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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消除顾虑 揭露矛盾 解决矛盾
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省委宣传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摘要
一、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文艺、科学的方针，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所谓“齐放”“争鸣”也就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之上自由讨论。也只有经过民主自由的讨论才能辨明是非，达到认识上的真正一致。只有充分发扬民主精神，才能充分调动全国一切积极力量，化消极为积极，提高思想水平，繁荣文艺，振兴科学，以便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与力量，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因此，认真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是关系到国家建设的大问题，是当前与今后整个国家政治生活、思想领域中所不可缺少的。党的“齐放”“争鸣”的方针是根本的长远的方针。但是贯彻执行这一方针还是有障碍的，特别是思想上的障碍。这主要表现在下述各种思想顾虑：
1、有人认为我们是“先放后收再整”，怕扣反动言论的大帽子。
“齐放”“争鸣”是党的长远的根本的方针，不会有收。今天放，明天放，后天还是放，永远是放。更不会被整，有的只是竞争，对不同的意见的争论或被批评者的反批评，这不能看成是收或整。自己放也要允许别人放，自己鸣也要允许别人鸣。有意整人的人，对批评者打击报复陷害的人，不仅党纪不允许，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会被揭穿，会受到群众的指责的。争鸣要以理服人，绝不允许任何扣大帽子。争鸣者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错误是难免的，认识到错误就提高了自己。
2、有人顾虑“上面放、下面不放”怎么办呢？
放鸣是党的方针，是要有个从上而下逐级打通思想、逐步贯彻执行的过程。下级机关与干部对党的方针只要认识上解决了问题，也会是坚决贯彻执行的。
3、科学技术问题能不能放，能不能争鸣呢？在科学技术上的齐放争鸣，也是振兴科学提高技术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在学术上的各持己见，不能与工作上的各尽职守混同起来。医院中的会诊，仍要由主治医生下决心。工厂中的技术问题，仍要由工程师指挥。当然医生、工程师下决心、虚心听取别人意见也是必要的。
4、放起来会不会影响领导威信呢？
领导的有没有威信，威信高低，主要在于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得好不好。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不会有很高的威信。即使有也是虚假的。通过“齐放”“争鸣”，才能克服领导的不良思想作风，改进领导与工作，才能树立真正的威信，提高自己的威信。
5、提了意见不能改，是不是就不提了呢？
固然有个别领导在过去有“诚恳”接受坚决不改的现象，但是，应该肯定知过必改，是中国人民的、也是共产党与绝大部分领导干部的美德。有时有的同志不能改，还是认识上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或者决心还不够，只要我们提意见者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有叫顽石点头的精神。不光提意见，而且帮助他改正（当然主要还是要自觉）总会能改正的。
最后，这样放鸣会不会乱？
放鸣的目的是由思想认识的不一致，达到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如果说可能因此而产生混乱，那也不过是由原来的隐蔽状态而变为公开的状态而已，经过争鸣就可由混乱而达到不乱（真正的一致）。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领导同群众的关系
1、准确估计当前农村与城市的某些紧张情况。如果看不到当前农村、城市、学校各方面存在的问题，麻痹大意，就不能主动地摸清情况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当然也不应惊惶失措。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要认真做好工作，是可以使情况缓和下来的。
2、应该看到当前的紧张情况，固然有其客观的原因，是社会大变动中所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风的存在，工作上有缺点错误则是很主要的原因。因此，必须深入有问题的地方与单位，好好听听群众的意见，切实地分析研究情况与问题，应该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及时主动地解决是十分必要的。
3、不论农村与城市工作上与政策的贯彻执行上，发生偏差与错误，不要指责基层干部，应该由省委与各级领导担起自己的责任。这是因为基层干部绝大部分是辛辛苦苦、勤勤恳恳的，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不少事，工作繁重，水平不高，特别是领导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对于有些政策交代不清，任务要求过高，过死过急，容易使执行者发生偏差。有些干部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也往往是由于领导放松思想领导与教育，控制不严的结果。因此，指责基层干部是不应该的。但是，也应该看到有少数或个别的基层干部思想上蜕化变质，乃至是混入的坏分子，严重的违法乱纪而又屡教不改的分子，他们的恶劣行为，就不能要由领导上负责，就不能纵容、姑息，而应严肃对待，正确处理。
4、解决领导与被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经常发扬民主，只有建立经常的民主生活与制度，才能避免发生大民主。
三、认真搞好党内外关系
党内外关系上存在的深沟高墙，主要是由于我们有些机关的党的领导干部与党员，存在着不从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的宗派主义情绪，对党外专家、教授缺乏全面的认识，对党外知识分子几年来的进步及其在国家建设事业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同时自己又居功自傲，自以为是，不懂装懂，不虚心学习，不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不支持党外人士的工作；对党内外干部的使用培养提拔待遇等问题上，不能一视同仁。以致使有些党外人士不能做到有职有权，充分发挥其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甚至使有些党外人士苦闷不安，消极起来，将不少意见长期积压在心里，加深了互相之间的隔阂，影响到团结。这一情况不彻底改变过来，是不利于国家建设事业的。
改变这一状况的主要环节，首先在于党员干部认清当前形势的变化，消除宗派主义情绪，主动搞好与党外人士的关系，切实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要尊重信任党外人士，要支持他们，在干部政策上应大公无私，量才使用，要多和党外人士接触谈心，要虚心向他们学习业务，要使自己尽快由外行变为内行。
我们派在学校卫生部门的干部，一般都是努力工作的，但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确实有严重的错误，因而引起党内外的公愤。省委要在会后立即做严肃的处理。党员犯了错误，没有特殊的照顾，这是我们党早有明确规定的。
关于党外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问题，我们相信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会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的，有计划地下厂下乡深入地联系群众联系实际，逐渐以新的世界观（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代替旧的世界观，是会积极地来搞好党内外关系的，是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
四、坚持贯彻执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
对肃反运动的成绩要肯定，要看到运动的总体方面，主流方面（决定本质的东西），不要因个别单位偏差较大而否定整个成绩，也不要因肯定整个运动的成绩而忽视运动中所发生的某些偏差，特别个别单位比较严重的偏差。为了更好地弄清是非，贯彻中央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中央已决定今年要进行全面的检查，我们也已在进行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对于目前已经弄清案情确属错斗者，不必等待检查，应该坚决迅速纠正错误。对被错斗者要恢复名誉，而且要在所在单位公开宣布。在什么范围斗争的，就在什么范围恢复名誉。尚未这样做的单位要切实改正过来，不要敷衍拖延。被错斗了的同志，也要在思想上放下包袱，消除隔阂。被错斗是不好的，但弄清了问题，就可以使组织与群众对自己有更好的了解，更加信任。
五、切实做到整风、工作两不误
要做到整风与工作两不误，首先在思想上要明确整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提高思想，转变作风，改进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整风与工作不是对立的，不能分割起来。整风要求边学边改，要通过整风学习及时分析当前工作情况与问题，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不能关门整风，不管工作，乃至增加官僚主义。其次第一书记与部门主要负责人要抓整风，应该将整风与工作全面抓起来。再是，省级机关，会后要按照大放大鸣的精神，揭露矛盾，先摆问题，再进一步学习文件，细致地检查工作，检查思想作风。在揭露矛盾中，凡对当前工作迫切有关的问题，即应抓紧解决。
六、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党委第一书记如何抓思想政治工作呢？1、不要脱离当前工作，单独抓思想政治工作，而是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来保证做好当前工作。政治思想工作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党的任务的实现，保证党的方针的贯彻执行，也就在于讲通道理，使党员干部群众都懂得做什么，为什么和怎样办，达到完全自觉的行动，把党的任务方针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2、在当前生产、分配、征购工作中，要注意讲清政策与做法，不要简单地交代任务与数字，使干部与群众自觉地完成任务。对干部与群众的思想情况与动向要及时分析研究，提出教育的内容与要求。特别注意抓基层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教会基层干部讲道理的本领。3、推动各个部门与所有专业干部都做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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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党外人士继续座谈
新华社6日讯 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今天下午邀请党外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他宣读了他最近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吓信。
这封匿名信攻击卢郁文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卢郁文在那次发言中曾认为拆“墙”是两方面的事，并且不同意有些人只许批评中共、不许批评批评者的主张。匿名信辱骂卢郁文“为虎作伥”，是“无耻之尤”，并恫吓卢郁文“及早回头”，还说否则“不会饶恕你的”。
这封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卢郁文收到恫吓他的匿名信，因为他说了几句实事求是的话。他说：我不怕辱骂，不怕威胁，我还要讲话。
卢郁文在读完这封匿名信以后对大家说，因为我在民革中央小组座谈会上说了几句实事求是的话，对于不同意的意见提出了批评，就遭到了谩骂，骂我是言不由衷，对党不实，对国不忠。现在又有人写这封匿名信来威吓我、辱骂我。
卢郁文说，整风中向党提意见应当实事求是，有不同的情况就有不同的意见，自己鸣，也要让别人鸣。他说：“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有的人辱骂我，有的人威胁我，有的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我的发言，难道我们不应该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吗？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有了社会主义的共同立场，所以许多问题才能是人民内部矛盾吗？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要如此谩骂？”他还说，另外还有的人要求下轿、下台，这样怎么能够达到团结呢？
卢郁文说，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卢郁文说，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在卢郁文发言当中，国务院参事李仲公谈到他也因为批评了对中共提意见的人而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李仲公说，我不怕辩论，但有人采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是卑鄙的。
卢郁文接着谈到党政关系问题。他说，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在创造历史，我们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制，有在朝党、在野党。我们是各党派共同在朝的国家。这一点已载在宪法中。至于党政关系如何运用，没有成规可循，没有先例可援，是在创造体例，要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在摸索中不可能没有错误，但我们怎能因为有错误就动摇了制度的根本呢？
他批评储安平的发言“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的提法是严重错误的。
卢郁文接着指出，储安平说“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这种提法是严重错误的。他说，这是对于历史和现时的事实的重大歪曲。这个歪曲不纠正，会使全国人民失掉了团结的中心和前进的方向。
卢郁文说，事实告诉我们，正是由于共产党不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党，才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达到了全国六亿人民的大团结。凡是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回忆起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时代的宗派主义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几乎被帝国主义瓜分。凡是三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回忆一下国民党时代的宗派主义，他们不许异党存在，他们内部有政学系、CC系、军统、中统等派系。在那个时候，换了一个校长就换一批教员，换了一个庶务科长就换一批工友，更不用说别的了。
卢郁文说，往事记忆犹新，难道我们七、八年就都忘记了吗？
卢郁文说，我正庆幸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把中国历史上的宗派主义铲除干净，真不知道储安平先生的“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这句话是从何说起？
卢郁文又说，正是由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是宗派主义的党，是不容许党内有宗派主义，才要在自己党内发动整风，把个别党员和党组织的宗派主义思想整掉，这不正是很明显的事实吗？卢郁文说，我们不能把党对国家的领导和个别党员、党组织的宗派主义混为一谈。
卢郁文还批评了储安平所说的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的说法。他说：今天的清一色是社会主义的清一色，但并不是共产党的清一色。全国各机关、学校、企业单位的干部究竟是党员多呢，还是非党员多呢？党员做头儿的不少，非党员做部长、省长、局长、司长、厅长、科长的能说少吗？这怎么叫做清一色呢？
卢郁文说，至于说中央人民政府现在没有党外人士做副主席和副总理，而都当了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这是由于宗派主义思想而来的呢？还是由于考虑到党外人士在国家管理中，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而来的呢？依照宪法的规定，主席是只能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发布法律法令，而副主席只是辅助主席。在这种宪法规定的精神下，党外人士究竟是做副主席，还是在人大做副委员长更能发挥作用呢？国务院副总理是没有党外人士了，但国务院各部部长的党外人士是增加了。究竟党外人士是多几个副总理、还是多几个部长更能发挥作用呢？这是值得研究讨论的问题，但绝不能以此认为就是宗派主义。
卢郁文说，我认为在个别共产党员和党组织中是有宗派主义思想的，如民革的丁贵堂担任海关总署副署长不能有职有权，又如陈其瑗揭露的某工厂的行政、党、团、工会都是亲戚，这些事例揭发出来的有很多，都应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
共产党的领导不容动摇；社会主义方向不容模糊；制度方法的好坏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不能凭个人好恶习惯来决定。
卢郁文建议对党政关系加以总结研究，使之制度化，他认为在研究时应根据这样三条基本原则：一、共产党的领导不容动摇，二、社会主义方向不容模糊，三、制度方法的好坏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不能凭个人好恶习惯来决定。
卢郁文的第二个意见是加强法制，他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单有好心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法制把它巩固起来。这是今后很重要的工作。他接着在这方面提出了三点建议：一、遵守法制，有了法就必须遵守；二、整理法规，从宪法颁布后，好多法规已不适合了，社会进步太快，须要整理；三、创建法制，创造新的法律，建立新的制度。
卢郁文接着就创建法制提出了四点具体建议。第一、拟定党政关系，党委、党组很多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现在须要从总结过去实践经验中加以规定；第二、创制法制程序法，解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国务院、国务院与各部、中央与地方在立法与制订法规上的权限问题；第三、制定各机关的组织法规，对各机关的业务性质、职权范围、机构编制加以明确规定；第四、制定各机关内部工作规程，作为内部掌握的依据，解决分级负责、分层负责的问题，使人有专职、职有专责。
金汉鼎批评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建议对中小学生参加生产做出规定。
国务院参事金汉鼎谈到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问题。金汉鼎批评了“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及“望子成龙”等数千年流传下来剥削阶级的思想毒素。为了纠正这种思想，树立劳动观点，他建议教育部门作出中小学生毕业以后参加劳动生产的规定。
其次，金汉鼎谈到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问题。他认为，中央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对剥削者的子女有什么约束，但在实际上受到歧视和种种限制。他要求对地主资本家的子女在读书和工作等方面给予真正的平等待遇。金汉鼎还谈到了评薪定级的问题。
左宗纶认为提意见应该从善意出发，如果发言是为了出气，别有用心，这就不对，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
国务院参事左宗纶谈到他对“鸣”“放”的看法，他说，最近许多人都能大胆说话，也有些人还有顾虑，有话不说，这表现对党还不够信任。他说，说话也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有的谈反面的意见，有的正面反面意见都谈，他认为正面意见不说也可以，但是说了也没关系。总之，应该从善意出发，这样才更有帮助；如果发言为了出气，别有用心，这就不对，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员翟健雄在发言中对某些基层干部表示非常不满。翟健雄又批评了党和政府对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不重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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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希望龙云先生到我们学校看看
编者按：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中，龙云先生曾提到了一○一中学的问题（见本报5月31日第二版），本报先后收到读者来信八件，说明这个中学的情况。现在选登一件在这里。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龙云先生在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他对干部子弟的培养问题提出了批评，并且提到了我们一○一中学，作为一○一中学学生的我们，对其中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发言，在此做一些简单的解释。
龙云先生说：“听说北京师范大学有个附中，现在改为一○一中学，学生完全是高级干部子弟，其他的学生就不收，这样是不公道的。”是的，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也觉得是不公道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学校过去的确是干部子弟学校，但这已是两年以前的事了，而且也并不都是高级干部子弟（高级干部子弟连五分之一也占不到）。我们有革命烈属和孤儿。我们有许多同学在父母参加了革命之后，有的是随着父母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有的是变成孤儿寄养在乡下；有的变成了放羊娃，“享受”着地主手里的鞭子；有的变成流浪儿到处颠簸过着暗无天日的牛马般的生活；有的被迫当过旧式的学徒，几乎每天都要尝师傅的耳光。有很多是从国民党地区流亡到老区的学生。我们还清楚地记得1954年周总理在视察我校时，勉励我们的话：干部子弟不应该特殊化，应学习革命先烈优良的革命传统，向群众子弟学习，学习他们热爱劳动的习惯和俭朴的生活作风。他还教导我们应该更好地和人民打成一片。周总理走后，我们深入地讨论了周总理的谈话，一致同意总理的谈话，以后不久我们的学校就改成了普通中学。
为了帮助龙云先生和别人了解真相，这里还得简单地说一下我们学校的历史。我们的学校可以说是革命的产物。我们学校是1946年在张家口成立的，当时叫“张家口市立中学”，后来战火迫近张家口，学校随军迁移到建屏县西黄埿村、石家庄、阜平县等地。在迁离张市的时候，许多群众的子弟都退学了。在过去那种对敌斗争的战斗年代中，干部调动极为频繁，为了对革命干部子女集中管理，1948年暑假才把学校（当时叫华北育才中学）改为干部子弟学校。1949年北京解放后，学校又迁来北京，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改名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二部。到1955年全国政府工作人员的待遇都改为薪金制以后，学校遵照中央教育部指示，改为普通中学，并划归北京市教育局领导，更名为“北京市第一○一中学”。在这以前我们的父母都是供给制，我们进别的中学又没有钱，我们的父母又经常调动工作，我们只好投考这个中学。这就是我们学校为什么是干部子弟学校的由来。
龙云先生又说：“像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会感到高人一等，一定会有特权思想，于学生也是不利的。资本主义的君主国家听说有贵胄学校、贵族学校，平民一概不收，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要设这种类似的贵族学校呢？我想来这也是一时高兴，缺乏全面考虑的结果。”如果我们的父母都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或是贵族，我们都是一些少爷、公子哥儿之流，人民指着鼻子骂我们，是起码应有的斥责。可是我们想简单地说一下，我们进了北京以后究竟是怎样生活的。我们知道国家的困难，不愿让国家花更多的钱在我们身上。我们用双手在圆明园的一片废墟上修建了校园，我们同学和老师把满是碎石、坑洼不平的地方平整成操场，修筑了好几条道路，在校园内植了一万株树木。我们有每两周每个同学在校内劳动一小时的制度。去年暑假里，每人也还规定返校劳动二到四次。同学在校内种了二十亩生物园，解决了一部分吃菜问题，我们老师吃的菜，完全是自己种的。现在的许多教室都是利用圆明园的旧石块盖起来的，厕所是毛坑，洗脸要走很远的路，这些设备和居住条件，比起城内许多新建的中学来，是相差很远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要我们如何去为人民服务，我们每个人的前途是和人民的前途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一系列的胜利都是鼓舞着我们进步的动力。抗美援朝和历年参军的时候，我们都是报名最踊跃的，入伍也是最多的；有的同学已经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在我们同学当中，也有少数低年级里年纪较小的同学，没有受过艰苦革命环境的锻炼，不太知道物力艰难。对于这些小同学，我们正在发挥集体力量，经常帮助老师教育他们，我们每个人也随时警惕这种思想的产生。
最后，希望龙云先生有空到我们学校来看看，了解真相，并且对我们提出批评。
北京一○一中高二六班学生
黄培坤 张亚南 徐文伯
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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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
新华社6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今天上午举行会议。会议通过楚溪春、钱昌照为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于学忠等八十三人为委员；还通过王枫等三十五人为民革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
会议还通过民革中央机关报“团结报”从6月份起改成周刊，并且准备公开发行，实行收费。
这次会议是由李济深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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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中央小组召开座谈会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在6月6日召开了座谈会，讨论怎样帮助党整风的问题，同时对党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
丘克辉发言中指出，民主党派“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认为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党政不分；二是党对党外人士不够信任；三是有些民主人士的职位摆得不妥当，使他们不能发挥长处。只有改进这三方面的情况才能解决“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认为党员的特权思想是由国家的不合理的等级制度造成的。部长、司局长、科长、一般干部物质待遇太悬殊，界限太明显。北京的医院对高级干部家属特别照顾，一般干部看病困难；此外，连家具、吃饭也分得很严格，这一套等级制度给群众影响很坏。
刘清扬的发言中认为官僚主义是由宗派主义造成的。宗派主义的表现就是党政不分，党脱离群众。党政不分必然使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目前机关中最有权的是人事科，但人事科的干部缺乏知识，对各种干部的情况不了解，因此工作中问题很多。她尖锐地批评了国家的等级制度。她说，现在有一种捧少数人的风气，某些人德才都不够，为了统战就提拔他。吹、拍、捧的人享受特权，这样就使多少年艰苦奋斗的人受到压抑。她又指出，党在吸收新党员时往往把唯唯诺诺，不提意见或者拍马的人当作积极分子，这些人容易入党，而真正埋头苦干坚持革命工作的人反而不能入党。这样便不能真正为党增加力量。她批评许多人入党后就不肯学习，不肯钻研，轻视群众，这是危险的。她要求党员一定加强学习，同时不要忘记群众。
张志和要求党在听取党外人士意见后一定要加以处理。过去党外人士提意见后如石沉大海，这是冷淡和轻视党外人士的表现。他在谈到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时，认为这对社会主义是一种浪费，同时也是轻视人的表现。在用人问题上，他认为目前党对德、才、资的看法伸缩性很大。看风行船、唯唯诺诺仿佛就是德，真正能团结群众，坚持原则斗争的人反而成为落后分子。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浦熙修、陈新桂、张云川、汪世铭、鲜英、黄药眠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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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非党妇女工作者座谈会结束
邓颖超说大家的意见大部分是好的对整风有很大帮助
本报讯 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民主妇联党组邀请全国妇联党外的常委、执委，各民主党派妇女工作的负责人，及团体会员的负责人举行的座谈会于昨日结束。会议一共举行了三次，在会上发言的共十八人，书面发言一人。
会议结束前，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第二书记邓颖超同志说：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大部分是好的，对我们整风改进工作有很大帮助，少部分意见要继续研究、分析、考虑，有些意见将分别转交有关部门加以研究，有些留待以后再继续交换意见。
全国妇联执行委员、福利部副部长拉希达、根据过去她在新疆工作时的感受，提出各级妇联应充分重视在少数民族妇女中进行统战工作。过去，新疆的统战部门的统战对象主要是男人，许多人认为妇女在社会上不起什么作用，不需要对妇女进行统战工作，这是不对的。另外，她提出尽快解决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中的遗留问题，作好团结上层妇女的工作。她说，新疆地区进行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由于外来的干部不了解新疆各民族的内部关系、历史特点，以及当地的干部对各项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等原因，也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差。所以有些人对政府还有怀疑和顾虑。这是应该赶快解决的。
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林巧稚在发言中说：无痛分娩法是有科学根据的。过去我们在推行这个方法时，比较急躁，因而发生了一些副作用。但这不能说无痛分娩法不好。任何工作都要实事求是，才能开花结果。关于人工流产问题，她说：推行人工流产究竟有什么效果，至今还不能说服我。她希望妇联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深入了解，发表意见。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沈兹九在发言中，对妇联党组提出下列意见：第一，妇联党组领导思想落后于客观形势，对一些重大的事情缺乏预见性，不主动。如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轰动全国，地方妇联在自动做了，全国妇联还没有动手。第二，妇联党组的领导思想上过分谨小慎微，有些骇怕揭露矛盾，如去年春天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不少地方妇女在劳动中，发生了伤亡事故，当地方妇联将这些情况汇报上来的时候，我们只是慢吞吞地向中央打报告和作了内部通报，没有站在维护妇女利益的立场，大胆揭露，并利用舆论的力量向农村工作者敲起警钟。沈兹九还说：妇联领导上没有注意在全体干部中进行统一战线政策的思想教育。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曹孟君对妇联领导作风上提出意见。她说：妇联领导上对政策思想抓得不够，主席、副主席成天忙忙碌碌，应付当前事情，主动、深入地了解情况、分析情况很少。
曹孟君还说：全国妇联书记处基本上做到有职有权，发挥了非党干部的积极性，当然个别党员是有些宗派主义的。今后领导上要大胆放手，让干部独立工作，非党干部应该有主人翁感，要敢于担当，敢于负责，有事多和群众商量，这样，就可以做到有职有权。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国致公党妇女代表金翕如、全国妇联执行委员胡耐秋、严仁英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