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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继续举行。会上发言的有民建中央委员、人民大学教授吴大琨、上海公私合营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民建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王光英。还有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刘靖基、广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民建会广东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邓文钊作了书面发言。吴大琨说：
有些人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对马列主义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大琨说：
我以一个在大学里从事理论教育同时也在中国民主建国会担任一部分宣教工作者的身份来谈谈有关教条主义的问题。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但是并不是说一切的理论都是教条，所有的理论家都是教条主义者。我们只是反对那些脱离实际的理论与理论家。解放几年来，在我们国家的理论教学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倾向（在工商界的学习中也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
理论教育工作中教条主义严重
这种教条主义倾向表现在一系列的教学环节上，即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方式，以及审查教学成绩的方法上。这就大大地削弱了马列主义的教育作用，减低了学习的效果。现在我把这三个环节都简单地来说一下。
一、在教学内容上：主要表现在教学课程不结合实际，甚至不符合实际。例如现在教的政治经济学，用的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中所说的都是外国情况，例子也是外国的，而对中国经济情况和中国社会的经济特点就根本没有谈到，因此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种从外国搬来的教科书，实际上是不适用的。再如，我们现在谈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如只根据“资本论”中所说的情况来解释，就不符合实际，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垄断阶段。列宁是赶上了垄断时代，但从列宁死后到现在，资本主义又已有了很大变化，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情况就有许多变化，今天我们讲课如不结合现代情况来谈，而只是以“资本论”上的例子来解释，就是不符合实际，是教条主义的。讲哲学、联共党史也有同样的教条主义情况存在。所以我建议中宣部要对中国的理论教学内容加以革新。
二、在教学方式上：目前学校内讲课多数都是采取死背讲稿的方式，限制和妨碍了教师的发挥。我认为理论教育的目的是应该如何帮助大家以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去看问题，而不是要大家去背书。现在无论在大学内或是工商界的业余学校内，教学方式都是背书。讲过来讲过去老是那几句话，听的人也感到乏味。同时许多讲稿都是经过教研室研究通过的，有的课，本人也感到内容不好，但仍不肯发挥；有些教研室片面强调组织性、纪律性，认为教员能将讲稿背得一字不差就是组织性强、纪律性强。我则认为应给教课的人有发挥的余地才好。大家对这种背书式叫“低头照本宣科”，要是有人多举例发挥就叫“抬头信口开河”。低头也错，抬头也错，许多人宁可做“照本宣科”的人，不愿作“信口开河”的人。因为课程经教研室研究过，至少不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可是信口开河就会闯大祸。
还有人对教学的严肃性理解不正确，认为一定要板起面孔说教或正襟危坐听讲才算是严肃性，否则就是没有严肃性。我认为严肃性是指原则性强、理论性强。我看，毛主席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在讲话时，也是谈笑风生的，但不能说不严肃。
三、考核教学成绩、平时辅导等方法方面，由于在教学内容上是背书，在考试、辅导时也是背书。在小组讨论时虽然也强调要学生独立思考，结果也只是“笔记搬家”。现在考试是采用抽签口试办法，要考一百多个学生，教师们感到疲于奔命，有的还要先做好标准答案，回答时第一点与第二点顺序先后也不能错。
采取这样的考核教学方法，显然是不可能不有教条主义的。对这些理论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我希望中宣部能彻底地检查一下。在这次大“放”大“鸣”中，中宣部还没有邀请有关人士来检查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其次，党过去对民主党派宣教工作的帮助也很不够。例如党中央召开宣教会议时，就没有和各民主党派联系，邀请民主党派的宣教工作者去参加（至少中国民主建国会没有被邀请去参加）。这也是一个缺点。
在宣教工作中，确实存在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应该反对，但是现在也有些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如章乃器同志最近所发表的一些言论与文章就是这样。我分析了一下，认为章乃器同志文章中有六个问题都是涉及原则性的问题：
章乃器曲解了斯大林的话
一、“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这篇文章——章乃器同志讲党员所以有“特权思想”，是以斯大林说了：“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句话为思想基础的。这是一个曲解。因为斯大林说这句话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要党员有“特殊”思想。我们对死的人也要公平。乃器同志所看到的在联共党史中引用的只是斯大林演说的一部分，是不完全的，据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二十五页，“追悼列宁”这篇演说中，斯大林是以非常沉痛的心情说道：“同志们！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无产阶级战略家底军队，列宁同志底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员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底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下面的话，就是党史上所没有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这个党底党员的。并不是任何人都经得住身为本党党员所必经的种种患难与风波的。工人阶级的子弟，在贫困与斗争中养成的子弟，受过千辛万苦和作过英勇努力的人，就是首先应当成为本党党员的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主义者底党，共产主义者底党，同时也就称呼为工人阶级底党。”“列宁同志与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说：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底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你的这一个遗嘱，我们一定会光荣地实现！……”试问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誓言中有没有叫党员脱离群众的意思呢？是没有的。说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只是表明党员要经得起考验，经得起风波，坚决奋斗，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员和普通工人是有区别的，反对这一点实质上就是反对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二、他反对在企业中分“公方”与“私方”、党与非党的提法。他反对4月22日“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认为社论里所说必须服从公方领导的提法是片面的，他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我们虽然主张私方应当“有职、有权”，但这与服从“公方领导”是不冲突的。他认为目前阻碍私方发挥积极性的只是“三害”，我认为也是片面的。
章乃器总是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混淆起来
三、他反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有区别。章乃器同志总是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混淆起来。他虽然承认两个阶级有本质的区别，承认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但他把工人阶级却看成只是不剥削的阶级，反剥削的阶级，根本不提工人阶级是“被剥削的阶级”，这样就使剥削阶级的剥削对象不知那里去了。他虽然说阶级间有本质区别，但又认为工人阶级分子与资产阶级分子间没有本质区别。这就是说工人和资本家都一样。去年民建二中全会时章乃器同志一开头提出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引起大家的反对，经过讨论，他后来虽然也承认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了，但又认为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当然，在宣传工作上应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具体的分析和说明，不应把一切坏事情都说成是“两面性”。而且我们今天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也是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并不是坏的意思。所以并非承认了有两面性就要低人一等。我们也没有说“两面性”就是“五毒”。胡子昂同志是工商业者，但他在访问苏联时却能与赫鲁晓夫并坐，受到很大的光荣。这就说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有了两面性，所以才有条件能与赫鲁晓夫同志坐在一起。这个“两面性”是光荣的。至于工人阶级虽然也有缺点，但不是“两面性”的问题，因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制度内是被剥削的阶级；他们是不会留恋资本主义的。一定要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一样具有两面性是错误的，在理论上是决说不通的。
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不通的
四、“定息不是剥削”的问题。章乃器同志认为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不是“剥削”。这也是不通的。因为有了不劳而获的人，就一定有“劳而不获”的人，这是相对的。至少有人是要多劳少获的。这两种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剥削又是什么？章乃器同志说剥削一定要有痛苦，好像必须像奴隶制社会拿皮鞭打才算剥削。可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是很巧妙的、隐蔽的。譬如美国的资本家就收买很多的工人贵族，美国工人也的确有人有汽车，难道我们可以说美国没有剥削吗？当然目前也有定息只有十几元钱的人，与定息多的有区别。但不能因此就把定息的剥削实质掩盖起来。有的人说“抚恤金、养老金也是不劳而获”，我看是不同的。抚恤金、养老金是从工人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得来的，不是来自剥削。没有听说过有一个人死了，因为他过去剥削有功，所以才对他抚恤一番。
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才有条件反官僚主义
五、章乃器同志还将资本主义与官僚主义对立起来看，认为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可怕。这就无形中承认了好像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其实，官僚主义的来源是过去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所以才有条件反官僚主义，工人阶级本质上并没有官僚主义。章乃器同志只看到资本主义好的一面，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坏的一面。资本主义是官僚主义的老巢，如英国、美国政府都有官僚主义，他们就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地彻底反对官僚主义。今天由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才把反对官僚主义提到了首要地位。这也就是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所遗留下来的恶习。所以我们还不能把官僚主义与资本主义来相提并论。
六、章乃器同志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脱胎换骨”的改造。章乃器同志一系列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告诉工商界要放松自我改造，因为他反对“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就是反对本质的改造，只要形式上的改变。这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的改造来说，就会让他们停留于形式上，不会认识到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章乃器同志说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这是一种对工商界朋友们的故意恫吓。事实上没有人说还有什么“抽筋剥皮”的一关。
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阶级面貌来改造党，要求党倒退
以上六条都涉及原则问题，是用反教条主义的旗帜来反马列主义原则。反教条主义这个口号是对的，但不能反错内容。我们帮助党整风，要看看站在什么立场上，怎样帮助党整风。我认为我们应该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来帮助党整风，决不能按照我们自己阶级出身的面貌来改造党，要求党倒退。王光英说：
我们是能辨善恶的没有注意工商界
原有的宝贵经验
王光英首先对工作中接触到的问题提出意见，他感到全行业合营后，各专业系统对企业改造抓得多，对人的改造抓得不够。统战部和八办对公私关系、生活照顾考虑多，而对生产考虑不够，对工商界原有的宝贵的经验也没有注意吸收。
他认为，发挥私方的作用是个很大问题。天津国药业八百从业人员中，有很多人具有极其丰富经验，他们能辨别药的好坏，了解市场情况，掌握货源，泡制技术也熟练，在增产节约中他们可以提出很多主意，但是，有些企业对私方提出的意见，有时不加可否，有时又很轻率的否定。俗话说：“不用人，不知人”，不知道这个人，也就用不好这个人。他建议合营企业应该建立必要的制度，人员要有明确分工，要把人员安排在最妥善的地方。
不赞成在名词上兜圈子，企图否定阶级本质的改造
接着他对这次座谈会上讨论的几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民族资产阶级正在向劳动者分化中，不能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除了定息以外，就没有区别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以后，思想是起了变化的，但立场、观点、方法的改变还是长期的、艰巨的。我们能够随时不忘掉要有阶级本质的变化，就是说“脱胎换骨”也没有什么坏处。我不赞成逃避现实，也不赞成在名词上兜圈子，企图否定阶级本质的改造。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恰当处理内部矛盾的办法和工商界的努力，民族资产阶级积极一面大大提高，消极一面不断缩小，这反映了阶级特性在变化。但有人就因此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自发地长入社会主义，有人强调内因，看不到外因，这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在解放前反对三大敌人，同时也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解放后经过党的长期教育，要求走社会主义积极性才逐渐增长起来，不能否认工人阶级对我们的教育才促成我们的变化，我们应该“饮水思源”，把好事都说到自己头上来是不公平的。
不能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
定息明明是剥削收入：有人硬说是不劳而获。这句话不管说得怎样好听，里边是夹了东西，就是卖官盐里头夹私盐。不能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我们工商界不愿意自欺欺人。有个青年工商业者说拿到定息或高薪手心都出汗，内心有很多斗争。何必逃避这些对自己有好处的斗争呢？有人说定息不是剥削，这个提法，代表不了我们工商界。
他说对工商界估计要实事求是，高估了，对我们接受改造不利。容易助长工商界自满情绪，容易翘起尾巴来要和公方平起平坐，这不但不能改变职工对我们的观感，还可能印象更坏，对工作，对生产都不利。估计低了，会丧失改造信心。
对笑里藏刀的话，要
加以分析，不要上当
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也不同意这种说法，资本主义就是官僚主义的大本营，没法和社会主义比，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效率高毋宁说是剥削艺术高。全行业合营的时候，有个口号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怎么到现在还有歌颂资本主义的呢？我们要辨明是非，农民说土改好得很，地主说糟得很；刘自然的死，美国拍手称快，人民咬牙切齿。我们看得很清楚，有鲜明的是非界线。假扮一种超组织的姿态实际上站在资本主义立场原封不动地兜揽市场，我们是能辨善恶的，我们要求进步，要求尽早的变成工人阶级，这是全国人民欢迎的，但是，要冷静地思考问题，对于笑里藏刀的话要加以分析，不要上当。现在天津有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是在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下想出来的。在中国‘对不上号’，不如用孙中山先生的大贫小贫的办法来说比较合适。”这分明是两条路线的争论。在反教条主义的同时，一定要反掉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刘靖基说：
公方代表制度应继续存在
刘靖基对公私共事关系和公方代表制问题发表书面意见，他认为合营企业中当前主要矛盾是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不够信任、对他们存有阶级成见，存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因此，在工作中就有“真主意、假商量”（事已决定，形式上商量一下），“真主意、不商量”（人事调动一般是不商量的），“真主意，硬商量”（事已照做，不同意也不行）等情况。他建议在整风中对这些现象加以检查，并且对于公私关系的经验，加以总结。
他根本不同意撤销公方代表。他说，公方代表在合营企业中领导企业改造和私方人员改造，有很大的作用和成绩，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最后完成以前，公方代表制度应当继续存在，否则，就会引起各方面的不良影响。他主张在具备一定条件的企业内，如：私方人员经过了培养和锻炼，有党委组织的领导，同时又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因为公方代表需要调到别一个岗位上去，而国家一时又派不出公方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由具备条件的私方人员担当起国家分配给他们的任务，直接对国家负责，这样，将更有利于摆脱依赖思想，发挥主动负责的精神，为祖国建设服务。邓文钊说：
在职衔之上不应冠以“私方”“公方”
邓文钊书面发言，认为在当前合营企业里，共事关系是主要的，阶级关系是次要的，应该强调共事关系，正经理就是正经理，副经理就是副经理；正厂长就是正厂长，副厂长就是副厂长，不应当冠上“公方”“私方”名义，筑起墙来。他认为只有搞好共事关系，给资本家以安心工作和贡献才能的环境，才能共同搞好企业，才能使资产阶级分子在安心生产实践中改造自己，缩短与工人阶级的距离，逐步消灭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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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沟变小沟，人人安了心
本报讯 建筑工程部计划统计司统计处在过去一段时间的整风学习中，根据边整风边改进工作的精神，已经解决了四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是组织机构和科学分工之间的矛盾。过去处里设立五个科，把统计归纳和统计分析截然分开。由于机构过多，分工过细，在工作上形成互相扯皮、互相重复和互不通气，造成人力上的很大浪费。现在已合并为二个科，把统计分析和统计归纳工作结合起来，因而互相扯皮的现象大为减少。第二个问题是现有力量大于现有工作任务，这是因为国家大量精简报表和改月报为季报后所造成的。现在将担负日常统计归纳工作的力量相对固定外，将多余的力量抽出来作专题分析和研究工作。第三个是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过去由于处领导在工作上比较主观，有事只和几个科长谈谈就决定了，很少同群众商量，处长也很少找一般干部谈话或交换意见、了解思想情况，领导和群众之间好像隔着一条鸿沟。现在规定每月25至30日之间要开一次全处干部会议，布置下月工作计划检查当月工作完成情况，每季开一次民主检查会议，检查工作、生活、思想方面的情况。科内每周开一次科务会议，每月开一次民主检查会议。处长有事也开始与群众商量。第四个是干部工作兴趣和现任工作之间的矛盾。如有些同志专长或爱好这一工作，而领导上却又分配他另一工作等，在这次机构调整时已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特别是在过去不声不响实际上已免职的一个非党科长——而且业务非常熟练的科长现在已恢复了原职。由于这样一调整，大沟变成小沟，全处同志基本上都安下心来了。现在同志们都满怀信心，特别是一些非党同志正积极的准备意见，准备帮助处领导上进一步的改进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
（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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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康年重申赎买二十年的主张
我是上海工商业者公私合营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就是最近报上标题所谓“定息二十年”或者“赎买二十年”的建议者。
“三个建议”
我提出了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主张请政府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二十二亿元，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使资本家与企业脱离关系。存单每年到期四次，每季到期二千七百五十万元，除1956、1957两年已发二亿二千万元外，对资本家只发十九亿八千万元，多余二亿二千万元，作为对资方代理人、董监事与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给予一次酬劳或慰籍金，如再有余额，即拨交全国工商联，作为私方生活互助基金。
前项工作，拟请指令交通银行办理，有不愿得此项赎买存单者，得听其自便，交通银行得代为暂时保存，或按赎买存单应得人之意旨，代为捐献，或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
赎买存单应得人既已放弃赎买存单，即是放弃剥削之表现，应得人于取得捐献收据，或缴纳国库之凭证后，即可将此收据或凭证，作为放弃剥削之凭证，而向工会争取入会，争取劳保待遇，经工会审查核准，给与工会会员证后，资产阶级帽子，即已摘去了。如上述建议不能采取，则请研究第二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请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辟信托部，代民族资产阶级保管股票，出席股东会，董事会，代收股息红利定息，代办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捐献，转赠他人，或缴纳国库，按如上所述，摘去资产阶级帽子。上述建议如再不能采用，则请研究第三个建议。
第三个建议请政府指令交通银行增加代领定息业务，同时亦得代管股票，及储蓄投资，或建造房屋，或代为转赠捐献，或缴纳国库。按以上所述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
此外如资方家属的劳动就业，应责成劳动部门及专业公司妥为安排，在赎买存单发行基本上完成后，国内公私合营企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职务，即蜕变而为公家职位，公私关系既已基本消灭，此时资产阶级分子手中，只多了一些赎买存单，其性质与国家公债大同小异，期限且较公债为长，大多数人已经必须自食其力了，与劳动人民距离更近了，阶级基本消灭了，剥削基本消灭了，赎买政策基本完成了，工商业企业改造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已完全成为全民所有了。
自从我的建议书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无理的谩骂，而得不到真理的帮助与批评。这一次到京以后，读了千家驹同志的发言，他是中央经济理论权威，也是我们工商界行政管理领导，他谈到了李康年主张定息二十年就是消极性的表现，定息二十年除了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政策认识错误的问题。对这，我不得不提出一些意见与他商榷。
我的答复是：我没有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我今年六十岁了，难道我一定能活到八十岁么，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些呢，千家驹同志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
“我建议的根据是人民日报的社论”
至于我建议赎买存单年期分二十年，赎买金额应为人民币二十二亿元，定息两字应该更正，我是有根据而不是捏造的。当全行业合营前夕，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社论。这篇文章，我认为是党和国家对赎买政策的方针，亦是党和国家对工商业者昭示了赎买政策的信条。
第一段“我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变革，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说明大约需要十五年之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第五段第一节“对于我国工人阶级说来，最适当的正是向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并且不是一下子赎买，而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逐步赎买。”“分给资本家的不足四分之一的股息红利，资本家所得，看来不算很多，但是就全国统计，一年就有几亿人民币，积十几年之久，就有人民币几十亿之多，用来作为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代价，是完全足够的了”，这说明国家将以几十亿人民币，来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
第五段第二节“赎买是对物的，即赎买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除这以外，还有一个对人的问题，即对资本家进行教育改造，适当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等等的问题”。这说明赎买是专对生产资料的，至于对资本家教育改造安排乃是另一回事。这是对人的和平改造。
从此可以见得党和政府，在事先是预有准备，即是需要十五年之期，用几十亿人民币，来购买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党和政府采取这个和平改造的方针，是从1949年立国之初就确定了的，这个道路是和平的，倘然客观需要，再拖一个尾巴，也是未尝不可的。如果十五年再拖一个尾巴，岂不是二十年吗？我的建议与党和政府原定计划步骤相对照，恐怕不是相距太远吧，恐怕不是无的放矢吧？“不同意千家驹的意见”
一、千家驹同志说，赎买不要算细账，何以他还认为应从1949年算起呢，算了有什么作用呢？
二、倘然要算细账，1949年到1962年并不是十四年而是十四年不足。
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和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即四马分肥办法）都是赎买，此说没有根据。
四、他说十四年中（实际上到目前只有八年）企业收回的赎金，有的超过，有的刚好，有的不到，不外这三种情况，这些话完全是凭主观的理想而毫无调查资料。就我所知，还有资本被虚盈实税因而亏本的，（千家驹同志发言第一节中所说的）还有资本被阶级斗争因而损失的，还有资本被五反退款因而短少的，有的虚盈实亏，有的资负倒挂，有的资本蚀光，有的生活资料亦已卖光，也有因周转不灵而增资的，这些岂不是客观的存在吗。
五、他说工商业者应该认识赎买是国家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也在于使他们安心改造，我觉得他把和平改造方针的内容混淆起来了，因为和平改造方针有二个内容。一，对物（生产资料）——赎买（利用、限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生产机构。二，对人（资本家）——教育（生活、思想、安排）——成为社会主义劳动人民。两者之间虽互相关连，而各有区别，他说赎买是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似觉不可理解。
六、无论赎买也好，购买也好，这是不是一种合理措施呢，如果说是合理措施，则资本家既将生产资料交出而政府说并不是欠他之债非还不可，这成什么话呢。这是丢却赎买意义了。
七、他说赎买如认为国家欠了他们债则定息七年是国家揩了65％的油，占了便宜，这不仅不符事实，而且对工商界说来也等于白白学习，这不是破资本主义而是立资本主义。我说，我扣了这顶立资本主义的帽子实在有些冤枉，请问毛主席所谓不是半赎买半没收之说，作如何理解。
八、千家驹同志说赎买应自1949年算起，兹查毛主席于1956年1月25日下午召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纳要草案时说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从去年（1955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的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可见得社会主义改造是1955年夏季以来开始的，1955年夏季以前，至多说是准备时期，更说不到是赎买开始时期。
九、根据毛主席说开国以后的三年中，是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可见得决不是赎买时期。
十、开国之初，是增加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时期，所谓劳资，即是私营企业内部组织，当时还谈不到赎买政策。
十一、共同纲领订立于1949年9月29日，其第三条还是保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还没有赎买字样。
十二、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如果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已在开始赎买之中，未免太矛盾了。
十三、1949年并未进行清产核资，财产数字无法估计，如照资本家账册记载，他们是随意编造，各自一套，绝无标准，殊不足凭。
十四、财产重估是1950年进行的，当时估价是仅凭私方主观进行的，并无工人阶级参加，不足为凭，且币制还是旧人民币。
十五、主张赎买开始是1949年者，无非欲减少赎买金额，兼可减少定息数字，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因为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财产数字是最高的一年。
十六、五反是1952年举行的，当时退款数字之大，殊足惊人，这种退款数字，都是在资产项下减除的，这对国家定息之支出，是有好处的，如果强调赎买开始在1952年以前，是没有好处的。
十七、如果赎买确定为1949年开始，则八年以来所开新厂新店怎么办呢？其问题有工人阶级劳动所得而由政府鼓励他们创办的，又将怎么办呢？
十八、如果赎买确定为1949年开始，则目前正在讨论的工龄问题，何以强调应为1956年开始呢？“赎买应从定息起付之日算起”
所以我主张无论老合营或全行业合营，一律以定息起付之日为赎买开始之时，财产数字一律以清产核资时所核定的数字为准，质之千家驹同志以为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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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函照登
5月31日贵刊报道我于30日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发言，其中有两点内容与我说的有出入，请更正：
（一）“……来进行自由竞争。”一句应改为“……来进行自由经营。”
（二）“不是由于管得太死，而是没有管，”一句应改为“是有的管得太死，有的没有管。”
福建省工商联主任委员 刘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