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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伯钧、罗隆基为什么要在文字改革的题目上做文章？
曹伯韩
5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右派分子章伯钧和罗隆基在他们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中，歪曲事实，对文字改革工作、对共产党进行了恶意的中伤。为了弄清是非，我们认为有加以驳斥的必要。
在那天的座谈会上，章伯钧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当邵力子先生据理驳斥之后，罗隆基就替章伯钧辩护，说：
“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章伯钧又接着说：“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讨论时，陈毅叫我讲话，我不讲话。但是大家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以上引文均见5月22日人民日报）
章伯钧、罗隆基竭力使人对文字改革工作获得这样的错误印象：
（一）政府或者政协已经通过决定，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章伯钧对此虽然怀疑，但是因为大家赞成，他不好反对；（二）文字改革工作，事先没有经过各界人士广泛讨论，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三）就算经过讨论，也只是拿出“拼音文字方案”和简化字来讨论，没有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和“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
让我们来看看，章伯钧、罗隆基对文字改革工作的这些指责到底有些什么事实根据呢？
第一，关于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过“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个方案的修正案现在还在国务院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中，也还没有经政府批准公布。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目的，是为了给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并在语文书刊上进行有关拼音文字的各项问题的研究，并非现在就用来代替汉字，这一点我们曾经历次说明。至于中国将来是否采用拼音文字，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讨论了六十多年，现在还在讨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但是无论政府或者政协都从未作过关于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的任何决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也从来没有提出过罗隆基所说的“拼音文字方案”。
第二，关于文字改革是否在事先进行广泛讨论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2年即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以马叙伦先生为主任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1954年12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继续进行研究。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5年3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织分组座谈，参加讨论者有政协委员等一百二十八人。4月间又在政协常委会上进行讨论。同时，在全国各省、市组织了语文教师、文字学家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文教界人士进行讨论，先后参加讨论的在二十万人以上。此外，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并审查了全国各地送来的书面意见五千多件。讨论结果提交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加以审订，并经1955年10月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修正通过。最后于1956年1月28日提交国务院第二十三次会议讨论。国务院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时候，仍然只推行简化第一表的二百三十个简化字；第二表、第三表的简化字，于1956年上半年由各省市人民委员会邀集本省市政协委员会委员征求意见。现在正在参考这些意见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在最近时期所提出的意见，进行审订修改，尚未作最后决定。对于已推行的第一表的简化字，最近经各界人士提出意见，认为不妥的，我们也准备向国务院建议修改。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草案和关于方针原则的说明，提请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讨论，同时在报纸刊物发表，征求各方意见。3月初，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会后并举行分组座谈。参加的有在京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文教科学方面人士共一百六十二人。从3月至4月，全国各地政协中组织了讨论的有二十二个省，三个市，二个自治区，二十六个省辖市，四个县和一个自治州。参加人数在一万人以上。各地政协在讨论的时候，除当地政协委员外，还邀请了在当地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地文教部门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大中小学的语文教师和对语言文字有研究的人参加。邮电、铁道、海军、盲哑教育等同拼音字母关系比较密切的部门，都组织了不同规模的专门讨论。此外，从1956年2月至9月为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全国各地各方面人士的书面意见四千三百余件。
关于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方案讨论的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第三，关于汉字简化的方向、方针、原则有没有提出来讨论过的问题。
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除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在报纸刊物发表以外，曾印成单行本三十万册，分发全国各地参加讨论的各方面人士。单行本的最后一页是张征询意见的表格，其中印着四个问题，开头两个是：“〔问题1〕中国文字改革要走拼音文字的方向，你是不是同意？”“〔问题2〕你对于本方案草案所建议的汉字简化的方针和办法是不是同意？”1955年和1956年全国各地举行的讨论文字改革的大会和小会上，都曾就文字改革的拼音方向、汉字简化的方针、原则、步骤广泛进行了讨论。其中有些问题，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讨论。把它说成根本没有讨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根据以上列举的事实，人们可以看出，章伯钧和罗隆基说的和事实完全不符。他们把没有的说成有，把有的说成没有，信口开河，瞎说一气。章伯钧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罗隆基是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委员，人们不禁要问：他们干吗要捏造、歪曲事实，闭着眼睛说瞎话呢？章伯钧、罗隆基的一唱一和，固然是要混淆社会舆论的视听，给文字改革工作的进展造成困难，而更重要的，还是要借题发挥，恶意地破坏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政治信誉。
章伯钧是十分狡猾的。在他的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和批判以后，他一再作了“检讨”，在这些“检讨”中，他竭力使人相信：好像因为他批评了文字改革工作，因此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好像共产党是如此专横，对于像文字改革这样关系广大人民日用的文化性质的问题，不但事前就决定了方针和方案，不容社会各方讨论，而且事后也不容许别人批评，一批评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章伯钧使用了这种毒辣的手法，一方面是企图避重就轻，以此来转移人们对于他的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注意，一方面企图以此博得社会上一部分怀疑乃至反对文字改革的人士的同情，使这一部分人士对党发生误解和不满。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其实文字究竟是否改革或者如何改革是无所谓的，他们的主要意图不在于此。如果有人真正这样相信，那未免太天真了，未免太小看他们了。他们仅仅是利用批评文字改革这一个形式，来向人民政府和共产党进行恶毒的进攻。对于他们这种阴险的手段，我们千万不要上当。
几年来的文字改革工作是有许多缺点的，我们向各方面的专家和群众征求意见不够广泛，有些问题考虑得不深不透。对于各方面提出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我们十分欢迎。对于反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我们也愿意本百家争鸣的方针共同讨论。但是对于右派分子别有用心的造谣诬蔑，我们不能不坚决地给以驳斥和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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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四川盟员揭露
章伯钧政治野心由来已久 罗隆基肯定胡风是搞错了
新华社成都29日电 在25日到27日民盟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联合召开的扩大座谈会上，张松涛和赵一明发言揭露了章伯钧、罗隆基、潘大逵的反动言行。
民盟成都市委秘书主任张松涛说，1948年5月民盟中央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接受党的领导后，他从香港回四川，章伯钧曾托他带一张秘密布条给当时在重庆的梁漱溟和范朴斋，内容是鼓吹走第三条路线。张松涛说，章伯钧在民盟三中全会上就不赞成一面倒，章在会上还说：“没有政治资本，在联合政府也说不起话。”可见章伯钧的政治野心由来已久。张松涛还揭露今年罗隆基来成都时，在范朴斋请罗隆基吃饭的时候，罗隆基在言谈中肯定胡风是搞错了，范朴斋也随声附和。
民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赵一明发言揭露潘大逵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有历史根源的。1948年淮海战役以后，潘大逵还说将来的形势是南北对峙的局面，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感情。潘大逵的哥哥是开县的恶霸，1951年经政府逮捕后，潘大逵曾经表示不满。
赵一明揭露说，潘大逵虽然担任了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职务，但他并不满意，去年增选副省长时，潘大逵曾向他表示省政协副主席不如副省长，这显然不是什么个人主义，而是一种政治野心。赵一明还揭发了潘大逵在整风运动以来挑拨离间的一些谬论，潘大逵曾说，整风以来，盟内以章伯钧、罗隆基提的意见为好，特别是罗隆基提的意见最好；史良这次表现得最不好。潘大逵还在民盟省、市委高教工作会议上说，几年来大专学校的党委制已经为工作造成了损失，应当加以改变。
赵一明还揭发了章伯钧、罗隆基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的一些反动言行。章伯钧在会上恶毒地说过去几年民主党派的内部事务完全是共产党决定的。赵一明说，由于章伯钧的这些思想影响，在全国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问题都遭到了有形无形的反对，例如黄药眠原有的中心发言上提出不要因为互相监督就产生平起平坐的思想，在今天看来，这种提法完全是值得注意的，但当时却在多数人反对下取消了。又如在大会总结发言的初稿上，曾经提到不要利用互相监督来提出“别有用心”的意见，今天看来这个提法也是恰当的，但也因为遭到反对而取消了。赵一明还指出在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章伯钧、罗隆基在会上都说今后民主党派工作要大干一番，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共产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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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作打算
各地安排他们就业和自学
本报讯 目前，各省市积极准备安排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就业和自学。前一段时间，各地运用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和社会宣传工作，并且组织专人到农村调查合作社需要用人的情况，研究安排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具体问题。河北省教育厅还选择了保定、石家庄两市，调查今年应届毕业的高、初中学生家居城市和农村的数字，为将来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做好准备。某些地区对于城市服务行业、手工业可容纳的就业人数和如何组织学生自学问题，也作了调查和初步安排。
今年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是就业的主要方向。武汉市为了积累组织学生下乡生产的经验，在今年5月中旬曾经组织将近九百名自学青年分三批到郊区农业合作社去参加生产。下乡学生到农业合作社以后，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反复研究，武汉市选择了郊区四个条件较好的社，在6月18日，八十一名自学青年已经到农村落户。在组织学生下乡过程中，普遍地向所有的自学青年、学生家长等进行了宣传，形成支持学生下乡的舆论。下乡之前，又组织学生和家长到要去的农业社参观，并且妥善安排了下乡学生的劳动、生活，帮助下乡学生解决具体问题，真正做到了学生完全自愿，家长同意。旅顺市水师营乡对不能升学回乡生产的学生也做了全面安排。有的学校组织乡土考察队，考察乡土的变化。该乡各村还成立毕业生工作小组，采取多种形式向家长深入地进行宣传解释。许多学生家长都作了子女不能升学的具体打算。江苏省丹阳县吕城乡第十七农业社为应届中小学毕业生回社参加生产作了周到的安排。毕业生回到合作社以后，社里还计划办两个自学小组，帮助回社青年搞好学习，将聘请具有丰富经验的农民做他们的师傅，传授栽秧、耕田、耙田、播种等技术。
对不能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各地还提倡和依靠群众和社会团体举办自学小组、补习班、民办中学等，帮助不能升学、就业的学生学习。上海今年准备将过去的广播讲座改为正式的文化广播学校，吸收更多的学生收听。北京市除了继续举办广播讲座以外，还准备组织自学的学生参加一些劳动活动，培养他们劳动的习惯，学会管理自己生活的能力。杭州市工商联已拨出二万元办学。
（韩其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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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明辨是非，打垮右派！
南京市学联号召全市大学生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
本报讯 在25日举行的南京市学生联合会委员扩大会议上，十所高等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从心底迸发出共同的语言：大学生坚决地永远地跟着共产党走。
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郑弘毅说：“党开展整风运动以后，校内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煽动同学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窃用学生会的名义外出活动；当时并有一小部分同学受了这股邪风的迷惑。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等发表以后，右派谬论的真面目被揭露了，绝大多数同学都擦亮了眼睛，坚决站到党和社会主义立场方面来。目前，同学们已经勇敢地投入反右派斗争。”
南京航空学院学生会主席计永心说：“我校同学表示决不允许右派分子向共产党进攻。同学们并表示，右派分子要在青年学生中找支持者的妄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要培养自己成为无产阶级的劳动知识分子。”华东水利学院学生会副主席金琼、南京药学院学生会主席孟奇和江苏医学院学生会主席穆鉴也讲了话。
会上，金陵协和神学院学生会主席郭乐也说：“我们神学院是基督教教会学校，解放前中国基督教一切大权都操纵在外国人手里，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基督教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真正独立和新生。我们愿意跟其他高等学校的同学一起，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
南京市学联主席钱为民说：“大家刚才都表示了严正的态度，表达了同学声讨右派的意志。”他说：“我们青年们最大的理想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学习是为了明天的社会主义劳动。谈到民主自由，我们也很清楚，‘五·二○’、‘四·一’学生运动就发生在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给我们些什么民主自由呢？青年学生脱离了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前途。学联坚决支持同学们反右派斗争的要求，坚决支持同学们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
会议最后通过号召南京市大学生积极参加驳斥右派反动言论的斗争的决议。决议中说：为了保卫共产党，保卫社会主义，大学生要从思想上警觉起来，认真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以明辨是非，坚决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为社会主义事业忠诚服务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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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乃器全力支持的是什么人？
新华社记者 张家炽 叶世涛
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学员、公私合营新现代劳美教材工艺社私方经理黄苗夫，在5月中旬起，连续向毛主席，民建中央，上海的党政领导机关、各省市工商联等地寄发了三次称作“鸣文”的反动油印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充满了诬蔑和煽动性论调，并对章乃器的谬论表示竭诚拥护。在第三次的“鸣文”中，登载着章乃器5月25日给他的复信，章乃器在信上说：“十分同情你的遭遇，全力支持你彻底地鸣，彻底地放……将来如有敢对于你打击报复，我一定尽棉薄为你撑腰。”
骂政府比过去恶霸还凶狠
黄苗夫在这些小册子中谩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用尽了最恶毒的词句。他说，解放初期，政府“杀价”购买他在温州的一幢房屋；1954年，又“敲诈”他一笔税款。他说：“这样的官方，比过去恶霸还凶狠，有过之无不及的。”“过去反动时代，如遇着这样恶霸，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可向法院控告，不过用些诉讼费；另一条路，可走恶霸门下客，用些暗下钱，或可得到合理解决，决不致硬性规定，分文不加，两相比较，谁恶谁好，不想就可分清了。”
“骑在人民头上”的公方代表
黄苗夫诬蔑公方代表是“骑在人民头上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在他看来，“公方代表无德又无才，如果说有德才，那就是能做凶，能做狠，打得血淋，与不分皂白的人算是‘德’，……能够制造无中生有戴人罪名是‘才’”。因此，公方代表派来以后“温暖的企业变成了恐怖世界”。他声称：“大多数私方在叫苦连天，‘暗无天日’，‘颠倒是非’，‘黑白难分’，在这样形势下，天下不大乱，我决不信也。”
在“鸣文”中，黄苗夫还污辱工人和积极分子，为“农民”和“烈属”请命，说政府对待军属和烈属厚此薄彼，挑拨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不满。
黄苗夫才是个骑在人民头上的人物
最近半个月来，上海工商界政治学校学员和新现代工艺社职工，对黄苗夫的反动论调进行了反击。从已经揭露出来的材料看，黄苗夫自己才是一个别有来历的骑在人民头上的人物。解放以前他在浙江温州的时候，和国民党的许多党政头子交往很密。他曾让他的儿子认国民党温州市警察局局长施培清为寄父。黄苗夫本人还做过国民党营业税局的专员。政治学校学员张德滋、严培秋揭露黄苗夫在解放前靠了国民党某些人物的牌头，威胁正当工商业者，诈骗钱财。学员陈锡沾说，过去和黄苗夫过从极密、相依为命的一伙人，解放后都先后被政府镇压了，这些恶霸的照片，现在仍由黄苗夫珍藏着。
撞骗和残酷剥削起家
黄苗夫的新现代工艺社是怎样起家的呢？据企业职工和国营市文化用品公司卢湾区店工作人员揭发，黄苗夫在1951年来上海时只是一个行商，做些书签流动推销，本钱不到四百元，而且一直亏本。后来他打着烈属招牌到处活动，得到新华书店照顾，收购他的产品，人民银行也屡次给予贷款，营业乃得好转。
在他企业内部，一向采取残酷剥削工人的手段，一直雇用临时工，以每天一元钱的微薄工资，要工人从早上做到午夜，有时甚至不给工资也要工人做工。他对待临时工是采取三月轮换制，如果工人稍有不满，或者与税务局干部谈话，就要被辞退。这几年先后被黄苗夫踢出去的工人不下一百人。黄苗夫说合营后“温暖的企业变成了恐怖世界”完全是颠倒黑白，职工们只是在合营后处境才有所改变，而这种改变正是黄苗夫恨之切骨的原因。
因为他残酷剥削职工，他的企业经常获得数倍的利润，到去年公私合营时候，居然有了二万六千多元资产，每年光是定息就可拿一千多元。
忘恩负义，反咬一口
新现代工艺社职工和区店工作人员都认为，黄苗夫完全是个忘恩负义之徒，他在“鸣文”中举的那些事实，都是恶意的捏造。他在温州的那幢房屋，政府以二千五百元买下，在当时是照顾他的，黄苗夫本人也曾表示感激，因为当时没有人要这房子，写了许多信给温州的地产掮客，表示能卖一千五百元就满足了。企业合营后的清产核资中，政府也给他很多照顾，许多不值钱的东西也核了价，至今还有不少没人要的破烂东西积压在那里。合营以后，黄苗夫每月拿着二百六十八元的高薪，连同他妻子的薪金和定息收入，平均每月有五百元。去年，企业还给他一笔合营前的红利三千多元。黄苗夫家里的家具已全部换成红木的，新购了沙发和电气冰箱，而他现在却反咬一口，说政府亏待了他，少算他资产一万多元。
烈属身分得来可耻
根据黄苗夫的亲戚揭发，他儿子黄镇的牺牲，原来也同他不无关系。黄镇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黄苗夫积极反对，还曾叫国民党温州市警察局长施培清找他儿子谈话，黄镇因而被迫出走，以致牺牲。但解放以后，黄苗夫就此打起烈属招牌，作为谋私利和进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阴谋活动的资本。玩弄两面手法准备顽抗到底
政治学校和企业职工对黄苗夫进行批判以后，他就借口生病向学校请了十天假，私下躲在家里耍弄两面手法。他在写给该校副教务长的信中说，班主任“指使小组向我作斗争式开火，如此粗暴，个人难以容忍”。但在给班上同学的信中却说：“我病不好要休息，不能来。对班主任、同学的关心表示感谢！”黄苗夫在给学校的信中表示要“闭门思过”，进行检查，但又去检察院控告新闻日报破坏他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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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员工万人集会
清华大学批判黄万里
本报讯 清华大学学生会和工会在28日召开了批判反动小说“花丛小语”的作者、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反动言论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虽然天气酷热，温度达到了华氏九十五度，可是大礼堂、教室内、草坪上还是挤满了感情激愤的师生员工一万多人。会上教授、学生、校工严正地驳斥了黄万里的反动小说“花丛小语”和他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言论。
黄万里说，“花丛小语”中谈到的因马路翻浆骂政府忘八蛋是由于自己脑中存在着崇美思想，羡慕美国政治制度的表面上的民主。他承认创造了“歌德——但丁派”的名词是对积极分子的打击，起了坏作用。小说中对某些积极分子作的不符合实际的讽刺是丑化了党群的关系，他愿意向这些同志道歉。最后，他说：“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发展快，自己平日对政治不太注意，跟不上社会的发展。”
黄万里发言后，紧接着发言的是水利系讲师张仁，他指出了黄万里虽然承认了他写的小说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但是对他站在什么立场写这篇小说？他写这篇小说的动机是什么都没有彻底检查。他指出黄万里在帮助党整风中自认是“积极”的，但他“积极”的是些什么？黄万里曾说过，共产党是有缺点的，对付这种缺点只有两种办法：打倒它和改正它。共产党太强大了，打倒它不可能，只能改正它。这说明黄万里实际上是企图假借整风之名而行其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之实。
机械制造系教授王遵明指出，黄万里小说“花丛小语”实质上是将党和政府的个别缺点夸大成全面；是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制度，歌颂了美国资产阶级的一套“民主”。他说：“黄万里的这篇小说实际上是与章伯钧、罗隆基等反社会主义言论起了配合作用。我们国家钢的产量单去年一年便增加了一百六十一万吨；现在大学生的人数约为十年前的四倍，同学的健康和伙食较解放前都大有改善，对这些事实黄先生为什么却只字不提。
动力机械系的老工人李永禄和学生王振海对黄万里所说的“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作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的恶毒言论作了有力的驳斥。有三十三年工龄的李永禄说，在1952年我被选为区人民代表时，在区人民代表会议上，我看到代表们提出了一千六百多件提案，在会上经过讨论，将提案分成能办、可办可不办、目前不能办三类，能办的督促政府做了，不能办的也向选民解释清楚。难道这样多的人都是受人主宰的阿斗吗？学生王振海说，黄先生认为我们都是阿斗，解放前像我这样只能穿上一条破裤叉的穷小子、土包子，今天成了大学生，能站在讲台上和堂堂的大学教授争论，这便是当家作主，不是任人支配的阿斗。
水利系教授李丕济揭露了“花丛小语”中讽刺章某原来有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三门峡计划一出便放弃己见，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根本是歪曲事实，章某即指的是水利部张含英副部长，他早在1949年便写文章论述了治黄的意见，今天的三门峡计划大致上是与他原来意见相同的。黄万里完全是有意地颠倒是非。
在大会的进行期间，不断地有人递条子给主席，要黄万里讲清楚写“花丛小语”的动机，交代小说的背景和小说中的人物代表谁？还有部分学生因时间不够不能上台发言，他们都向主席交了他们的书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