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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帮助党办好医学教育
中国协和医学院教授 张鋆
我从事医学教育几十年了，各样的高等医学校我都教过。根据我亲身的体会，在整风运动中，我想对目前的高等医学教育工作提些意见，帮助我们的党办好医学教育。
建议设立医学教育委员会来协助卫生部工作
全国解放以来，由于推行了贺诚、王斌的一套所谓“专科重点制”、“形象教学法”的高等医学教育制度和方法，使我们在培养高级医学人才方面走了不少弯路和受了不少损失。直到后来大家提意见多了，才提出来修改，但是由于对医师数量的要求高而忽略了对质量的要求，造成了医学教育中质与量的尖锐矛盾，以致医学生质量下降。过去比较好的高等医学院中教学上三个基本环节：重基础科学、重临床实习和重实习课中的基本操作与独立思考，都完全被忽视了，这样造就出来的医师不但不能提高中国的医学科学，即在正确掌握诊疗技术上亦有问题。因此，我认为目前医学教育中最主要的矛盾，就是质与量的矛盾，而卫生部这几年在医学教育的领导上，对这方面还没有很好注意。
同时目前的医学教育中的专业、学系的设置以及学制等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也影响着医学人才的培养。我认为这些问题都应该很好地研究。有人建议设医学教育委员会来协助卫生部工作，这可能比卫生部自己关起门来搞医学教育要好一些。
协和医学院今后的方针不能再摇摆了
至于谈到协和的问题，我认为协和医学院过去在培养高级医学人才方面还是有一定经验的，在基础科学、临床实习和实验室工作的训练上是十分重视的，因此协和的毕业生在医学岗位上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在学术研究上，过去有的方面也曾达到世界水平。但是协和在解放后由军委接管以后，方针摇摆不定，先是抓医疗为重点，使临床医师整天忙于诊疗事务，后来又调来一大批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部队上的医务工作者到协和进修，因此把协和的教授、专家们的力量的使用都分散了，这样不但在医疗技术上没有得到很好的提高，就是在学术研究上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这种只使用不发展的情况是应由军委卫生部负责的。
现在我也并不是赞成把现在的协和完全回到过去老协和的路上去，因为那样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今天全国医学人才的培养问题。因此，现在不能光从解决协和的问题出发，而要从解决全国医学的问题来考虑。
但是对协和今后发展的方针，一定不能再摇摆了。协和的条件和基础是比较好的，不管是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或是医疗方面，都是应当很好地使用和安排的。
关于协和医学院的党群关系方面，我个人的体会觉得一般还是不错的，但是也不能说没有隔阂。协和接管后，来了很多部队的同志，他们和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大相同，谈心也很少，虽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关系是不大融洽的。这几年来我觉得党员同志对我们这些老教授很客气，一般能尊重我们的意见。和我一齐工作的一位秘书同志是个党员，就和我合作得很好，对我的意见很尊重。政治部的同志们有时也常找我谈谈话，因而不觉得党和我们有什么高墙隔着。这或者是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特别客气，因而使我们感到党群之间的隔阂较少。但对一般群众，据大字报所揭露，还是有相当的隔膜的。有人就觉得党的统战工作是统上不统下，下面同志就有这种感觉，各人的体会是不同的。
我觉得党员有一千多万，不可能每个党员的马列主义修养都很高，其中也有政治觉悟低、有骄傲自满等错误思想和作风的人，因此党内有些错误也是难免的。我认为党应当加强对下级党员的思想教育，使他们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最后我谈一下关于这次整风运动的体会，我认为这次整风运动是解决人民内部的一部分矛盾，而不是解决全部矛盾。因为整风运动中是非党同志对党组织、党员提意见，揭露他们的缺点，帮助他们改进作风。其实群众之间也有矛盾，其他党派之间也有矛盾，这些矛盾、问题也应该解决。为什么整风运动就是整党内的思想作风？我的体会是，因共产党现在是执政的党，领导着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如果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不整掉，危害性更大；相反，党本身克服了这些缺点，就有力量去帮助群众、帮助各民主党派去解决各种矛盾。因此，我体会这次整风运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环节。
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有群众的监督，共产党永远不会失败
整风运动的开展使我有很多感想，因为古今中外，我们还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政党有这样大的气量，能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改正自己的缺点，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这点。我认为共产党所以不会腐化，不会失败，是和它能坚决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能及时批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分不开的。记得北京刚解放时，我对党还了解得很少，只知道共产党是爱护人民、联系群众的，但同时也怀疑共产党掌握了大权会不会也像历史上一些朝代一样，由于干部的享乐腐化而致失败。经过几年来现实的教育，我逐步认识到，共产党有群众监督，永远不会腐化，不会失败。这次整风运动使我进一步体会到群众监督的意义，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的重要。有了这个武器，就能帮助党克服缺点，使党不会生锈。我觉得在整风运动中虽然揭露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是只要党组织和党员能认真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坚决克服思想作风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那末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是降低了，而是更提高了，人民群众会更加巩固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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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部没有认真研究工农业余教育
——访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副局长关世雄
本报记者 孙祖年
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副局长关世雄，在中共北京市委召集的非党局长、副局长座谈会上，批评中央教育部对工农业余教育的态度是“管儿子不管爸爸”。因为这个会议主要是对市委、市人民委员会提意见，他没有就这个批评作详细说明。会后，记者又走访了关世雄副局长。
教育部对工农业余教育是“管儿子不管爸爸”，这话应怎样来理解呢？我们的谈话就是从这个主题谈起的。他笑着说：“不单是教育部，社会上各方面都存在着重视儿子学习不重视爸爸学习的现象，关心职工子弟的学习，不关心职工的学习。工农业余教育是一项新的事业，问题很多，经验很少，如果不依靠管生产的人兼管文化，不依靠党、政、工、团各方面的支持和重视，只靠任何一方面的努力是搞不好的。”
“当然工农业余教育有其特点，不结合特点来办学必然会发生错误，这些错误，对我们从事工农教育工作的人，大家都有一份责任。但是作为全国教育的领导机关——中央教育部对若干重大问题缺少认真研究，因而在指导思想上和几项重大措施上产生了严重的问题。”“管儿子不管爸爸”，不是说教育部对工农业余教育，也就是对成人的教育没有管，而是管的不实际，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
工农业余教育工作，主要是两大项：一是扫盲，这是全民性的。二是业余中、小学，这是部分人参加学习的，主要对象是干部、职工、农民和手工业者。几年来，教育部对工农业余教育的领导，表现了脱离实际，摇摆性很大。当实际工作中发生了偏差，他们往往不是首先检查自己，改进和加强工农业余教育工作，总是批评下面不能领会他们的意图，好像教育部向来都是十分正确似的。正确与否，事实是最好的回答。
工农业余中、小学应该具有成人的、业余的、为生产服务的特点，它和正规的普通中、小学应有区别。但是，教育部把两者的要求混同起来了。到1955年底，教育部提出这样的口号，要工农业余中、小学“积极发展，力求正规，提高质量”。好事办坏最突出地表现在“力求正规”的方针上。
教育部对工农业余中、小学要求“力求正规”，不仅是要求教学制度的正规，也要求教学计划的正规。他们的理由是，“工农业余教育是普通教育性质”。这是对的。但他们忘掉了工农具有成人的特点，和为生产服务的特点，单纯规定工农业余中、小学，一律采用正规中、小学的课本和教学计划是错误的。这样会在教学上引起紧张和混乱。为了达到这个要求，过去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根据工农不同的对象所编写的课本只好放弃不用。
在教学计划上机械搬运普通中小学的一套；工农业余小学规定五门课程：语文、历史、地理、自然、算术。中学是这几门课程：文学、汉语、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文学与汉语的突然分家也造成教师、学员的思想混乱。汉语是从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汉字、汉字改革、词义、字典、词类概要、句法概要、句子和句子的成分，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等一套。文学是诗经三篇，杜甫诗选，苏轼词，唐诗十首，文学作品结构分析，寓言等。关世雄副局长讲完了这些课程的内容以后，紧接着带分析的口吻说：“这些内容，实际上是从古到今的一些范文，是中国文学名著选读，有一些是要学的；但这不完全适合工农成人学习的需要。就是对普通中小学学生也不适当。工农学习语文的目的主要为了能看能写，因此他们要求有叙述文、说理文、应用文等。那些古典文太多、课文长，工农是学习不了的。但是编课本的先生们说讲这些文章没有文学味道，缺少艺术形象。工农教育的原则：应该是由浅到深，由易到难，巩固地掌握知识，并且学以致用。教育部对工农业余中、小学教材简单硬性的规定恰与此相反。事实上，有些课是大学才讲的，而现在在中、小学就讲了，这是不符合工农业余教育的原则的。我们承认这些内容有一部分是好的，但应加以区别，不能不分对象。不分对象就要闹出笑话，如讲文学课诗经三篇的第一首诗“木瓜”，学员们听了不知所以然，男职工说写情书也用不上，女的笑着说道，谈恋爱那有这事，还送木瓜，到那里去找这个“木头做的瓜，这不是故意同对方为难吗”。
他们曾经算过一次账，按照这些内容学下去，一个工人、农民，从扫盲到中学毕业需要二十多年。有的中年职工学了这些课程后，开玩笑地说：“等到我毕业，毕业证书也就贴到棺材头上了”。由于工农原有文化水平低，而又是利用业余时间去学的，课程的内容份量重，难理解，事实上不仅学不好也学不完，教师只好压缩教时追赶进度，这样许多章节就不能学了。学员们很有意见，说这种学法是“十八亩地种芝麻，东一棵西一棵，什么也学不好”。
在扫盲工作的领导上，教育部也是摇摆不定的。两次大冒进，两次大冒退，搞得下面喘不过气来。1952年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教育部拨了大批钱，搞专任教师，连晚上识字点灯的煤油也给开支。他们作出一套办法：什么为了识字注意力集中，采用“攻堡垒、突破死角”等方法。干部到下面去推广，农民给吓得躲到床底下去。到了1953年教育部又突然来了个大整顿，大声疾呼地批评下面急躁、冒进，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狠狠地泼了一大盆冷水。接着扫盲工作马上来了个冒退，进入消沉阶段。遗留问题教育部不管了，如北京配备的近四百多个专任扫盲教师，马上就没有地方去安插。我们只好自己设法；还有的一直到现在没有安插。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教育部的脑子又热了，又下去搞调查，很快地又向下面推广，证明一个乡、一个社两三年之内可以完全扫除文盲。1955年底，教育部又正式要求两三年内扫除现有职工中的文盲，具体规定：商业、纺织、重工业、轻工业、
电业、铁路系统的职工1957年扫除文盲；煤矿、海员、建筑、搬运中的职工，1958年要扫除文盲。1956年春教育部开职工教育会议。有一天，教育部突然给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来电话说：“首都要带头，扫盲速度要加快，一下要求把1956年扫盲事业指标由原定的九万人增加到十四万人。这真是神话般的数字。但是1956年扫除文盲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又急躁冒进了，教育部批评的不是自己，他们说全国要求七年，没有错，错的是下面搞坏了：省要求五年，市、县要求两三年，区乡要求一年、半载扫盲。一层比一层要求急，要求紧，因此“足以证明”下面是搞错了。但是据我看来，一级比一级要求紧正足以表现工作的积极性，而全国要求七年扫盲是否可能却要重新考虑。总之，教育部对扫盲工作表现着：“一热起来不得了，一冷起来就没有人管，主观主义是非常严重的”。关世雄副局长最后说：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可是奇怪得很，社会上偏偏对工人农民的业余文化学习关心不够支持不够。任意侵占职工的业余文化学习时间。我看包括我们中央教育部的部长同志们，他们恐怕也没有认真地、有系统地研究过工农业余教育。有一些领导人员始终没有把工农教育放在重要的地位，脑子里是没有工人和农民的，只是在向外国代表团介绍我们教育事业时，才冠冕堂皇地说说如何如何重视。实际上在工作中，他们一谈起来，就是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的问题。重视这个问题是对的；但工农业余教育也是重要的，两者是同等重要的。学生的课余劳动应该与劳动者的业余学习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去。这才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教育的结合，这才是共产主义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轻视工农教育，那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在整风中希望教育部认真严肃地来检查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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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委治校，还是教授治校？
各地高等学校展开讨论
朱炳海说，马列主义不能代替业务，要内行治校
南京大学开始整风以来，党委已邀请教师们举行了几次座谈会，初步揭发了学校党和非党之间的矛盾。
许多教授对于党委领导还是教授治校的问题提出不同意见。有的教授认为在南大还不能说是党委治校，而有点像“科长治校”。气象系主任朱炳海教授说，学校的大政方针决策都由几个科长决定。校务会议一开就是一、二百人，只是听听报告。行政会议也是首长作报告，报告往往又长得很，把人弄得筋疲力尽，只好散会。这种会议如何能进行讨论呢？又如何能发挥群众的作用呢？地质系张祖教授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学校里的学术委员会不能发挥作用。徐艿南讲师认为，教授治校的口号不妥当。他说，教授是宝贝，如果让他们去管行政是可惜的。如高济宇先生是有名的有机化学专家，他去管行政，教学研究工作就受影响，范存忠先生也如此。是否能发挥校委会的作用呢？学校中是否一定需要高先生与范先生去做行政工作呢？我看不必要。党委的领导并不坏，只是党委懂得业务的人太少，应该充实些懂业务的人进去。把党委领导与教授治校结合起来，不要单独提出教授治校。解放前也有教授会，但其效果并不好。他希望党委领导，但要发扬民主。朱炳海教授提出“内行治校”。他说，马列主义不能代替业务。而现在却是对业务不了解的人，可以决定一切，并硬要别人执行，这是不对的。党委治校是党委的政策治校，而不是党员治校。
阎长泰说，党委要进一步团结老教授
中共山东大学委员会，邀请该校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化学系阎长泰副教授说，我感到党委在工作上很被动，今后，党委应很好考虑学校特点，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如何办好综合大学。他说，学校对老教授团结工作做得不够。科学研究处成立了，加强了科学研究工作，发挥了老教授的作用，只是团结的一个方面。学校还要加强其他方面的团结工作，因为老教授的其他经验也很多。校委会应该成立常委会，吸收一部分老教授参加设计、研究，这样使党委负责和老教授结合。
中文系刘泮溪副教授说，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合并，力量加强了，有好处。但也有副作用，革命大学的领导干部，对旧型大学的特点了解不够。因此，有不少人说以办革命大学的姿态来办旧型大学。对老教授的心情理解不深，因而某些方面有“左”的偏向。老教师的自我教育是必要的，但帮助他们的提高没掌握特点，抹煞其微小的进步。成绩是有的，但被消极作用破坏了。好些教师内心负了伤，党委应负主要责任。过去只认为某人落后，不看到他的成绩，积极性就发挥不了。党对学校的政策方针和思想政治领导没有问题。对业务领导，不是去做业务工作，但也必须懂得业务，只要努力学习，就会懂业务。光知道政策，不懂业务，不能很好结合实际，问题解决也不会好，也不透彻。党委能说内行话，群众一定会欢迎。党能领导业务，不用怀疑，如果懂得业务，就能领导得更好。
刘培德说，把党委和院务委员会的领导结合起来
大连工学院的教师们在党委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谈到党委制的问题。
刘培德教授说，党的领导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领导什么。我认为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方针政策、思想教育，以及通过党员的具体行动起模范作用。对于具体措施，还是由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来做为好。党领导得太具体，反而不容易结合实际情况，同时妨碍群众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但这并不等于说，党委不能过问具体事务；相反地，党委应该深入下层发现问题，提出建议。但这仅仅是建议，而不是指示，例如这次在党代会决议中关于加强班指导教师制度的规定，我就觉得过于具体了，因为这些问题大家还有争论，何必这样早做结论，规定得这样机械。其次，应加强院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我认为，凡重大事件，例如全院规划、基本建设、工作计划等，都应由院务委员会决定，不是仅供院长参考。院务委员会只可能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具体执行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院长解决，并不妨碍院长才能的发挥。我认为把党委和院务委员会的领导结合起来，可以有以下优点：（1）避免院长说了算，不走群众路线的缺点；（2）在重大问题上可以避免科员政治；（3）可以发挥教职工的积极性；（4）党委更可以加强思想工作。
我认为联系群众不仅在于和群众建立思想汇报制度，更重要的是在重大问题上能和群众商量以及能相互思想见面。
沈沛霖说，党委能够领导学校，但应深入研究业务
北京工业学院五十多名教授、副教授，在院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积极开展批评，帮助院党委整风。
大家在座谈中，认为党委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是不能把学校办好的重要原因。官僚主义的表现，主要是党委领导同志不懂教学业务，也不谦虚地学习和深入地研究教学业务，对党应采取怎样的方式方法来领导学校的问题没获得解决，因之，院内行政干部虽多，并不能做好教学工作。沈沛霖教授说，我根据自己的经验说，党是可以把学校领导得好的，但是，党委负责同志应如何地深入研究业务，应采取那些适当的方式和方法来贯彻领导，这是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应该获得解决的问题。他说，由于院党委负责同志对教学业务不内行，研究不够，抓得不紧，教学计划都是由教务处闭门造车制定，结果就行不通。李作霖教授说，因为领导上心中无数，我们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去年一年就修改了四次教学计划。而每次的修改，并没有经过什么实地的教学实验。现在有的学生又提出要增加教学的时数。教授王文澜说，教研组是学院工作的基础单位，也是改进、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因为领导上对我们的情况不了解，职责不分明，多头领导，结果，我们无法进行教学研究工作。天长日久，问题积累多了。龙季和教授建议，院党委领导同志，应该离开办公室，到下面来体验教学与学术研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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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卫生部重医不重药
药学工作者提出批评和意见
本报特约新华社稿 中国药学会总会在5月17、22、29日召开座谈会，三十多位药学工作者畅谈了药学工作中的问题。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部长徐运北、崔义田都出席了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许多人批评了卫生部重医不重药的领导思想，并就药政工作、药学教育、药房工作、药品检验、药学研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许多批评和意见。
卫生部药品检验所解崇璋认为几年来由于卫生部业务不熟悉，工作没作好，而吸取专家的意见也不够。他说，卫生部里，没有懂药的人作药政领导工作，具有七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药学干部可以说没有。卫生部制订的1956年—1957年卫生工作规划中对药政工作、药学研究、药房工作的发展以及药学人材的培养等都提得不具体或只字未提。他说，很多应作的工作没有作。例如，哪些药品是提倡使用的，哪些是淘汰的；生产哪些品种，进口哪些品种，卫生部都没有过问或没有计划。解崇璋还说，药政工作中只有一个麻醉药管理条例，其他的管理条例就没有，结果各地有各自的管理条例，这地方严，那地方松，造成工作中的困难。中国药学会总会理事长、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说，有人说药政司是卫生部中最薄弱的一环，要改变轻药的思想首先要加强药政工作。
中国药学会总会陈新谦说，卫生部轻药也表现在对药学会不重视。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是中国药学会总会的名誉理事长，他经常到中华医学会去，但不到药学会来。卫生部召开同药有关的座谈会，也没有通知药学会。
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的教授们在座谈会上对药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意见。林启寿说，药学教育的制度时常改变，教学计划不能很好肯定，感到药学教育无方向。几年来药学教育收获不大的原因是，卫生部和医学院对药学教育关心不够。医学院的领导多是学医的，考虑医学方面多些，药学方面像私生子一样得不到照顾。楼之岑认为药学系在医学院中得不到发展。他说过去卫生部曾说将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独立建成药学院，现在第二医学院又将建立，而药学系始终未独立建院，这说明卫生部对药学教育重视不够。林启寿说，一位苏联专家曾把医、药比作人的两条腿，应平衡发展，否则是跛子。他希望卫生部重视药学教育，正确了解药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四年级学生代表姚林富说，他们认为目前只设立一般药学专业是错误的，许多该学的课未学，因而基础差、质量低，他们要求分科进行补课，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最需要的人。北京医学院药学专修科毕业生代表郑奕化、吴振杰也要求卫生部实现自己的诺言，给他（她）们一批同学以进修提高的机会。
中国协和医学院药房主任陈兰英和北京中苏友谊医院药师游代祥都谈到药房工作中的问题。他们说，由于领导重视不够，药房工作缺乏制度。陈兰英说，药工人员在医院中不被重视的情况很严重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医院领导认为药工人员只是“包包”的，对药工人员只要求发药快，但对药工人员的学习、进修等问题却不够关心，她和游代祥建议卫生部从上到下检查轻药思想，改变目前药房工作无人领导的状态。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周梦白说，药典是药品检验的标准，但现在的药典只能供参考，到现在还没有成为正式法典，以至在药品生产中忽高忽低，没有一定标准。
有几位药学工作者谈到药品检验所方面的问题。卫生部药品检验所徐玉均说，卫生部的铺摊子思想很有问题。他认为几年来药品检验所发展很快，目前，全国已达二十六处，但质量很差，大部是药学系刚毕业的。工作起来很吃力，许多问题解决不了。解崇璋也提到各地药品检验所由于任务不足，许多所开展研究工作，不免重复，浪费了人力物力。他说，药品检验工作是药政工作的一部分，卫生部想用药品检验工作代替药政工作，药政工作是不能作好的。他认为卫生部以药品检验所的发展来衡量药政工作的发展是不对的。
有几位药学工作者谈到关于中药的研究问题。周梦白认为目前卫生部对中药不够重视，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只是桌子板凳的研究所。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冉小峰说目前的中药研究在组织上、方法上是上不了天、下不了地的空中楼阁状态，中药研究所就是这样的典型，他认为中药研究首先应在原有的基础上整理，在整理的基础上重点地研究。中药研究所的方向是应保留的保留，应协调的协调。
同仁堂张炳鑫说中药技术一代不如一代，粗制滥造，以假乱真，与人民健康事业有很大距离，这与领导不重视有关。
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在最后一次座谈会结束时讲了话。他说几天的座谈会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对卫生部很有帮助。他说，卫生部今后要以整风的精神，结合当前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地来解决和改进。他说，卫生部有信心和药学工作者密切联系，团结在一起解决问题。
（安仲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