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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国画家举行座谈会
认为中央美术学院领导上是排斥国画的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新华社记者王孔诚报道：“中央美术学院领导上是排斥国画的。”陈半丁、徐燕荪等六位国画家召集的北京市的国画家和国画爱好者，在2日举行的座谈会上再一次申述了自己的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中央美术学院的某些画家们在上月下旬举行的座谈会上对学院所作的辩护是带有宗派主义情绪的。
很多国画家都认为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对中央美术学院和这个学院的院长江丰提出的轻视国画的批评是正确的。国画家李智超说，钱副部长的意见是反映了解放后八年来国画家的呼声，支持了真理。国画家们还进一步阐述了钱俊瑞批评中央美术学院领导排斥国画的根据。国画家秦仲文说，中央美术学院是一个培养艺术人才的高等学府，可是没有国画系；学院中的彩墨画系并不等于国画，中国画不光是彩和墨，它主要地还包括有笔精墨妙，诗情画意、遗貌取神等传统技法。学素描我是不反对的，可是学院强调它而忽略了临摹就错了。因为中国画的传统技法主要是靠临摹得来的。国画家吴幻荪谈，由于素描能掌握形象，所以是要学的。可是素描不是万能的，它不能包括中国画的传统技法。中国画的笔法如线、皴、点，墨法如燥墨法、湿墨法、活墨法、焦墨法，以及刚柔相济、疏密相间、燥湿互用、浓淡相生等技法特色，学院由于强调了素描，就不教这些。我看过学院彩墨画系教授们的画展，和学生们的习作，里边这些传统的技法体现得非常少。我就这些问题曾给学院领导上提意见，可是领导上就不理。学院领导上信任的一些人对国画的知识都是不太懂的，甚至有的对待国画是虚无主义者。在学院彩墨画系作讲师的国画家黄筠说，在学院中我们是有职无权，许多事情都不通知我们，并且还受气。江丰是轻视国画的，他强调教员少，组织不健全，所以关于中国画教学上的钟点比起油画来安排的相当少。国画家于非暗说，中央美术学院不应当只重视彩墨画，一花独放，而应该发展各个画种。国画家周怀民说，他的女儿也在学院学国画，但她的国画知识一点也没有。
国画家们对中央美术学院某些画家们在上月下旬举行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了意见。吴幻荪说，他们在为江丰辩护时，对问题的看法不全面，使人感到还有宗派主义在作祟。结果形成墙未拆而愈高，沟未填而愈深。国画家田世光说，江丰院长自己都承认对待国画有宗派主义，可是别人为什么还要替他辩护呢？中国画研究会会员汪国堂说，替江丰辩护的人说江丰重视年画，但年画不能代替国画，也不等于国画。来自东北博物馆的杨仁恺说，我觉得学院的同志更应当虚心地检查自己，“洋”“土”并重。黄筠不同意有的美术家把国画家对学院的批评认为是属于国画家人事上的安排问题，他认为这是替江丰辩护。
会上有些国画家还希望报刊上为他们打开门，多登一些国画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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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舞台美术家
批评戏剧事业的领导机关
本报讯 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最近联合召开了“舞台美术家座谈会”，到会的有首都各剧院、工会系统的剧团及中央戏剧学院的舞台美术家们，一致认为戏剧事业的领导机关——文化部、剧协、军委文化部和各级剧院、团的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大家首先提到文化部建筑剧场时不尊重舞台美术家的意见，任凭某些工程师主观设计，以致剧场既不合用，又造成浪费。对舞台美术家们的工作条件亦不重视，全北京找不到一个较大的画景室，一年四季，布景大都在露天制成。中央戏剧学院只培养舞台设计者，演出技术人员的培养无人负责。
各剧院的领导也轻视舞台美术家，剧目公演时报纸上往往没有设计者的名字；聘请舞台美术家工作时，往往不给稿酬。舞台设计者和技工们的薪级也是最低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一个三十年工龄的道具专家，评的级比三两年工龄的演员还低。
相当多的导演对舞台美术家极为粗暴，不懂装懂。
导演陈其通是粗暴的典型，他以军衔命令来领导艺术创作，动辄骂人笨猪、吃白饭的，他说他参加革命时别人还在娘肚子里；很少和美术家谈导演意图，等设计图绘出以后，就拿钢笔在上面乱划，等到根据他的意见把布景做成，又嫌不好，于是拿锯子乱锯，把布景锯倒了，还骂：“妈的，为什么做得不结实？”由于陈其通的“朝令夕改”，使总政文工团的美术家经常连续工作到四十小时以上。舞台美术家们一致认为粗暴的导演并不只是一个两个。会上总政文工团的美术家们提出“合作也好，领导也好，新中国应把我们作一个人看”。
舞台美术家在社会舆论上得不到支持。各杂志报刊经常把他们的文章踢来踢去。“戏剧报”上极少登载舞台美术的文章，即使登了也改得面目全非。今年“戏剧报”登载了吴雪的一篇文章，他说目前导演、剧作、表演的水平都比解放前高，只有舞台美术的水平不及以前。很多美术家提出了反批评，但“戏剧报”把所有的稿子都压下来了。因此他们希望能办一个舞台美术季刊来作为“争鸣”的园地。
很多剧院的领导给美术家乱提方向。陈其通一会儿说：“你们的方向是风格化”，一会儿说：“你们的方向是轻便易行”。但是这些领导者往往自己也不懂什么叫“风格化”，但是总政文工团的导演要美术家做一块石头的模型，重几百斤，比真石头只轻三分之一，出门得用大卡车拉，舞台美术家说这也算“轻便易行”？
最近在导演里又吹起了一片“洗练”之风，结果只是使舞台美术“简单化”而已，一点艺术气味也没有了。
轻视舞台美术的风气已经吹到了戏剧学院里。学院的领导不重视舞台美术系的工作，以致使得教员没信心，同学不安心，想改行。
因时间限制，许多同志还没有谈完，大家希望继续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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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各族作家要求贯彻“鸣”“放”方针
本报乌鲁木齐电 出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代表会议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的多位代表，5月23日座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哈萨克族的曼德说：“牧区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领导上没有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牧区，因此，哈萨克族的文艺工作者反映当前政治斗争的作品很少。”他建议自治区文艺领导部门在下面设立基层领导机构，以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统一领导。来自喀什的作家努尔买海买提艾尔肯（维吾尔族）认为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没有很好的贯彻下去，下面的文艺工作者对这个方针还不了解。他提到喀什的文艺现状时说，喀什的剧院目前都变成了电影院，原因是没有戏演。一些作者写出了剧本请领导上审查，但领导上说他们不懂，转给内行的同志去看，结果像石沉大海，得不到答复。他说，现在不是文艺工作者不想放，不想鸣，而是没人支持。居马洪（柯尔克孜族）说：有些文艺领导人不好好学习，不懂得文艺的特点，用行政命令要作家在多少天写出什么作品。胡道外特塔里甫（维吾尔族）说：“领导上对文艺工作者要求高，支持少，甚至错误地提出，不要写说说唱唱那些小玩意，应该像普希金那样写才对。但相反，他们又不给作家创作的方便条件。现在乌鲁木齐市开始‘放’了，但底下并没有放。”呼地阿赫买特（维吾尔族）说：“领导上不利用当地的力量，只往下派作家去体验生活，结果，花了时间，花了钱，还没有写出好作品。”阿斯哈尔（哈萨克族）说：“自治区文联对乌鲁木齐的文艺工作的领导，我不知道，可是，对下边的领导是根本谈不到的，文联领导上有官僚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在报刊上公布了，但领导上没有教给文艺工作者怎么做。希望作家协会成立后能改变这种状况。”座谈会上，大家对自治区的几个文学刊物和编辑部也提出了批评。沙里根（哈萨克族）说：“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我给伊犁的一个文学刊物写了十八首诗，但都没有发表，也没有说明原因。”阿斯哈尔说：“我觉得自治区的几个文学刊物变成了新疆学院和乌鲁木齐市一些教员的刊物，真是‘谁坐在锅跟前，谁的勺子先下锅。’”艾丝那喀热（乌兹别克族）说：“我们乌兹别克族连一个小报纸也没有，主要靠伊犁苏联侨民协会供给一些文学读物；我们自己组织的业余创作小组，也因为无人指导而散伙了。‘百花齐放’是让每个民族的花朵都开放起来，希望领导上重视对乌兹别克青年作者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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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个别谈心言无不尽
本报讯 云南大学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采取个别谈心的办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起初他们也采取座谈会的办法，并且谈出了许多意见，但大家总是看报上揭露到什么程度，他们就揭露到什么程度。云南大学党委研究了这一情况，认识到要大家做到“言无不尽”，除了要注意思想发展的规律而采用和风细雨细水长流的办法外，还必须注意到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学校的具体情况。知识分子自尊心强，比较爱面子，在会上被批评的人比较难于接受，提意见的人也有许多顾虑，有些问题牵涉的人很广，更为不便；而且在会上还容易冲动，闹成僵局。于是他们就决定除座谈会外，并采取个别谈心的办法；各党员领导干部，知道谁对自己最有意见，就主动的诚诚恳恳的找他谈。在谈心时，除彼此之间的某些误会外，一般都不忙于解释，只抓住正确的意见进行自我批评，并表示决心一定要做知心的朋友。一次谈不完，两次，两次谈不完三次，总要做到言无不尽才止。张其浚副教务长和王士魁教务长，过去由于党委对他们的意见不够尊重，什么事情只是会上征求一下意见，事先没有好好和他们商量，使他们觉得自己是“庙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光摆摆样子”，意见很多。他们搞了五年教学改革，其实他们是不赞成教学改革的，也一直没有露过一点意见。这次经过反反复复将近一个月的谈心，真正的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由于压了多年的话都谈出来了，而且党委也立即在工作上作了改进，使他们真正觉得是有职有权了。他们工作积极起来了，并检查了自己的缺点，还找了一些老教授一道研究如何改进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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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职有权，亲密无间
本报记者 陈一超
公私合营五华医疗器械厂的资方副厂长薛涌，在一次会议上说：“我这个副厂长，不但有职有权，而且和公方代表相处得亲密无间……”
这个厂的公私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我决定去访问一下，亲自看一看。
那天，正遇着薛厂长在主持生产会议。在会上，大家争论很多，参加会议的由资方人员担任的科长和车间主任，都毫无顾虑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薛厂长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作出了决定。快要散会时，工会主席杨光泽对行政不够重视工人的安全提出了批评，他说：“锻工没有护袖，手臂都烫伤了，磨工的保护眼镜也不够用，领导上应该赶快解决。”薛厂长马上接受了这个批评，并指示供销科科长要在最近几天把这两件事办好。会后，党支部书记席经蕃来找薛厂长商量召开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和评发奖金的事情，薛厂长不同意党支部书记提出的对一、二季度奖金的处理意见，经过一番争论后，支部书记同意薛厂长的意见，等待多方面研究后再作决定。
这时，薛厂长转过身来笑着对我说：“你可以看出来我是不是有职有权了吧？”
他接着说：“刚合营时，可不是这样。那时两个厂长分工不明确，说是让我管生产，可是生产财务计划的审批和车间的人事调动都不用我管。我心里也想：合营了，事事都由公方厂长负责，我可以万事大吉不用管了，所以明明看到材料供应不及时发生窝工，也不提意见。有一天下午，公方厂长张步全亲切地对我说：“我对医疗器械的生产技术不大懂，又常出去开会，而你是这方面的内行，那你就负责审批生产财务计划和管理全厂的生产，我来负责全厂的思想教育工作和其他方面的重大问题。你觉得这样分工怎样？”当时我心里一惊，全厂的生产大权都交我来掌握，你张厂长能放心吗？更担心的是挑起这个担子以后，出了问题要受处分。因此，我就说：“我过去是十几个工人的小厂长，现在是一百多人的大工厂，每月有两、三万元的生产开支，万一在管理上出了偏差，这责任就大了。”不等我把话说完，张厂长就接着说：“你只管放心大胆地去负责，如果是因为没有经验出了偏差，我们共同来纠正，我是正厂长，我对生产当然要过问，要是追查责任的话，我比你的责任更大，你不要有顾虑。”看张厂长这样诚心真意地鼓励我，我就大胆地把全厂的生产责任担负了起来。
谈到这里，薛厂长高兴地说：“张厂长不但放手鼓励我去负责，并且给我创造大胆负责的条件。张厂长除了经常在工人、干部中间进行统战政策教育，要他们尊重我的领导外，还具体帮助我学会管理企业的方法。我在私营时期，从没开过生产会议，都是我说了算。而张厂长在国营工厂当过车间主任和代理厂长，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他是有经验的。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后，他就先主持几次生产会议让我看，然后来让我主持。碰到困难的问题，我们都在会前商量好解决办法，会上他又帮助补充我讲得不全面的地方，会后还帮助我总结会议的缺点。由于张厂长这样具体的帮助，我很快地就掌握了这套管理方法。有了管理生产的本领，我才能真正作到了有职有权，否则，光有权没能耐，也是一句空话。
“我同张厂长虽然有分工，但是厂里其他事情，张厂长还是常来征求我的意见。去年工资改革时，张厂长提议我当厂里工资改革委员会的主任，我对评工资的很多意见都被采纳了。有一个私方人员，按技术水平来说，应该评为四级工。但因为他在私营时长期没有参加生产，合营后参加生产显得不够熟练，因此，大家就评他为三级工。我反对这个意见，经过争论，后来大家同意把他改成了四级工。我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大胆提意见的，在合营初期，也是顾虑多，有意见不敢说出来。后来我提了一些建议，得到张厂长的支持，我的顾虑才渐渐消除了。这样一来，张厂长越支持我，信任我，我就越敢坦率地向张厂长提出各式各样的批评和建议。我提出试制新产品、改进工具、调整科室力量等建议，都得到张厂长的支持而实现了。当然，我有时提的意见不大正确。例如，去年我们厂里管理干部多，我只想把多余的干部推给上级去重新分配，谁知道北京市医疗器械公司不但没有帮助厂里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把公司的一个干部派到了厂里来。我当时非常反对公司的做法，而张厂长的意见却和我不同。他认为应该根据每个干部的情况，尽可能分配到车间去参加生产，这样既可以增加生产力量，又免得给上级增加困难。张厂长和我多次交谈，我勉强同意了。现在，分配到车间去参加生产的干部，成了技术工人，我完全信服了张厂长的远见。
“光在工作上能合作得好，并不能真正消除思想上的隔阂。我和张厂长在思想感情上、生活上，也同样相处得来。”他指着朝南的三间厂房说：原来我们两个都在那个房里办公，也在那里睡觉，今年调整房子时，我们俩才分开住在这两间西晒的小房子里。过去我们住在一起时，经常谈天到半夜，可以说是无话不谈。谈工厂的事情，谈家庭、孩子和个人的经历。张厂长谈他在红军时的长征经历，对我教育很大。在平时谁批评谁的缺点，或谁请谁吃顿饭时，从来没有顾虑到你是公方、党员，我是私方，处处存戒心。”
他说：“我不同意撤除公方代表。拿我们工厂来说，如果没有张厂长，说什么我也领导不了这个厂，不说别的，光说工人和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我就作不了。去年三季度，市场上买不到进口货的沙轮和钢锉，而工人强调非用进口工具不能保证产品质量。过去私营时，资本家不买进口工具，工人就闹着不愿干活，现在，经过张厂长帮助进行了思想教育，工人不但没有再强调要进口货，反而利用废钢棍每月自己动手做一百多把钢锉，产品质量也保证了。如果没有张厂长的帮助，我的意见是很难得到工人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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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公私关系的我见
民建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印染专业公司副经理 李樾卿
自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行传达以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已成为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也使我国人民政治生活发生了新的生动活泼的变化，真所谓雨露所及，万木向荣。上海不少工商业者和民建会员同各阶层社会人士一样进行了热烈讨论，普遍的感到兴奋得到鼓舞。
时代已经变了！我国内部大规模阶级斗争刚才结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正在经历着空前未有的物质变化和精神变化。国内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就使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比较显著的地位上来。就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来说，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反映在对私改造工作方面，问题的关键还是公私共事关系。
应该肯定，上海市公私合营企业的公私关系比去年已有显著的改善，并还正在进一步的健康地发展着。但是也应该承认，不少企业的公私关系离开客观要求和主观愿望都还有着不同程度的距离。公私之间虽没有表面化的矛盾，但有潜伏着的矛盾，是那么淡淡的，像有一幅轻沙，一层厚幔，一道木板，一堵高墙隔了开来。在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仍有矛盾存在是完全不奇怪的，是合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但是问题不在于矛盾的存在，而在于对待这种矛盾的正确态度。公私关系的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但绝不能因为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忽视他。不正确的对待和处理将会影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这一部分积极因素的充分发挥作用。
事物的矛盾必然关系到矛盾的对立面，也必然有其主导的一面。公私关系自然是公私双方的事，但是公方是主导的一方。我们对公方的要求是更好地领导企业的改造，进一步帮助私方进行个人改造，领导企业全面地完成各项政治经济任务。但是，部分企业的公方，对当前客观形势的根本变化熟视无睹，依然以旧的眼光看新的关系，还不习惯在新情况下用新办法处理问题，加上有的公方存在不同程度的宗派主义情绪，这就影响公私关系进一步的改善，也会影响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少数公方无视于资产阶级分子积极一面的增长，仍把私方看作“原来”的，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是毒草。把他们在企业经营管理和增产节约中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闻了又闻，是否带有“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思想”的味道？有的专业公司不分企业规模大小，找出一般化的要求，像在统一规格，形成有些企业科室分工过细，管理人员有超过全厂人数20％—30％的，会议重叠，报表繁琐。有的私方就谈起了过去：机构比较精简，比较精打细算，经营方式比较灵活，某些方面效率较高，市场销售情况比较敏锐，但是一顶“资本主义思想”的帽子使私方下次不敢再提。资本主义企业必须以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改造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对某些还有一定长处的地方予以有批判地适当运用，对社会主义还是有利的。正不必谈虎色变，也不必视作洪水猛兽，一棍打杀。
资产阶级分子，大多数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经验，国家把他们视作财富。但是，“士为知己者死”，不少私方都有知己难逢之憾。有的私方觉得公方看不起他，不信任他，在工作中支持不够。某药厂私方具有二十多年制药的生产经验，但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公方说：“他算什么技术”！某橡胶厂私方提出改进胶鞋衬里布制裁方法，要求试验，公方说，“人家已经试过了，试不成功的”。有的私方说：“我们提出的建议方案制度办法，常在公方抽屉中处无期徒刑”，也有对必要问题缺乏真诚协商的精神，真主意假商量；像某印染厂公方已经将科室负责人名单送专业公司审批，才与私方商量。怀才不遇，郁郁寡欢。私方就把希望寄托在专业公司，但是专业公司什么都是找公方，公方有分身乏术之感，而私方有髀肉复生之叹。
有人说，现在的公私关系不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而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有的公方只与党员，工会干部等接触。平日与私方除工作外，很少接触。有的像“敬鬼神而远之。”早晨说一句“你早”。中午说一句“饭吃过了？”下办公说一句“明天见。”一个民建同志说：“我们多么希望成为朋友，成为‘自己人’，成为真真的同事啊！要缩短距离，组织指示我们要主动靠拢。有一天在中午休息时间，公方与几个同志在热烈谈笑，我也走进房间凑上去，他们的谈笑停顿了，公方站起来问：有什么事情吗？我真说不出当时的滋味。”有人说：“我们在一室办公，他总与几个党员细声悄悄的谈，使我坐不是走又不是。”公方负有帮助私方进行自我改造的责任，多接触，多谈家常谈思想，更容易了解，对帮助改造也非常必要的。
个人改造是一件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待思想问题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命令或压制是无效的，但是有的公方不善于运用鼓励与批评的方法。有的把私方的创造性建议张冠李戴地奖励了职工，有的轻信单方片面的反映提出批评，有的用开大会斗争的方式进行教育。
大部分公方过去是没有业务经验的，一年多来很多同志虚心学习刻苦钻研，业务技术都成了内行，但也有的还是懂得非常少，他们缺乏虚心学习的精神。个别的还装腔作势，混充行家，拿了公方的招牌，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不倾听和研究别人的意见，一概抹杀。有的甚至包办或干涉了党和工会的工作，这样不仅不能发挥各个组织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的有机作用，有时还形成相互间的矛盾。
这些潜伏的矛盾影响公私关系进一步的改善，也影响了企业改造，不能够主动地考虑结合企业的特点很好改造。
我们认识到任何人在工作中，缺点和错误是可能发生的，更何况在这伟大变革中的具有创造性质的改造工作。我们不应该为公方某些个别的缺点而否定了已经获得的显著成绩。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缺点，不强调，不夸大，以关心和友好的态度进行帮助。是的，这在有些私方还很不习惯，有的以自己的身分而自卑，有的还存在顾虑和惧怕，有的即使批评也远兜圈子，半吞半吐，欲言还止。毛主席指示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是一家人了为什么不批评呢？当然这在提出意见的一方固然要有直言无隐的勇气，在听的一方也必须有听逆耳之言的雅量，不应有任何成见，要以千里市骏骨唯恐不至的恳切态度和虚心诚恳的民主作风。同时我们私方人员非但不应冷眼旁观，要热诚相互帮助，还应该反求诸己。如果因见到别人的缺点而得意自满，那就是最大的幼稚病，更是大错特错了。
扪心自问，我们民族工商业者实际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旧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作风的，这些同样影响公私关系进一步的改善。有些工商业者还不能真诚的接受公方领导，不能推心置腹合作共事而是貌合神离阳奉阴违。对待能力差的公方冷声冷气看不上眼，对待能力强的公方唯唯诺诺阿谀逢迎。有的总是强调与公方个性不合，靠不拢，但是不反躬自省，个性不合正是由于我们的旧意识旧作风还很严重呢？表现在企业工作上，有的积极性忽冷忽热，所谓得意时趾高气扬，拂意时满腹牢骚，总觉得今天的企业不如当初切贴可爱，同命运共呼吸般情感深厚，就做天和尚撞天钟，喝了“分工”“门前杯”，得过且过算了吧！企业反正有公方顶在那里，我是“老二”。自己的社会主义经营管理一套尚未学好，免得多做多错。个别的确有“一分钱一分货”“按酬付劳”的想法。再多动些脑筋，五厘也不会变六厘。一个钢窗厂的私方，每日到厂办公没有定时，但是坐茶楼上澡堂倒有定时，专业公司通知开会叫十三岁的儿子去代表，说“反正我也做不了主！”自然这种例子是极个别的。表现在生活习惯上，奢侈浪费，挥霍铺张，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还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少数的还表现在经济活动上的挪用公款，贪污营私，据市纺织工业局不完全的统计为数已达十六万五千元。第一轻工业局所属十一个专业公司的初步调查，除火柴制笔工业外，各系统都有这些违法行为，白天社会主义晚上资本主义，以及地下厂，自发户也已经不是个别的了。这些事实说明了民族工商业者消极的一面虽然已大大削弱，并且已从过去表现在经济方面为主转向以思想意识作风方面为主要的了。但是消极一面还是存在的。这也正是产生矛盾造成隔阂另一面的原因。
矛盾是可以解决的，矛盾的统一正是使事物发展的力量，相互指摘一番或者把矛盾掩盖起来都不是解决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需要矛盾的双方共同主动的努力，撕毁轻纱或厚幔，拆除隔板或高墙，我们私方人员要进一步接受公方领导，进一步鼓舞起爱国主义热情，热爱自己的——人民的企业，积极地负起责任，搞好工作，在增产节约中作出成绩，以具体行动来改变工人群众对我们的观感。通过工作实践来改造自己。虚心诚恳勇敢地接受批评，也虚心诚恳勇敢地提出批评。但是有那么多复杂因素，造成相互间的隔阂。愿意接受改造的民族工商业者的要求了解，要求关心，要求帮助，要求以自己人相待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这就要公方的领导和努力了。
事实说明一年来工商业者在党和政府在团结教育改造的影响下，已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党对工商业者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是完全正确和有效的。希望在这一基础上，党、政府以及专业公司，也进一步给予关心，帮助和教育，同样也进一步对公方给予关心，帮助和教育。在这伟大的变改时期，在党的正确政策的指导下，公私双方主动地相互了解，相互谅解，相互帮助，相互批评，这人民内部矛盾中一个方面的公私关系肯定会大大地改善。“资本家很快要变成工人”，这需要主观的努力也需要外力的帮助，把这一部分积极因素进一步调动起来，在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尽快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