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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槽喂养 养用合一 瘦牛变肥
信阳地委经过仔细调查找出扭转耕畜瘦弱死亡局面的根本环节
本报讯 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及所属县委，于今年4月间派出的牲畜调查工作组，在这个地区的水稻区、淮北山区、平原区的五十三个农业社调查的结果证明：在目前情况下，农业社采用小槽喂养和养用合一的办法，是解决牲畜瘦弱死亡的根本环节。
据这次在五十三个社中的调查，目前牲畜饲养管理方式，主要有三种：集中喂养（二十七个社，四千四百四十六头牲畜，占总牲畜头数的64.14％）；分散喂养到户（九个队，四百七十五头牲畜，占牲畜总头数的6.85％）；小槽喂养、养用合一（二十六个社，二千零一十头牲畜，占牲畜总头数的29％）。经过调查和会议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只要领导上重视牲畜的饲养管理工作，认真挑选好饲养员，有健全的合理的各种繁殖、饲养、役使以及奖惩制度，不论采取那一种办法，都完全可以把牲畜饲养管理好。
但是，在目前大多数合作社刚办一年，还缺乏集中喂养的条件下，是不适宜集中喂养的。除极少数老社外，绝大部分新社，实际上农民只有分散喂养的经验，而没有集中喂养的经验，加以领导上也因为缺乏经验，以及合作化后第一年又遭受到自然灾害的袭击，饲养员又选择不当等等，这就给集体喂养带来了如下许多困难：一、畜舍拥挤，易于发生疾病；二、牲口大小不一，吃草有快慢，照顾不周；三、开支多，浪费大，农民原有家具和辅助饲料不能利用；四、使、喂不易结合；五、饲养员不负责任，还偷草偷料。因此，造成了牲畜瘦弱多、死亡多、繁殖少、成本高的现象。
相反的，在目前情况下，采用小槽喂养和养用合一的办法，就易于克服以上集体喂养带来的困难。具体的来说，实行小槽喂养和养用合一办法，有五大好处，即：一、可以解决饲养员个人利益和社的集体利益的矛盾。饲养员为了让牲口干活挣分，就必须先把牲口喂养好；同时，为了使耕畜经常保持体强力壮，又必须在使用时注意适当休息，这样作的结果，对社、对饲养员都有好处，因而也就大大激发了饲养员的积极性。二、谁喂谁使，可以根据体质情况役使，这样就避免了役使过重而造成体质损伤的现象发生。三、小槽喂养便于管理，牲口少、费工不大，可以下工夫把牲口喂好；同时还可以了解到每头牲口的特点，就是得了病，也可以及时发现及时治疗。四、可以利用农民原有的喂养牲口的工具及辅助饲料，从而降低了成本。五、采用小槽喂养和养用合一，实行包干后，再发生问题，也责任明确，这就便于奖惩制度的贯彻执行。
由于小槽喂养和养用合一的办法有许多好处，在采取这一方式的农业社里，不仅牲畜瘦弱死亡的现象很少发生，而且繁殖的也快。以遂平县杨店乡为例：这个乡在合作化后，有几个社一开始就采用了小槽喂养和养用合一的办法，结果除了正常死亡和应当淘汰的以外，非正常的死亡现象是个别的，而且牲口一直保持着原来的膘情，同时牲口繁殖也是逐年上升的；再以上蔡县“五二”社的杨屯队为例：这个队的牲口原来是集中喂养的，死得很多，他们记取了教训，回过头来立即由集中喂养改变为小槽喂养，结果停止了死亡现象，扭转了瘦弱上升的局面，全队牲口逐渐上膘了。从繁殖幼畜来看，据遂平、确山、新蔡等六个县十三个社的调查，春季共繁殖幼畜七十九头，其中就有六十七头是小槽喂养繁殖出来的，只有几头是集中喂养繁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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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大部地区小春作物丰收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全国粮食主要产区四川省的广大农民，今年在农业生产战线上打胜了头一仗，基本收割完毕的小春作物，大部地区都获得丰收。泸州专区小麦单位面积产量约增产13％，油菜单位产量增产5％；江津专区的小麦、油菜、豌豆、蚕豆的总产量均比去年增加，估计增产3.55％；遂宁专区据一万六千四百六十五个农业社的小春估产情况统计：占66％的农业社小春增产，占9％的社保持去年水平，占24.8％的社减产，全区平均约可增产4％。油菜、小麦主要产区的川西平原，今年的收成也很好，郫县的九万六千多亩油菜，可增产菜籽一成。
据此间有关部门谈称：今年全省主要小春作物——小麦、油菜、豌豆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估计均比去年增加。蚕豆因为受到去冬今春气候和病害的影响，单位面积产量一般比去年降低；但由于种植面积扩大了7.63％，因而估计对蚕豆总产量的影响可能不大。
在今年的小春作物中，还出现了一些稀有的良种。北川县复兴乡水井农业社试种的分枝小麦，有一株长出十二个麦穗，另一株结有二百一十个麦粒，比当地麦穗最长的“大白麦”良种的麦粒多两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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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资料
我国各地的冬小麦一般在什么时候收获
广东 2月20日—3月30日
广西 3月20日—4月10日
福建 3月25日—4月30日
四川 4月10日—5月15日
云南 5月1日—5月10日
贵州 5月1日—5月30日
江西、湖南 5月10日—5月30日
湖北 5月10日—6月10日
浙江 5月15日—5月30日
河南、江苏
5月20日—6月10日
安徽、陕西
山东 5月20日—6月20日
山西 5月25日—6月20日
河北 5月30日—6月20日
辽宁 6月20日—7月10日
甘肃、新疆 6月25日—7月30日（附图片）
河南襄城县双庙第一农业社五千多亩小麦，丰收在望。图为邻近农业社的老农们在参观的情形。 新华社记者 徐振炎 摄
黄海边上的黄尖第七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队长徐国荣（右）和社员乔春琴正在计划收割将要丰收的大麦。 新华社记者 丁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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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渭南繁殖牲畜成绩大
本报讯 陕西省著名的牲畜丰产县——渭南县，在今年第一季度内，繁殖牲畜工作又获得了很大成绩。据统计，全县有繁殖能力的母畜一万零四百九十七头，已经配种三千六百二十六头（等于1956年全年配种任务的38％），受胎的在二千六百头以上，平均受胎率达72％，有不少社达到98％以上。（严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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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堤防防洪能力大大提高
淮河两岸今年麦收有了保障
本报蚌埠4日电 安徽省淮北平原和淮河两岸已进入紧张的麦收季节。现在人们关心的问题是，要是像去年那样，淮河洪峰提前来到，淮河堤防能否保证小麦不致受淹？治淮委员会防汛部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安徽省淮河中游干流和主要支流的堤防，经过不断整修加固，已大大提高了防洪能力。去冬今春的复堤加固工程已于5月底前基本上完成。颍河口以下的淮河北岸大堤和淮河南岸的蚌埠、淮南两市及淮南矿区的堤段都加高了堤身。这样，即使遇到1954和1956年那样的特大洪水，也可能保证淮北平原和淮河两岸不致溃决成灾，并能照常维持津浦铁路的交通运输。倘使出现超过1954年型的洪水，也可以争取减轻灾害。
防汛部门也已将防汛器材运往险要工段存储备用，同时对沿淮各专区、市和企业部门所存的防汛器材也作了调查登记，看汛期水势上涨的情况随时调拨使用。
在这个期间，各县、乡的防汛队都已组织好了力量，可以作到按汛情发展有计划地上堤防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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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留下编草帽辫的麦秆
草帽辫是精致的手工制品。我国的草帽辫不但能满足本国广大群众的需要，在国外也很出名。
有些品种的小麦的麦秆是草帽辫的原料（有的品种的麦秆不能用），小麦秆的缺乏，直接影响到草帽辫的生产。小麦已经成熟了，各地在处理麦秆上应该有计划，社里用、社员用和手工业的需要，都要加以照顾。 贾清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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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麦收农谚小满三日麦粑香。（湖南）小满三天遍地黄。（江苏）麦熟一晌，龙口夺食。收麦如救火。争秋夺麦。（河北）黄八分，收十分。（甘肃）黄熟收，干熟丢。（山东）小麦发了黄，秀女也下床。
（黑龙江）一穗撒一颗，一亩撒一簸。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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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本报记者 余药夫 张基福
“家属新村”
一天晚上，铁路第二工程段隧道十八中队家属宣传委员谢乐琼告诉我们一件新鲜事情。她说，1956年4月间，工程队完成了宝成路的工程以后，从陕西的白水江工地搬到宜宾县白花区工地。这个工地附近农户很少，没有房屋，工人和家属一起挤在临时工棚里，处处不方便。家属们想跟白水江工地一样，仍然搭起临时草房来。可是当地农民不愿卖给他们竹子和稻草。
谢乐琼说：这可急坏人了。这怎么办呢？我们家属们没有灰心，也没有怨言。家属委员会跟工会和行政商量，要想盖草房必须争取农民兄弟支援。家属们组织了起来，白天帮助农民干活，晚上给农民演剧，开联欢会。农民们感动了。他们都愿意拿出自己的竹子、木料和稻草，愿意帮助家属盖草房。这时村干部又帮助家属们划出定慧寺作为造房基地。定慧寺是一座荒山，山上高低不平，乱草丛生，可是，家属们听到划定了地皮，高兴极了，大家在农民帮助下立即行动起来。平地基，夹草片，搭房架，运材料，你帮我，我帮你，盖了一间，接着又盖第二间。到今年5月为止，已盖起六十七间，解决了一百三十六户的住房问题。
谢乐琼说：这些房子可便宜了，每间只花五、六元。为什么每间房这么便宜，因为这些房子的墙壁、房顶和门窗都是用竹板和草片编成的，根本没有抹泥巴。这种简陋的房屋长期过流动生活的家属们一点也不感到简陋。草房已经从山凹一直盖到山顶，这一户的房顶连着那一户的房基，从远处看去好像一座高高的楼房。老乡们都把这座“楼房”叫作“家属新村”了。
森林里的蔬菜生产队
从黑龙江镜泊林区来的代表孙玉霞说：“在北京，吃菜太便宜啦！”
她说，在她们那儿，吃菜太艰难了。森林里不出菜，都从外地运来。冬天的韭菜，要卖块把钱一斤；夏天的豆角，也要卖四角一斤。一般职工，一个月拿几十块钱工资，全家的生活都靠它开支，哪有钱去买菜吃啊！一年到头，吃的就是盐拌黄豆。有的孩子，好几岁了，还没尝过青菜的味道呢。
“不过，现在大伙都能吃上菜了”，她说：去年，他们七十四名家属，在党、行政、工会的领导、支持下，组成了种菜生产队。工会垫出了一部分款，帮助解决了生产资金的困难。没有耙子，队员自己动手做了十一把耙子；没有镰刀、镐头，就向行政借用。就凭着娘儿们、老头们一双手，在镜泊湖畔，在森林里伐木后的向阳的山坡上，十多天，在不影响家务、学习和男人工作的情况下，开出了十一垧多荒地。没有牛犋开垅，就自己拉着犁仗开；不会培垅，就互相琢磨着培。
大伙的劳动开了花，去年种的西红柿、土豆、秋白菜、萝卜都丰收了。除了保证家属一年的吃菜外，还卖给本场及附近伐木场十六万斤，偿还了工会的垫款，购买了镰刀、镐头、锄头等生产工具，留了七百元公积金，平均每个队员还分得了七十九元钱。
吃菜的困难克服了，生活改善了，也减轻了国家的负担。技术员石运忠，一家十口，生活困难得连家属出门穿的衣服都没有，工会长期每月补助二十元。但是，家属参加副业生产后，有菜吃了，不再要工会补助了，还还了九十多元债，制了衣服。
他们办起了幼儿园
鞍山耐火材料厂家属委员会主任王秀兰报告她们开办幼儿园的事情是非常动人的。她说，鞍山共同街的职工家属有三千多户。这些户一般都有五、六岁的孩子。这些孩子，真淘气，踩死别人的小鸡，到汽车底下挍油，扰乱夜班工人睡眠，向家长要钱买零食吃，家属想学文化也学不成。人们都说：“办个幼儿园，把他们管起来才好。”
王秀兰说：成立幼儿园就要房子，我跑遍了全市都没有办法。大家说，依靠我们自己盖吧！可是我们连一块砖一块木板都没有怎么办呢？没有砖，大家把自己家里的闲砖拿出来，有的拆掉装东西的厦子砖。我们还动员大家挖了作废的旧便所和枯井，三天工夫搜集到五千多块。没有木料和水泥，我们动员炼铁厂、土建工程处和耐火材料厂来支援。
王秀兰说：有了材料，在去年的6月10日就开工了。在建筑过程中，家属和工人干的更起劲，有在职的工人，有十几岁的儿童，有五六十岁的老大爷、老大娘，有青年妇女。每到星期天，打更的、烧水的、运料的、推土的，没有一个闲人。人人对幼儿园都很关心，有一天夜里下大雨我跑去看，等到那里的当儿，早有三位老大爷给盖好了。这样，只用了六个星期天就建成了。
王秀兰说：房子盖起来了。但是，还没有保育人员，我们就在家属中找了五个年轻、性格活泼的妇女送到市妇联举办的保育训练班学习。没有应用家具，我们又去耐火厂鞍钢福利处要了水壶、桌子，没有表，我就把我的闹表拿出来。于是，我们的幼儿园就像个幼儿园了。
1956年8月开始到现在，共收容了一百五十四名儿童，分成大、中、小三个班。幼儿园的经费，根据困难的不拿、孩子多的少拿的原则收，有拿五角、八角的，也有拿一元两元的，不等。
孩子不再撒野了，有礼貌了；邻里也和睦了；妈妈们也便于参加文化学习和社会活动了；也不再因为孩子的吵闹，而影响夜班职工睡眠了。
经济互助组代替了
“标会”
年岁稍大一些的人都知道，在旧社会里，流行着一种“标会”——“请会”的风气。有的人，借此剥削别人；有的人，本想靠“标会”来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但是，欠债反而愈来愈多，生活愈来愈困难，有的人甚至被逼得自杀。
宋福祯告诉我们，解放初期，这种风气，在秦皇岛耀华玻璃厂的职工中还盛行。1953年，工厂的第一家属委员会，配合党、行政、工会，对职工进行了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教育，取消了“标会”，成立了经济互助组。每月，每人自愿凑一点钱，集体存入银行里，谁临时遇到什么困难，经过大家同意，就可以借给他。年终了，就成整的收回去，办点年货。
她告诉我们，去年，他们的经济互助组，共借出了九十六次；最多的一次借出四十元，最少的一次借出四元，解决了家属孩子上学、生育、结婚、生病、丧亡和买食粮等困难。工人张继先，祖母死在床上，腰无半文，厂里会计又不在；互助组立即借给他二十块钱，帮助他将祖母发送出去了；并且，答应他在不影响家庭生活的情况下，分期归还。他一家人都非常感激，他说：“你们的经济互助组太好了。我一定用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来答谢大家。”
过去，生活比较富裕的职工家属不愿参加。他们说：“没钱，我不到那儿借；有钱，我也不入。”但是，他们看到互助组一次又一次地帮助职工家属克服困难的情况后，也纷纷参加到互助组里来了。现在，他们十七个小组都组织起了经济互助组，有三百四十五户参加，占总户数的78％。
不让孩子们荒废学业
南口铁路工厂失学儿童补习班的事，显示了家属的智慧和力量。这个厂的家属委员会副主任杨秀云说，1955年暑假有许多孩子没有考上中学。孩子们年纪小，不能参加劳动，整天淘气。有的打架，有的偷人家的庄稼，摘人家的水果。家长们都耽心自己的孩子越练越坏。
杨秀云说，家属委员会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想来想去，一致认为成立一个补习班才是管好孩子的好办法。于是大家开始筹备起来。没有教室，家属委员会找到当地学校借了一间空房；没有桌子，家属们借了学校暂存的木板搭成书桌；没有凳子，家长们从自己家里搬来；没有经费，每人每月出四角钱作为教员的津贴和杂支费用；没有教师，他们聘请了一位刚从初中毕业的学生。这样，包括四十七个儿童的补习班就正式开课了。
学校开课后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困难。过了一段散漫生活的孩子们总是安不下心来，大点的孩子看不起年青的教师，有时把教员给气哭了。这时家属委员会又讨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们鼓励教师教书的勇气；每天有四个家属委员轮流值班帮助教师管理孩子。他们培养了学生积极分子带头尊敬师长。他们还请当地青年团到班上讲团课，及时吸收团员。他们组织学生办街道黑板报，宣传中心工作，给家属送字号帮助家属炕头识字；组织学生到地里去除“四害”。经过了这一系列的工作，师生的情绪都高涨起来。这样，不到一年工夫，就有十五名考入了中学，二十五名参加了工作，三名到西北垦荒，余下的又到母校去补习。学生的家长们都以感激的心情说：“要不是家属委员会帮助，孩子们的学业早就荒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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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落后社发生问题的时候
本报记者 古维进
到了环城乡，打算了解一些合作社的生产情况。工作人员小吴告诉我，最好到群模社去，因为这个社的生产搞得很好，受到了中共环城乡党支部的表扬。小吴还提高嗓音说：“当然，这些事情本来不算什么了不起，但是，在群模社说来，确实是了不起呀！你可知道，环城乡是中共黄陂县委的工作重点，群模社是区委机关的所在地，但是，落后一年多，成为全县最典型的三类社。现在转变过来，搞好生产，多么不容易啊！”小吴激动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瞅了瞅我，补充刚才的话说：“当然，这个社落后，是经历了一段遭遇的；这段遭遇，是官僚主义者最好的写照；如果不是克服了官僚主义的话，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深，这个社就有垮台的危险了。”小吴的话，引起我的注意。我请他谈了谈这件事情的经过：
1955年冬季，群模社建立起来了。社主任张银阶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共产党员。开始他就发现工作的困难很多：塆子遭了两三年水灾，群众进社后就吵着要吃喝；十一个社委里，有八九个是中农，他们看见社员生活困难，不愿意积极工作；全社九十五户只有张银阶和一个社委是党员，而这个社委是不大安心工作的；两个共青团员能力很弱，不起什么作用……这时候，正处于农业合作化高潮，人们办社的情绪非常高涨，张银阶面临着这些困难，心里闷沉沉的。
张银阶曾经抱着一个希望——希望住在他们这个塆子里的中共高庙区委会加强对社的领导，但是，区委会对于这个社没有多少希望，正像一些区委负责人说的，这个塆子是实行和平土地改革的，群众的觉悟很低，现在办起八九十户的高级社，那是合作化的大风暴轰起来的；里面的成员多么复杂呵：有地主富农，投机商人，小贩小偷，管理委员会委员绝大部分是中农，贫农没有树立领导优势，财务工作操纵在投机商人手里。这样一个“五花八门”的合作社还能办好吗？在合作化高潮时期，区委要领导的社很多，哪里有功夫领导这样的社呢！
张银阶了解到区委这样对待合作社，很泄气，工作不带劲，加以缺乏办社经验，社里发生许多问题：小麦受了风灾，严重减产，社里采取了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办法，引起一部分社员不满；财务工作很混乱，有些社干部和中农社员超支生产费用，有的社干部私自挪用贷款，有的社员任意涂改工分账目；夏收不久，社员们就闹着没有吃喝；社干部互相埋怨，开会就吵架。
张银阶整天皱着眉头，不知怎么办。区委派老丁来了，张银阶自然高兴。但是，他哪里知道区委的用意呢。原来区委在这个社建立初期，曾经要他们和群星社合并，他们不同意；之后，区委批评这社不服从领导，落后！现在社里发生这么多问题，老丁根据区委的意见，要把张银阶整一整了。他公开批评张银阶把合作社搞成一蹋糊涂，有心不走合作化道路，变质了。他用包办的方式，把张银阶改选掉。社员很不满意。他们说：张银阶过去当乡长时，工作搞得不错，这次办社他没有经验，上级又不支持不帮助，这怎能完全怪他呢？老丁走了之后，他们打锣放炮的欢迎张银阶当主任。他们对张银阶说：“这是我们的社，我们要你干，你就干！”区委听到这件事情，非常气愤，说：“这个社的群众太落后了，无可救药！”
张银阶重任社主任不久，听说县委责成区委要加强对群模社的领导，心里想，这回区委可能会好一些吧。区干事老王来了，张银阶给他汇报情况，他又召集干部会、群众会了解情况，大家提出吃喝困难问题，分配不合理问题，财务工作混乱问题，劳动定额的计算不合理问题等，要求帮助解决。但是，老王一边听着，一边皱眉、摇头，不到两天，卷起铺盖走了。张银阶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问题复杂，无法下手。”“那怎么办呢？”“哼，你们瞧着办吧！”之后，断断续续的来过区委委员、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等，他们和老王一样，光开会了解情况，不解决问题。群众非常恼火。有几次，群众拒绝参加会议，狠狠地把他们骂了一顿。他们又气愤愤地说：“这个社的群众太落后了，无可救药。”
区委不能帮助社里解决问题，张银阶等把希望寄托在乡支部了。哪知道乡支部的看法和区委一个样。张银阶发现乡支部好久不通知开会了，以为就是没有会议呢，可是一打听，乡支部经常开会汇报情况，研究工作，只是不通知他参加，据说是因为他们这个落后社谈不出什么名堂——一谈又无非是困难问题一大堆罢了。
张银阶想到区委和乡支部这样对待群模社，泄气、难过、悲愤，一齐涌上了心头，他没有情绪工作了。其他的社干部也非常消极。社里不断发生问题。有的生产队集体偷盗小麦，引起队与队之间互相猜疑、吵闹，全体社员先后有三十余天不参加生产，出勤率低到50％—60％。秋收到了，虽然是丰收年景，社里的农业生产没有达到原来的计划指标，副业生产也不大好。有一半社员比原来计划减少收入。年终结算时，有三十多户社员超支，他们责问社长为什么干了一年落得个超支，有五十多户社员该进钱的没有钱，他们责问社长钱哪里去了。张银阶因财务工作混乱，拿不出账本来，无法交代，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有五户中农社员退社了，有四十六户社员要求退社。
1956年过去了。张银阶想起一年以前合作化高潮的时候，自己是多么兴高采烈地离开乡长的职务来办社啊！当时也曾经向党保证把社办好，可是现在……他不敢想下去。在静静的夜里，他编了几句顺口溜描写自己的处境：
办了一年社，问题堆成山；
开会难说话，见人不好谈；
上级不相信，群众不喜欢；
耕作推不动，有苦对谁言？
1957年到来了，春耕生产快要开始了。今年的日子怎么过呢？张银阶感到前途茫茫。
这天，张银阶看见中共黄陂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张怡如和工作人员小吴等来到群模社。从他们的谈话里，他知道他们要帮助社里解决问题，以便迅速投入春耕生产。但是，他没有心情听下去。他想起过去区委和乡支部对待群模社的态度，不相信现在有人会帮助群模社解决问题。再说，社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还能挽救吗？他已经作好打算了：辞掉社主任，当个普通社员，要是社散了，参加别的社去，反正一个共产党员总不能不走合作化道路呀。张怡如和小吴等不完全了解他的这个心情，但是，他的处境困难，他们是清楚的。他们同情他。他们这一次到来是决心帮助群模社解决问题的。为了做好这个工作，在不久以前的县委会上，张怡如和县委书记等首先检讨了过去的官僚主义：光是责成区委和乡支部帮助群模社解决问题，当区委和乡支部以官僚主义的方法对待群模社时，也没有及时加以处理，以致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在他们研究了这些教训之后，明确认识到怎样帮助群模社解决问题了。……
这天夜里，社里召开了管理委员会。屋子里烟雾腾腾，除了一阵阵咳嗽的声音外，大家在默默地想着——想着刚才张怡如提出总结一年来合作社的优越性的问题。这真是一个难题啊！现在合作社快要垮台了，哪来的优越性呢？张怡如望了望大家，把视线集中在张银阶身上。张银阶无精打彩的蹲在一个角落里，微微地摸着瘦削的下巴，苦笑说：“唉，优越性，从何说起呢？”大家又沉默了。张怡如望着天花板，半晌，慢慢地说：“去年社里的生产比建社以前增加还是减少？”张银阶低低地说：“要说比单干的时候，自然增产，比丰收的1953年还增产9.8％哩。”“怎样增的产？”“密植、施肥、抢季节等都比单干的时候搞得好。”“全社八九十户里，有多少户增加收入的？”“有三四十户。他们是贫农，底子空，劳动勤。”张怡如微微一笑说：“这不是合作社的优越性吗？……这样看来，你们的社还是有成绩的，你们没有把社办坏！区委和乡支部口口声声说你们落后，无药可救，是不对的。”屋子里起了一阵骚动。人们的脸上浮着笑容，蹲在角落里的张银阶，不知什么时候走近张怡如的跟前，语调激动得不大连贯了：“说的对……这……这才是……碰上一次明白人……上级对我们的社这样看法，社还是有希望的了！”“当然有希望！”张怡如肯定地说：“现在的关键是要集中力量解决社里存在的问题。”屋子里响起一阵嘈杂的声音，人们以多半夜的时间讨论一年来社里发生许多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会议在鸡叫的时候结束的。月亮从树梢上涌出来了，张银阶迈开大步往家里走去。今天晚上，他的心情迥然不同。他兴致勃勃地想着刚才会议的一切：社的优越性，……当然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但是正像大家讨论的，尽管问题复杂，主要还是生产没有搞好；而搞好生产是存在有利条件的：水利条件良好，塘泥等肥料充足，还有二十八个生产积极分子，加上十多个社委，每人带动一户搞好生产，就可以把合作社八九十户带动起来了……他越想越高兴，又想到他们怎样讨论把社来一次整顿，而当提起这个问题，张怡如等又怎样在会上带头检讨过去县委对他们帮助不够，他们社委之间也检讨过去对工作没有尽到责任，要向群众检讨，以改进干群关系。……
大清早，张银阶和一些社委爬起来了。社员看见他们那种精神焕发的样子，有点诧异，一打听，才知道县委派人来帮助社里解决问题。他们半信半疑。但是事实使他们解除了疑虑：社里先后召开了各种会议，张银阶等在张怡如和小吴的协助下，帮助三四十户增加收入的社员总结了增加收入的原因，这对于社员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他们都认识了合作社的优越性，一些减少收入的社员，经过会议的正确分析，也认识到减少收入的原因，不是合作社不好，而是工作上的缺点，同时，会议决定贷款帮助困难户解决生活问题，他们的情绪都稳定下来，想退社的人不退社了。张银阶等又在会上首先检讨了过去的工作缺点，有些社员也检讨了过去不服从领导等。为了把社办好，社员根据民主办社的精神，积极提出整顿社的意见。选出了以贫农为核心的管理委员会，组织新的力量清理财务账目，整顿财务工作，民主制订了1957年的生产计划，制订了劳动计划和财务计划，同时决定推行“三包”制度。社员都热情充沛地投入了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