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新华社专稿

  毒草识别记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驳倒了林希翎的谬论和谎言
  新华社记者 郑伯亚 丁宝芳
受骗者的觉醒
“一杯有颜色的毒水我决不会喝,然而一杯看来是清亮而无颜色的毒水,我却喝下去了!”
这是一个受了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欺骗的大学生的话。他叫洪有仲,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就在十天前,他还是肆无忌惮地到处散布右派言论的本校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程海果(又名林希翎)的狂热的支持者。
一个热心探求真理的青年,当他一旦发现过去误认为真理的东西原来只是一杯无色的毒水,而真理真正开始在他的面前发出耀目的光彩时,他该是多么沉痛,又是多么欣喜呀!
记者将要在这篇报道中叙述的是:最近一个多月来发生在中国人民大学里的一场尖锐的反右派分子的大论战。卷入这场论战的不仅有中国人民大学六千多学生,首都二十多个高等学校的学生也先后派了代表参加。
在几天以前——24日、25日举行的有六千多学生参加的一次辩论会上,林希翎的反动言论,包括她的政治观点,为论证她的观点而捏造、歪曲或夸大的几十件所谓的“事实”,以及为了煽动人心而使用的各种诡辩和手法,都被彻底摧毁了。
你只要跑到中国人民大学去看看那些墨汁犹新的大字报,你就会知道,这场论战是多么激烈,而它给青年们又是多么深刻的教育!
第一阵歪风
让我们回到一个多月以前——5月23日的晚间,林希翎在北京大学的露天讲台上,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她的煽动性的演讲。
她说:“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把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我们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办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人民群众行动起来。”
当时,会场上议论纷纭,许多学生愤慨地要求她停止讲话,退出讲台。但同时也有人支持她,要她讲下去。他们说:“这里是自由讲坛,不愿听的可以走开。”
林希翎的这些谬论,像从斜刺里吹来的一股冷飕飕的风,立刻引起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们的注意。
全部货色
为了让林希翎充分阐述她的论点,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会组织了自由论坛。从5月底到6月初,林希翎连续进行了好几次演讲,搬出了她的全部政治观点和理论。
她以社会主义捍卫者和热心帮助党整风的姿态出现,认为:“三害”的根源应从现存的社会制度方面去寻找。
她罗列了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如干部听报告、看文件分等级,有的机关给干部发家俱也分等级,她把这称为等级制度,说它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她又硬说人事制度里反映着明显的宗派主义。她说这些具体制度组成了总的制度,现存社会制度本身产生了“三害”。从而,她提出了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和公有制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论点。她因为不能从理论上说明社会主义产生“三害”,就别有用心地说苏联和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都很低,这两个国家都还没有消灭阶级差别,特别是这两个国家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引用恩格斯所说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列宁所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那句话,得出今天的中国和苏联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她声言要追求“真正的社会主义”,主张用爆破手段改革现有的社会制度。还声明说“我不赞成改良主义”,而要“彻底变革”。
她污蔑中国共产党是由一大批“混蛋”,和一批思想僵化而不起作用的人,以及极少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组成。她认为:对“混蛋”应该清洗出去,对不起作用的党员,应该动员他们退党,党员入党要有70%的群众通过,如果50%的群众同意,可以罢免党员。
她根据一些所谓“事实”来“证明”肃反扩大化。她以所谓“梁质华事件”为例,说北大同学梁质华,在解放前反蒋反美,曾被国民党逮捕了十次,解放后反而遭到政府陷害。说法院把梁放在狱中的死刑房内,逼他自杀,灌辣椒水,最后因为他没有罪名无法判刑,硬说他有精神病而送进精神病院电疗。她说:“这是很惨害人的,这件事一直到现在还未处理好,梁质华还在德胜门外精神病院里。”
她造谣说在肃反运动中搞错了七十二万人。她说像“十五贯里过于执这样的人在这里太多。”
此外,她还发表了所谓“统治阶级的局限性”、“人民应该对现实不满”、“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等许多谬论。她说:统治阶级有局限性这个是规律。她说她去年从北京到玉门曾“亲眼”看到沿途工人罢工,玉门油矿运输处还爆发了“小匈牙利事件”。她认为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
不同的反应
林希翎的这一系列荒谬理论和荒谬的政治观点,对于缺乏政治生活经验的许多青年同学来说,是十分新奇的。我们知道,5月的北京,各高等学校的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怀着一颗积极地帮助党整风的善良的心,有不少人虽然不同意林的论点,但认为整风中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党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些同学们中间还流传着一种错误的观点,好像整风时只能讲坏,不能讲好,只能有批评,不能有反批评。他们并不了解右派是在帮助党整风的美丽幌子下传播反动的谬论的。同时,林希翎在讲演中提供了“表明”党的工作中存在着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黑暗面的“事实”,和打破这种所谓黑暗面的煽动性的政治口号,这就使一部分学生认为林希翎“勇敢、大胆,能独立思考”。
也有少部分人在犹豫。他们听了林希翎捏造的“事实”,有些信以为真,但他们在内心深处不能理解,感到迷惑。他们纷纷要求弄清事实,辨明真相。更多的人是极端愤慨,他们懂得林希翎在散布谬论,要求揭穿这种谬论的实质。
准备反击
在北京城内和西郊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几十处校舍里,到处可以看到同学们就林希翎的论点进行辩论,甚至在晚上,有些人还在图书馆里翻阅有关书籍,研究林希翎在演讲中所提到的论点。一些熟悉林希翎日常言行的法律系学生们,在一起仔细地对证林希翎在演讲中所列举的所谓“事实”。
由各班级学生自由组合的通常称为自由市场的专题小组更显得十分活跃。法律系顾瑛等十一人组织了林希翎反动观点研究小组,蒙古族学生布仁为了驳斥林希翎的“保密扩大化”,“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等谬论,特地和同学黄子勤等人,一起到图书馆翻阅了列宁、加里宁写的有关报纸阶级性的文章,并重新查阅了政府颁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
彻底打垮
激烈的大论战开始了。从5月29日起,一直到6月下旬,全校学生对林希翎的右派言论共进行了八次大规模的辩论。他们针对林希翎的观点和她所说的“事实”,分别从各个方面加以驳斥。
孙映通同学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驳斥林希翎反动言论的一个基本论点——“我国公有制的基础是好的,但上层建筑需要根本变革”的论点。他说:“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逐步建立起来以后,如果上层建筑在八年间很快地变质,如林所说党和国家机关已经变成了一套统治人民、没有民主的官僚机构,那么公有制的基础如何能存在下去呢?”“如果事情竟然像林希翎所说,就只能有两条出路:第一,上层建筑严重阻碍基础的发展,甚至使基础趋于崩溃。第二,人民群众起来推翻上层建筑,重新建立新的适应于公有制基础的上层建筑。然而,这两方面都没有任何象征。”他愤慨地说:“同志们,根据林希翎的论点,我们便无法理解我国的公有制基础怎样建立起来,怎样维持下去和怎样不断巩固的。”而我国的生产力并不是已经停滞不前,更不是被破坏了,恰恰相反,我国的生产力正蓬勃地向前发展。几年来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便是最有力的证明。”
林希翎是从寻找“三害”的根源,引论到必须变革上层建筑,改革政治制度的。许多同学在会上指出“三害”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旧意识对人们的影响,和思想方法的片面性。而这些旧思想旧意识是旧基础旧制度的产物,它们的存在,正是意识落后于存在的反映。他们说:事实和林希翎的论点恰恰相反,党的整风运动正说明了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根除“三害”的物质力量,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的生命力!林希翎企图从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寻找三害的根源,是完全错误的。
马列主义研究班学生若素就一国能否建立社会主义问题,指出恩格斯理论和列宁理论都是正确的,他引述了两人所提不同理论的历史条件,说明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已为近五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所证实。
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归根结底决定生产关系的因素,但不是直接标志社会性质的因素,直接决定社会性质的是基础与上层建筑,也就是基本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假如按照林希翎的生产力论来说,那末美国才是社会主义呢!”(台下哄笑)
若素进而论述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他说:“外部还有资本主义包围或者是两个阵营对立,国内建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灭亡呢?当然不能,因为国际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时时刻刻在企图用武力来颠覆我们的国家,所以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他又说:“过去考茨基和托洛茨基反对列宁、斯大林时曾经用过这个论点,今天林希翎的不幸,就是教条地抄袭了这个机会主义的论点。”
大家对林希翎利用“鸣”“放”机会,给早为全国人民同声声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作辩护,特别是她还影射今天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是从胡风处剽窃而来,尤为愤慨。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许征帆驳斥了林希翎这种污蔑。他说,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目的的方针,而胡风所提出的却是解散文艺界统一组织、分裂作家的团结、宣传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的主张,两者绝不能混为一谈。而胡风的那种阴谋实现的结果,不外是使文艺界四分五裂,脱离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制造各种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的宗派与集团,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传播打开方便之门。
许征帆还批判了林希翎所说的等级制度,他说:“林希翎把由于人们的才能、劳动、分工而形成的不同的级别与职别,和由过去人们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与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的不同,以及由此反映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区别而形成的等级制度混为一谈,是多么荒唐可笑啊!”
林希翎的“以党代政”、“我国没有法制”、“肃反扩大化”、“统治阶级的局限性”、“人民应该对现实不满”等许多荒谬论点,都一一在辩论会上受到了痛击。许多同学指出:林希翎所描述的党的现状是根本的歪曲和恶意的诬蔑。林希翎建议的用群众选举来改造党的办法,实际是企图取消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工人阶级也是全国人民所不能容许的。新闻系学生孙映通说:有各种各样的群众,有先进的群众,也有落后的群众;有劳动人民,也有尚未改造过来的剥削阶级分子。如果按照林希翎的办法来改造党,结果,党就成了一个充满了各种各样群众的大杂院,一个熙熙攘攘,人们来来往往,可以随便从前门进,后门出的大杂院。他问:这是真正爱护党呢?还是想从根本上取消党呢?法律系学生程晓霞说,由于工人阶级与社会的大生产联系,工人阶级也没有剥削阶级那些狭隘的阶级利益,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认识世界的武器,所以他们认识的局限性比起其他阶级来有本质的区别。
法律系同学张燕征分析了1950年和1955年国内的政治形势,她说:没有1950年的镇反,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没有1955年的肃反,国家建设工作就不能胜利进行。她大声责问“林希翎捏造我们在肃反中搞错了七十二万人,还到处宣传‘肃反扩大化’,根据何在?这是在帮助党整风吗?”
这时同学们纷纷递条质问林希翎所谓肃反中搞错七十二万人的数字的来源。十分狡猾的林希翎这时语塞了,过了好久她才嚅嚅地说:“我们学校不是斗错了一些人吗?我是从这联想到的。”听众们激愤地报以嘘嘘之声。
校长办公室秘书朱真,在辩论会上说明了林希翎用以论证我国没有法制的梁质华案件调查的真相。他访问了梁质华本人和医生。原来梁质华根本不是什么反蒋反美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解放后他因为继续发病,被公安部门暂时拘留教养。所谓法院对他“施加酷刑”、“逼他自杀”、“往鼻子里灌辣椒水”等全非事实。但是林希翎利用的这个歪曲了的事实,曾经骗取了多少同学的激动和愤慨啊!
在辩论会前后,同学们多方查对事实,发现林希翎有这样一种奇异的本领,她能瞪着眼睛把没有的事说得若有其事,或者用捕风捉影得来的事实,任意加以扩大,或者以一点代替全部,从而引伸出原则性的结论。她所“亲自目睹”的罢工事件,也被和她同行的两位中国青年报记者来信揭露了真相。他们说:从北京到玉门,林希翎一直坐在火车上,怎么就看得见沿途工人罢工呢?林希翎也根本没有到过玉门油矿运输处。一位记者写道:“我倒在运输处住了五天,从来没有听说工人什么时候罢过工,只有三个初中毕业生分配工作不恰当,闹情绪,两天没上班,这也许就是林希翎所说的小匈牙利事件吧!”
在辩论会上,林希翎有时回避大家的问题,提出题外的问题,然后又声明和大家开玩笑。她不耐心听别人的发言,忽而翻看报纸,忽而到门外溜跶,当她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无法回答时,就在会还未完就溜出会场了。
完全孤立
曾经为林希翎的论点,特别是为她所列举的揭露共产党的“阴森可怕的事实”所迷惑的极少数同学,像突然见了阳光一样,心里豁然开朗了。
在最初的几次辩论会上,还有一些支持林希翎的人上台讲话。可是后来,到讲台上替林希翎辩论的人日渐稀少,而终于没有一个人上台了。
支持过林希翎的历史系同学童金怀,在一天晚间的辩论会上,知道了林希翎的真面目后,第二天走到副校长聂真面前说:“我错了。”
这篇报道一开始所提到的洪有仲同学,把辩论会看成是生活里难得的一课。在6月17日的一次辩论会上,他沉痛地诉说了自己被林希翎的言论俘虏的经过以及转变的过程。他说:“林希翎胡吹得有声有色的梁质华案件,当时曾激起了我极大的忿怒。我似乎看到现在的监狱都是一片黑暗,我主张释放梁质华……总之,我糊涂了,开始失去平衡,开始以冲动代替了理智……”他说:“林希翎,你挑拨了我和党的关系,在一个时期里削弱了我对党的热爱的程度,我不能不骂你是恶棍。”
是的,在这场暴风雨中,不只是洪有仲误入了迷途。但是,在雨过天晴的时候,从暴风雨中走过来的人,发现他们互相之间是更加谅解,更加靠近了。
揭穿底子
当同学们从理论到事实,一层一层的剖开林希翎的言论的真相时,当曾经给她鼓掌叫好的人对她变得冷淡起来的时候,这位所谓
“勇敢的人”却忽然像蜥蜴的皮肤的颜色一样多变、狡猾起来。
梁质华事件的真相被揭明以后,在她的演讲中再也听不到这个例子了。但是,她好像自己一点也没有撒过谎似的。 曾经在青岛市公安机关工作的雷凡同学,在一次辩论会上向同学们介绍了他从事七年多公安工作的体会,介绍了公安部门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他说:“那时候,我们每逮捕一个反革命,群众不仅高呼共产党、毛主席万岁,而且也高呼派出所万岁,因为是派出所为他们带走了多少年来压在他们头上的坏人。”他问林希翎:“你为反革命喊冤,你为什么不听听群众的声音呢!”林希翎竟然狡诈地说:“如果全国的公安机关都是这样,那天下就太平了。”
林希翎提出的一系列荒谬论点已经站不住脚了。一张张纸条飞上了主席台,同学们要林希翎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里,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
林希翎最后不能不回答了,她拉长着声调说:“一定要我说,我也会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但是她立刻轻蔑地补充:“这不过是一个教条主义的公式。”
有一度林希翎离开了学校,到右派分子谭惕吾的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她在那里同另一个右派分子黄绍竑长谈了几个钟头。
她在会上交代这些关系时,还根据谭惕吾供给的“材料”,攻击说公正话的卢郁文是“小丑”。她还诬蔑目前全国人民反右派的斗争是“党内新右派”“现行三害分子”向反“三害”“积极分子”的进攻。
林希翎的支持者邬淑荣、李庆时两人在说到林和谭惕吾的一些关系的时候曾谈到:林希翎住在谭家时,还约了她们几个“信徒”到谭家去。谭惕吾对她们谈了许多问题,共谈了四小时。
值得警惕
演讲中她一再说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帮助党整风的。可是,一直到现在,当她的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已经被彻底揭穿的时候,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反动论点。27日,还在偷听共青团员们开会的情况,并写了大字报,谩骂在辩论会上驳她的反动言论的人用“无耻的低能的手段”对她“进行陷害”。
她到底赞成什么、追求什么呢?现在请看北京大学学生欧阳周所揭发的林希翎生活中的一个场面吧!
有一次,“百花学社”(北京大学的一个反动小集团)的几个学生在林希翎的宿舍里谈心,当时百花学社的王国卿说:
“要斗争到底,没有自己的刊物不行,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而整风运动是短期的,因此……”
林希翎接着点头说:
“对,对,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给我们提供了这条经验……”
王国卿说:
“刊物要铅印才好,要多印些,要发行到全国。把火点到全国每个角落去。”
林希翎毫不在乎地说:
“我去找‘文艺学习’联系一下,叫他们帮助印刷,发行由我负责。”
读者同志们!这就是林希翎。不过,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六千多学生中,在首都近八万名大学生中,在全国四十多万大学生中间,她是多么孤单,但是她毕竟是生活在我们社会中间的,难道我们不应多深思一下,警惕起来吗?
(新华社29日讯)


第5版()
专栏:

  毛主席的话给了我战斗的力量
  靳以
毛主席的话是光芒万丈的指路明灯,它照亮了我的眼睛,照亮了我的心,照清了前进的道路,给了我无比旺盛的战斗的力量!
我应该说,当争鸣齐放发展为大鸣大放又转为“独鸣独放”的时候,我是有一些困惑的。对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从来也没有动摇过;可是在香花毒草之间,我划不清一条界线,对毒草应如何对待我也心中无数。在报纸上,在会议上冒出来的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使我很愤慨,我真想说话,说出我心里的话。我要从个人的经历和体会中说出真心话:我是从什么道路上走过来的,几十年来我们争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将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美景又该如何?八年并不是一个长时间,难道在反动派统治下的悲惨与痛苦的生活就忘记了?八年并不是一个长时间,难道你看不到祖国各个角落的伟大的改变与成就?如果你失去眼睛,你该听到人民的笑声;如果你的耳朵聋了,你该看到眼前的一片美景。如果你的神经麻木不仁,良心出卖了;党和人民也能帮助你恢复知觉和感觉,使你逐渐成为一个人。可是这些话,都是我在不眠的长夜独言独语,也不知道从那里来的顾虑,生怕我的话被戴上了阻止鸣放的帽子。应该说,那时我的心情是很苦闷,也很激愤的。
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的简短讲话,使我感到兴奋,使我认识到一切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在是非善恶之间为我划了一条线。但对那些错误的恶言恶语应如何对待,自以为还不能“轻举妄动”,我放下了武器,在思想斗争阵地上停足不前;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们更加猖狂进攻,钻到各个角落去放出明枪暗箭,妄想摇撼六亿人民的社会主义祖国。从对党的攻击,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到对个人的诬蔑,他们要消灭共产党,杀尽共产党人,把广大的人民牵到悲惨的泥坑去。他们到处揭盖,到处点火,想用卑鄙无耻的阴谋诡计来颠覆人民的革命事业。我相信人民,相信和人民血肉相联的共产党,相信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永远也不会错误的。
毛主席的话终于响彻了新中国,我反复地读着,让我在是非之间找到了最高的真理,使我认识到辨别香花毒草的六大标准,我也找到了行动的指南:“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做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们要求党加强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那些人民的敌人,我们要坚决与之斗争。我们要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在党的领导之下,奋勇前进,使新中国的文学事业,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使我们把全部力量投入捍卫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


第5版()
专栏:

  读者和发行工作者纷纷来信
要求提早出报
既要编得好又要出得早编辑同志:
1955年,本市各报的出版时间很早。可是1956年就有了问题,报纸经常不能按时出版,读者纷纷责难邮局和投递员。投递员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讽刺:“报纸还给送呵!这教我们看午报还是看晚报呵!好不好请明天一块送,不是可以少跑一趟吗?”“我们每天要读报,十来点钟才送来,那里还有空读呵!”
去年12月起,经过各报社的大力改革,报纸出版时间一度提早了。可是从今年4月份起,一直到今天,报纸的出版时间,每况愈下。邮递员的工时拉长、打乱了工作秩序,还要受读者的指责。
我时常这样想:人民日报的人员条件和物质条件,总该比其他报社优越得多!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日报编得好,出得早!”抗战期间我曾在重庆工作过,那时我们订的新华日报总比别的报送得早,没等上班,报早来了。如果今天也能继续发扬那种精神该多好呵!
由于人民日报出版太晚,不少单位向你们报社交涉,要求到报社自取报纸,报社已介绍到邮局和我们联系。试想,如果邮局不送报,而让成千上万的读者到邮局自取,我们这发行工作可算做到家了!简直是史无前例。不接受人家自取吧,报是真晚!接受吧,如果这情况发展下去,也的确有困难。而且这叫什么“邮发合一”呢!把发行工作做到“取而不送”,在后日的历史上给写下这样的一页,不是使人太难堪了吗?请恕我再重复一遍,即希望人民日报“既要编得好,又要出得早”!请满足千万读者的要求吧!我们多么迫切地期待着这一天早日来到呀!
     北京市邮局市内发行科 陈纪沆
不能怪邮局应该怪报社编辑同志:
我是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前门办事处的外收发员。一个月以前,每天早上六点一刻到六点二十分,准能接到人民日报,使我能及早了解当前的国内外的情况。我行很多干部,为了早些读到人民日报,每天早上六点钟就在门口等着,他们对这样的生活也习惯了。可是最近的报纸出版时间晚了,我们收到报纸往往在八点以后。我们是八点上班,在八点钟以前可以利用时间看看报纸,要是等到八点钟来报,我们怎能放下工作而去看报纸呢?因此很多干部都有意见。他们说:从前每天在六点半即可看到报纸,目前竟然有时在八点左右还无踪影,真是白浪费时间。有的同志不了解情况,要我给邮局提意见,我认为这并不是邮局的责任,而是报社的责任。
为了使全国读者能够及时的和人民日报见面,我认为人民日报有必要恢复原来的出版时间,以满足读者的需要和要求。
王全禄
两三天才送一次的日报编辑同志:
我是人民日报的忠实读者。过去,每天上午十一点左右,就能看到报纸。如果一天看不到,就感到一天的生活好像缺什么似的。特别是近时报纸关于整风问题的文件,更需及时看到。可是从6月份起,人民日报出版晚了,我也不能及时看到,往往是隔二日一块送来,甚至有时隔三天送一次。又晚又多,真无法看。请你们研究一下,如何才能使我们及时看到人民日报。
中共郑州市电厂委员会 孙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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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民主促进会开始整风
林汉达不满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联合指示,甚至怀疑“政府部门有什么用”的错误言论,受到批评
本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内整风已经开始。在6月24日和28日举行的两次中央领导同志整风座谈会上,批判了副主席林汉达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错误言论。这两次座谈会是在严肃认真的气氛中进行的。发言的人对林汉达的错误言论作了深刻分析,诚恳地对他提了许多意见,并要求他深入检查思想。
冯宾符指出,林汉达认为党所包办的一切都办糟了,这不符合事实
林汉达的错误言论是由梁纯夫在24日的座谈会上首先指出的。梁纯夫说,林汉达副主席在统战部座谈会的发言中认为“国务院发指示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还说“政府部门有什么用”,这些话是错误的,希望大家研究。接着到会的人踊跃发言,对林汉达的错误展开批评。
冯宾符在发言中详细分析了林汉达的错误,认为林汉达的用意不外乎二点:一点是说一切事情是共产党在包办,是一党专政;另一点是说党所包办的一切都办糟了。冯宾符说:林汉达把几年来小学教育、业余教育和扫盲工作的成绩都说得糟糕透顶,而且都是被共产党搞坏的,这显然不符事实。雷洁琼同意冯宾符的分析,她指出林汉达在解放后的政治积极性消失了,认为林汉达的发言是流露了对党的不满情绪。梁纯夫说,林汉达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热情不高,是否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合乎自己的理想。他要求林汉达正视这个问题。
张明养指出林汉达的错误言论与龙云、黄绍竑等右派分子的反动论调有共同之处。张明养说,林汉达认为政府部门没有什么用,只有党中央才有用的说法与右派分子所谓“党不应发号施令”、“双轨制”等等的论调是一模一样的。张明养提出三个问题要林汉达回答:一、强调说政府部门无权是什么意思?二、如果说,政府无权,是不是这样下去呢,还是不要这个政府呢?三、个人有职无权的问题,希望根据周总理报告中指出的三种情况,检查一下自己是属于第二种还是第三种。
葛志成揭露林汉达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很赞赏
葛志成以具体事实驳斥了林汉达的错误言论。他说:林汉达谈到发指示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教育部很少发联合指示。根据今年1月到6月的国务院公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的联合指示只有三、四件,大多是关于布置农业生产工作的。这样做对推动工作有利,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林汉达要这样说呢?葛志成还揭露林汉达赞赏“党天下”的谬论。葛志成说,林汉达在听了储安平发言的那天对我讲:“今天的发言储安平最好,陈其瑗不行。”后来在上次座谈会后,林汉达又说,他所以说储安平的发言好是因为他的发言文字精练,而陈其瑗的发言不行是因为话说得长。这显然是诡辩。
杨石先、赵朴初、吴贻芳、杨东莼在会上都指出林汉达错误的严重性质。杨石先说:林汉达的发言中有二句话:“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这等于说党没有是非,把党说成一团漆黑,那是危险的。杨石先严词质问林汉达:“你究竟要把民进拉到什么方向去?”赵朴初认为林汉达的言论是反社会主义的。吴贻芳说,林汉达把小学教育和扫盲工作的成绩都抹煞了,而他自己身为教育部长,并没有负起应尽的责任,却说有职无权,这也是个立场问题。
杨东莼认为谈成绩问题就是立场问题,土改贫雇农说好得很,但地主富农就说糟得很,所以应当检查自己屁股坐在那一边。
余之介指出林汉达倾心于资产阶级民主,不满意社会主义民主
余之介在两次会上都发了言。他指出林汉达的政治思想是倾心于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满意社会主义民主。余之介说:林汉达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这次错误言论与右派分子是互相呼应,起了助长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破坏的作用。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吴研因。他实际上是在为林汉达的错误辩解,他认为林汉达的话仅仅是没有考虑,也许有情绪,因而便“弄巧成拙”。吴研因还特别声明他这决不是给林汉达辩护。赵朴初不同意吴研因的意见,指出林汉达的谬论明明是反映了右派思想。
在第一次座谈会上,林汉达对自己的发言并没有作什么检讨,只是作了一些解释。他说,许多事情往往是事后诸葛亮。他还说他在统战部的话是随便讲的,不知道当时的“市面”,现在看来是不对了。到会的人对他的解释都表示不满。在第二次座谈会上,许多人还批评了他的态度,要他严肃对待自己的错误。副主席王绍鏊最后要求林汉达要正视自己的错误,好好考虑大家的意见,不要辜负大家的诚意,在下一次座谈会上向大家检讨和交代。
林汉达也表示要在下次座谈会上作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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