。至于有的公方代表不信任私方，或是能力薄弱，作风不好，甚至造成企业的损失，国家可以随时撤换（武汉已有先例）。因此我认为公方代表作风不好和对私方不信任，只是公方代表的个人问题，不能因个人问题而对国家的制度加以变更，这是不恰当的。
只有向工人阶级学习才能改造得好
最后他说，现在有若干人提出来要不要向工人阶级学习。这些同志是把部分工人中的不健康作风或者个别落后工人的行为，认为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公平的。向工人阶级学习，是学习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劳动热情、组织性、纪律性、大公无私的精神。并不是要我们去向部分工人的不健康作风，个别落后工人的不良行为学习。部分工人或个别工人的不良行为不能说成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今天我们中国人民能够在世界上站立起来，我们的国家空前的强盛，建设事业突飞猛进，难道不是工人阶级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得来的吗？我们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我已经七十八岁了，经历了满清皇朝，袁世凯北洋政府，蒋介石的统治，深切体会到今天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学习是完完全全正确的。而且在思想上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思想要更加坚定的树立起来。这样，我们工商业者才能够改造的更好，早日将自己也改造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个。苗海南说：
活到老，改造到老
苗海南在发言中谈到了工商联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问题。他认为，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商联、民建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贯彻了党的和平改造政策，使工商业者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这是代表了工商业者最大的合法利益。工商联组织今后还要代表工商业者的另一个最大的合法利益，就是把合营企业转变成社会主义企业，把工商业者改造成工人阶级。但是，他也认为，在改造高潮以后，工商联对于工商业者的某些具体利益是代表不够的，今后必须加以改变。
接着，他谈到工商联如何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问题。他认为代表合法利益最困难的是是非问题。哪些合法，哪些非法，弄不清。资产阶级有自卑感，工人阶级有自尊感，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阶级的感情掩盖了是非问题。
他说：说资本家不留恋过去，是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个人就有过留恋过去的思想，例如，我认为共产党好，企业合营的时候，也是我自己愿意的，但是一碰到一些小刺激，就会想到过去的事情。有一个时候我很苦恼，一想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自己究竟算什么，就觉得前途没有路了。我曾经攒了三十片安眠药，准备将来没有路的时候吃上就完了。为此，我患了好几年的糖尿病，中西医都没有治好，是毛主席掌握自己命运那一句话给治好了。解放以来，我有三大兴奋，第一兴奋是毛主席在1955年的讲话，第二个兴奋是合营高潮；第三个兴奋是今天党的整风，让我们有什么就说什么。
最后，他对座谈会反映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个别公方代表不好的可以个别撤换，不能否定这个制度。为了搞好公私关系，他建议在企业中创造条件成立管理委员会，公私双方在管委会领导下按职务办事，在工作中不强调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也不强调公私关系。
他不同意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说法。他肯定说定息还是剥削。果真定息二十年，势必造成大中小工商户的不团结，同时，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家庭子女也不会和睦。
关于两面性问题，他说，现在很少人不承认两面性，如果有人不承认消极一面，实质上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消极性究竟占到百分之几，在宣传工作上要特别注意。他说，有人听到“脱胎换骨”，就联想到“抽筋剥皮”，也有人比喻为“超凡入圣”，我认为这几种说法都对。请问：“脱”资本主义之“胎”，“换”社会主义之“骨”有什么不好呢？“抽”资本主义之“筋”、“剥”资本主义之“皮”有什么不好呢？“超”资本主义之“凡”，入社会主义之“圣”又有什么不好呢？有人问我思想改造到什么时候完结，我用了唐诗上两句回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认为活到老、改造到老。聂光琦说：
工商联和同业公会为大资本家所独占
聂光琦说：上海市工商联以同业公会为会员单位，同业公会以企业为单位，而资本家是以企业代表身份参加同业公会，因此两个机构为大资本家所独占。即使有少数资方代理人，但有的人为了要靠拢资本家，往往不能真正代表资方代理人的意见。如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韩志明在大会上说：“资方代理金酬劳问题，中央要我们私私之间协商是行不通的，要求政府不要开空头支票。这种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既未与大家商量，怎能知道行不通呢？事实证明，在棉纺织业的鸣与放的动员大会上，荣丰棉纺厂（也就是韩志明有关的企业）的大股东荣章初就大声疾呼地说：“我从来就未曾听见过政府要我们私私之间协商的话，现在既然知道了，我就向大会保证，我愿意付给代理人酬劳金，因为我认为酬劳金是合理的，而且必要的”。工商联负责同志在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只字未题。是不是想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
由资方付给代理人以酬金是完全合理的
他认为付给代理人酬劳金是一个传统的制度。棉纺业资方过去将企业的经营管理完全委托给代理人，解放初期当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和“五反”运动的时候，都是资方代理人替他们挡头阵的，现在资方代理人却因为他们的企业既已合营，代理人就不起作用了，因而置之不理，这样抹煞代理人的功绩是不公平的。他认为由资方付给代理人以酬劳金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和定息结合起来，绝不愿意让这笔钱由国家负担。
企业经营管理缺点很多
他认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某些制度和管理方法成了形式主义。上海棉纺织公司有三位经理，六位副经理，他们不下厂，有事用电话联系。变成了“电话经理”。办公室主任也不下厂，技术人员就是下厂也不到车间，他们只要“经验”要数目字。棉纺公司也是专靠开专业会议来领导生产。指标像气球一样提得越高越好。纺管局盲目将织布用纱改细，结果不耐用，大家很有意见。开展增产节约，好多数字都是重复、虚报的，对具体工作的领导也是踢皮球，公文旅行，人事机构臃肿。这样下去，会使企业受损失。韩望尘说：
既要延长定息，又要提早摘资产阶级帽子，的确难以自解
韩望尘首先对“赎买二十年”和合营企业要不要公方代表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赎买政策”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也符合全国人民（包括愿意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长远利益。赎买政策的具体表现为定息，它是国家使资产阶级分子由剥削者过渡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桥梁。因此，绝不能把它当作资本家与国家“进行交易”的“条件”。工商业者如果对待这个问题抱着“讨价还价”的态度，是不恰当的。
至于定息七年只能赎买35％，只有定为二十年，才算“赎买到底”的说法，我也不同意。应该怎样理解“赎买到底”呢？我认为企业公私合营后，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而国家把资方人员全部包下来，安排工作，甚至保留高薪；二千元以下的小业主，还按照劳保条例享受福利待遇和病假工资等，都应当当作“赎买政策”的扩大或延伸。定息和安排照顾的形式与内容虽不一样，但作用与目的都是为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创造条件。直到私方人员作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我以为就是“赎买到底”了。
倘若说，把定息延长到二十年、把“定息”改成“赎买存单”就算把资产阶级的改造基本完成了。我看这是“揠苗助长”，结果会“欲速不达”。既要延长领取定息的时间，又要提早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确是难以自解的。而且这样做，不仅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广大工商业者的前进愿望；不是积极破资本主义，而是立资本主义；不是鼓励前进，而是拉后腿；不是争取缩短与工人阶级的距离，而是加深与工人阶级的距离。这对我们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是没有好处的。我们陕西的工商业者，不论大、中、小户，都不同意这种说法。
不能因为公方代表有缺点，就否认公方代表制度
他说：把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撤出去，发挥私方人员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十分必要，私方的潜力还挖掘得不够。但是不是说只有不要公方代表，私方人员才能发挥积极性呢？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诚然，在合营企业里，有的公方代表，只注意生产任务，营业指标（当然这是对的），对私方人员的改造不够重视；有的公方代表不熟悉业务，对生产经营是外行；有的民主作风不够，对私方的意见不重视，建议不采纳，甚至有时把人民内部的矛盾错误地当成敌我矛盾去处理，造成很不好的后果。这些缺点，都是不容讳言的，但是，公私共事关系很好的，或者由不好变好的也为数不少。公方对私方的关心帮助，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的帮助，使私方大受感动的，也不是个别的。可见，说一切都好，则不近实际。同样，说一切都不好，也不是事实。
有人说，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资本，没有技术经验，搞不好生产。我看不能机械的对待问题。比方说，不懂技术，可以学，学就会成内行。再说“政治资本”在企业里并不是没有用处，相反地它是大有用处的，因为私方人员的思想改造缺少了政治教育是不可想像的。公方代表本身有缺点，这是人的问题，不能因此否定这个制度。
有人说，把生产管理权交给私方人员执行一年，试试看行不行！我认为“比一比”，“试试看”的提法，可能会被有些私方人员误解为可以不要政治领导，而搞资本主义竞争的那一套。
根据以上情况，他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但是，他认为政府应该注意合营企业公方代表的质量——政治修养、社会经验和工作能力，因为公方代表肩负着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双重任务，必须慎重选择。合营企业里的党组织的书记，最好不要兼任厂长或经理。否则会失去或削弱党的监督作用，而且会使私方人员感到“党政大权，一人独揽”，群众有意见没地方去讲。另外，管人事工作的人，特别是人事工作的负责人，一定要政治性强和懂得人情，有社会经验的人。
中小户生产经营上有问题，需要解决
接着他又谈到目前一般中小工商业户生产经营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有些专业公司、供销合作社对归口的工商业户，在货源分配上照顾不够，常常把畅销货留给自己的零售门市部销售；对一些冷背残次货，则又硬性搭配给合营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和小商贩，造成他们在经营上的困难，影响了他们的收入。一般中小户对这个分配方式很有意见。还有，他们想到外地采购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缺乏的货物时，不但得不到支持，有时还遭到多方留难或打击。他说：一般中小户，资金较少，他们的经营一方面要采取“勤进快销”的办法，一方面还要依靠向银行贷款周转。但是银行贷款手续繁琐，甚至对归口公司核定的贷款金额任意核减，特别对某些较困难的业户，怕收回困难，不敢贷给。这对他们经营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全行业合营后，对合营商店上交利润的提取，从每季提取一次，改为每月提取一次，也给流动资金较少的企业造成了经营周转上的困难。
钱孙卿说：江苏省的“鸣放”情况基本上是先天不足，群众还有顾虑。据工商界反映：有不少的人对许家屯同志报告中所提到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说法，有一些意见，认为这种强调消极性的说法，挫伤了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他认为两面性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先把情况弄清楚，否则，光谈理论是不解决问题的。
他说，现在大的资本家都得到了工作安排和照顾，今后的问题是深入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中等户的要求是：合理安排、才职相称。小户的要求是生活问题。他认为思想改造工作一定要建立在生活安定的基础上。目前，各级工商联最急要的工作是要跟专业公司和供销合作社挂上钩。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小工商业者的有关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就很难解决。胡子昂说：
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就会迷失改造的方向统战部的工作落后于客观形势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统战部和国务院四、五、八办跟民建会、工商联应该很好地配合，帮助和支持工商联、民建会大胆做好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的工作，及时地揭发矛盾，以求进一步合理地解决矛盾。但是，统战部的这项工作是落在客观形势的后面了。自从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党强调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加强对民主党派的领导，给他们更多的帮助。我总觉得随着工商业改造工作的深入，统战部与民建会、工商联的关系不是愈走愈近，而是逐渐疏远。是不是统战部怕别人批评包办代替而把工作量压缩了，这样是会给工作带来损失的。
应该正确对待工商业者的才能
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特别是技术人员。在党和政府来讲，确实是“求贤若渴”，一再肯定工商业者是国家的财富。并在全业合营后，将他们分别安排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以发挥他们的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这中间还存在许多问题。这里我仅就工商界中的技术人员问题，提出一些意见。据我所知，单单上海一个地方，工商界里就有七、八千个高等技术人员。但是，在某些公方代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层层压迫下，他们有力无处使，“英雄无用武之地”。
根据最近民主建国会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所反映的资料，工商界的技术人员所以不能发挥财富作用的原因，主要的是：
一、有职无权。有的公方代表认为，安排私方人员担任厂长、经理已经是天高地厚之恩，何必得陇望蜀，有职又要有权呢？
二、用非所学。有些合营厂里的党支部代替了行政，人事部门更是大权在握，他要调你向东，你当然不能向西。
三、缺乏信任。一般反映，技术人员无论你有天大本领，只要头上顶了一个“私”字，那就永远抬不起来，在厂内固然看不到书刊，进不了试验室，看不到文件，连设计图都见不了面；有时拿了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去参观别的工厂，对方因为来的是私方人员，竟要求补送人事资料，使他裹足不前，啼笑皆非。
四、支持不够。私方人员的合理化建议，得不到公方和职工的支持，制新产品，不给原材料，稍微多用点钱，就说破坏财务制度；有时甚至给合理化建议扣上一个“偷工减料”的帽子，更使人噤若寒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五、鼓励不够。对于私方人员的创造发明，应该论功行赏，否则，不能鼓励积极性的发挥。广州有一位私方技术人员发明万能缝纫机，只得到一件卫生衫，因此，私方反映：“大小事迹，都是一只鸡蛋”。
六、压制民主。部分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盛气凌人，私方稍有意见，就被扣上“抗拒领导，抗拒改造”的帽子。于是私方有意见也不敢说，或者是说的不是想的。难怪有些私方人员觉得在企业里是“孤掌难鸣”了。
为了调动工商界的财富发挥积极因素，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得到适当的解决。
说没有两面性，对改造没有好处
两面性的存在，不决定于任何人主观的好恶，而决定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全业合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正处在消灭的过程中，或者说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但是，这不等于说，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两面性已经没有了。如果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对工商界的改造没有好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既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那末随着历史条件的演进，它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关于这点，刘少奇委员长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大家可以看到，全业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的一面一天一天的扩大，逐渐具备了社会主义成分，而消极的一面则在一天一天的缩小，它的内容主要是指思想意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这同过去时期所说的消极一面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这样来看两面性，我觉得同今天工商界的实际情况是符合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两面性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不必再提消极的一面了。
既然把变成工人阶级分子当做努力目标，那么，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
本来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资本家就只有一面性，这就是剥削工人、唯利是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消极的一面性。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资本家，除了它的本质与外国的资本家有共通性外，还有它的积极的、独特的一面——这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积极的一面。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还是中国的特产，在我看来，不是耻辱而是光荣。当然，我们还必须努力学习，继续改造，最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就是说，要以工人阶级为标准来衡量自己改造自己。近来，有人看见个别工人同志有缺点，就漠视了整个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认为工人阶级不值得学习。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既然以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分子为自己努力的目标，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同时，我们所说向工人阶级学习，是指学习工人阶级最本质的东西，如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组织性、纪律性、集体主义、热爱劳动等等。工人阶级中个别分子有缺点，这是很能理解的，但我们绝不能以个别工人来看整个工人阶级。因此，向工人阶级学习，不应有所疑惑，否则，就会迷失我们改造的方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要变成一个工人阶级分子，这中间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改造过程，才能够起到质的变化，所以，我们把这个改造说成是脱胎换骨，就是这个道理。
只要改造再改造，向社会主义前进，“帽子”很快就会掉下来
有人反映，某些公方人员简直把两面性当作歧视工商界的口头禅，动辄就在私方人员的头上扣一顶两面性的帽子，这是不对的。
近来工商界人士有股怨气，一听到“资产阶级”“两面性”和“改造”这些字眼，就感头痛，思想上有抵触。我觉得，今天一般工商业者并不否认两面性的存在，问题是要讲清道理，要分析事物，要明辨是非，一是一，二是二，一点也不能含糊。可是生硬的批评与机械的搬用，是不能说服人的。记得在1954年政协的一次小组会上，有位同志首先提倡有技术的资本家归队，我坚决反对。我的看法是这顶帽子不妨多戴几天，戴到瓜熟蒂落再摘下来。照我乐观的看法，只要我们为了自己为了工商界也为了全中国的人民，改造再改造，向社会主义前进，这顶帽子说不定很快就会掉下来，也就是毛主席所指示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公方对私方要采取欢迎的态度
阶级既然还没有消灭，阶级关系就自然是客观的存在，并不是那一个人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反复纠缠在这个问题上呢？这话要分两头讲。很多人反映：部分公方代表过于强调阶级关系，把私方的一言一动，甚至一个合理化建议都描写成为资产阶级的产物，属于资产阶级类型，使他们感到抬不起头来，也跳不出这个圈子；另一方面，私方人员也把阶级关系当作牢笼枷锁，好像这一辈子也挣脱不了这付手镣脚铐，不晓得那一天阶级才能消灭，才能得到真正的独立自主。
我们要有明确的看法，千万不要悲观，我们应该庆幸自己已经在党和毛主席的和平改造政策之下得到挽救，正在向社会主义的前途过渡。我们当中的若干人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成绩。尽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还不平衡，还有困难，但这些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我们的工作生活是一天天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但是，我们不讳言，私方是有一些苦闷的，这些苦闷可以说一部分是公方代表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在私方人员头上的（如对私方人员的轻视、鄙视，或是有职无权），这需要对公方和职工进行教育，要逐步做到公私双方同呼吸，共命运，一块儿工作，一块儿生活。这是一件巨大的统战工作，需要党善于帮助教育，改变过去那种不健康不正常的现象，让广大的工商界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活跃起来，更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衷诚地向公方同志们建议：（向私方讲的话这里从略）我们必须从思想情感上转个一百八十度的弯，要把过去所不欢迎的改变为欢迎的。当然这不是欢迎资产阶级，而是欢迎正在消灭资产阶级和已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赫鲁晓夫同志所称呼我们的“中国式的资本家”。我们要在认识他们是资产阶级分子的同时，重视他们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看到他们正在向社会主义前进、发展。帮助他们消灭资产阶级，同时也希望他们对资产阶级不要有所留恋，这样公私合作共事关系是可以搞得好的。
最近有人提到公私合营企业考虑撤回公方代表的问题，我的看法：公私合营企业不是普通的合股企业，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由国家派干部同资本家合营的企业，公方居于领导地位，私方必须接受公方的领导，这是确定不移的。个别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如果领导无能，阻碍了生产、业务的发展，私方完全有理由反映意见要求撤退。但是我们因为有的合营企业公方领导不好，就主张全部撤除公方代表，那是不正确的。
另外再谈几个问题
（一）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工商界骨干分子参加社会活动和企业工作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工商联、民建会两面都来叫，几面开会，忙得不能分身。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很普遍。希望这次在统战部召开的小组会上很好讨论，合理安排。
工商联党员秘书长不能撤；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团员不应特殊
（二）各地工商联大都是接收旧时的商会和工业会改组而成的，情况比较复杂。几年以来，由于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到工商联参加秘书长一级的工作，对于推动工商联的工作，是起到很大的作用。当然有些地方是有缺点。现在，要不要撤退这部分党员干部，我看应该从工作出发，我是不同意一律撤退的。如果必须撤退，也要作好安排，还要加强联系，以免脱节。关于这点我有一个建议，无论任何党派团体对于党团员参加工作，应同一般工作人员一样看待，不要让他特殊。这就是说，放在组织之中，不是放在组织之上，地位只管有高低，职权要按照规定制度办事。这就可以避免很多误会，因此在党派也好、团体也好，可以大批进去帮助搞好工作，也可以随时撤调工作。只要通过组织，协商办事，根本谈不上派与撤的问题。
（三）关于工商联和民建会的干部培养、教育、福利等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两会注意不够，统战部也注意得不够。有的地方统战部已经向民主党派的干部上党课，并允许他们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对于干部起了积极的鼓励作用，我看中央统战部可以在这方面通盘筹划一下。
不同意李康年的建议
（四）关于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以及通过这项工作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问题，这个问题跟民建会和工商联的关系太大了，在这一方面，我们过去作了一些工作，但是做得不够。现在第一步应该赶快放手，帮助各地民建会和工商联推动它们的成员大“鸣”大“放”。
举例来说，最近有人主张把定息延期到二十年，这显然是与国家定息七年的决定有矛盾的。我们认为定息是赎买政策的具体措施，目的在调动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定息不是买卖，二十年的说法，并不是代表了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五日原建议人李康年同志在座谈会上有所说明，我看全国工商界放弃剥削的声音，越来越见高涨，这个建议，是不会得到支持的。我是不同意的。
中央对下面的检查督促做得不够
中央的工商界座谈会，由李部长同很多负责同志亲自主持，会开得很好。希望中央统战部把这个精神和办法层层传达下去，各级统战部都应该这样做，这样才能使工商界的朋友有大“放”大“鸣”的勇气。要一个工商业者当着公方代表的面大鸣大放，而不“怕”是不简单的，是需要做一番深入仔细的工作，加以推动和鼓励的。谈到这里，我殷切希望中央要加强检查督促工作，有许多事情，中央有关部门作了通盘研究，及时采取了适当措施，这是很好的，但是传达下去后的执行情况，往往缺乏认真检查，好像政令出了都门，就百事大吉了。就以私方人员病假期间工资支付办法来说，国务院在今年4月17日就发下通知，到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实行。这只是一例。有人曾说，来中央谈得头头是道，回地方就泄了气。这说明过去中央对下面的检查、督促工作做得不够。这个情况应该改变，要责成各地将执行情况随时上报，各级组织也要随时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