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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全国委员会连续举行三次扩大会议
赞同建立回族自治区和僮族自治区
关于名称以及一些具体问题，将从容考虑继续协商
新华社3日讯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5月27日到31日连续举行三次扩大会议，邀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有关单位负责人和有关人士，共同讨论省一级的回族自治地方和僮族自治地方的建立问题。
与会者经过协商和讨论后，一致赞同建立甘肃东北部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僮族自治区以及这两个自治区的区划方案。会议赞同来京协商建立这两个自治区的甘肃代表团和广西代表团向会议提出的说明报告。会议主持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维汉在归纳大家已经取得一致的意见的时候说：关于两个自治区的方案已取得了一致同意，至于名称以及一些具体问题，还可以从容考虑，继续协商。
会议在开始讨论前，甘肃代表团副团长孙殿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先后就建立回族自治区的区划方案和酝酿经过作了说明报告和发言；广西代表团团长陈再励也对建立僮族自治区的问题作了说明。
孙殿才说：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甘肃省领导机关一年来先后邀请一千七百多位回、汉族人士，就建立回族自治区问题举行过各种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且作了认真仔细的研究。经过反复协商，各种不同意见才逐渐趋于一致，特别是对于区划问题，起初意见比较分歧，最后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才得到解决。在今年5月2日到3日召开的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和政协甘肃省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大家一致通过了中共甘肃省委提出的关于在甘肃东北部建立回族自治区的方案。这个方案中的回族自治区的区划范围包括现在的甘肃省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固原回族自治州和平凉专区的泾源回族自治县和隆德县，共十七个县和银川专区的银川市、吴忠回族自治州的吴忠市两个市。全区面积约有七万七千多平方公里，人口约一百七十二万八千多人，其中回族占三分之一以上。
孙殿才说：我们认为，现在通过的方案，比较现实易行，在甘肃回族大分散、小聚居的情况下，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同时也容易为回、汉民族绝大多数人民所接受。但是在这个方案中，靠近自治区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和平凉专区的八万多回民没有划进去，这是因为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回族人士主动地提出不划，我们也认为以不划为宜。
汪锋说：全国回族人口有三百五十多万，是少数民族中人口比较多的一个民族，当着蒙古族、维吾尔族已经先后建立了自治区，西藏已经建立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广西也正在酝酿建立僮族自治区的时候，如果回族不建立一个省一级的自治地方，是不能够同他在祖国大家庭的地位相适应的。而在全国三百五十多万回族人口中，居住在甘肃境内的就有一百一十多万人，在全国回族居住分散的情况下，甘肃和其他省区相比，在甘肃建立回族自治区是最合适的。汪锋接着把在甘肃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各方面谈到的一些顾虑，作了解释和说明。
陈再励说：广西代表团在3月间来北京参加关于建立僮族自治区问题的协商讨论回省后，进行了广泛的传达，组织了包括各方面人士的座谈，做了许多工作。在4月到5月，广西省各市、县人民代表大会普遍召开会议，正式讨论关于建立僮族自治区的问题。各地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一万三千零七十一位代表，除个别代表不同意建立僮族自治区和几位代表不同意自治区冠以“僮族”名称外，其他代表都完全拥护。这说明成立省一级的僮族自治地方，是完全符合于广西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的。
会议接着进行讨论。先后在会上发言的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黄炎培、章伯钧，常务委员张治中、王葆真、刘王立明、陈其尤、叶恭绰、卫立煌、喜饶嘉错（藏）、黄琪翔、蔡廷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李书城、黄绍竑、陈其瑗、张云逸，有关政协委员梁漱溟、覃异之，有关人士陈此生、赵可任、黄昶芳、马坚（回），甘肃代表团团员吴鸿宾（回、政协常务委员）、杨子恒、马腾霭（回）、黄正清（藏），广西代表团副团长林虎、雷沛鸿，团员莫虚光（侗）、林焕平、黄梦醒、冯英才、陈培元、张景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格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萨空了（蒙古）、甘春雷（回）等。
在讨论回族自治区方案的时候，汪锋对梁漱溟、李书城等就区划方案提出的问题作了补充说明。他们问，靠近回族自治区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和平凉专区的八万多回民，为什么不划进自治区。汪锋说：在讨论中，也曾经有人提议把平凉专区各县划入自治区。当时大家考虑到这个地区的民族关系，在历史上特别是近百年来，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挑拨，有过多次的民族仇杀，回汉民族间隔阂较深。解放后回、汉民族关系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完全消除隔阂还需要经过相当的时期。因此回族人士主动提出不划平凉专区各县为好。既然平凉专区各县不划入自治区，如果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划入回族自治区，就把甘肃东部的平凉专区和整个甘肃西部分割成两半，这就是没有把张家川划入自治区的主要原因。平凉专区的八万多回族主要散居在平凉市和平凉县。平凉市是平凉专署所在地，是平凉专区的文化、经济中心，如果将这八万多回族划入自治区，平凉市也要划归回族自治区，这样使平凉专区失掉了文化、经济中心，因此这八万多回族没有划入自治区。
黄炎培说：我没有去过甘肃，对情况不了解。但我和甘肃攀了亲，从亲戚谈话中知道甘肃解放前回汉民族关系很不好。解放以来，回汉民族关系有很大的改进。因此，我同意这个方案。成立回族自治区，可以把回、汉民族这几年已有的感情巩固起来。现在大家对方案没有异议，我个人认为可以早点建立起来。
张治中说：解放前和解放后我和甘肃在工作上有些关系，我同意建立回族自治区的方案。过去我和回族朋友谈过这个问题，那时因时机不成熟，现在将两个自治州、一个专区和两县合并成立自治区，我认为是很适当的。
在讨论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时候，梁漱溟说：根据他在广西的见闻，成立僮族自治区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他说基层农民对建立僮族自治区意见不多，可是部分知识分子还有不少顾虑。他主张还要细致深入地进行宣传酝酿工作。他批评基层中的宣传工作只是照搬上面的文件，没有结合各地的特点，没有针对群众的思想顾虑作解释。
赵可任说：时机基本上是成熟的了。说没有不同意见，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大多数群众都同意“合的方案”。他说对于群众中的不同意见和思想顾虑，需要在筹备期间继续进行宣传工作。赵可任也指出宣传工作不能一般化，要针对具体情况，因为各地情况不一。
黄绍竑说：他在政协3月举行的会议上原来主张“分的方案”，后来同意“合的方案”，现在也仍然同意“合的方案”。但是对于自治区的名称，他主张采用“广西省僮族自治区”，他说保留一个“省”字可以照顾广西汉人的民族感情。其次，他提出先把自治区自治条例拟订出来，自治条例的内容要具体，这样汉、僮两族才好合作。
陈其瑗说：采用“广西僮族自治区”这个名称比较恰当，“广西自治区”、“广西省僮族自治区”等名称都不对。因为，“广西自治区”这个名称没有指出是那个民族在实行自治，“广西省僮族自治区”名称中“省”同“自治区”是矛盾的。
林虎表示同意陈再励的发言。他说，这几个月来的宣传工作很有成绩。原来的几个不同方案，经过酝酿后，大家选择了合的方案。少数人当然还有意见，今后还应该进行宣传解释的工作。
卫立煌说：如果在旧社会，我是不赞成建立僮族自治区的。因为旧社会是私有制，建立民族自治区后，可能发生民族之间互相搬家和互争财权的现象，现在是新社会，打破了私有制，建立民族自治区不会发生上述现象，因此我完全赞成。
黄琪翔说：自治区名称中“省”字可以不要，有“广西”两字就可以照顾汉族的感情了。
黄绍竑在大家发言后接着说：我同意建立僮族自治区，同意“合的方案”，但是关于名称问题，我主张用“广西省僮族自治区”，“省”有几百年的历史，我是留恋“省”字的。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自治区建立后汉族的政治权利问题，要考虑这个问题的后果，在自治区的筹备工作中，应该作好这件事。他说现在还没有水到渠成，应该有一个酝酿过程，把一些问题搞透彻。黄绍竑在发言中对李维汉“关于建立僮族自治区问题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中的若干论点有不同意见。李维汉在最后都作了说明。
在讨论结束时，李维汉对各种意见作了归纳。他说：大家都赞成建立回族自治区和僮族自治区，对建立僮族自治区赞成用“合的方案”。关于两个自治区的名称问题，大家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继续从容考虑。我们建议甘肃代表团和广西代表团将建立两个自治区的方案提交国务院，经过立法手续后，再作筹备工作。在筹备工作中，使一切问题作到瓜熟蒂落。李维汉请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主持成立两个小组，以便继续讨论建立两个自治地方的有关问题。他说政协常委会常务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和有关人士，都可以自由参加这两个小组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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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放”大“鸣”之后还必须大争
邓初民
我早些时就有这样一个看法：认为“放”起来了，“鸣”起来了，还没有争起来。到现在已经是“大放”“大鸣”，但还没有大争。甚至有人认为对于某些人的意见引起争论（实际上也就是批评），就会妨害“放”与“鸣”，就等于在边“放”边“收”，我以为这是值得考虑的。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必然会有正面的意见与反面的意见，正确的意见与错误的意见，但正确的意见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错误的意见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错误。要尽量减少错误，达到接近正确，这就需要大争。真理愈辩愈明，这是不可否认的一条客观规律。问题在于争的方式和争的态度怎样，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在孔子看来，“射”是争的最好方式，也是争者所应有的态度，“射”就是射箭，射而中的者胜，射而不中的者败，事实昭然，争者不能不服。礼、乐、射、御、书、数，古称“六艺”，射是“艺”，同时也是“礼”，古人在比射的时候，都是彬彬然有礼的。所以争虽然是要争，而却是有礼貌的争，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和风细雨的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进一步团结的目的。难道这种争也不应该有吗？也会妨碍“鸣”与“放”吗？当然更不是“收”。
目前已经存在着许多争的论点，例如：定息应不应该延长到二十年、公私合营企业应不应该撤除公方代表、高等学校应不应该取消党委制，等等。总之，应该争的论点是很多的，我以为有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必须把它争论清楚：
这就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下简称三个主义）所由产生的根源问题。有人说：这三个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党员干部缺乏应有的知识和必需的经验，加之任务多，问题复杂等等，这是有他的理由的。有人说：错误、偏差多发生在下面，而其根源则在上面，这也就是说，下面上面都有三个主义，这也是有理由的。但问题在于都只接触到了产生三个主义的现象问题，并没有深入到产生这三个主义问题的本质。假如说党员干部没有应有的知识和必需的经验，就要产生三个主义，殊不知对于愚昧无知给以第一次打击的完全是劳动人民的双手，并不是什么知识分子的知识（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做什么事都不需要知识）；假如说下面的三个主义是从上面来的，那么，上面的三个主义又是从那里来的呢？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没有深入到本质问题。三个主义所由产生的本质问题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三个主义所由产生的必然的内在的因果联系是什么呢？乃是由于党员干部或上级领导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因而处理问题就没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因而作风生硬，态度粗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产生了三个主义。也就是说在本质上是一个立场问题。
无产阶级的立场，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它是要解放自己，同时也解放全人类的。这样，它就必然会要实事求是，依靠群众，热爱全人类。这样，就无从产生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脱离广大群众的官僚主义，排斥别人和别种集团的宗派主义。这是对于任何问题的阶级分析方法，也就是对于任何问题的科学分析方法。
但本质与现象并不是没有联系的，本质必然会要表现为现象，现象却不是完全显现本质的，所以不可不争，不可不辩。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遇着一件事必须明辨是非的时候，这种“不得已”的心情，是人人应该有的。
对于以上这个问题，还有人持另外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也可以说是一种解释，党外党内的人都有，但其来源好像是根据党内人的说法而来的（这里说的党当然是中国共产党），例如个别党员同志或上级领导作风生硬，态度粗暴，不大与党外人士交朋友、通声气，特别在“三反”、“五反”、“肃反”的时候，没有严格地执行党的政策，甚至根本没有好好体会党的政策，以致发生了某些偏差，党内负责人士，往往作如下的解释，说：我们过去在对敌斗争时，在山沟里，在农村中，在地下，深受敌人（包括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摧残、压迫，养成了极为深刻的阶级仇恨，经受了长期阶级斗争的锻炼，从而也就不自觉地有了一套独特的生活习惯。这好像说三个主义就从这里产生了。殊不知阶级仇恨、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不惟不会养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仇恨任何人的独特生活习惯，而且只有更加接近群众、依靠群众，养成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生活习惯，从而领导群众最后消灭敌人。事实也正是如此。所以有人说：在解放前，共产党员是站在群众中间，领导群众。在解放后，却是站在群众头上，统治群众（这当然只是个别党组织与个别党员）。问题也就正在这里。三个主义，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成了全国执政的党，同时，又由于党内拖了一条很长的小资产阶级尾巴，新的环境与先天弱点却成了产生三个主义的肥沃土壤。
我们只有把这个论点弄清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清除为害人民的三个主义，帮助党内整风，才找到了根子，才有下手处。
因而在某些论点上，必需展开争论，大放、大鸣之后，还必须大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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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印度尼西亚足球队
新华社3日讯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了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贺龙副总理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马约翰，副主席荣高棠、董守义、黄中。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夫人也在座。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同客人们一起在中南海畔观赏了这里的黄昏景色。（附图片）
毛泽东主席6月3日接见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全体人员。图为接见时合影。前排左起：马约翰、安东·波加尼克、贺龙、科沙西·普瓦内加拉、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夫人、毛泽东、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斯里亚民、周恩来、达尼·苏玛尔佐、董守义。 新华社记者
邹健东、侯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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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约翰设宴欢送印度尼西亚足球队
新华社3日讯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马约翰今晚设宴欢送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全体人员和印度裁判巧克拉瓦蒂、缅甸巡边员吴巴当。他们将在5日离开北京回国。
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以及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他的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结束以后，宾主双方互赠了礼品。印度尼西亚足球队领队科沙西·普瓦内加拉把印度尼西亚足球队队徽戴在贺龙副总理的胸前。
出席今晚宴会的还有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副主席以及中国足球协会和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的负责人等。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印度和缅甸驻中国大使馆的代表。
缅甸巡边员曹根元因为感冒没有参加今晚的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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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足球队
初步确定在仰光举行第三场比赛
新华社3日讯 中国、印度尼西亚足球队在世界足球锦标赛中的第三场预选赛，已经初步确定6月23日在缅甸首都仰光举行。这是两国足球队今天在北京协商的结果。
据中国足球协会主席黄中说，这件事还有待通知国际足球联合会和取得缅甸方面的同意。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双方已一致同意聘请缅甸的裁判员和巡边员担任第三场比赛的裁判工作。
中国、印度尼西亚足球队在世界足球锦标赛的预赛中已经各胜一场。在第三场比赛中获胜的一队将有资格参加1958年世界足球锦标赛亚非区的复赛。如果第三次九十分钟比赛结束双方打成平局，延长三十分钟仍然踢成平局，将由在第一、二场预选赛中得球数目多的队获得复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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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尼西亚报纸评论
中国印度尼西亚足球赛
新华社雅加达3日电 今天印度尼西亚各报都以头条地位登载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足球赛的消息和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领队科沙西·普瓦内加拉的广播演讲，有些报纸还评论了胜败的原因。
“独立报”认为，中国队显然已经从雅加达那场比赛中学习了很多东西。中国队突然快速进攻的方法很聪明，给了印度尼西亚队以重大的威胁和压力。中国队的胜利是值得尊重的。这家报纸说，印度尼西亚队能够作全力的反抗，一度赶成了三平的局面，是令人惊异的，最后虽然失败也是值得尊重的。
“人民日报”说，值得敬佩的是中国队采用了新战术。他们很快地从失败中学得了经验。他们通过翼锋从边线前进，就迫使印度尼西亚队的防线扩大而难于防守。
6月2日下午球赛进行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各地有收音机的商店、旅馆、住宅都收听了球赛的实况广播。印度尼西亚人民一直重视和关心着这场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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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继续举行
本报讯 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在3日上午继续举行。到会有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三十多人。
钱昌照批评有些党员架子十足
钱昌照在会上发言说，革命胜利以后，有些党员同志骄傲自满，对党外人士看不起，漠视甚而至于鄙视，这在群众中，特别在知识分子队伍里，引起强烈反感；同时又由于革命的艰苦过程，有些党员同志很自然地保持适当的警惕是必要的，但过分警惕，对党外人士老是怀疑，歧视甚而至于敌视，这就使得愿意向领导党学习、愿意为国家贡献一切的党外人士感到伤心，也就使得社会上有些积极因素变成消极因素。
钱昌照说，个别党员同志确是架子十足。有时为了公事同他们联系，去信不回信，去电话不回电话，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给你一个极其冷淡的答复，这是极粗暴恶劣的对人态度。这些同志应放下架子，否则，他们既不能接近群众，群众也无法去接近他们。
他说，经过此次整风，领导党当然更加提高，民主党派也必须提高。领导党现在是边整边改，民主党派一方面帮助领导党整风，一方面应当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发扬民主，克服缺点。
翁文灏说，下面的统战工作，作得空空洞洞，有名无实。他说，天津有一家永明漆厂的总经理是化学专家，有多年制漆经验，很有成就，但因为是非党员，就受党员经理的歧视，技术上的问题不能过问。想作试验，没有原料。他还谈到，去年去河南视察，曾邀集洛阳的一些工厂的非党工程师座谈，很多人都谈到不能了解情况，和党有隔阂。他分析说，过去共产党为了打倒敌人，把剥削阶级当敌人看，是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但仍把它们当敌人看，不信任。他说，这种绝对观念不取消，共产党就会脱离群众，建设就不会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指责非党员没有主人翁思想，工作消极，是冤枉的。
丁贵堂认为正确适当地放手使用非党人士，所谓墙与沟就能不再存在
丁贵堂说，他认为宗派主义的形成，是由于他们认为自己是特别材料制成的，他们比一般的人优越，看不起非党人士。
他说，假如有关的一些党员同志能够改变认识，承认非党人士和他们一样同是中国人，也同是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中国人，承认非党人士的政策思想水平虽不如一般党员的高，但数年来经过党的教育和主观努力学习，已有了相当的提高，承认非党人士是衷心热烈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并愿永远跟党走的，承认非党人士是心悦诚服地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并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总之，如能够承认非党人士是可以完全相信的，正确适当地放手使用他们，则所谓墙与沟就能不再存在了。
陈建晨不同意章乃器和储安平的某些观点
陈建晨发言，首先对“放”“鸣”提出自己的看法。她认为现在有不少人怕“收”，也有人想“收”。她认为怕收，没有理由；有人想收，也收不了。种子撒下去，想早收，不行，要等长出谷穗来；硬收会违背人们的意志。
她认为什么话都可以说，而且可以争辩，“鸣”“放”以后，应当进入明辨是非阶段。她对6月2日人民日报所刊登的章乃器在民建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了分析和批判。她说，章乃器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作不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
她对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表示不满。她愤慨地质问说：“我们参加革命的目的难道是为了坐交椅么？”同时她对储安平所谈的联合政府问题也作了批判。她说，在民主革命阶段，毛主席是这样讲过的；但是1954年宪法公布以后就不同了。宪法规定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国家，现在是消灭阶级，怎能有阶级联合政府呢？不能把过去的道理搬到今天来用。
蔡廷锴在发言中谈到他虽然担任了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体委副主任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但事情不多。他对这一点表示不满。
苏从周、邵恒秋、刘斐三人也在会上发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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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妇委和全国妇联党组
邀党外妇女工作者继续座谈
蔡畅表示中央妇委将和各民主党派建立固定联系
本报讯 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民主妇联党组，6月3日继续邀请全国妇联党外的常委、执委，各民主党派妇女工作的负责人，及团体会员的负责人座谈。
会上，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蔡畅对上次座谈时大家提出来的具体问题作了交代，她说：根据边整、边改、边做的整风方针，大家提出来的可以解决的问题将及早研究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将继续研究解决；涉及到其他单位的将转去请他们研究解决。她说，根据大家的意见，中共中央妇委和各民主党派可以建立固定的联系，一季一次，两个月一次都可以，临时发生了问题还可临时联系。至于联系方式，可以采取开座谈会、个别交谈等方法。全国妇联和三个会员团体的联系也应该加强。
昨天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李德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事工部兼学生部主任干事施如璋。
许广平说：我们要社会主义的法，不要资本主义的法
许广平在发言中提到妇联没有很好地发挥集体领导作用的问题。她还建议在第三次妇代大会以后，加强领导或者增加几个副主席。
许广平还说，我同意一些同志所说的，妇联工作应该抓政策思想，过去抓不抓呢？我觉得也抓也不抓。遇到问题时推来推去，拖来拖去，等来等去，问来问去，往往耽搁到时间过了才做出决定，有些事不得不因时间过久，索性拉倒；另外有些妇联应该管的一些事情，如避孕、离婚、重婚、儿童失学、偷盗、强奸等等问题，没有抓得很好，坐在办公室里，开几个会，发些宣传品，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许广平还认为中央妇委、全国妇联应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彻底消除目前存在的封建残余思想，使妇女和男子真正做到事实上的平等。
许广平最后说，目前有人说：三反、五反、肃反是共产党整我们，现在我们整共产党，因此，只要提反面意见，不提正面意见，有人说：周建人和李毅在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正面意见多了，是过右了。我看不对，共产党整风，是为了搞好工作，搞好工作，对全国人民有好处，不是谁报复谁的问题。有人说：要加强法制，我认为加强法制是对的，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法，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的法，不是资本主义的法，有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的法，要资本主义的法，所以才大谈其法。他认为：只提坏的，不提好的，反而扩大了“墙、沟”。非党人士要是能真正跟党走，就没有“墙、沟”，否则就有。还有人主张取消学校里的党委制，我认为没有大公无私的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堪设想的。许广平认为：对待党的整风，应该是客观的，不应该存在“宽恕”与“敌对”，而是尽可能地、恰如其分地、不含意气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而又尽量做到较全面地看问题。
李德全建议加强妇女思想教育
李德全在发言中，首先肯定了妇女工作的成绩，她说，在党中央妇委和全国妇联党组领导下，新中国的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已经得到很大发展，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她希望第三次妇代会上，能考虑多增加几位副主席。
李德全接着谈到妇联应对妇女进行思想教育，教育年青姑娘正确处理自己的婚姻、恋爱问题，教育妇女注意卫生、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教育工作、学习岗位上的妇女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切实向科学进军。
谢雪红在发言中说，她不做妇女工作，但是，她反映一下听到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希望党中央妇委和全国妇联能认真关心妇女的切身问题，目前下面贯彻婚姻法问题较多，党中央妇委和全国妇联应该作出继续贯彻婚姻法的具体措施，再如，工作、学习岗位上的妇女找不到好的保姆带孩子，希望妇联能协助各级机关加强对保姆的教育。
另外，还希望党中央妇委和全国妇联多多关心家住台湾人在大陆及归国华侨的妇女，希望中国妇女杂志多报道一些台湾妇女的情况。
施如璋最后发言，她说，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工作很复杂，内容也多，涉及到宗教、妇女、青年等等方面，全国妇联过去和我们的联系不够及时，不够经常，希望今后妇联能够全面地给我们帮助，并要求各地市妇联能了解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
座谈会将继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