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关于“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
阿木
看人论事，如果忽视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其他条件，如果不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考察事物的来龙去脉，那就难免要作出不正确的论断。如果据此以确定自己对待事物的态度和处理事物的方法，那就糟了。我读了5月28日“文汇报”上胡明树先生的“能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又有何不可？”一文，便有此感。
这篇短文所牵涉的“官僚主义对历史文物的无情践踏”的真相如何，我不清楚，没有发言权；但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可以“一棍子打死”的论点，却有疑问。作者根据对人对事应有不同态度的原则，认为“对犯了官僚主义的同志我们要治病救人，而对官僚主义则要彻底地打倒它，恨死它！”所以“谁有本领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又有何不可？”看来似乎说得很有道理。既然要彻底地打倒它，恨死它，为什么不可以“一棍子打死”它呢？可是仔细一想，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麻烦的是：在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的同时，“对犯了官僚主义的同志我们要治病救人”。官僚主义和犯了官僚主义的同志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前者就是后者的“病”。打死前者，为了救活后者，那“一棍子”行吗？即使一服“一棍子”式的猛药真能一下子杀死所有的病菌，那病体受得住吗？何况今天的官僚主义病是一种慢性的思想病，一棍子打得死吗？
重要的是本文开头的几句话。看人论事，总得根据时间、空间等具体情况，不要以为只要抓住一般性原则，便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难道今天的官僚主义跟旧社会的官僚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吗？在旧社会，官僚主义的根源在于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在于剥削阶级的本质。反动的统治阶级不可能不成为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的大本营。如果不推翻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不打碎官僚主义机构，不从经济、政治上“打死”官僚主义者，就不可能“打死”官僚主义。对他们说理往往是对牛弹琴，“治病救人”是笑话，而“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倒是适用的。
可是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今天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而是旧社会、旧制度的遗毒。它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相容。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恨死它”，“彻底地打倒它”；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讲究“打”的方法，以达到打死官僚主义又救活“犯了官僚主义的同志”的目的。是简单粗暴的一棍子好呢，还是反复说理、逐渐消毒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好？这应该是容易回答的。
所以，即使“有本领”，我看也不必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
第8版()
专栏：
无题有感
钟怀
有人说，工人阶级是空着手走进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则是带着礼物走进社会主义的。
资产阶级愿意走进社会主义，而且带着“礼物”，自然是值得骄傲的。可是如果能够冷静地、认真地想一想这份“礼物”是从哪儿来的，就会发现究竟谁是真正地“空着手走进社会主义”的，谁又是带着“礼物”走进社会主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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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既然有人不劳而获，就一定有人劳而不获，或者多劳少获。
“不劳而获的收入”是不是剥削呢？最好去问问那些劳而不获、多劳少获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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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棍子又来了！”
说这话的，有人是真正受到了棍子的威胁，因此大声疾呼，表示愤慨。
有人其实并没有挨棍子，只不过受到了批评。其所以要嚷嚷“棍子又来了”，用意无非是：只能我批评你，不能你批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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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当然不好。
九十九种花都放，独有一花不放；九十九家都鸣，独有一家不鸣，又如何呢？
在某些人看来，唯有这样，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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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愤怒的台湾
邹荻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是我们的国歌声。当青纱帐起，我们这样歌唱，在抗日根据地上，我们这样歌唱，如今，让歌声横渡海洋。管它第七舰队封锁线多么长，管它超级堡垒布下天罗网，你们冲过警备车、宪兵队、催泪弹，反美示威的人群像海洋。我们把歌声迎着你们唱。我们的台湾是不屈的港，你们的心灵就是台湾英雄像。千军万马攻不下每颗心，红旗扯在你们的心岛上。氢弹在这里不能爆炸，导弹在这里要迷失方向。为和平统一祖国而奋斗！这声音在六万万人胸膛里暴雷般响。侵略者滚出中国去！让我们最远的海岛，在凯歌中唱“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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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支援台湾人民反美斗争
调寄沁园春
黄绍竑
杀人无罪，刘奥特华，抗议无声。听。无声诉出，八年霸占，千般积恨，万恶罪行。振臂高呼，全台反美，岂仅杀人一美兵。狂潮浪，正。播传寰宇，弥漫台澎。
神雷隐迹潜形。且喜听轰天霹雳鸣。看。当场宪警，痴如木偶，旁观袖手，显似同情。愚政防民，甲兵无用，陈涉竿颠秦帝庭。殷解放，有。同胞六亿，隔海支撑。
第8版()
专栏：
谢师
秦征
油画训练班毕业作品展览会已经在首都揭幕了。这是我们十九位青年美术工作者在苏联名画家、斯大林奖金两次获得者康·麦·马克西莫夫教授两年苦心教导下所获得的学习成果。展出的一百多件作品，不过是一支刚刚破土而出的鲜嫩幼苗，但在它成长的每一瞬间，都凝聚着师生们呕心沥血的辛勤劳动和甘苦与共的深挚友情。一年前开始动手搞毕业创作时，每个人心中都有些惶惶然，深知自己在油画技巧上根底浅薄，在这样短短的时间里完成一幅比较完整的创作，实在是没有把握。马克西莫夫老师却满怀信心地鼓励我们说：“呶，别看莫斯科苏里柯夫美术学院是六年制，而你们却只学习两年，但我却完全相信中国青年的才能和创造性。再说你们都具有一定的斗争生活经历，难道就没有什么迫切需要表现的东西吗？不要怕，勇敢加智慧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
不久，我们都根据自己的意图和素材勾画出草图，老师看过之后，正确地指出，有些只是简单地叙述事件过程或插图式的处理题材。他说：“绘画不同于文学、戏剧或电影，不能连续地把生活中一切细枝末节都陈述出来，画面上只能表现生活事件中的片断，由此使人了解到它的过去和未来将是怎样的；例如列宾所作“伊凡杀子”一画，主要的不是描写暴君伊凡如何杀死了他的儿子，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新的人性的出现。当那个残忍的父亲在狂怒中杀死了亲生儿子之后的一霎那，久已丧尽的人性和良心突然复活了，他用痉挛的手紧按住王子头部致命的伤口，浓浊的血流从指缝间迸射出来，一切都显示出永远无可挽回了。……当你们处理自己的题材时，要注意选择最适于造型艺术语言所表达的、能够动人心弦并引起深思的情节与场合。”
在有关创作的问题上，马老师（我们都按照民族习惯如此亲?地称呼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启发大家去独立思考，从不强求别人按照他的意见进行修改，有的同志常常要老师更具体地出主意，希望最好把创作的规律开出个仿单来，但他认为“属于技术性或手艺性的问题是可以教的，然而像艺术的构思和形象的创造却从无成方可传，这些，完全出自画家的智慧和在生活中的感受，诗意的幻想常常会带来新鲜奇妙的意境，教师在这里所要作的，只能启发同学去注意观察、发现有意义的东西，只有你满怀激动、渴望和不懈地探寻恰当的表现形式，才能使你所要求的东西积极生动地出现在画布上！”经过一年来的创作实践，使我们体会到未来作品中的一切，必须是画家在生活中深受感动，彻底了解，从而成为自身血肉的一部分的东西，每个人物形象，只有在心灵深处酝酿成熟时，才能真正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表达出来，这是任何人所不能传授更不能代替的。为着一个形象的探索，我们常常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像产前的阵疼一样，熬过多少个紧张的日日夜夜。我记得有位同志在创作的中途“抛了锚”，连续几天竟没有动一笔，老是凝视着对面的画布徘徊、怅惘，马老师看到这种情景，关切地走近他说：“同志，把手从你的裤袋里伸出来，到外面去画、去找，生活和野外的大自然可以告诉你很多，否则，在房子里继续苦恼一百天也是徒劳无益的！”马老师很重视写生，但并非认为只要画了模特儿或风景习作回来就大功告成了，正相反，当他看到有人摆了模特儿，无动于中地一笔一笔原本原样搬上画面时，却是不能容忍地立刻加以指责：“创作，是艺术家良心的激动和感受，不是老太太织袜子，她可以边织边聊天，或者打瞌睡，而艺术家的工作，每时每刻都是充满灼热的激情，全力以赴的。为了创作的成功，即使赴汤蹈火都乐意去做！苏里柯夫曾说过：‘假使我要画地狱，情愿带了模特儿一起到地狱去！’这些话在行外人听来似乎过分玄虚，但事实毕竟如此。艺术家必须要与自己作品的主人公同命运、共呼吸，假使自己不为之感动，那么又怎能产生感动别人的作品呢？！”
两年来，马老师同我们朝夕相处，使人感到他不仅是最可敬佩的老师，而且是我们生活中最亲密的朋友，日常交往中毫无国籍之分、言语之隔，真正是亲如手足，彼此推心置腹，无所不谈。记得有一次，有人在画室里摆了几张“星火”杂志印的苏联画片作参考，马老师近前看了看说：“假使需要参考的话，一定要挑选些精印的复制品，这两张画本身就不高明，再加上蹩脚的印刷，把原作的色彩全部走了样，那么，你学它学得愈像，上的当也就愈大了！”接着，他很诙谐地说：“中国同志们都是老老实实的，学习苏联也是如此，可是过分老实了，就要当心哪。说实在话，苏联现代绘画有很多优秀的杰作，也有不少乍一看来挺唬人的而实际上是干瘪瘪枯燥乏味的东西，倘使不加选择，见啥学啥，就会吃亏的。中国民族艺术中有很多珍贵的遗产，当代画家应该好好研究，从这无尽的宝藏中吸收丰富营养。希望你们的油画能够在自己祖国的土壤中生根滋长，开放出具有道地的民族特色的鲜花来！”
现在，我们油画训练班已经结业，毕业创作展览会已同首都人民见面了，我们刚刚出师的油画学徒，怀着万分感激而又难割难舍的依依之情，向我们亲爱的老师康·麦·马克西莫夫教授致最诚挚的谢意，并希望关心我们的领导同志和朋友们、观众们，多多赐教，帮助和培育这一枝初成的艺术蓓蕾，使它在祖国社会主义的百花园中迎风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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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谈巷议
听省、市委书记演讲
过去，要见首长不容易，要听首长报告就更难了。
现在就不同了。5月11日和25日，我们就听到了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的两次演讲，讲的是有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次演讲会，听的人都有四、五千。讲演会的入场券，不像过去由党委或机关根据级别或政治条件来分发，而是由讲演馆公开出售。听众中有干部、军人、工人、教师，也有学生、工商界、居民和家庭妇女。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武汉 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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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谈巷议
农村干部
昨天：
这一个会，
那一个会，
九十九个摆手队。
今天：
你拿锄，
我拿锹，
泥齐膝盖水齐腰。
（湖北汉川 张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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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谈巷议
未曾看戏先受气
有一天我到实验剧场去买话剧票，售票窗口关着，虽然是他们的售票时间。我敲了窗子。里边有个人厉声问道：“干?？”
我说明了我的来意。
“卖完了！”
“卖完，怎么不贴个条子说明一下呢？”
“你管不着！”
“明天的，有没有？”
“没有！”
“后天的呢？”
听不见回答。
我并不是只碰过这么一次钉子。其它的一些剧场、戏院，有些售票员态度也是很凶狠的，你问他开演时间，票价，他都是不耐烦地回答你，你想挑个座位，他不好好让你挑，一个劲儿催你快买。
我们好像不是去花钱看戏，而是去剥削这些同志似的。不然，为什么这些人的面孔，都是那么难看呢？ （北京 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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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谈巷议
“我们好像见过面”
我到宣传部快两年了，但是咱们的部首长还没和我说过话呢！有一次我去参加了一个联欢会，会见了我们的副部长，他微笑着问我：“我们好像见过面，你在哪个单位工作？”“我一听真纳闷。只好硬着头皮答复他：“部长！我就在宣传部工作。”其实，前些日子，他在党员大会上还举手同意我成为一个预备党员呢。 （西安 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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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郭沫若像（油画）
康·麦·马克西莫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