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勤俭建国，勤俭持家
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杨之华在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几年来的全国职工家属工作，正确地贯彻了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方针，全国职工家属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逐渐提高了。根据1956年底的统计，在集中居住的职工家属中，建立了一万一千三百八十九个家属委员会，组织起来的家属约有一百五十一万七千九百五十七户，有四百三十八万七千九百九十七人；分散居住的职工家属绝大多数参加了街道妇代会。广大职工家属群众在几年来的各项政治运动中，逐渐提高了觉悟，改变了“老娘们不问天下大事”的思想，程度不同地树立起劳动光荣、爱厂如家的思想，把自己的家务劳动与支援自己亲人的生产结合起来，帮助自己的亲人操劳家务，做好饭菜，洗好衣服，带好孩子，让自己的亲人吃好、休息好，鼓励自己的亲人安心积极地生产劳动，不迟到，不悮工。在邻里之间普遍开展了团结互助的工作，建立起一种相互关怀的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风气，解决了许多工人家庭婚、丧、生育、疾病等困难，帮助厂矿提高了出勤率。好些基层的职工家属，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儿童组织起来，受到良好的教育，使自己能够参加文化、政治学习，提高文化、政治水平。许多职工家属积极地参加基层政权工作和当地的社会活动，响应党的号召，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起到了基层政权的一个支柱的作用。
旧中国给我们留下来的，是一个长期落后的农业国家，底子太穷了。要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没有全国人民长期艰苦的劳动是不行的。我们职工家属，在家务劳动中，就要本着勤俭持家的精神，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自己动手，克服困难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是很多的，宿舍不够住呀，买菜要排队呀，副食品不好买呀，星期天坐车太挤呀，子女升学有困难呀，等等。但这是祖国建设事业迅速发展中带来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
宿舍不够住怎么办呢？根据各地的经验，依靠自己的力量，还是可以有些办法的。一种办法是自己动手来盖。铁路第二工程段隧道十八中队一百二十九户家属，到了新工地许多人无房可住，家属委员会与段领导和当地人民委员会联系，利用了一块不能种地的山坡，发动家属自己买些材料，自己动手，帮助工人修建了六十多间房子，工人们给它取名叫“家属新村”。北京农业机械厂在去年雨季有四十多户房子被大风吹垮了，职工家属本着阶级友爱的精神，把那些坍了房子的职工先分别接到自己家里暂时安身，然后献出自己的劳动，和工人一起在四个星期内重新盖了四十多间房子。一种办法是职工生产流动性比较大的，在农村有家，可以回到农村参加劳动的，就尽可能地回到农村去住。还有一种办法是发扬工人阶级的友爱精神，互相调剂住宅。除此以外，可能还有别的许多办法来解决房子的问题，如自建公助或互出劳力造房子等等。自己造房子以后就可以不出租钱。自建公助的房子，过一个时期以后，也可以不出租钱了。这样，不是既解决了职工住房的问题，又不增加国家的负担吗？
物资供应不足的困难，许多职工家属就自己动手来克服了。铁路牙林线乌尔旗汗站，1956年春组织家属种菜，到去年7月底，他们生产的各种蔬菜共有六万二千多斤，每人每天可以吃到一斤四两菜。贵州万山汞矿过去很难买到豆腐，家属自己磨；吃肉困难，家属自己养猪羊；去年中秋节，家属杀了三只一百斤以上的猪，使职工们都吃上了肉。
最重要的是勤俭持家
我们职工家属要响应党的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号召，进一步把我们的力量和智慧贡献给社会主义事业。怎样贡献出我们的力量呢？最根本最中心的一条，就是勤俭持家。
勤俭持家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几年来全国职工家属在这方面创造的事例是很多的。现在我随便举出一些事例来，就可以看出勤俭持家对于支援国家建设的重大作用。
要勤俭持家，就是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长春市爱国交通器材厂的翻砂工人钱文禄的妻子祝淑兰，是穷家出身，刷墙、砌炉灶、做衣服，都靠全家自己搞，丈夫每月领到八十四元工资都交给她，除掉生活必需的开支外，还可以有节余。几年来她一直和丈夫坚持执行着家庭生活计划，在孩子少的时候，就有不少积蓄和有计划地添置了必要用品，现在虽然一家八口，全家生活过得也很好，还在银行里存了一千四百多元。辽源和淮南煤矿的三万六千多户职工家属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几年来，一共储蓄了九十一万六千多元。
全国绝大多数职工家属是懂得只有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才能搞好家务的道理的。可是，也有少数职工和家属不大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以为：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怕失业，不愁吃穿，不用防老，不用替儿女操心，不用盖房子买地，不用留后手了。反正有了困难工会会救济，国家会帮助解决。这些想法当然是不对的。她们有一种误会，以为我们的国家既是人民的国家，就要把人民生活中一切困难都包下来，事事依靠国家解决。我们的国家是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的。国家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全国人民的总的利益，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国家对于人民群众当前生活中的困难，也是在尽力设法解决的。可是职工家庭生活中的困难离开了广大职工群众和职工家属自己的努力，是无论如何解决不了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粮食、煤炭、水电和棉布的供应是比较紧张的。因为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在这些方面就不能不发生一些困难。鹤岗煤矿七千多户职工家属五个月节省了七十五吨煤，一万多户职工家属九个月节省了四十二万二千度电，这就等于织五万公尺布所需要的电。全国二千多万工人，如果一家三口，就有六千万人，一人节约一寸布，就够做四十万套制服。家家户户都注意一针一线的节俭，对于支援建设是一种多么大的力量！
勤俭持家，除掉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还可以根据生产和群众的需要，根据当地条件和家属的劳动能力，因地制宜，组织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生活。例如墨江公路养护段全段六十九户家属，自从组织开荒种地等副业生产以后，1956年解决了长期依靠工会救济的九户职工生活困难，全段家属还清了欠款四百六十元，大人、小孩添置衣服九十六套，缝被子十三床，购买床单、蚊帐各五床，还存入银行四百多元，投入家属储金互助组一百六十九元，全段八个班，全年或半年不用买蔬菜。辽阳麻袋厂等四个单位，有一百八十七户困难户，自从家属参加副业生产后，都不用工会救济了。
此外，组织家属进行服务性的副业生产，如缝纫、洗衣等，也都受职工的欢迎。云南第二工程公司家属生产合作社，进行了各种副业生产，得到了职工好评，他们说：“穿衣补衣有缝纫组，穿鞋补袜有针线组，衣服脏了有洗衣组，肚子饿了有副食组，要想吃菜有种菜组，要想吃肉有养猪组，需要碎石有临时工组，真好啊！”这都是依靠群众想办法的好处。
我们职工家属和工人，应该认识家务劳动和厂矿企业中的劳动，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俗话说得好：“全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全家的团结互助是搞好家务的基本条件；也是家庭幸福的基础。解放以来，全国出现了很多幸福的新家庭。大同煤矿工人王凤梧和他的妻子封三女，两口子一起计划家庭开支，互相体贴得无微不至。王凤梧改进三百马力绞车时，遇到困难，情绪不好，封三女就鼓励他和别的同志商量办法、坚持研究，最后成功了；绞车安全运转一千八百一十五天；王凤梧五年来从未迟到早退，成了全国劳动模范。王凤梧也鼓励封三女学习和参加社会活动，并且出主意帮助她做好工作，帮助她做些较重的家务事。她们还常常和孩子们开个家庭会议，谈谈家常，启发孩子们要勤劳、团结、学习好，孩子们都成了少先队员。
团结互助，办好集体福利事业
职工家属当中，平常有很多困难，比如生孩子、生病和照顾孩子这些事情。从各地情况看，凡是团结互助搞得好的地方，这些困难都得到了解决。她们帮助孕妇处理家务重活，帮助产妇烧水、做饭、照顾孩子，帮助病人请大夫、上医院、照料家务，有的还为病人喂饭、输血。她们还互相协助办理婚、丧大事，或者有组织地去买菜、买粮、打煤坯，给工人送饭。家属之间的团结互助，不但可以互相帮助克服困难，而且可以减少职工对家庭的顾虑，不悮工、不缺勤，鼓舞职工更安心积极地生产。
几年以来，在广大职工家属群众中，已经树立起团结互助的风气。根据1956年底的统计，在集中居住的职工家属中，共有三万七千九百七十二个互助组，参加的职工家属有四十五万多人。在分散居住的职工家属中，也同样开展了许多团结互助的工作。在职工家属的团结互助工作中，开展家属的储金互助工作，是很重要的。仅武汉一个市的统计，在职工家属中就有四千零五十二个储金互助组。群众说储金互助有三好：一是零钱整用对自己好；二是互助了困难户对别人好；三是存钱在银行对国家好。
许多职工家属都积极地参加了幼儿园和托儿站的工作。根据1956年底的统计，全国集中居住的职工家属举办的托儿站、幼儿园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四个，收托儿童九万一千八百三十人。在城市街道上举办的托儿站、幼儿园共收托孩子一百多万人，其中大部分是职工家属举办的。这是一种新兴的社会主义的集体福利事业。它给职工家属教养自己的子女造成了极大的便利；它也是用共产主义精神培育我们工人阶级后代的场所。我们应该十分地爱护它，扶植它，使它更多更好地发展起来。我们要求所有热心办这些事业的人，一定要像勤俭持家一样地精打细算，在所有的幼儿园和托儿站中，贯彻执行这种方针。
许多职工家属办的幼儿园、托儿站是经过自己动手，与职工合作，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办起来的。例如：鞍山共和街职工家属自己动手给幼儿园盖房，家属们拣砖、献砖、扒掉堵死的旧便所，共积累了一万多块砖，又主动地取得有关行政方面的支持，凑集了一些土木建筑材料，还请区卫生队帮助运输。四十二个职工自愿在星期日献工，九十二个家属参加了义务劳动，他们总共费了六个星期天，就盖起了五间崭新的房子。再如武昌造船厂、南昌铁路、常州戚墅堰车辆厂、抚顺老虎台矿等单位的幼儿园和托儿站，都是家属群众自己盖的房子，职工在业余时间利用废木料给幼儿园和托儿站做小桌、小凳，家属们还把家里多余的脸盆、水瓶、痰盂、玩具等东西送给或借给托儿站、幼儿园使用。
我们一方面要很好地教养子女，同时还要注意有计划有节制地生育。在这方面，男职工应该更多地负些责任。
子女们上学和升学的问题，是父母们最关心的。可是现在我们的国家碰到一个实际问题，就是升学的人多而国家办学的力量有限，不能使所有的学生在毕业后都继续升学。对待一时无法上学的学龄儿童，还是依靠我们自己动手想办法来组织他们学习。这就是说，一方面要把那些学龄儿童组织起来，邀请有文化的职工家属担任教员，另方面对待不能升学的儿童和青年，应该鼓励他们参加劳动；在农村有家的，尤其应该鼓励自己的子女回家去参加农业生产，在劳动中继续学习。
几年来全国职工家属在文化学习、政治学习方面的热情很高，进步也很大。根据1956年底全国总工会和全国民主妇联的统计，在集中居住的职工家属中，经常参加文化学习的共有五十四万零八百二十六人。上海市在扫盲运动中，有三十四万职工家属参加学习，一万多职工家属担任教师。北京铁路管理局北蜂窝宿舍中的职工家属，四年来自己办了十七个文化学习班，有四百多名家属摘掉文盲帽子，有六十七名家属初小毕业，二十名高小毕业。教师完全由有文化的家属担任。许多职工家属学习的精神也是顽强的。有好多不识字的职工家属，现在已能看书、看报、写信；陈桂珍同志已由一个普通家属而成为业余作家。
职工家属的努力方向
——做到“五好”
根据国家的要求和几年来职工家属工作的经验，当前全国职工家属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教育职工家属群众提高觉悟，加强团结，贯彻“五好”，为社会主义服务。
根据上述任务，我们要求全国职工家属努力做到“五好”：勤俭持家好；团结互助好；教养子女好；清洁卫生好；努力学习好。作到“五好”，对职工家庭来说，就是鼓励了职工生产情绪；对企业来说，就是作到了为生产服务；对我们的国家来说，就是支援了建设。
在“五好”中，又应该以“勤俭持家好”为中心。因为勤俭持家不仅是搞好家务的要求，也是勤俭建国的要求。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都能发扬勤俭朴素的作风，都能发扬克服困难的精神来治国、持家，那么，困难就难不倒我们，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就一定可以建设好，我们家庭幸福的新生活也就一定能够建立好。
当然，我上面说的这“五好”，只不过是对全国职工家属的一般的要求，并不限制许多职工家属在这“五好”之外的其他方面的许多工作，例如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方面的工作。各地区、各产业的情况不同，各时期的中心任务的要求也有所不同，所以在具体贯彻“五好”的时候，也可以根据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要根据家属群众的要求，因地制宜地去灵活运用。
今后全国职工家属工作怎样做呢？
第一、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己来做。第二、家属工作的积极分子，是热心为生产、为群众、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积极分子，今后家属工作要开展得好，仍然要依靠广大积极分子在群众中的活动。第三、加强工会对职工家属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加强新工业区、新建厂矿的职工家属工作，充分发挥家属委员会的作用。第四、必须更好地取得党的领导，取得企业行政方面的支持。职工家属工作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要采取主动，把群众的情绪、要求和意见集中起来，加以研究，提出合理可行的意见，及时地向党、向行政和基层政权方面反映，主动地请求党的指示，请求行政和基层政权方面的支持。
第3版()
专栏：
行政领导同专家要结合起来
北京医学院卫生系主任 金宝善
新中国成立之后，几年来在人民健康事业上的成就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但是由于卫生行政部门在执行政策上有重要的缺点和错误，给卫生事业带来了一定损失。
在建国初期，卫生部门的主要缺点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表现在以下各方面。在中医政策上没有看到祖国医学遗产中的科学成分和广大中医在我国卫生事业中所起的作用，而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应当迅速消灭的，因而轻视、歧视中医，没有贯彻中西医团结的正确方针。在卫生防疫工作上，大力防止了鼠疫、天花和霍乱三大烈性传染病，但是对为害人民健康极为严重的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则没有及早给以足够的重视。在医疗预防方面，迅速地增加了医疗床位和疗养床位，并公布了公费医疗办法；这是好的一面；但不采用苏联的社会主义保健原则，在医疗机构中单纯地发展了只治病、不防病的传统方法，而没有开展医疗与预防相结合的先进工作方法，并且在医疗机构中把原有的一些好的制度打垮了，也没有树立新的工作制度，因而造成了医疗制度和医疗作风的混乱现象。在工业卫生方面，轻重工业、铁道等主管部门，都自设卫生行政领导机构，各自为政，中央卫生部既不统一领导，也没给以有力帮助，以致各地工业部门的医务机构重叠，厂矿卫生和工人保健缺乏业务上的正确领导。在医学教育方面，独出心裁地创设了专科重点制，把高等医学教育的修学年限缩短到二、三年，打乱了全部医学教育制度。在妇幼卫生工作上，推行了新法接生，大力减低了新生儿破伤风和产褥热；这是好的方面；但对托儿站、幼儿园和小学校的健康情况，卫生部门没有主动地联系有关主管机关指导改进，以致儿童保健事业至今还没有开展。
造成以上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少数领导同志在政治修养不足、科学水平不够和业务经验缺乏的情况下，负起难以胜任的艰巨任务，既不能正确地掌握政策，也未获致有经验的科学工作者的有力帮助，以致在工作执行上造成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这些情况自从贺诚、王斌两同志被批判以后，在最近几年内，有了好转，在工作上有了一定的改进；但是目前卫生行政领导部门还存在着不少缺点，不仅宗派主义依然如故，并且还滋长了官僚主义。
为了纠正既往的错误和缺点，卫生部门最近几年来积极的加强政治思想领导，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专业部门中，不是单靠单纯的政治思想领导就能完全解决业务问题，而是要在具体业务中贯彻政治思想。政治领导同业务领导必须结合为一。要做好这样领导工作的重要条件，必须是领导同志具有足够的政治修养、科学水平和业务经验；或者是具有高度政治修养的领导同志能够获得有经验的科学专家在日常工作上的具体帮助；现在卫生部门所表现的事实，不是完全如此。
卫生部很早成立了全国医学科学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在苏联和其他先进国家，是医学科学指导和推进实际业务的重要机构，对卫生事业是起决定性的作用的。但是卫生部领导这个机构，只是几位少数党员同志，并且从未开展工作，只在1954年举行一次非正式的会议，甚至十二年医学科学规划，都没开过一次讨论会，也从未组织党员以外的科学专家到苏联去考察专门业务和科学研究情况。
培养高级医学干部，是办好人民保健事业的重要环节。在医学教育改革上，这几年学习苏联，统一了教育制度，有了一定的收获；但在培养医疗医师的教学计划中，没有贯彻医疗与预防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保健原则；在培养卫生医师的同时，没有建立健全的地方卫生防疫机构，以致学生毕业后，出路成了问题；药学院系毕业生也往往学非所用，并且重要的专业被取消了。
这几年来医院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至今还没有正规的工作制度。卫生防疫站已上一千个，一般是干部差，工作质量低，没有正规的设置标准。许多卫生机构的工作制度、工作方法和工作计划都须要深入研究，单靠开开会，临时征求一些意见，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
这几年来，随着工业的建设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在城市、农村、工矿里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保健机构网，开业医生也已大部分联合组织起来，纳入于政府的规划，这是好的一面，但是由于卫生部门领导力量赶不上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许多问题拖拉不决，拿不出具体办法，不合理的情况不能及时改善，在许多工作上表现了官僚主义。
总之，卫生行政领导部门，在建国初期，领导者仅凭经验办事，在工作中过于主观，最近几年来，则遇事拘谨，执行政策过于刻板，往往这都阻碍了保健事业的正确发展，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党与非党人士关系不够密切，行政领导与科学专家没有结合起来。目前卫生行政主管机构甚至在业务机构，实际掌握领导权的，都是党员同志。遇有人事上的调动，也不过是互相换换岗位而已。
现在应当已是卫生部门纠正这些矛盾现象的时候了，希望卫生部门领导大胆放手，在各级卫生机构中多请专家和专业人员参加领导，并使他们有职有权，共同努力，以完成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大任务。
以上所提意见仅供卫生行政部门领导同志参考，如有不妥之处，希予指正。
第3版()
专栏：
汤蒂因和胡子婴在工商界座谈会上
谈迁往内地工厂商店的问题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五次座谈。会上，中国民建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汤蒂因和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婴分别汇报了她们最近到西北地区视察沿海工厂、商店内迁工作的问题和她们的意见。
汤蒂因说：她们这次到西北共视察了洛阳、西安、兰州三个地区，这三个地区内迁的工厂、商店都不少，内迁人员也很多。他们内迁后，对于壮大内地技术力量、解决技术上的关键问题，以及试制新产品、增加新品种，以及对当地人民和内迁人员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都起了很大作用。如西安市有个油漆厂的颜料车间，因某项技术问题不能解决而停工，从上海调去了一个技术人员后，不但恢复了颜料车间的生产，还创制了不少新品种，降低了成本。再如洛阳市1955年上半年只有两万多种商品，沿海地区商店迁去以后，现在已经增加到五万多种。当地党、政对于内迁人员工作上的安排，生活上的照顾一般也是重视的。在工作上，做到职位不降低，有的还得到了提拔；有的私方人员还当选为市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等。在经营上当地也给予极大的照顾，把最好的地段让出来给内迁厂店，或者为内迁厂店单独造大楼，如洛阳的上海市场、广州市场，西安服务大楼等都是新建的。在生活方面，把大米尽量让给南方人吃，办南方灶，洗澡用水也尽量照顾南方人的卫生习惯。但是，内迁人员总的情绪是想家，不安心，要求回上海，个别的还有为此闹事的。
存在的问题不少：一、工资问题是最多最尖锐的问题，中央规定的工资地区类别同地区物价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二、在洛阳、西安、兰州三个地区的安家费各不一致，有的地区已经取消，有的地区没有取消，工人们对此也有意见。三、回家省亲问题也需要解决。四、家属就业问题：在动员内迁时合同中写明家属可以就业；今年受国务院人事冻结的限制，家属安排就发生了困难，有的安排下来做试验工，满期了也不能转正。五、对在乡家属的劳保待遇，没有按照劳保条例四十八条规定办理。六、家属宿舍远远不够，在分配上也有些不合理。七、医生、护士的数量少、质量差，事故多。有人反映“生命没有保障”。八、关于企业的性质也有问题，如悦宾楼有四十七个职工，早就合营了，现在却以小商小贩看待，要自负盈亏。九、有些行业不能保持原有经营特点，如一个绒线店现在寄卖西服。十、在人事安排上，西安的私方人员安排为主任副主任，大都是临时性的没有正式任命。十一、不重视劳动保护，洛阳翻砂厂露天作业影响健康。十二、年老体弱慢性病的人在当地没有休养条件，要求调回上海，也没有解决。十三、内迁人员中缺乏生根落户的思想，他们希望制订合同，定期支援，期满以后，自由抉择。十四、企业亏本情况相当普遍，他们去得早、开支大，加上迁移费、装修费、停工损失，都要企业负担，因此，职工与私方的经营情绪都低落，其他生活不习惯，本地与外来的关系问题也很多。
接着，胡子婴发言，她分析内迁人员为什么会有不安情绪。她认为客观原因有九：一，生活不习惯，沿海生活条件和内地生活条件不同，例如南方人喜欢洗澡，而当地人就看不惯。其他如交通、清洁卫生以及饮食等也都没有沿海城市方便。二，自然条件不同，风沙多、气候冷、干燥，气压也较高。三，语言不同，当地人听广东、上海等地人说话很困难，也容易产生隔阂。四，宣传工作有严重的片面性。五，洛阳、西安、兰州原来基础太差，建设发展的太快，许多福利设施都没有跟上去。六，基建计划推迟，或者有些基建计划紧缩，和原来既定的迁厂迁店计划不衔接。这样迁去的商店和服务性行业就多出来了。七，中央直属厂和地方厂任务有矛盾，有些任务，中央直属厂担负了，地方厂吃不饱。八，中央直属厂和地方厂的工资待遇有差别。九，中央的工资地区分类不尽切合当地实际情况。这些都是造成内迁人员不安心的客观原因。
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她认为也有很多主观原因。她说：首先是迁厂迁店的盲目性，没有很好地研究当地的情况，在提出迁厂迁店要求时，好像皇帝选妃子一般，点着那一家就是那一家。例如迁到洛阳去的都是上海南京路上第一流的名牌店，这样并不是太合适的。迁到兰州去的丽华墨水厂实际上除了水是当地的以外，什么原料仍都从上海运过去，结果成本反比从上海运去的墨水价钱高。第二，动员时乱许愿，有严重的片面性，说什么住洋房、牛奶当开水喝等，而实际情况不是那样。第三，干部不能和工人同甘共苦，吃饭住房子样样都分等级，以致造成很深的鸿沟。第四，作风生硬，民主风度不够，凡是给领导提意见就认为是落后。甚至提合理化建议，也看成是捣蛋。兰州丽华墨水厂一位会计因为提合理化建议竟调到别的单位去。从上海迁到兰州去的王荣康西服店的私方人员王嘉明的兄弟因为提意见，被调到百货商店当办事员。兰州财贸部田广仁部长对信大祥的职工报告时说：“你（指私方人员）要民主、我要专政。你要自由、我要纪律”。甚至在大会上骂王荣康的牌子不值二角钱。这位田广仁部长去买皮包竟打掉一个私方人员的牙齿，结果告到派出所给了六块钱的药费糊糊涂涂了事。第五，是非不明，政策界限不清，例如洛阳有的机关人员买布不给布票，问题闹到专业公司，专业公司经理根本不支持，反把责任推到私方人员身上。第六，法纪不严，兰州大中华菜馆勤杂工打私方人员，信大祥职工打私方人员，向专业公司、民建、工商联反映，但一直得不到解决。第七，市场管理不严，随便哄抬物价，甚至一条街，同样的东西价钱却有几种。第八，社会治安工作搞的不好，在兰州、西安、洛阳都常常发生偷、抢、诈骗等现象。第九，思想教育差。在上述三个地区都存在着闹不团结的现象。有些转业军人以功臣自居，转业几年仍不学习业务，认为过去有功，现在应该享福了。她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第十，很多单位党、政、工会三位一体，什么事都由一个人作主，不能发挥组织作用，当地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联、妇联、民建等都没起到应有的作用。
她向中央提了有关工资等问题的几点建议。
最后，她希望大家能实事求是的提意见。她说，最近几天她感觉凡是讲理论都变成了教条，凡是批评都变成了帽子。最好不要夸张，这样对自己没好处。
上海永新雨衣染织厂副经理潘仰尧作了书面发言。他认为李康年关于定息二十年的建议，是个极大胆、极虚心、极有价值的建议，他同意这个建议。但在具体实施方面有些不同意见，他说，赎买到“底”的“底”字应该是指党和政府帮助我们改造到底的“底”；赎买时间应该从1949年算起；私方接受了赎买存单，并不是就摘下帽子，而应该继续加强学习，认真改造自己。
第3版()
专栏：读者来信
谁说公方代表领导不好生产？
董少臣建议把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撤出去，把企业管理权交给私方，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有人甚至连支部的领导也不要。）我们公私合营成都面粉厂的职工坚决反对这个建议。
公私合营企业是国家和资本家共同经营的企业；那末，各方面就应当派出代表它们利益的代理人来共同管理好这个企业。这是理所当然的。再说公方代表不但代表国家管理好这个企业，而且还有改造私方人员的双重任务。我们认为就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撤出合营企业里的公方代表了。
至于董少臣说：“目前公私共事关系搞不好，这与公方代表以改造者自居，私方普遍有职无权有关”；又说：“……如果把职权交给私方，把私方这笔‘财富’挖出来……”。我们认为：私方有职无权在一部分企业中可能有之；但撤走公方，将企业管理权交给私方，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关于挖掘私方人员的“财富”，我们认为公方不调走也可挖；因为，别人可帮助自己挖，而更重要的还是自动挖。公方调走后就可能把“财富”变成“五毒”。
我们厂在合营以前，资本家常以小恩小惠腐蚀工人，讲同乡关系，用请吃饭、送钱、送东西等手段拉拢一部分职工，模糊他们的阶级意识，自己从中“混水摸鱼”，营私抽资，“五毒”俱犯。合营后，在公方代表的领导下，企业面貌有了很大改变，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合营前企业长期亏损，合营后第一个季度，非但把全年亏损弥补起来，而且还有相当盈余；目前单位产量已较合营前提高46.73％，出粉率每百斤小麦较合营前提高出粉六斤以上，职工政治思想觉悟也不断提高。上述事实证明“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资本没有技术经验，搞不好生产”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四川成都市公私合营成都面粉厂
孙冠杰、李之楚等一群职工
第3版()
专栏：
公方代表
本报记者 曹葆铭
1955年12月，黄其家去公私合营大中绸布店报到，担任公方代表。有的私方人员就在私下讲：“咳，店里来了个小孩。”因为黄其家当时才二十四岁，而店里最年轻的也比他大。但是，就是这个“小孩”和大家共同工作一年以后，这个店成了武汉市的先进单位之一。店里七个私方人员，有三个因为工作有成绩被评为区里的先进工作者。私方人员普遍反映自己在合营后工作愉快，进步很大。
黄其家对绸布零售业务不熟，而私方人员都有一二十年的业务经验，因此他在工作中很注意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们店里的主任原由私方余智琛担任，负责全面领导，他和私方刘士诒作副主任，分工负责人事、财务和业务工作。他们首先建立了几个制度：上级行政召开的会议，同谁负责的工作有关，就由谁去参加，然后回来传达，共同研究。上级行政发的文件，除个别绝密件外，都由有关主任先看，签署意见，然后大家传阅，再共同研究。店里的工作，都先在主任办公会上讨论，作出决定，由有关主任负责执行。
最初，职工不信任私方主任。余智琛向黄其家讲：“你布置工作，大家都作笔记，认真讨论。我们布置工作，大家讨论时不发言，有的还去作别的事。还是你去布置好些。”黄其家又单独召开工会会员大会，向职工们讲解赎买政策，说明发挥私方人员积极性的重要意义，并告诉大家：“私方主任布置的工作，都是经过主任办公会研究决定的。”开始几次，私方主任布置工作，他还陪着，有时并加以补充说明，表明公方代表是同意这样作的。等大家信任私方主任后，各种事情在主任办公会作出决定，就各自分头负责执行。
店主任余智琛是市工商联的常委、同业公会的副主委、市区政协代表、市人民代表，在外面的社会活动很多。有的职工就怀疑他是在家睡懒觉，不进店工作。有的私方人员也说：“我们出的资本，尽让他在外面替自己挣地位。”因此余智琛也有了顾虑。他说：“我在外面搞几天以后，都不好意思进店门。大家在家都很忙，尽望着我。”碰巧市工商联这时还要他去搞公债推销工作。黄其家了解这个情况后，便向他讲：“社会工作和店里工作都要作，看那个工作紧急些就先作那个。”同时向职工和私方人员作了解释。他们还想出了一个解决社会工作和店里工作矛盾的办法：余智琛每天到了那里，就先挂个电话回来，店里有什么重大事情，马上就能找到他。晚上，他回家路过店里，三个主任就开个碰头会，用十多分钟，各把当天的情况说一说。这样，店里知道他每天在外作什么，能支持他，他也了解店里情况，能安心工作。他在公债推销工作中，受到了市工商联的表扬。后来，社会活动少些，他又负责商店的经济改组工作，了解商业历史经验，改革机构、制度，研究销售特点，等等，也搞得很好。他说：“我从学徒做到资本家。只有现在才是我最痛快的时期。”
为了加强对私方人员的教育，这个店还建立了一个月一次的私方人员生活会。在休假的日子，黄其家和几个私方人员一起去滨江公园或其他地方，一边玩，一边交换意见。在职工们检查竞赛条件时，他们也让私方人员参加，检查自己的立功条件。私方人员对公方代表和职工的隔阂渐渐减少，也肯谈心里话。余智琛在家同他爱人吵了嘴，也向黄其家谈了，要黄帮助他的爱人。
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以后，也还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有一次，黄其家开会去了，有很多复员军人来买布，刘士诒为了多销货，就将一些卧单布、被面布的布头子免票卖了九百六十六尺。黄其家回来时，布已卖了，也没有注意。后来，市公司来追查这个问题，说他们“违反国家规定，是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当时，余智琛还认为这是业务员卖的，责任在业务员。但黄其家分析了情况，认为是行政主任政策思想不明确，使大家真正在思想上接受了教训。此后，这个店去年一年就只发生了两笔布票与账面不符的差错，在贯彻布票制度上成了全市第二名。
在工资改革以前，有些私方人员叫生活困难，要申请补助。黄其家和大家分析了余仲川（私方）一月收入五十多元，负担八口人生活，是真困难，由企业给予补助。杨晓青（私方）夫妇一月收入七十多元，五口人生活，并不很困难，就没有补助。黄其家向他解释这个问题时，他也同意了，但事后很有意见。
这时，店里正了解职工的生活情况，黄其家便约上杨晓青和工会代表一起去访问职工家庭。他们去的第一家是个新进店的工人，过去长期没职业，当时连锅都揭不开，他们便当场给补助了四块钱。他们去的第二家是一月收入四十七元，七口人过活，但这家的主妇想法替人洗衣服，叫孩子课余给人糊纸袋，生活也勉强维持了。接着，他们又去一个私方人员家里访问。这家有九十多元收入，五口人过活，比职工们强多了。杨晓青一访问回来，就向私方人员讲：“看一看职工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还是好得多。我过去真不知道职工生活这么困难。”
他们店里一共三十多个从业人员，行政工作不多。黄其家便邀私方主任一有空就下楼参加营业。最初，余智琛下去只是站站看看，有的职工就反映：“是不是还像过去一样监督我们？”黄其家又同私方主任研究：如空余时间长一些，就在柜台里卖货；时间短一些，就在柜外拿货，招呼顾客。本来，上级规定要先收布票后扯布，有时惹起顾客反感，有的业务员也嫌麻烦。黄其家等人售货时，就首先带头遵守制度，使先收布票的制度得以贯彻。
据今年1月到职的店主任马小庵（私方）谈：这样抽时间参加营业后，能直接了解顾客的要求，对作好销售计划，改进业务，都有很大好处。
马小庵也谈到最近有人主张取消公私合营企业公方代表的问题，他说：“取消公方代表是不恰当的。”
他首先分析说：“合营企业有公私关系、私方与职工的阶级关系、私方与私方的关系，很复杂。就以我们与职工的关系来说，初合营时，双方思想都有距离，一方面固然靠自己守职尽责争取职工的信任，一方面也得靠公方代表作好双方的工作，才能做到双方信任共事。过去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不断出现，光靠私方人员，是很难解决的。”
他接着又谈到他自己是在努力学习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还得公方代表不断帮助。他举了最近的一桩事说：“店里私方人员罗宅明生病休假两个月以上，按照国务院规定薪金要打折扣，我同黄其家同志研究按60％支付，如罗宅明生活确有困难，再由行政补助一部分。但补助多少呢？我代表私方利益，认为应再补助30％，连薪金一共发原薪金90％。黄其家同志研究了劳保合同，认为工龄较长的职工生病期间也才支付薪金90％，这样补助罗宅明，就使劳保合同的优越性不能体现出来。大家又讨论决定为80％，既照顾了罗宅明，也贯彻了政策。虽然只是10％的差别，但这就反映出我们对政策学习还不够，还是公方代表能全面看问题。也许有的人以为经过一年多的合营，自己的水平已经差不多了，没有公方代表自己也能行，这是不合乎实际的。”
黄其家说：“我初来时，同私方的关系并没有这样好。我当时就只注意掌好印把子，管好钱袋子和作好人事工作，事事自己搞，私方主任有职无权。后来我听了团中央统战部长的报告，读了文件，私方主任又一再侧面提意见，我的思想才明确起来，注意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后来在执行中，我因为干事情图快，也曾经有两次没有同私方主任商量，自己就作出决定。私方主任事后提了出来，我也作了检查。他又说：“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对担负行政职务的私方人员比较注意，对私方的一般从业人员作的工作少些。工商联和民建对这部分人也很少作工作。这些人在情绪上不够积极，有的还说私方主任：“我们抬轿子，你坐轿子。我们把你抬出去了，你就丢下我们不管。”因此还需要加强对这些人的工作。接着，马小庵说：“要谈到有权的问题，我认为公方代表有的权，我现在都有。目前要解决的是基层企业的权的问题，现在规定十元以上的费用就得报上级批准后才能开支，无论大小商店都是如此，这就不大切合实际，弄得工作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