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尚钺同志怎样对待学术讨论
邓春阳
几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一直存在着学术作风不民主的问题。教研室主任尚钺同志对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一贯采取粗暴的压制手段，并对同他进行学术争论的教员同志加以各种打击，使得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在教研室内几乎没有存在的余地。从1951年初到1956年暑假，我曾在这个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便有过这样一些亲身的经历。
学术观点上的分歧
教研室内在学术观点上发生公开争论开始于1952—1953年集体编写“中国历史纲要”这部讲义（195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时候。那时尚钺同志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看法是：春秋中叶以前都是原始公社时期，其间从殷代后期到春秋中叶是原始公社末期，亦即尚钺同志所谓“家长奴役制”时期；春秋中叶到魏晋之际是奴隶社会，并且曾发展到像希腊、罗马那样的大奴隶制阶段；魏晋之际是封建社会的开始时期，到唐代中叶，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因素；在明代，中国社会已发展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快要冲破封建制度，因此李自成起义便有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某些性质。根据这样的分期，尚钺同志反对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论点。他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夕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是由于蒙古、满洲等族的入侵和统治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倒退。
教研室一些教员同志特别是何志、张我德两同志和我对尚钺同志的论点持有不同意见。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我们认为，殷代是奴隶社会，而两汉已是封建社会。我们也认为，无论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和下限在何时，但是奴隶制的发展是不充分的。尚钺同志的分期办法，不仅缺乏论据，而且常自相矛盾，不能使我们信服。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由于编写讲义时确定不涉及古代社会性质，所以在当时还没有发生大的争论。我们同尚钺同志争论的中心之一是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明代虽然有了微弱的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截至鸦片战争前夕，仍然没有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我们不同意片面地强调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并且在很多地方用混淆非商品生产同商品生产、简单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的方法来夸大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水平，而忽略了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事实，忽略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特点。我们不同意片面地强调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在否定封建制度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且企图从商业资本直接引出工业资本主义，而忽略了商品经济之为封建制度服务、商业资本同封建的土地关系相结合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本身在当时仍具有极浓厚的封建性的事实。我们也不同意片面地并且歪曲事实地夸大蒙古、满洲等族的入侵和统治所造成的倒退，而忽略了从中国社会内部去分析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仍然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
尚钺同志又过分强调中国历史上汉族同其他各族之间的“种族斗争”，忽略了“种族斗争”的阶级斗争的实质和这些时期汉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在尚钺同志笔下，常常被描写为“落后”、“野蛮”、“残暴”、“富于掠夺性”……，对汉族差不多都是屠杀和压迫，对经济文化差不多都是破坏和摧残。历史上中国封建统治者对邻国的侵略和征服，尚钺同志也往往不加区别地把这些行动认为是正义的和起了积极作用的。我们坚决反对这些论点，认为这些是大汉族主义和大国主义的表现，宣传这些论点是有害的。
对于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同尚钺同志之间也有重大的分歧。我们还感到尚钺同志对我国历史上一些思想家及其著作、一些文学家及其作品，常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也是不恰当的。
尚钺同志的学术观点已大体反映在教研室集体编写的“中国历史纲要”内。我们同他的主要分歧在我所写的“对‘中国历史纲要’的一些意见”（“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八、九期合刊）以及张我德、何志和我所写的“评‘中国历史纲要’”（“历史研究”，1957年第一期）两文中也提到了。在编写“中国历史纲要”的时候，双方的分歧在某些问题上还不十分明确，但愈来愈形成体系的分歧。尚钺同志近年来对中国古代史分期的看法略有改变，即在划分时期上稍有提前或推迟之处，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也在时期上往后推迟一些，不过其基本论点仍无改变。
几次不愉快的公开争论
尚钺同志很早就想把自己对中国历史的一套看法通过写作一部中国通史的形式公诸于世，以成一家之言，而首先便是想在教研室集体编写的讲义“中国历史纲要”中贯穿他的观点。本来，编写这部讲义是为了当时人民大学本科各系（无历史系）教学的需要；按照学生情况，多数同志认为应该采用学术界公认或为学术界多数人所同意的观点来编写。事实上当时执笔编写的同志也是很少有人同意尚钺同志的基本观点的。但鉴于尚钺同志是领导人，大家在编写时只好尽可能照顾他的意见。在编写时有部分同志参考了尚钺同志1950—1951年度在人民大学史地专修科讲课时的不全的讲稿，即尚钺同志在“中国历史纲要”“编者的话”中所称“基本上”由他“编写”的“中国历史纲要”的“原稿”。尚钺同志企图以此证明这本书是他个人的“著作”，而事实上除了“编者的话”以外，全书没有一节是由他执笔编写的。有人参考过他过去的讲稿，但也不过是同一般的通史著作一样，只是参考一下而已。不过，尚钺同志却通过审阅工作，在大家所编的初稿上略加改窜，后来又通过参加此书校阅工作的郑昌淦同志将唐代后期和明清部分个别关键章节加以局部改写，并用粗暴手段压制了不同意见，使这本书基本上体现了他的观点。
在讨论此书唐以后部分尚钺同志审阅过的初稿中，公开的争论发生了。尚钺同志以为他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只允许大家经过讨论来体会他的观点，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便是“反马列主义”；至于公然有人同他争论并且始终不同意他的意见，那就更有问题了。
最早的一次公开争论是在讨论我所写的元代部分时发生的。按照尚钺同志的论点，元代的统治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倒退。我在编写时也尽量照顾了他的论点，相当强调了元代统治对经济发展所起的阻滞作用，但仍然为了元代对外贸易输出品的构成问题引起争论。尚钺同志认为，由于元代手工业生产因受到严重破坏而衰退，主要输出品是金、银、铜钱、铁货和奴隶，很少手工业品。我认为这是歪曲事实，举出史料证明主要输出品仍是瓷器、丝织品、铁制品（“铁货”中多系铁锅等铁制品）等手工业产品。尚钺同志依然坚持自己意见，歪曲事实迁就论点，并且对我很为不满。后来妥协结果，把原稿修改成现在“中国历史纲要”中那样含混的叙述（见该书第273页）。
不久，为了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又发生争论。尚钺同志是强调“种族斗争”的。他认为元末农民战争主要是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因之朱元璋所采取的团结汉族地主阶级士大夫分子的政策以及他的向建立汉族地主阶级王朝的政治路线的转变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他把朱元璋说得非常伟大，甚至说朱元璋在当了皇帝后还竭力维护农民利益、镇压地主阶级。我自然不同意这些论点。因此，我在编写这部分讲义时只好着重事实本身的叙述，避免去发挥他的很不妥当的论点。他很不高兴，不但认为我的初稿“罗列材料”，是“客观主义”，且因我对朱元璋的评价没有他看来那么伟大，质问我“立场何在？”推翻原稿，让郑昌淦同志重写。
在讨论何志同志所写明代“工场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这是现在的标题）和“极端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与明末社会危机”两节以及我所写“李自成与明末农民大起义”一节的教研室会议上，尚钺同志更表现了极其粗暴的态度。如上文所述，尚钺同志对明代经济政治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看法是非常奇特的。我在他审阅修改过的稿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把他们添加的材料的错误之处也指出来。这已经引起他的不满。到开会时，何志同志又提到他所写的两节已尽量照顾了尚钺同志的看法，但是如果自己写文章的话还可反驳他自己写下的观点。尚钺同志听了我们的发言之后，很不高兴，并用讽刺的口吻说：“我们也知道春阳同志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对资产阶级那一套东西懂得很多，但是要知道资产阶级那一套在我们人民大学是吃不开的！”他又严厉质问我：“你稿上写着，明军屠杀起义军，延及无辜，难道参加起义的农民就是有罪吗？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你这样写有什么政治背景？！”这些题外的话，显然不利于学术讨论，何志同志就在会上建议：关于思想作风问题，等到生活检讨会上来谈，现在讨论讲义要紧。尚钺同志立即大怒，拍桌子问何志：“何志！这个教研室究竟是你领导还是我领导？”在尚钺同志大发一顿脾气之后，会议不欢而散。事后，我去找他道了歉，尚钺同志也在另外的会上检讨了“耍态度”不好，但对压制学术批评的事却拒绝承认。从此，尚钺同志就不再召集教研室会议讨论讲义了。
尚钺同志不久又更厉害地耍了一次态度，那是在讨论“中唐以后封建经济的发展”一节的时候。尚钺同志把孙家骧同志所写的这一节的原稿作了增补，贯穿了他的“唐代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观点。当时，我还担任初稿校阅工作。为了对此书负责，我不得不提出意见。尚钺同志硬逼着我在以他为首加上郑昌淦同志和我组成的三人修改小组会上通过论点之后即行整理付印。我主张全体教员开会讨论，他坚决不同意。最后，尚钺同志还是逼着我开三人小组会讨论了。会上郑昌淦同志支持他的论点，尚钺同志便要就此通过。至此，我不得不退步，但声明保留自己意见。不料尚钺同志顿时大怒，说我声明保留意见是“捣乱”；又因我建议开大会再讨论，并说像何志这些同志都可以有提供意见的机会，他竟厉声斥我：“你这样是想破坏我们党内关系！”（何志同志是党员）由于他公然以此来进行威吓，我不得不当场就对他提出了严重抗议。
在兼任教研室主任职务的尹达同志（尚钺同志那时还是副主任）的支持之下，终于开了一次讨论这一节讲义的教研室会议。尚钺同志的观点在会上受到一致的反对。会议决定交一位同志按大家意见修改初稿。但是后来出版时仍然隐讳地保留着尚钺同志的观点。
以上是发生在1952—1953年度的几次不愉快的公开争论。如果说，在1953年秋天以前，我们同尚钺同志之间还有可能开会来争论学术观点的话，那么从1953年秋天尹达同志被调走以后，尚钺同志便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地压制学术民主，根本取消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了。
学术上的专横统治
1953年冬天，孙方明同志在一次教学会议上就讲义中的几点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同郑昌淦同志发生争论。尚钺同志听到反映，又发了一顿脾气。他动员一些人对孙方明进行“批评”，把这些不同意见压制下去。就在这次事件后，尚钺同志规定教学会议只讨论教学方法，停止讨论讲义中的观点问题，声明观点由他负责。从此，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便宣告终止。
尚钺同志在教研室建立了“一家独尊”的统治。这种统治是用行政权力和组织手段建立的。他的观点被他自己宣布为教研室的观点。他借口“中国历史纲要”是大家“讨论”通过的，认为谁要在教学中违反这本书的观点就是“无组织、无纪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说他的观点不过是一家之言，便算是犯了忌讳，便算是破坏领导的“学术威信”。
为了维护这种统治，尚钺同志不但粗暴地压制教研室内部的不同意见，对校外同他学术意见不同的史学家也常加攻击。在教研室内，无论在私人谈话中、会议上甚至在课堂上，他都公开辱骂过和他观点不同的一些史学家。
尚钺同志对我国许多在解放前还没有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历史的史学家更是极不尊重，认为他们“全部资产阶级观点，没有得到改造”。我曾经在编写一节讲义中利用了一位著名史学家的极为可靠的考订结果，尚钺同志问明是谁以后，不管考订是否可靠，即说，“他是资产阶级学者，他的东西不能用！”
我和一些同志曾经多次提出意见，希望教研室开放学术民主，提倡独立思考，学习我国许多史学家做学问踏实的优良传统，尊重他们过去和现在所做出的值得肯定的成绩。但我们这些意见常被歪曲为“宣传资产阶级观点”、“立场有问题”、“脱离政治”，等等。我在教研室被尚钺同志认为是“史料派”，学术观点是“唯心主义”、“客观主义”、“世界主义”……，而何志同志则是“立场不稳”，“向资产阶级投降”。
尚钺同志这种学术作风在教研室影响很坏。某些青年同志为一家之言所蔽，在学术上骄傲自大。尚钺同志利用这种情绪，组织了不少“批判”他人学术观点的文章，但不同意见却得不到发表机会。
我和一些同志工作在这种窒息的空气中，精神上极为苦闷。尚钺同志认为我“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业务能力很低，不堪教员之任，只好作资料工作或须送去再学习。他亲自对我透露这个意思，并在我因病休养后，反对再给我分配工作。他认为我编写“中国历史纲要”提出不同意见来争论是“劳动态度不好”。并且一直说我“工作消极”。
尚钺同志在此期间也曾经宣称过要“开放民主”。但接着在曾宪楷同志写“‘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倾向性”一文的时候，他马上又用粗暴态度来对待曾宪楷同志。曾宪楷同志在这篇论文中对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估计比较低，尚钺同志强迫她按照尚钺同志的观点修改。虽然曾宪楷同志仍然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但受了不少委屈。曾宪楷同志的事件证明尚钺同志坚持他的专横统治，使我感到在教研室内争取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已不可能；在无可奈何之余，1955年初我写了一篇对“中国历史纲要”中所反映的尚钺同志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的文章，希望把讨论公开到社会上去。但这篇文章在写作和发表过程中却受到各种阻挠。最初是有人动员我不要写；等到我写好后，又有人动员我送到校刊“教学与研究”，不要送到外面去。这篇稿子从1955年3月底送给“教学与研究”后，到1956年9月才发表出来，这时我已经调到他校工作了。尚钺同志最初看到“教学与研究”编辑部转去的我的稿件时，非常生气，宣称我这篇文章是“唯心主义”、“全盘错了”，不值他一驳。
我和何志、张我德两同志因学术意见不同而备受各种压制和打击，现在我们都离开这个教研室了。几个月前，我们有机会回教研室去参加那里的检查工作的会议，了解到虽然“百家争鸣”提出已久，但是这个教研室的情况仍然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希望尚钺同志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及时改变他的作风，使教研室的学术空气正常起来，并在党的“百家争鸣”方针下为历史科学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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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反对葛佩琦的观点编辑同志：
我读了5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刊载的葛佩琦在中国人民大学座谈会上的发言。我坚决反对他的观点。现在把我的一些意见写在下面。在这里附带说明一下，我很希望人民日报能够发表我的意见，如果我的这些意见在报上发表了的话，我希望不要有人又误会人民日报是在“收”了。我也拥护“放”，但是我反对那种只许自己“鸣”，不愿听别人的不同意见，甚至对不同的意见扣上一顶“消极怠工之意”的帽子的态度。
以下就是我对于葛佩琦的一些观点的意见：
“统购统销搞糟了”。如果说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这句话一点也不错。可是，中国的道路并不会服从一些人的主观愿望。中国只有走也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末统购统销不是搞糟了，而是搞得很好。由于实行统购统销便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阻塞了小农经济自发的资本主义的趋向，稳定了物价，也使得在目前条件下每年必然会有的几千万的灾区的农民能够有可能在国家的帮助下不至于饿死。这岂不是好得很？应该说是太好了，好到甚至可以这么说，统购统销给我们带来了社会主义。“物资供应紧张”，对，某些物资供应的确紧张，但这并不是由于“统购统销搞糟了”。即以猪肉供应紧张而论，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如果说这也与统购统销有联系的话，那也只是由于执行这个政策缺乏经验。“物资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统购统销搞糟了”，统购统销并不糟，而是好得很。物资紧张的根本原因是在于生产力的低下，是在于我国落后的农业国的现状和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
“肃反运动搞糟了”。不是的，肃反运动搞得太好了！肃清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有什么不好？只有希望反革命复辟的人才会反对肃反运动。人民决不反对肃反运动，人民欢呼肃反运动的胜利。肃反运动中有没有偏差？有，但是人民并不因此就反对肃反运动，人民的希望是肃反运动搞得越彻底越好，最好连一个反革命分子都连根拔掉。其实，人民这种愿望是很自然的，对于反革命分子感到最大的威胁的是人民；而那些对与人民共命运的共产党、对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三心二意”的人，是不会感到什么威胁的。“肃反运动搞糟了”不是人民对肃反运动的看法，人民的看法是肃反运动好得很。
“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这句话是够尖锐了。话说得尖锐些颇能起些刺激作用，我并不反对。我所反对的只是以片面代替全面，以部分代替整体。难道今天生活水平提高的只是那些“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吗？工人的生活提高了没有？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提高了没有？在旧中国为数众多的职业没有保障的和失业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改变了没有？“说良心话”，很好，但是可以先问问自己那一颗“良心”，说的是否就是“良心话”？如果是“良心话”的话，依我看那一颗心并不是“良心”。如果说，话不是那么说，而是说有一部分党员和干部生活水平提高得太快了，我赞成，因为这合乎事实，我也赞成反对这种脱离群众的现象。帮助共产党整风，很好，我也并非共产党员，我也要积极地、严肃认真地帮助党整风。但是如果要想真正对党有些帮助，我看自己就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如果说有一些党员向党组织反映某个群众的情况不够全面，甚至夹杂自己的不纯的动机，这种情况是有的。由于他违反了党的原则，对党、对群众责任感不够，甚至有些人思想作风恶劣，对于这些，是应该反对的。但是不能说党员向党组织反映群众的情况这件事是不对的，如果如实的反映，并不夹杂自己的不纯的动机，这种反映就能够使党组织更多地了解群众的情况，从而更好地领导群众进行工作，更好地帮助群众进步，这有什么不好？替党员扣上一顶不伦不类的帽子，对帮助党整风是没有好处的。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我看中国的确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共产党也包括在六亿人民之内。但是人民中国并不是反革命分子的中国，反革命分子的“中国”，不是人民的中国。如果反革命分子也成了国家的主人翁，人民就变成了奴隶了。
“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我看共产党亡不了，因为它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统购统销”一也，“肃反运动”二也，人民说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完，这是人民眼里的共产党。人民也批评共产党的错误和缺点，但是人民并不因为共产党有了一些错误和缺点而希望共产党“亡了”。愿意共产党“亡了”的，是那一些过去的地主、富农，是那一些还在潜伏而没有被肃清的反革命分子。人民的感觉是：共产党是和自己血肉相连、呼吸与共的。“中国不会亡”，当然。但是这首先是因为人民的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因为共产党把六亿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是因为共产党教会了人民怎样去反对自己的国家的敌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这要看是怎样的人，如果没有良心的人，换了一个环境，我看他也是会卖国的。现在还依附美帝国主义躲在台湾的蒋介石不正是这种人吗？从历史来看，卖国贼不也是不少吗？
最后，我作为一个非党干部提一点对于帮助党整风的意见。我认为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是好的。许多党员的思想作风的确有很多缺点，如果没有缺点又何必整风？党进行整风，而且欢迎党外人士参加，这正表明党要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和要更好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党外人士应该热诚地、严肃认真地帮助党整风。党外人士在整风运动中要想自己真正起一些好的作用，照我看来，第一，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这就是要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第二，要有正确的态度。一棍子打死，不是办法。要想一棍子打死共产党办不到，因为人民不答应。
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委员会办公室 傅随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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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雷海宗讲述他对世界史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2日在天津市几个学术团体联合举办的争鸣讲坛上，以“世界史分期和世界上古、中古史的一些问题”为题，向学术界和高等学校的教授、学生等发表了讲演。
雷海宗教授首先从生产工具的发展说起，他认为从有人类以来，生产工具的发展有四大阶段：第一阶段为石器时代，第二阶段为铜器时代，第三阶段为铁器时代，第四阶段为机器时代。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没有争论；第四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后来是社会主义社会，也没有争论：问题在于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也就是资本主义出现以前阶级社会这一段。他认为经典作品对这个问题谈的很少，唯一较有系统地谈过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根据当时欧洲科学所掌握的材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生产方式、古典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可以看成为社会经济形态发展中的几个演进时代。”恩格斯、列宁也在几个地方谈到这个问题。他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般的不提了。这是因为不仅在一百年前关于这一段知道得太少，就是在五十年前知道得也不清楚。比如现在掌握的埃及、印度上古的材料，绝大部分在一百年前没有，欧洲学者一百年前对中国上古史则等于完全不知道。而今天掌握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材料比较多。因此，他认为应该根据新的材料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雷海宗教授指出：按照过去一般习惯，划分社会阶段时往往把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前一段称为奴隶社会，把铁器时代的后一段划分为封建社会。他认为这样划分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把生产工具基本上相同的时期看成是两个社会阶段，两种不同的生产工具时期看成是一个社会阶段，是违反生产工具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的。这样就是只在口头上承认生产工具重要，具体问题上又忽视了它的重要性。至于说生产力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有一定生产经验和技术并使用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资料的人，他认为在研究历史时不必过分强调，因为在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许多经验、技术，今天没人知道。
雷海宗教授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对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生产工具、社会面貌进行了分析，说明奴隶制度在世界史上是不存在的。他以铜器时代发展相当高的巴比伦为例：当时巴比伦除了一部分土地由王直接掌握外，另外一部分是私有制，土地租佃制相当普遍，自由身份劳动很多，奴隶劳动反不重要。奴隶、自由人界限不严格，奴隶不但可以和自由人结婚，还可以和贵族结婚。主人对奴隶不能生杀，奴隶多是外来的，本族的债奴劳动三年后仍可回家，这实际上是一种还债的方式。当时保有奴隶的王公、贵族是把奴隶作为他们的家族成员。在罗马的“家族”二字，拉丁文的原意就是包括奴隶在内的。当时的奴隶大部分是寄生阶级，人民中只有少数的奴隶从事生产。因此，如果把这种制度叫奴隶社会，那末，对奴隶社会的定义就需要重新考虑。雷海宗接着谈到铁器时代，奴隶制虽然有了发展，但奴隶在生产中所占地位并不似一般想像的那样重要。不仅在希腊绝大地方是如此，即或是有着近二百年历史的典型奴隶制度的雅典，奴隶在农业生产上也不占重要地位。当时没有奴隶起义，没有奴隶与自由民间的斗争，也没有奴隶与统制者的剧烈斗争。雷海宗教授认为只有罗马的情况在世界史上是一个例外。罗马当时经常向外侵略，每次俘虏大量的人，因此，才有了大规模的奴隶制度，这种情况只有海上国家才有可能产生。
雷海宗在分析了希腊、罗马等国情况后，提出他对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社会性质的看法。他说：我们一直尊重马克思，为什么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忽视马克思这个论断？马克思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名词可以不用。因为这不是个地点问题，叫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可以，叫其他生产方式也可以，但这是一个时代，是个独立的社会阶段，与后来的古典社会（后来叫奴隶社会）根本不同。“奴隶社会”也就是铁器时代前一段，我主张仍用马克思一百年前用的名词，叫古典社会，不叫奴隶社会。因为高度发展的奴隶制度只在雅典、罗马很短时期有。他在说明使用奴隶与奴隶社会不能混为一谈时举例说：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大量使用奴隶是罗马；第二次是西欧国家大量使用非洲人作奴隶，而这已是十六、十七、十八世纪的事情，如果说这是奴隶制度的残余，也不能有这么大的残余，这也可以说明就全世界的历史来说，没有奴隶制度这个社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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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函照登
5月12日人民日报所登的拙著结论最后一句“我不同意朱羲的说法”，“朱羲”是“朱熹”之误，请把“朱羲”二字改为“程、朱”二字，把“我不同意朱羲的说法”一句改为“我不同意程、朱的说法”。此致敬礼 马寅初 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