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值得细看，值得细想
山柏
哈尔滨、长春等城市也都在放映电影“第六纵队”，我碰到那边的朋友，也都劝他们去看。凡是已经看过的，也都和我一样说这是好片子。
尽管故事所发生的那个时代早已过去，这段历史还是值得反复寻思的。战争迫在眉睫，巴黎却依然歌舞升平，以怀疑主义为时髦的法国知识分子，照样说着俏皮话，相信希特勒只打东方，不打西方。有的人也不满现状，却对将来更觉茫然；有的人也感到资本主义不好，但硬说社会主义更坏；有的人则公开表示，宁愿亡给法西斯，也决不让共产党得势。他们有个共同点，凡是反共的谣言，一概深信不疑；而社会主义苏联的活生生的事实，则反倒说成是“宣传”。他们有的是“否定”的精神，而肯定不了任何东西。
在两条路线中徘徊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要不是最后觉悟，像电影中所出现的人物那样，便是抱着他的怀疑主义而毁灭。这样的人已经毁灭了不少，怀疑主义也一再受到了批判，证明了它的破产，但不能说它在知识分子中再也没有市场了。电影里所反映的具体时代、社会历史条件、民族性等等与中国的情况不同，但是我觉得在我国知识分子中，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一切种种不是没有。我们也不缺少我们传统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
我们对正面的、新生的东西，那怕它还在萌芽状态，也应该以热烈的态度来肯定它、支持它、保护它，为它的繁荣盛昌而战斗。可是有一种老习惯却相反，总是不愿意承认它，相信它，更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去同它联结在一块，而宁肯避得远远的，好像越是少沾上点儿越“高尚”似的。对反面的东西呢？那怕它已经到了油干灯尽的地步，也还是承认它，尊重它，怕它，恋恋不舍地依附着它。这是多么说不通的事。
为什么会这样呢？眼光短自然有关，也就是说看不清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者说世界观不对头。可是这又为什么呢？归根结蒂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非无产阶级之故，他们的财产、生活来源，造成了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
那末当社会已经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原来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当新生的东西、正面的东西已经不是萌芽，而是大量存在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仍然跟不上这个变化呢？这也许就像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所描写的老子的话那样：牙齿反比舌头先掉，硬的反比软的速朽。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上层建筑比基础要逗留得长久得多。
但这对于知识分子是没有好处的。那些彻底的坚决的右派分子，那些宁愿亡于法西斯也不要共产主义的人，那些“宁愿去作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儿”也不愿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当然有他们自己的道路。那些动动摇摇、犹犹豫豫、这也不行、那也不信的人，却应该跟他们划清界限，要眼睛亮些，头脑清醒些，意志坚定些，把自己同新的正面的东西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自己同腐朽的思想（例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类）割离开来，彻底加以抛弃。这样就能去掉思想包袱而轻装就道了。
当新社会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你们并不是没有怀抱过对它的期望，当它正在迅速成长的时候，为什么反倒“不见舆薪”起来了呢？不要因为分不清大与小、主要与次要、本质与非本质而徒然去给旧时代殉葬吧。
“第六纵队”写的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事，却值得我们细看、细想，而其中所包含的教训是值得牢记的。
6月20日，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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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好乡长
金近
乡长真是个好人。
你要问我究竟他有多么好，我也说不全。不过，你碰见他的时候，就觉得很亲切，好像有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讲。他不会说客气话，不会到处握手、拍肩膀。他从区里听了报告来给乡亲们传达，说的就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话，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出来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懂，把重要的意思都说出来了，他还不会记笔记，完全是凭脑子记下来的，可是谁都愿意听，谁都信任他，大家散了会出来，就照着他的话去做了。
还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就在村子里做地下工作了，他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共产党员。那时候西山的游击队常常出来打日本鬼子，很活跃。他就通过敌人严密的封锁线，背着粮食到山里去接济自己的队伍。直到现在，老乡们一谈起游击队的英雄故事，就会谈到乡长当年是怎样去送粮食的，而且已经成为孩子们最爱听的故事了。
1954年的夏天老是下大雨，连着下了一百多天，乡里闹涝灾，棉花长得不到一尺高，包米棒子长得细细的，没有一粒饱满的子，秋收倒省事了。乡长天天忙着了解救济户的生活情况，还要上区里去开会，领救济款，一趟一趟的来回跑。冬天来了，区里又发下来一批棉衣，乡长都发给了生活最困难的老乡们。发到最后，还剩一双棉布胶鞋，乡政府的办事员说：“乡长，这双胶鞋给你穿了吧。”大家看到乡长脚上穿着的一双老布鞋，后跟磨得快要有窟窿了，脚背冻得又红又肿，谁也不愿领这双棉布胶鞋了，都说要给乡长，有个老乡硬要乡长试一试脚，正合适。可是乡长怎么也不肯要，最后还是给一个独身汉的老大爷穿的。
第二年的春天，区里派人到乡里来调查，说是有人写信到区里告了乡长，说乡长贪污救济款多少多少。可是老乡们都不相信，还骂了去告发的人，大家猜想是哪个坏蛋干的。区干部到乡长的家里去坐了一回，看到他家里吃的比老乡们还苦，区干部明白了，告发信里尽是造谣，而且告的人是个地主的儿子，他家里的生活过得并不坏，却吵着要乡长补助上中学的学费，乡长不答应，地主的儿子就来了这一套。
乡长气得病了一天，第二天早上我碰到他，谈起这件事，他说：“我不记在心里，要做得公道，这是难免的。”
他又勤勤恳恳的忙着办事了。
乡长就是老乡们所希望的那样的共产党员，不怕吃苦，不怕受冤枉，他天天想到的，就是怎样把乡政府的工作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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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传奇的艺术
——欢迎陈伯华同志率汉剧团来京演出
石千山
把戏曲叫作“传奇”，这是从唐朝开始的。然而，我以为古今真正足以“传奇”的艺术之一是现时的汉剧。它有悠久的历史，堪称京剧之祖。京剧的主要腔调西皮和二簧就是从汉调传来的，而汉调却有九转十八腔的复杂变化；京剧的许多剧目也往往以汉剧的传统剧目做根据，而汉剧的传统剧目多半却是根据唐宋传奇的本子加以发展的。
古来有许多平常的人物和事迹，经过艺术的加工，往往被传为奇人奇事；不平常的人物和事迹，经过艺术的加工，就更要被传为奇人奇事。这个道理很明白，可就是不容易做到。汉剧由于具有丰富的传统艺术经验，加上解放以来汉剧艺人们的努力，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给以充分的评价。
陈伯华同志率领的汉剧团这次来到北京，带来了一部最近整理的老剧目“二度梅”。这本来也是古传奇之一，比京剧“二度梅”只剩下“落花园”等片断内容要丰富得多了。凡是看了汉剧“二度梅”的人无不为之倾倒。有许多人在议论，为什么陈伯华同志扮演的女主角陈杏元会给人那样深刻的长久不褪色的印象呢？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陈伯华同志的表演艺术真正达到了足以传奇的理想地步。
唱工和做工的融合一致是陈伯华同志演技的最大特色。曾经有不少知名的演员在演“二度梅”的时候，只着重于唱工，而不着重于做工。陈伯华同志以她一贯坚持的表演艺术的独特风格，给了这个戏的演唱打开了新的途径。她不但是既重唱工，又重做工；而且是以唱工助做工，又以做工助唱工。她的唱腔无限缠绵，每个字都好像是经过了百结愁肠而后婉转曲折地迸发出来的，而当着每一个字迸出的时候又都摇曳着强烈的感情。她每唱一句，往往伴随着许多复杂的表情。从她的眉梢、眼角、唇边、指尖到处流露的喜怒哀乐中，人们深深地被引到剧中人的精神境界里去了。由于陈伯华同志的表演从头到尾是唱中有做，做中有唱，唱即是做，做即是唱，她的唱工就增强了她的做工，她的做工又增强了她的唱工，两者融合而为一，简直不能分开。
人们看到陈伯华一出场，就觉得她全身都是戏，她的每个动作都富有感情，她的每一句唱腔都引人入胜。当剧情发展到高潮的时候，她的感情变化更快，动作也更复杂，唱腔也更加婉转多致。比如，在陈杏元出塞的时候，她想起了自己的凄凉身世，这时候有一段动人的演唱，唱词中有以下的句子：
“朔风起，黄叶落，孤雁飞南；
思家乡，望爹娘，如隔人天。”就这么两句已经使我足足地欣赏了十几分钟充满多样化的表情和缠绵悲恻的唱腔的一个传奇场面了。这正是陈伯华同志的表演艺术的发光点啊！同样，在陈杏元同梅良玉携手登上丛台悲恸地话别的时候，陈伯华同志用了极其复杂的唱做表现了陈杏元的内心矛盾；在陈杏元渡界河的时候，她暗示梅良玉为她带马，梅良玉扶她上马以后不肯放手，她轻轻地咬了他的手，这许多表情都非常深刻和细致。
几乎在每一折里，人们都可以找到唱做繁重的场面；而在祭梅、骂相、别府、丛台、舍身的几折中，各个场面又都有不同的特色。在祭梅一折里，由于陈家的梅花两度盛开，并且发现了梅良玉，剧情基本上是欢悦的；在骂相一折里，陈杏元满腔义愤，痛骂奸相卢杞祸国殃民，剧情激昂起来了；在别府一折里，她忍着国仇家恨，被迫去和番，剧情转为悲恻；在丛台一折里，她和未婚夫梅良玉背着随从的人登上高台，私下话别，剧情分外缠绵；在舍身一折里，她跳下了落雁崖自杀，悲剧的气氛达到了顶点。陈伯华同志在这些不同场面的表演中，时而忧愁，时而欢乐，时而愤激，时而怨恨，时而宽慰，时而伤恸，她善于掌握剧中人思想感情的变化，并且在动作上把青衣和花旦的界限完全打破，融化在一起加以圆熟的运用。这又是她的表演艺术的另一特色。
我特别喜欢看二度梅的上集，就是到陈杏元跳崖为止。至于下集则是另一种情调，它可以说是另外的一出喜剧。不过把下集和上集对比起来，更可以看出陈伯华同志融化青衣和花旦在一起的圆熟演技了。当然，如果把她的演技中的青衣和花旦的两种成分加以比较，要问那一种成分占主要的地位，那末，我可以肯定地说，她是以青衣的成分为主的。她的缠绵婉转的唱腔和舞台动作的基本特点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也是目前汉剧发展中的一个新的风格问题。我看了陈伯华同志演出的二度梅以后，曾口占以下两首绝句：
两度梅开愿不乖，
和番变起痛遗钗；
丛台一掬生离泪，
死别伤心落雁崖。
百花簇拥出尘身，
喜怒愁颦各入神。
汉调相传腔九转，
柔肠欲断曲犹新。
这一次汉剧团来京演出还有许多优秀的剧目，演员的阵容也相当强大。我还看过陈伯华同志演的“柜中缘”和“断桥会”，李罗克和雷金玉演的“双下山”，胡桂林和周天楝演的“乔府求计”。在这些剧目中，演员的表演艺术都是富有特色而令人满意的。听说他们这一次准备演出的戏有二十出以上，可谓盛矣！（附图片）
汉剧名演员陈伯华在“二度梅”中饰陈杏元。
本报记者 王志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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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树人先生小记
何香凝
陈树人先生是同盟会员。他早期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到过日本及美洲加拿大各地，主持过中华革命党美洲加拿大总支部，曾任海外部长，海外有一部分老华侨对他是熟悉的。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之时，他反对右派，并努力帮助廖仲恺工作，任广东省民政厅长。
陈树人先生在旧社会工作多年，但为人耿直、清廉，死后家无余财。陈树人先生的儿子陈复，是一个很努力的共产党员，在陈济棠执政广东的时候被捕牺牲了，陈树人先生悲痛之余，写了一首诗悼念他，中有“已非吾子是吾师”之句。陈复从前住过的居室，陈先生也将它起名为“思复楼”。
陈树人先生遗下了他一生从事国画艺术创作的结晶。这次在北京举行的陈树人先生遗画展览会上展出的作品，就是他的遗墨佳品。此外他还有几幅佳作，已于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卖去，得款作为陈树人先生的治丧费了。（附图片）
鼎湖飞瀑（国画） 陈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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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修词立其诚
金性尧
近年来，有那么一句话，为大家所熟诵和使用着，就是我们需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这所谓共同的语言究竟以什么为准绳，又以什么为基础，我这里姑且强作解人，想给它下个注脚，即是“易经”里的“修词立其诚”。这话看起来似乎有点玄秘或迂腐，其实倒是非常平实，而且并不过时。古往今来，有许多文章所以使人不厌百回读者，无他，修词立其诚而已。我们的先辈，也有在诚字上用过许多功夫的，同时也的确起过非笔舌所能言传的功用。鲁迅就是一个最现实的例子。且不说他的厚厚二十本的“鲁迅全集”，单以寥寥几百字的一些书简来说，也总有那么一种透过纸背的亲切和诚挚在感染着我们，这不但是一种艺术的生命，而且也是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的共同的语言。
人们所以常常想起鲁迅的理由固然不止一端，然而这却是一个最重要最显著的理由。
自从党提出争鸣齐放的方针，以至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以来，的确出现过许多好文章好意见，可是一面却也有许多乘机起哄的沉滓浮泛起来，甚至还有“我的毒”那样的东西。“卑之无甚高论”，这中间，且让我划一条起码限度的界线吧，那末，诚与不诚之间，是稍有眼力的人所一望而知的。言为心声，强词究竟难以夺理，因此也就无法取得共同的语言了。
“知识分子容易冲动，既要批评，就难免有偏激和尖锐的地方”。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有诚意，离开了诚意，无论偏激，无论尖锐，甚至自命为硬骨头，但揭开一看，恐怕也只能看作二丑的拳经而已。
“修词欲其诚，所以居业也。”这话对于我们，还是值得细细体味和思索的，但对于大喊“杀共产党人”的先生们，却不免显得酸溜溜了。
但我在这里，还是愿意推诚相见：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与其说这些虚张声势、杀气腾腾的话，还不如多说一些尽管是酸溜溜的、而实际却可以成为“共同的语言”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