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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党外人士继续座谈
对国家机关各方面工作提出许多意见
据新华社4日讯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在3日和4日下午继续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
余遂辛认为国家机关层次多是官僚主义的根源
国务院参事余遂辛谈到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认为，国家机关的层次太多，国务院指示传达到基层比十八层宝塔还要多，这是官僚主义的一个强有力的根源，各部门还存在本位主义，互相推诿，由于机关太多和太庞大，对下面管得太严，上面一天忙于布置、传达、开会、印文件，下面急待解决的事不能很快得到解决。工厂企业非生产人员也太多，有一个六百人的工厂，管理人员就有近一百七十人，因此增加了生产成本，产生了官僚主义。余遂辛建议中央把一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使很多问题能够很快在当地得到解决；随着权力的下放，很多上层机构的人也可以下放。
林志钧认为法典工作进行得太慢；要取消以公函代替法律的作法。
国务院参事林志钧的发言着重谈了法律问题。他认为要人民依法守法，总得有法。现在我们的法典工作进行得太慢，很多方面用公函代替法律，这一定要取消。他认为订暂行条例比用公函好，而且与宪法并无抵触。他又批评对律师制度重视注意不够；还建议对街道工作干部给予重视、鼓励和生活上的补助。
罗子为对国务院工作提出十点意见
在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工作的罗子为在会上对国务院工作提出了十点意见。他说，一、关于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国务院八个办公室只有一个非党的副主任，这样的作法好不好可以考虑，不必每个部门都要有党外人士，但有熟悉业务的人是有好处的。二、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作为总理和副总理的助手，作了一些具体和综合的工作，解决了一些部门的困难问题和部门与部门之间的问题，因此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还要加强。国务院各办公室存在的问题是，各办公室之间意见往往不统一，因此处理问题就“研究再研究、协商再协商、拖延再拖延”。各办公室对各部有些迁就，看出问题不敢讲，不敢坚持。各办公室应当坚持党的政策，坚持总理、副总理的指示和国务院的决定。三、国务院是国家最高管理机关，研究方针政策要更审慎一些，有些决定不要急于公布。四、国务院必须定期检查中央各机关的工作，揭发缺点，来推动改进工作。中央各部门之间的矛盾是严重的，存在着本位主义和片面性，国务院进行检查，可以帮助解决这些矛盾。五、精简机构、紧缩编制的作法是不现实的，因为精简的人员下放不了、派不出去，几年来实际上是上调的超过下放的，其次各机关成立有早晚，基础不同，不能机械地规定精简的百分比，国务院应当通盘考虑各机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规模。六、人事工作，国务院人事局有“一派、二出、三推、四不管”的现象，有些干部不适合在中央机关工作，自己也要求下放，在精简时要注意因人使用，很好地清理一下。七、目前号召青年学生参加劳动生产，但中学、大学缺乏劳动实践的教育，教育环境、实践、方法上都有问题，只提倡劳动而没有劳动实践的教育是不解决问题的。八、国务院要检查总结非党人士有职有权、有职有部分权、有职无权的问题，不要完全靠统战部门和各机关的党组。九、国务院应当把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并且可以到国务院以下的机关中去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不要只是作为整风中的方法。十、国务院在整风中应当边整边改，但对重大事情的改变要慎重，不能草率，改错了是官僚主义加官僚主义。
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吴清友在发言中谈到应该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学习或参考外国先进经验的问题。他建议外国专家局总结各有关单位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发挥外国专家的作用的经验。
在国家测绘总局工作的谭声洋认为，国务院对国家测绘总局这一新成立的机构在调配技术力量、物资装备、分配房屋等问题上支持不够，而地质部等单位又有本位主义，使国家测绘总局的工作遭遇到很多困难。
陈钧建议从国际市场上购买一些原棉，在国内制成棉纺织品再出口
国务院参事陈钧在会上建议，从国际市场上购买一些原棉，在国内制成棉纺织品再出口。
他认为，用这样的做生意的办法，可以避免因国内棉花供应不足而使一部分纺织机器停工待料的浪费，可以解决纺织工人的生活问题，还能使国家增加一些收入。
陈钧在发言中还谈到如何运用国家掌握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他批评人民出版社说，他写了一部几万字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因为对重大的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人民出版社就不敢出版。
包惠僧认为各部对大的问题不考虑，可以推到国务院，小问题踢到省市，国务院和各部应适当分工
国务院参事包惠僧提出了四个问题。一、关于党与非党关系：包惠僧认为“墙”是由于一部分非党干部的“歌颂捧拍”把水平不高的党员捧到九霄云外不能再听别人的意见造成的，共产党在工作上大公无私，从实际出发，不论党与非党，量才使用，使人尽其才，自然就没有“墙”和“沟”了。二、关于院、部权力和责任问题，他认为现在各部对大的问题不考虑，可以推到国务院，小问题踢到省市。他说，国务院和各部应当适当分工，把院的权限下放到部，把具体业务交给部去作，国务院负责政策方针，作督促检查的工作。三、关于机构人员，他认为应有适当的安排，还可以精简、调整，例如内务部的移民局今年没有工作，就可以不设，城市救济和农村救济不必分别设立两个司，可以合并后在司下面分别设科。四、关于城市人口问题，他认为人口过剩有两个现象，失业严重和粮食不够，我国现在没有这两个现象，所以不能说是人口过剩，他还建议继续进行人口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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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学界人士批评立法工作缓慢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在5月31日和6月4日两天的下午继续举行法学界人士座谈会。
在5月31日下午的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芮沐谈到了立法问题。芮沐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不少法律，但主要法律不完备，立法的速度走得缓慢一些，立法工作也有些乱。他说，许多重要法规和法律性的文件是由国务院以下的各部、会自己拟订，作为内部指示执行，没有一个总的机构来统一管理。他建议国务院法制局应统一担负起这个任务。
芮沐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基本上是满意的。但是，现在司法机关只管民事纠纷，而社会主义建设中各个机构之间的纠纷往往由自己处理。他建议成立公断处来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个经济机构之间发生的问题。
雷洁琼提出安排旧律师的四条出路
北京政法学院教务长雷洁琼谈到了对政法人材的安排问题，关于安排旧律师的问题，她提出以下四条出路：一、作为自由职业者参加法律顾问处的工作；二、担任企业法律顾问；三、组织他们翻译资产阶级古典法学著作；四、组织他们进行研究工作，如中国法制史。雷洁琼还认为法律科学落后于其他科学，她说，有的人不承认和安于这个事实是危险的。
政法学会理事谭惕吾在发言中谈到了上海房屋改造问题。她说，有一份房屋调查材料曾说上海房荒的主要矛盾是所有制问题，根据她在上海的视察，上海房荒的主要矛盾不是所有制问题，而是供不应求的问题。
她说，现在上海对房屋改造是走公私合营的道路。在已合营的房屋中，一部分是商业性质的，这可以公私合营，但有一部分是小业主的房屋，也被公私合营。合营以后，国家要付定息，要负责修缮房屋，还要安排小业主的工作。她说，改造房屋也走公私合营的道路是值得考虑的。
杨玉清说：一切发源于北京，乱搞就从北京乱搞起。在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
“政法研究”副总编辑杨玉清把这次整风运动叫作“下轿”运动。他说，有些共产党员坐轿子，脱离群众。八年来培养的是什么人呢？他认为培养的是抬轿子的人。他说，至今还有人不愿下轿子，那些抬轿的人也还不愿放轿杆。
杨玉清说，有人说“上级干部太好，中级干部太少，下级干部乱搞”。他反对这种说法，他强调说：“一切发源于北京，乱搞就从北京乱搞起。”
他说，首先在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他认为不但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
杨玉清又说，过去做司法工作的人，有的该杀，有的该关，但是他认为有的不该杀，有的不该关。他还说，有的杀了，有的关了，而另一些学旧法的人却做了部长、司长。他说，这些人应该下台，不下台不足以平民愤。还有一种人特别应该下台，人民日报总编辑非下台不可，因为人民日报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这次运动想“收”不想“放”。
杨玉清接着说，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好文章都是反现状的。杨玉清鼓吹反对现状，鼓吹要做所谓“仁人志士”。他说，歌功颂德的人是不为人所称道的。杨玉清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要广开言路，还要“广开贤路”。他说，许多人不是光讲话的，他也能干事，今天的事应该谁有本事谁来干。但有些能干事的人，往往被以某种条件不够为借口，被一脚踢开。今天就要打破这个关。
谢怀栻反对用政策代替法律的观点
在4日下午的座谈会上，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教员谢怀栻谈到开国以来的立法工作，他说，法律之所以不完备，关键在于思想观点上有问题。过去流行一种以政策代法律的观点，认为有了政策就不需要法律。后来有了宪法，就满足于宪法，用宪法代替一切法律。
谢怀栻说，有的人认为过去的时期我们的法律不完备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害处，认为没有民法刑法不足为奇。他表示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这就是用政策代替法律的错误观点。
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王铁崖说，国际法科学在中国已经中断了七年，这是由于对法律科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的结果，因此也就在这样否定的基础上否定了国际法。在这方面的教学人材被打散了，大多数人材有的改行，有的坐冷板凳。他说，在旧中国教国际法的人材本来不多，这样一来干部的培养也就中断了，现在要恢复起来很吃力。他要求赶快纠正宗派主义留下来的祸害，挽救国际法教学上的危机。
王铁崖发言中，还为国际法的姊妹科学——国际私法呼吁。他说，这门科学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快到绝种的境地。他要求有关部门打破本位主义，使这方面的人材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来。
在这两次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法学界人士卢俊凯、洪鼎钟、王纪新、龚祥瑞、闻鸿钧、张映南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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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机关中的内部矛盾是什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监察部部长助理 甘祠森
自从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各方面的党外人士都积极起来批评党的工作和党员思想作风上的毛病，帮助党的整风运动，尽到了“诤友”的责任。我认为，这是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完全相信，整风的结果，不是“糟得很”，而是全国各阶层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达到一个崭新的、巩固的、空前的大团结。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民主新时代即将到来！
国家机关并不是风平浪静死水无波
但是，我们许多朋友，特别是许多党员同志，对于这个意义还认识不足。目前，整风运动在学校和文教部门开展较好，在一般国家机关显得比较落后。不少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朋友对我说：“我们这儿是风平浪静，死水无波！”据说，有些机关党委的领导同志正在关着门摸索“内部矛盾”，不敢大胆放手地拿到群众中去酝酿。有些也算摸着了主要矛盾，制订了计划。但这些“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原来只是一些业务上长期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而对机关内部矛盾不敢接触，或者不敢提到比较重要的地位上来。还有些虽然也算动员了群众，做了报告，但态度是忸忸怩怩，忧心忡忡，不敢放手。因此，许多中下级干部反映：“意见年年提，这次也不过那么一回事。”大家信心不足，对运动表示淡漠和观望。
国家机关是不是没有什么重大的内部矛盾呢？我看情况不是那样。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在党员与群众之间，存在着不少严重的问题。只是因为，机关干部不像学者教授那么会写文章，会大吵大嚷；或者虽会写会嚷，也没有写的时间和嚷的场所，报纸对他们关心也不够，矛盾没有揭露出来。
在这里，我想谈几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在国家机关工作中，常常出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情况。我以为这是不好的。“以党代政”的结果，将是降低党的领导和监督作用，损害政府的威信，削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但有些党员同志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例如，某些党员同志在犯错误作检讨的时候，竟这样说：“我对党的指示是重视的，而对政府的决议命令就不那么关心。”自以为对党很忠实。当然，对党忠实是好的，但他们不了解，这样做在客观上是不利于党的。我以为这是产生“以党代政”的一个思想根源。
批评“以党代政”不应否定党的具体领导
出现“以党代政”的原因，还要从党领导国家机关的方式方法和国家机关工作制度上去寻找。我们真诚拥护党的领导，深信我们国家各项工作，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将是一事无成。但目前党领导国家机关的方式方法必须改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机关的职能，调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国家机关党组“以党代政”的表现，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党组直接出来发号施令。这种情况虽不经常出现，但也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较普遍的现象是，党组的决定，事前事后都不和党外负责干部协商，直接通过自己的党员去贯彻。这种情况，就我自己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感觉来说，过去十分严重，去年以来，已大有改变。但还没有搞出一些具体办法，作为国家机关的工作制度，把它巩固起来。
目前我们很多朋友批评“以党代政”的问题，用意都是好的。但也有少数意见，表达虽很含蓄，实质上是要否定党对国家机关的具体领导，我以为这多少是留恋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的流露。我们一切真正爱国的知识分子，都能认清并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任何想要根本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在我们批评党的工作缺点的同时，必须批判我们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样才能在帮助党的整风运动中同时也帮助了自己。
“有职无权”的问题应作具体分析
在国家机关中，的确还存在着非党领导干部“有职无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宜笼统的说。笼统的说，哪一方面都不能心服。我因为工作关系，这几年常去各地走走，接触最多的是在国家机关、企业中工作的一些中上级干部（党员和非党员）。我曾留心这个问题。我看，所谓有职无权，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的确还有一些思想作风都不好的党员，他们不执行党的政策，不懂得必须和非党干部合作共事的道理，对非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采取歧视、冷淡甚至排斥的错误态度。我以为这种情况是少数。
二、由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有些非党干部既看不到有关重要文件，也不了解党组的决定和意图，要想做到“尽职”和“有权”，是缺乏实际意义的要求。
三、从非党干部看，不尽职不尽责的情况也是很普遍的。这方面的原因就很复杂。有的因为兼职过多，或社会活动过多，不能专心搞一项业务。有的因为年老力衰，不能多做工作。的确也还有一些在一片混忙声中，钻个空子，享点“清福”的人。除此以外，说来似乎有点“教条”，要办好人民事业，真的并不是太容易的事，既要有一点业务知识，也要有一点马列主义。而我们有些非党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或者只有一面，或者两面都没有。
在上述三种情况下，竟形成了一种社会“舆论”（或者说是压力）。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的一种论调，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学校中普遍流传：“非党领导干部不顶事！”一些年轻冒失的中下级干部（这倒不只是党团员，群众也很多），还要把这个论调在言语、态度上表现出来。
四、但是，也还有第四种情况。非党干部勇于负责，党员干部热心帮助，互相关心，互相商量，把事情办得很顺利，很好。他们之间没有“墙”或“沟”。我以为这种情况也只是少数。
要解决“有职无权”的问题，必须把各项具体事实暴露出来，才能看清有些什么原因，关键在哪里。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为什么不能贯彻执行
自从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各方面都在贯彻执行，而在有些国家机关，却执行得很差。这些机关的领导者，似乎有这样一种观点：搞工程技术的人员，勉强算一个知识分子；搞文、史、哲、政法、经济等社会科学的人员，都不算知识分子。其实，在国家机关中，学有专长的大小知识分子是很不少的。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本来是从课堂、研究室里走出来的。如果他们自己“念念不忘旧业”，在搞好岗位工作之外，还愿意兼搞一点“副业”，为什么不可以为他们安排一点工作上和学习上的条件？如果说在学校和研究机关的知识分子，在周总理报告之后，基本上满足了“一间房两本书”的要求，而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有条件做一些研究工作的知识分子，却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遗忘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是不对的，他们较专业的研究工作者更多接触实际，如果把他们的力量动员起来，我想，对于克服学术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不无帮助。
我在监察部工作。我们部里有不少“小”知识分子，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在1956年春，掀起了一个“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这个热潮中，也有一点偏向，例如，有的不安心工作了，一心向往“副博士”。但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正当的，他们愿意在搞好工作之外，还把在学校中学习过的东西提高一步，或另搞一门自己喜爱的科学，总之是想搞点“副业”。监察部的党组织，并不认真研究这些情况，对正当的要求给以鼓励和实际的帮助，却来一个笼统的“批评”。很多青年同志反映，听了代表党组织的某领导同志作的大报告之后，感到混身冰凉。这一盆冷水是有效的，事隔一年，在监察部再也听不到青年同志们“向科学进军”的呼声了。
监察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除了干过这么一件事之外，没有干过第二件事情。
还能够说我们国家机关没有严重的内部问题吗？我认为，一切真诚爱护党的人，在这个时候，要勇于揭发党和党员的缺点，提出善意的批评。我是民主党派的成员，同时也是国家机关的干部，我希望国家机关中民主党派的成员，都要积极帮助党的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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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主党派应该如何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 李伯球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以后，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要在阶级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最广泛地团结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群众，发挥一切积极力量，向自然斗争，不断夺取伟大的胜利。人类社会走过漫长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对自然斗争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现代科学文化。但在有阶级的社会里，生产劳动不能不受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剥削，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不受到束缚。只有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得到彻底解放，才能充分发挥人类劳动智慧，充分利用和不断创造科学技术，并在高度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充分控制自然，利用自然界无尽的宝藏，不断提高生产来满足人类的需要。我国社会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还不过八年，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跃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历史上空前的无与伦比的大变化，社会各方面都发生着错综复杂的深刻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而矛盾的揭露、问题的解决，是变消极为积极和加速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所以毛主席适时地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给了我们认识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的钥匙。现在全国人民都在热烈学习这个讲话。当然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更需要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来认真地学习。一
知识分子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部分。正确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本身和对各方面存在的问题，那是极重要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参加着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活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的队伍，并且中国六亿人口中，只有五百万知识分子。显然，今天对于这个宝贵的历史遗产，是值得十分珍惜的，而且充分利用和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都还远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但是现在却存在妨碍知识分子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问题。首先是知识分子受旧社会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较大，几年来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为工农服务，正在加速地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同工农群众的关系日益接近；但是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同工农群众的体力劳动还有很大的差异。并且知识分子还未去掉旧的优越感，他们常常忘记了自己的知识是发源于劳动人民劳动积累的经验，反而在思想深处存在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上常常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其次，工农群众对知识分子生活感情上也有格格不入的情况。社会上一般对于知识分子继承了人类劳动宝贵经验，从事脑力劳动来为社会服务，几年来积极学习和要求进步方面都还认识不足；对于他们过去为资产阶级服务，有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则常常强调。这里就发生主观同客观、工农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问题。这种问题具体的反映，就是共产党同知识分子之间还存在安排、使用、信任等等问题，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上还有不够协调的现象。这样也就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一方面有不敢大胆“放”、大胆“鸣”的顾虑，另方面有怕出乱子，不肯“放”的情况。二 民主党派同知识分子的联系越来越多，组织内部正在起着深刻的变化，新的问题不断发生，反映着人民内部一部分矛盾，特别是知识分子有关的矛盾问题。（一）是政治思想上的问题，集中地反映着知识分子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思想变化中，存在三种思想情况，一种是能够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也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但是理论水平低，工作方法简单化，面临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往往表现胸中无数，又不够虚心和耐心去研究问题。第二种：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一般是积极的，对民主党派活动也较热心。但是处理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政治活动中，往往不能从实际出发、从群众出发。在是非问题上也还不容易坚持原则。第三种是从个人出发，有很多不满情绪，把工作中产生的问题完全推到一边，不看见自己应负的一分责任，而且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对待同志。这种态度实质上不仅没有认识新的形势，并且对于新事物的发展还带着抵触情绪。上述三种思想不断地发生错综的变化和发展，第一种目前虽人数较少，但在逐步提高和发展中，第二种人数较多，第三种则是为数极少的。他们之间对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党派平等自由独立问题即有不同的看法。（二）是工作上的问题，一般说，民主党派工作还不能适应国家和群众的政治要求，领导方法和作风又不能适应实际工作的要求。在统战部去年检查统战工作的积极影响之下，更多地揭露了工作中的问题。农工民主党这次全国工作会议即批评了领导工作中存在的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自然就不免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正是发扬民主的好事，不仅不要怕唱对台戏，而且要欢迎唱对台戏。好与坏，是与非，究竟是从社会主义出发，还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最好的办法是由群众来鉴定。今天的群众是爱国主义的和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群众。从个人主义出发的人无论有怎样好的化装和好的表演手法，总瞒不过群众的眼睛。这次农工民主党三中全会上发生过重要的争论，经过民主辩论，终于分清了是非、增进了团结的事实，就足以证明：只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发扬民主，实事求是讲清道理、批评错误，那末从个人主义出发的“无情打击”的坏事也会变成好事，正确的总会得到群众的支持，而少数派也能够投向多数的一边，对台戏也可以演成合唱的。但是，从处理思想问题同处理工作问题应该有所区别，工作上的问题是要经过民主的实事求是的讨论，坚持原则，纠正错误，贯彻民主集中制来作出合理的决定。自然这种工作的决定是不可能与每一个人的主观愿望相符合的。思想问题就不同了，对待每个人每一种思想问题，不能要求一下子解决，要用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适当地进行批评和帮助，而且还要善于等待。对于某些确实受到委屈的人，应该寄予同情；对于有一点点进步表现的，都要及时鼓励。 三 中国共产党在最近十年间领导着我们国家经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次伟大的历史变革，走上了繁荣强盛的道路，今后仍然要领导我国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更伟大的胜利。但是在领导工作中，不可能不发生一些缺点或错误，共产党从来也没有讳言缺点和错误，相反地，共产党是最重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并且它最善于听取群众意见来纠正错误，克服缺点。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已决定以毛主席的报告为指导思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在全党范围，亦即在国家领导工作的各方面，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主要的是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勤俭建国”的方针的执行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大转变的新时期，英明而正确的决定，又一次严肃认真的思想教育运动。这将对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发生伟大的力量；并且将对世界和平与人类的进步事业发生深远的影响。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无疑是不能置身事外。人民内部每一个矛盾问题都有两方面因素，如果说，党群关系上还有“墙”和“沟”，那么拆“墙”、填“沟”的工作应由两方面动手。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所以首先要大胆向领导提意见，打破一切顾虑，实事求是地说出心里话，把问题摆出来，帮助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地解决问题。如果说，党群关系上主要的是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作祟，那么应该揭露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毛病。不同的阶级出身有不同的阶级感情，那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从合作共事中相互增加了解来消除隔阂的。但是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某些共产党员沾染了旧统治阶级的特权思想，往往把党要求党员做人民的忠诚勤务员的教育忘记了，机械地运用阶级斗争的原则，来掩饰自己的特权思想，利用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来发挥他的特权。我认为应该帮助共产党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反掉这种特权思想。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应该反躬自省，深刻地领会中共整风运动的伟大的教育意义。并且应该通过改进工作和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来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从民主党派的工作来说，今天的工作同前一时期的工作，根本上已有所不同。前一个时期，主要的工作是帮助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今天的主要工作应该是扩大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在联系群众、代表群众正当利益和合理意见，参加国家事务的活动方面，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通过协商制定国家的各种方针政策和贯彻执行方针政策，来接受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体现自己的政治要求和进行互相监督，把部分的人民利益和国家整体的利益结合起来，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从而转变消极的因素为积极的因素，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时，要在组织内部大力地发扬民主，鼓舞新生的进步的力量，不断地揭露和克服前进中的矛盾问题。把自己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政党。这样的工作，是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工作，需要彻底改变领导的方法和工作作风。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从个人出发的宗派主义的作风，在民主党派里面都是严重存在的。所以民主党派首先要学习共产党整风的精神和方法，学习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经常重视和接受群众的意见，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把过去关起门来出主意，高高在上，眼睛不往下看的坏作风彻底改变过来。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来说，前一个时期是以两条道路斗争为主题，要求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要求树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今天的主题改变了。今天是以正确认识和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所以今天的要求也不同了。我认为：第一，要求树立劳动观点。知识分子必须认识今天的现实生活，是同工农劳动人民共同劳动的生活，一切知识离开了劳动就成为无根之苗，就不能生长什么东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就可以体现劳动创造世界的伟大意义。第二，要求建立群众观点。每一个人都必须在群众中求生活，为群众的需要而劳动。知识分子要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了解群众生活，特别是工农群众的生活。第三，要求逐步改变旧的世界观，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必须认识，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根本上是两个阶级的思想斗争，改变世界观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功夫。如果有人不承认这一点，那么正说明思想改造还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必须进一步，从实际生活中锻炼，逐步树立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自觉自愿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实际问题，深入钻研。同时要求大家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自由辩论，来认识真理、传播真理，提高思想水平，以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