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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国放宽对华贸易的决定今起生效
伊瓦特等人主张完全承认中国国际地位
美国报纸继续要求当局改变对中国政策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4日讯：英国贸易部3日宣布，放宽英国对中国贸易限制的决定将从6月5日起生效。同一天，协办外交事务国务大臣欧姆斯比—戈尔在下院说，不久将公布一项可以向苏联和中国出口的产品的新的统一货单。
还有消息说，英国政府不久将向巴黎统筹委员会提出建议，要求西方国家共同放宽对苏联及中国的“禁运”。
同时，工党议员克罗斯曼和澳大利亚工党领袖伊瓦特要求在放宽对华贸易禁运以后，完全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
克罗斯曼在4日的“每日镜报”上著文说：英国外交大臣现在应该转而解决接纳中国参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个更加重要得多的任务。
伊瓦特3日在现在正在英格兰举行的英联邦各国工党会议上发言，他说：“英联邦大多数国家都想扩大对华贸易，完全承认它的国际地位。”他指责杜勒斯和美国院外援华集团一贯结合在一起，否决使中国和英联邦国家能够得到充分贸易和完全承认的好处的各种建议。
据纽约消息：美国新闻界继续要求美国当局改变对中国的政策。
纽约“工人日报”社论指出，台北事件使美国面临必须改变对中国政策的情况。社论说，根据美国自身的利益，美国应该承认中国，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地位，并且履行在大战期间的保证：把台湾归还给中国。
社论还谈到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要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它说，这是对国务院愚蠢行为和经济冷战做法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的证明。美国报人考尔斯（“得梅因纪事论坛报”董事会主席和“明尼阿波尼斯明星论坛报”总经理）在6月2日表示，他不同意美国有些人把要求审议对中国政策称为叛国行为。他说，目前政策正引导美国“走向穷途末路，结果只有遭到丢脸的外交”。考尔斯还指责杜勒斯不让美国新闻记者来中国的僵硬态度。
“纽约时报”6月2日指出：“到现在为止，在美国占上风的意见是赞成继续执行根据既定方针制订的对华政策。但是现在外界压力可能要使美国在这个政策上陷于孤立，同时已经有人对美国—国民党关系的巩固性提出了疑问。”这家报纸驻联合国记者汉密尔顿发表了一篇主张修改美国的对华政策文章，他说，中国进入联合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记者却又附和某些分裂中国和霸占台湾的论调。他说，美国应该“赶快采取行动”，使台湾“独立”或者“托管”，并且使联合国大会以给予台湾以“单独的会员国资格”作为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条件”。
另据巴黎消息：法国前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埃德华·庞纳福6月3日主张法国承认中国。
这位曾任部长的民主社会抵抗联盟议员说：“法国应该学习英国的榜样，承认中国，但是不要跟美国闹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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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杜勒斯的队伍
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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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加坡和马来亚商人
欢迎英国放宽禁运
印度尼西亚密切注意情势的发展
据新华社4日讯 新加坡消息：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的商人欢迎英国放宽对中国贸易的限制。
新加坡印度人的商会主席亚逊摩说，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自行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可以说是一个勇敢的举动，我相信今后新加坡对中国的贸易必能较为自由。
马来亚联合邦马华商联会秘书黄锦和说，英国这次决定是合理的，这项放宽虽然没有使马来亚立即受惠，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间接有助于中国和马来亚贸易的。
全马印度人商联会会长乌拜都拉说，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早就应该施行，中国是可以用价廉物美的货品和马来亚交换橡胶的。
据新华社雅加达4日电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发言人库索莫维达格多6月3日晚上发表谈话说，恢复对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的时候本来已经到了。他说，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正在密切注意英国放宽对中国禁运以后的情势。
库索莫维达格多指出，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久已身受禁运的恶果。这些亚洲国家为了发展国民经济，需要同拥有六亿人口的中国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
他认为，如果英国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国家一起采取这个行动会更好些。这样，禁运就将正式完全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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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艾登回到英国
据新华社4日讯 利物浦消息：英国前首相艾登3日从加拿大乘船回到英国。
艾登由于苏伊士政策的失败而辞去首相职务以后，在1月18日离开英国去新西兰“休假”，不久又到美国波士顿去动腹部手术；这之后一直在加拿大养病。
艾登说，他今后将永不参加政治生活，但是这并不等于他在少数事情上不发表意见。他在谈到苏伊士政策的时候说，他仍然相信他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一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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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花絮
萧伯纳全部著作的校样
二十八本看来是破旧肮脏的书，原来却是英国文学家萧伯纳的作品校样的装订本。
这批东西是在伦敦附近圣劳伦斯村的一座三层楼的红砖房子内发现的。萧伯纳曾经在那里住过很多年，并且死在那里。
据说，萧伯纳有个古怪脾气，就是每次都要向出版者要回他作品的最后校样，并且把它装订起来。在这些校样上，萧伯纳除作了许多改正外，还写了一些对出版者有趣的批语。
最近发现的二十八本校样几乎就包括了萧伯纳的全部的著作，因此被认为是有很高价值的。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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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人在泰国逞凶
一个撞死人 一个打女仆
新华社4日讯 曼谷消息：据泰国报纸报道，在5月30日一天里，有一个美国军人驾车撞死人，一个美国大使馆职员殴打泰籍女仆。
驾车撞死人的是美军上士尊·英沙密，他是美国驻泰国武官处的人员。在他驾着一辆吉普车撞倒了一个驾着机器脚踏车的泰国人以后，这个美国军人不下车救人，竟把车子一直驶到美国武官处里去，结果被撞倒的泰国人就死在现场。
在同一天被美国大使馆职员殴打的仆人是一个泰国少女。由于她不愿意再在这个美国人的家里工作而提出辞职，并且要求发给工资，这个美国大使馆职员竟挥拳殴打她，以致她的身上被击伤多处。
这个泰国少女已经向泰国警察当局提出控告，泰国警察当局表示，这件事只能“慢慢设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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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叙利亚经济部长否认有内阁危机
指责帝国主义分子在叙进行颠覆活动
人民党议员决定集体辞职搞乱政局
新华社开罗4日电 最近一期的埃及“鲁兹·优素福”周刊报道，目前在开罗访问的叙利亚经济部长卡拉斯说，关于叙利亚发生内阁危机的传闻是不真实的。
卡拉斯在同这家周刊记者的谈话中说，叙利亚目前仍在奉行解放和阿拉伯团结的政策。现内阁将继续执政到议会期满为止。
他说，各种帝国主义分子正在对叙利亚施加压力，迫使它改变它目前的政策。他们对叙利亚的输出实行封锁，并且在国内制造混乱，使投资者把他们的资金偷运出国。这位部长还说，美国是依靠在叙利亚国内的某些外国代理人和组织来执行这种阴谋的。
这位部长指出，一些逃往国外的被判决死刑和徒刑的叙利亚政客和军人，正在同帝国主义一起对叙利亚进行阴谋。
同时，据中东通讯社报道，叙利亚的“舆论报”3日报道了美国和土耳其驻大马士革武官的暧昧活动。这家报纸说，美国空军武官每星期乘他的私人飞机到某一个不详的地方去三、四次。土耳其武官纳加提·奥甘上校每天都要到贝鲁特去。
新华社4日讯 大马士革消息：叙利亚反对党人民党领袖基希雅6月3日晚向议会提出了辞呈。这个党的总书记达瓦利比在同一天宣布，人民党的三十个议员已经决定要集体辞职。
达瓦利比说，这次辞职是对6月1日晚议会中的一次辩论表示抗议。在这次辩论中，叙利亚共产党议员巴格达什指责人民党议员为了外国和帝国主义的原因而企图拖延1957年度预算的批准。
据报道，如果人民党议员坚持辞职的话，同人民党联盟的另外十五名议员也可能要辞职。
人民党议员的集体辞职被认为是要在叙利亚引起政局危机的一个尝试。自从约旦事件以来，美英帝国主义一直期望在叙利亚挑起骚乱，以便进一步摧毁中东的民族主义力量。
人民党是叙利亚最大的反对党，在不久前叙利亚的阴谋颠覆现政府案的审讯中，有不少这个党的领袖和议员牵涉在内并且被判刑。
人民党议员的集体辞职使叙利亚当局面临着解散议会和举行补缺选举这两种选择。叙利亚总理阿萨利已经在3日表明，只要执政党在议会的多数不受到影响，现内阁就要继续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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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下一年度实际支出超过预算数字二百多亿
本报讯 美国政府的实际开支远远超过了预算中所列的数字。据5月份美国“展望”杂志透露，美国下一财政年度的联邦政府支出并不是像艾森豪威尔总统在预算中所估计的七百二十亿美元，而是九百六十亿美元。
原来总统的预算开支估计数字比联邦政府的实际支出少了一百一十亿美元。白宫编造预算的人又把联邦政府下一财政年度的各项信托基金花费，如公路建设计划等共达一百三十亿美元的开支，未列入预算之中。
和过去的政府比较，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实际开支九倍于战前罗斯福新政府时期最大的开支，两倍于朝鲜战争前夕杜鲁门政府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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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国各界举行争取和平会议
强调立即停止阿尔及利亚战争
据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3日讯：法国全国和平理事会发起的“争取和平和裁军全国代表会议”在巴黎闭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七百五十个代表，其中包括社会和政治活动家、议员、科学家、作家和宗教界人士。会上讨论了阿尔及利亚问题、裁军和停止试验原子武器问题、德国和欧洲安全问题等。
讨论第一个问题时发言的有法国著名作家萨特、法兰西联邦议会议员费克思和神甫菲拉特尔等人。他们一致强调指出，必须通过同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谈判的方式立即停止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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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岸信介的东南亚之行
本报评论员
日本首相岸信介的东南亚五国之行，从5月21日抵达仰光，到6月2日离开曼谷，已按照预定日程走完了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泰国的旅程。在这以后，他还匆匆地到台北跑了一趟。岸信介作为访美“序幕”的东南亚之行至此已告结束。
岸信介在去华盛顿之前，插进访问东南亚国家这样一个“序幕”，主要的目的是为访美作准备，是要了解一下这些国家的政治气候，摸一摸这些国家对于“日美合作”或由日本出面“协助开发”东南亚的态度，以便在同美国讨价还价的时候处于较有利的地位。尽管如此，岸信介这次去东南亚各国，表示愿意了解这些国家的情况，愿意加强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往，仍然不能不说是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岸信介在同东南亚几个国家的政府负责人员的会谈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几乎都提到了禁止试验和使用核武器，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问题。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日本政府在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上的自相矛盾的态度，却减弱了岸信介首相在这一问题上发言的力量。日本政府一方面呼吁禁止核武器，一方面却拒绝苏联的提案，坚持所谓事先登记制度，同时又派人参加美国内华达州的氢弹试验，岸信介还说过：“如果在自卫的范围内（日本）拥有原子武器是不违反宪法的”。诸如此类自相矛盾的态度，已引起亚洲国家一些人士的疑惑不解。岸信介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之后，尼赫鲁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曾表示，关于禁止核武器问题，“光是登记、限制，是不彻底的”。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在印度国会上的演说中也说，要求登记、限制核武器试验的“日本提案，只能使战争更加合法化”。关于包括中国问题在内的亚洲和平与安全问题，岸信介同印、缅等国家领导人员的意见的不一致，也是明显的。据日本报纸透露：尼赫鲁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曾正面批判岸信介的政策说：“不承认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就谈不到维持和平”。在缅甸的记者招待会上，由于岸信介避开回答承认中国问题，空气也弄得很僵。岸信介虽然在印、缅等国家避免公开地多谈论中国问题，但在别的地方，他并没有掩饰他对中国的不友好的、甚至诽谤的态度。他的台湾之行本身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他特地跑到台湾去，仿佛是想用这个行动向美国表示：他从东南亚国家并没有带回来任何反殖民主义情绪或任何中立主义想法。据日本记者报道：在新德里，人们对岸信介所说的不恢复日中邦交，但要扩大贸易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这是不无原因的。事实上，岸信介政府至今对于日中贸易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相反的，在英国不顾美国的“禁运”政策决定单独干之后，岸信介竟不顾国内要求效法英国的舆论，对英国的行动“感到遗憾”。这些都说明岸信介生怕损伤美国的情绪，因此，他所标榜的“自主”政策，是轻飘飘毫无份量的。在台北的中国人民爆发反美大示威之后，美国国内要求改变亚洲政策的呼声也在日益增高。在这种情况下，岸信介的这种继续追随美国政策的作法是否得计，那就很值得怀疑了。
岸信介这次到东南亚五国访问，还同各国领导人员就亚洲开发基金问题进行了商谈。所谓亚洲开发基金，除了成员国分摊的部分外，主要的来源是美国的“援助”。这就是日本统治集团一向向往的“美国资金、日本技术、东南亚资源”的开发计划的又一说法。但这一计划却没有得到一致的支持。对于日本充当为“美援”鸣锣喝道的马前卒，东南亚国家是抱有戒心的。而美国能够无条件地拿出一笔资金也是困难的。缅甸对于“带有套索”的“援助”表示拒绝；印度的尼赫鲁总理则说：“亚洲需要经济援助，但同军事援助缠到一块，就会产生新问题”；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赞成加强同日本在投资方面的双边关系，而不赞成设立开发基金；锡兰的官员们对这笔基金也表示不感兴趣。所以日本金融界人士对于岸信介的这次东南亚之行，也只能作出这样的估计，即认为“具体成果虽少，但打开了继续深入接触的门路，意义是很大的”了。
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评岸信介这次东南亚之行说：岸信介按照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立场，这是比“看风使舵外交”还要恶劣的“吉卜赛外交”。可以说，这道破了岸信介一向玩弄的所谓“两岸主义”的两面三刀的手法。岸信介用这种态度，是否能取信于亚洲各国，使日本在亚洲发挥积极作用，是值得怀疑的。岸信介在这次东南亚之行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主”色彩甚少，而追随美国的色彩甚浓，以这种“软骨症”姿态去美国谈判，究竟能把目前不平等的日美关系“调整”成什么样子，是同样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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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蒋发表联合公报
岸信介同蒋帮拉交情
据新华社4日讯 日本首相岸信介今天在台湾同蒋介石的“行政院长”俞鸿钧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
公报强调在目前“不安定的国际情势”下，要“加强自由世界的团结，以保障亚洲的自由”。它还说，双方同意“应以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处理国际间的问题，并且决定两国政府在联合国中密切合作以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岸信介还表示日本要同蒋介石集团“加强彼此间经济及文化之合作”。
据共同社说，在会谈中，岸信介曾经“对中国大陆为共产主义所统治一事表示同情”，同时表示：日本政府没有考虑采取“容共或者中立”的外交政策，而且准备进一步增进同这个摇摇欲坠的蒋介石集团的“友好关系”。在会谈中，蒋介石曾经要日本不要反对氢弹试验。但是岸信介迫于深受原子武器之害的日本人民的坚决反对，以“人道立场”为理由拒绝了。
岸信介已经在今天离开台湾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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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
美国作家 阿培·查佩克
在中国旅行十个星期以后，我又坐在我的书桌前，回到我研究美国的日常工作中去。我的桌上堆满了我不在家时来的大批美国报纸、刊物和书籍。飞机的引擎声虽然仍在耳里嗡嗡地响着，我又埋头进行和美国思想主流恢复联系。我专心阅读美国刊物，并不因而就冲淡了我对新中国强烈的感受。在新中国四千英里旅途中，中国的景象，新鲜的景象，深深地铭刻在我的意识和心灵中，现在它们又涌现在我的眼前，构成了许多富有意义的图画。同时，我感到对美国刊物中提到的关于中国及亚洲的每一种事情，有了一种新的敏感。
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内的辩论中心。现在我愿意根据我对中国的访问，加入目前美国对中国问题的讨论。
美国舆论要求了解中国真相
美国人讨论中国问题时最感缺乏的，就是现实的第一手观察。大多数美国报纸现在已经感到国务院禁止美国记者访华所造成的这种严重的缺陷。1956年12月进入中国的三个美国新闻记者，向这项禁令的挑战赢得了美国新闻界人士和大多数美国报纸的支持。肯塔基州路易斯威尔市“信使日报”的一篇社论，表达了大多数美国报纸的态度，并且被该州国会议员威廉·纳特策尔载入1957年1月13日的国会记录中。这篇“新闻记者应该向新闻禁令挑战”的社论说：“新闻记者访华这一件事的实际影响，已使这个国家（美国）和它的官员在八年长的时间里，在对待一个关系世界未来和平的广大地区时，受着传闻与间接报道的摆布。现在是向禁令挑战的时候了。”
美国国内普遍反对这项禁令，只不过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重新提出的、美国应对新中国采取现实政策的要求的一个方面。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美国人日益感到，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不能仅凭毫无根据的幻想来对待在亚洲有决定地位的、人口居世界首位的国家。仔细阅读美国报刊，就会发现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引起国内舆论巨大的不安，代表很大一部分人的美国舆论产生了一种看法，华盛顿对华观点出了毛病。
曾经在远东度过二十年，担任美国外交官员的爱蒙德·克拉布，在1957年1月19日一期的“民族周刊”上评论了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的介绍中国情况的著作。这篇书评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它暴露了一个曾在亚洲担任美国外交代表并且有了多年经验的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的现行对华政策的冲突。克拉布先生措辞谨慎，尽量避免和华盛顿作正面冲突，但是他正确地将美国官方对华态度描写为“我们敌视中国的征象。”克拉布先生根据“中国革命需要被美国深入了解”的理由，向一切“愿意透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社会转变之一——中国革命”的美国人，推荐了这本书。
事实很简单，如果对中国革命，对新中国的根源，以及对人民共和国比中国悠久和复杂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获得更广大的支持的事实都不了解，也就不可能了解人类历史的道路、亚非的新趋势，更不可能使美国在亚洲找到一条可以摆脱目前外交政策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
公众开始怀疑对华政策
新中国是巩固的。它不是一种试验，也不是历史的狂想，更不是能被台湾或其他地方刮来的风可以吹倒的偶然事件。许多年来，中国市场吸引了美国商人，现在它比任何时期具有更大的购买力和稳定性。即使新中国的敌人也不犹豫地承认，中国的经济已获得无法估计的进展。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及声誉，已达到空前高峰。其中一些事实促使美国公众舆论开始醒悟过来。这就是为什么对仅由于某些身居高位的美国人不喜欢六亿中国人民选择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道路，而将美国和一个曾经有过种种联系的伟大国家割离的这种政策，产生了是否明智的新疑问的原因。
在访问中国回来之后，根据我熟悉第一手的中国实际情况的有利条件，开始阅读美国出版物时，最使我难过的一件事，就是一些企图了解我们生活的复杂世界的一些严肃的美国刊物，竟被一些对中国不正确的报道所蒙蔽，并且被引入歧途。
当我阅读最著名的美国大学季刊之一，最新的一期“弗琴尼亚季刊”时，使我感到惊讶。在这一期里，过去曾在国务院服务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C·E布来克，评论了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前美国驻印大使鲍尔士著的“在变动的世界里的美国政治”的一本新书。这本书收集了前大使鲍尔士1956年在哈佛大学讲学时的一系列演讲。
据布来克教授说，这本书的论文之一，就是目前世界上所遵循的“两种现代化的方式”。“一种方式是从西方民主国家得到启发……另一种方式就是共产主义的方式，为了工业生产和国家的利益，有计划地降低生活水平和抑制人权来达到强制的资本构成。中国就是第二种方式的范例……”
我们现在所涉及的是美国学术的范围内的事情：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由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在弗琴尼亚大学办的刊物上发表评论，但是却缺少了一件最简单的东西，就是事实的准确性，它是各种学术的基础。当我在阅读这本书时，截然不同的中国景况，一幕幕地掠过我的眼前。
划时代的经济发展
时间：1957年1月底。地点：云南省四季如春的昆明的一个村庄里。在农业合作社办事处一张普通的桌旁，我和几个社员一面喝着花茶，一面谈着过去和现在农民的生活情况。负责乡政府工作的一个妇女，指着她脚上的新鞋说，过去她只买得起草鞋，在他们建立了合作社之后，她才买了第一双真正的鞋子。她是这个县60％农民中的一个，过去受到地主的统治和国民党的苛捐杂税，他们终年忙碌也无法养活自己。他们除在地里劳动外，还要上山砍柴去换米。慢性的饥饿和衣不蔽体就是传统的生活水平。一个世纪来，中国曾以“饥荒的地方”闻名。
那一个乡里的八百八十三户农民中，只有九十二户缺粮。到了1956年，所有农户都生产了够全年吃的粮食。如果将这一情况按一亿农户来推算，再加上过去几年来农民购买的大量衣著，你就可以看到了划时代的经济发展。中国农民已经从他们的长期敌人——饥饿中解放出来。这并不依靠奇迹，也不是在一夜工夫出现的。它是经过多年的周密计划和辛勤劳动，通过土改和合作化新道路的手段才实现的。在中国任何村庄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向你表明中国农村生活水平的增长。那么，美国刊物怎能允许自己远离真理而说中国“降低生活”呢？
我忆起了另一幕景象，在北京的一个纺织工厂，这是一个新工厂，全部纺织机器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这个工厂的绝大部分工人都是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年青工人。但是当我在许多织布机中间行走时，我也和过去曾在上海的纺织工厂工作过的年纪较大的女工谈话。她们指出了在新中国里，她们的工资提高了，她们有了好得多的工作条件，她们的购买力增加了，还有她们的新的劳动保险。1956年是中国工人工资增加的一年。——工业化和提高生活水平携手并进，这提高不仅是对千万人，而且是对亿万人。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先进工业国家譬如美国比较，仍然是低的，在中国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之前，落后的情况还会存在。但是中国的进步，只能根据当它开始新的一页时它有什么，和它在短短的七年中取得了什么成绩来衡量。
一世纪来，外国资本在中国可以畅所欲为，西方民主国家有着广泛机会来表明他们能够对中国有所贡献。但是一个世纪来，外国资本在中国横冲直撞的结果，只有加深中国人民的贫困，并且激起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国人民深深体会这种历史经验，对中国第一个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政府的不恰当的议论，只会使美国人在中国丧失朋友。
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
至于人权，最简单的事实就是继承国民党的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抑低人权，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人权根本就不存在。曾经到过中国的美国目击者，在许多的著作中证实了这一点：工人、农民、妇女、少数民族、民主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压倒多数的中国人民都在人权和民权的界限以外。拿我今天在中国所看到的与我所了解的过去情况相比较，很明显，新中国短短的纪元，就是大多数中国人民的人权诞生的纪元。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三千六百万少数民族第一次获得平等地位；三亿中国妇女动员起来实现了她们的平等权利；五亿农民摆脱了封建枷锁；国家政权转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手中，都只能客观地说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的人权和民主的改革。
当你亲眼看到中国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改革运动的纯朴的特点。这是美国古老的梦想“民有、民治和民享”在生活中的具体实现。引导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知道，不能违背六亿人民的自愿，把他们拖入社会主义。依我看来，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惠特曼的诗句可以总括：
不是我，不是别的任何人能够替你走那条道路，
你必须为你自己来走它。
谁也不能阻止中国人民在他们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迈进。只要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绝大部分人无疑地会说：新中国，我们向你致敬！我们欢迎你迅速地迈进一个人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新纪元。 （本报特约稿 林龙铁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