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转达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好问候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在我人代会上的演说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阁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阁下，尊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位代表，总理阁下，各位部长，尊敬的全体来宾：
首先，请允许我对邀请我前来中国访问，以维持和加强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表示谢意。同时我利用这个机会转达印度尼西亚民族，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制宪议会的友好的问候。
尊敬的主席先生，我有机会在标志着全中国人民的团结，以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讲话，这的确是一件荣幸的事情。我利用这一机会坦然地向集合在这里的各位人民代表表达我们的心意，这就是：我深信，这种办法将会使我们互相之间的了解更加深入和富有内容。
我们今天能够同代表中国全体人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见面，感到十分高兴。我们深信，这是彼此广泛地认识和了解的很好的办法。我所指的认识，不仅是有机会见面和握手的我们个人之间的认识，而且是我们所代表的两个民族之间的认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个民族数百年来就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现在在深刻了解彼此的情况、需要和政治理想的基础上来保持这种关系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我们深信，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在刚才我所说的基础上加以保持，它就会永远继续下去，并且具有互利的性质。目前的各种迹象使我们有信心朝着这个方向走。
尊敬的主席先生和各位代表先生们：
虽然我们两个民族之间一定会存在着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只提我们之间的非常重要的基本共同点，这个基本共同点使我们产生了命运相同和责任相同的感情。这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共同点就是：
我们目前都是处在过渡时期。
我们已经使旧的情况结束了，现在正在走向建设新的情况，这个情况，根据我们的看法，是更好、更符合于公正和人道的感情。我们已经成功地推翻了我们各自国家的大部分殖民地统治，虽然它对我们仍然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同时，我们已经基本上铲除了使我们人民遭受很多苦难的资本家的势力。虽然在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殖民统治和资本家的势力的形式和性质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它们的手法和对人民所引起的后果却是相同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曾经上过帝国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的卑鄙的和狡猾的阴谋诡计的当，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觉醒过来，再也不受欺骗了，我们准备以自己的生命来保卫我们的权利和实现我们的崇高的政治理想。
在我们为了新情况而斗争的过渡时期内，我们将会遇到许多障碍，不论是来自外面或者来自我们社会本身。过渡时期的障碍通常具有着严重和危险的性质。一些已经习惯于通过对其他民族实行殖民统治来获取利润的国家，必然会全力地维护殖民制度。在可能的时候，它们将采用旧的方式，但是当形势需要的时候，它们也会采用新的方式，这种新的方式比它们过去所采用的方式可能更为危险。它们在经济方面的势力使得许多国家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以致不得不顺从殖民主义者的愿望。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新的殖民统治方式对于还是软弱的国家，特别是处在过渡时期的国家来说，是更加危险的。我认为只要在这个世界上依然存在着任何形式的殖民思想的话，那末，处在过渡时期的各个民族受到威胁的危险性是不小的。除了受到外来的威胁的巨大危险之外，内在的危险也是不小的，这个危险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的一些更喜欢旧的情况的力量，在旧的情况中，资本家在决定国家方针和使多数人民遭受苦难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从我上面所讲的一些话来看，那末，我说我们两个民族有着共同点，这话是不错的。正因为这样，我非常高兴地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先生的友好的邀请，以便就近观察中国人民如何解决在过渡时期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我在上面提到我们之间有不同点，这个不同点是由于我们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产生的，这些特点使我们在建立新社会的事业中，必须走自己道路。在注意到这些特点的情况下，我们努力寻找对我们制定宪法有用的参考材料。
虽然，刚才我谈到，我们在争取人类的幸福的事业中存在着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两个民族都有共同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我们两个民族，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民族都希望让它们在不被干涉的和平环境中实现各自的理想，以便建立一个充满着公正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现在我们印度尼西亚民族正在努力使社会公正这个基本思想在新宪法中确定下来。
在共同命运和共同责任的感情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实现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十项原则的基本精神，来保持我们的友好合作关系。
最后，我谨向在斗争中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国人民的理想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表示敬意。
我的话完了，谢谢。（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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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数字和事实
——听了李副总理的预算报告以后
本报记者 张沛
一般人对于数字的不耐烦，正如对于干燥的天气不感兴趣一样。可是事情并不绝对地都是这样。昨天下午怀仁堂的人代会上，李先念副总理作了“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这个报告引用了大量的数字，有成千的阿拉伯字码，可是代表们聚精会神地听着，用铅笔在报告本上的数字旁边打上了记号，为一些精采的数字鼓掌。这些数字反映了生动的事实：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在去年一年的飞速进展，今年的良好前景。这些数字还透视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财政收支上来说，是肯定地成功的。这些数字像春雨浸润着田地一样，给人们带来了欣喜。可见数字并不一定是干燥的，这要看是什么样的数字，和如何对待数字。
数字是事实的符号。资产阶级右派的野心家们，是不会高兴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中所列举的那些数字的，因为许多数字——事实标志着我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的巨大胜利，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而右派分子向我们猛烈攻击的目标之一，是阴谋使社会主义经济解体，使我们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向我们展示了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那些特点呢？
财力——国力的增长
1956年的预算收入是295.86亿元，比1955年的预算收入255.46亿元超过40.4亿元。1957年的国家收入预计是300.7亿元，比1953年的预算收入213.24亿元超过87.46亿元。这些数字都是按照统一的价格计算的。这两项数字的对比，说明了什么事实呢？在工农业发展、国民收入提高的基础上，我国财政收支力量——国家力量的一个重要标志有了很大的增长，五年中间差不多增加了40％。多收了这么许多钱干什么用呢？绝大部分均投入到经济、文化的建设事业中去了。因此增长的财力又促进了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又必然会反转过来使财力获得进一步的增长。这种不停的循环，保证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处在不断上升的状态中。不能不指出：1956年我国经历了严重的灾荒，而我们仍然能够稳步前进这个不平常的事实。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这里显示了它的高度优越性。
李先念副总理强调地说：“如果不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没有粮食统购统销的正确政策，要平稳地渡过这样严重的灾荒是不可想像的；而在这样严重的灾荒情况下，要在建设事业的各个战线上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更是不可想像的。”
这时掌声从怀仁堂大厅的各处升起，这是人民代表们祝贺我国人民顽强地战胜了灾荒，在困难中取得了胜利。
仅仅1957年比1953年增长的这部分财力——87.46亿元，如果用来办大型的十万纱锭的纺织工厂，约可办三百个；可以建设十个近代化的长春汽车厂；可以造六个武汉钢铁联合企业。这些都是为了说明问题方便而作的比喻，不会是很恰当的，但它是一个确凿的见证：我国人民决心用自己的顽强劳动，来积累资金建设伟大的祖国。李先念副总理说：“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建设初期，苏联曾经几次给予我们贷款援助，我们对于这种援助表示衷心感谢。现在，经过几年时间，应当说，我们已经更有条件依靠国内自己的积累来进行建设了。”跟踪着这段话的，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人民代表们，在这里感谢伟大苏联人民的无私援助。
我们已经取得第一战的胜利，我们还将继续取得胜利。阴险的右派先生们，你们纵然咬牙切齿痛恨社会主义，但你们有什么办法能违抗这样强大的事实呢？
从三项数字中看到什么？
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中有下列三项令人奋发的数字：
一、五年中用在建设方面的钱，将达到477.22亿，比原定计划超过11.6％，即49亿多元。一个大家比较印象深刻的数字：“七万万两黄金”，应当改为七亿八千一百二十万两黄金了。事业的超计划发展，使它增加了一个长尾巴。
二、我国经济、文化事业的费用占整个预算的比例：1953年占55.9％，1957年占63.22％。
三、我国国防费用的开支数目和占整个预算的比例：1955年，65亿，占22.1％。1956年，61.17亿，占20％。1957年，55.23亿，占18.85％。
读者同志们会很容易从这三项数字中，看出有巨大意义的事实：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把如此巨量资金投入到建设中去。国民党时代怎么样？连孩子们都知道，国民党不仅没有建设什么钢铁工厂、飞机工厂、汽车工厂，连一个像样的机器厂也没有。巨量的人民血汗，被少数反动统治者荒淫无度地消耗了，或者成为“花旗”和“汇丰”银行帐簿上的私人存款。现在我们国家收入中，每三块钱就差不多有两块钱用在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事业中。而我们的国防支出却一年比一年下降。
在我国历史上找不到这样为民兴利的政权，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可以找到吗？相反的例子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很容易从资料柜中找出这样的材料：1956—57财政年度的美国预算总支出共为659亿美元，直接的军费开支是424亿美元，也就是占总预算的64.3％。军费比上一个年度几乎增加了十亿美元。
美利坚合众国：军费开支占总预算的64.3％。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事业开支占总预算的63.22％。
两个百分比是这样相近，但性质却完全不同。一心向往资本主义的右派先生们，你们看到了这一点吗？
谁在寻求和平，谁在准备战争，这像白天和黑夜一样清楚。
预算收入来源的变化
有一种错误的论调，说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反而比从前降低了（事实是提高了），“降低”的原因，据说是国家从农民那儿要得太多了。事实怎么样？请看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
国家从农业方面得到的收入占总预算的比例：1953年是13.4％，1957年是11.2％。
国家从国营工业、商业、运输业和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等企业方面得到的收入占总预算的比例：1953年是65.4％，1957年是79.2％。
我国预算收入来源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我国预算收入的直接来源主要已经不是农业。我国的财政经济基础更巩固了。但这丝毫不是减低农业的重要性，在我国工业化的道路上，农业永远是工业的强大支柱。这只是表明国家直接从农民那儿得到的收入并不是国家预算中的主要部分。人们都知道，自从实行三定政策以后，农业税几年来一直稳定在一个相同的水平上，而国家对农业的支援却一年比一年增加。
帝国主义者长期污蔑我国的工业化是建筑在牺牲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现在右派分子又唱着类似的调子。这真是巧妙的合唱！
1957年的前景
1956年我们为人民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要做事，就要花钱。因此，1956年虽然收入有了很大的增加，支出也有了很大的增加，而且出现了8.19亿元的赤字。8.19亿元，只占1956年总预算的2.68％。虽然如此，我们还是重视了这个问题，那怕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漏洞，我们也并不熟视无睹。李先念副总理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发生赤字的原因，总结了经验教训，并且说明了1957年预算的各种安排。1957年预算的特点是，更仔细地注意到各方面的平衡。保证完满地实现本年预算的首要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深入地全面地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人民用行动响应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从1月到5月，原煤超额完成一百三十二万吨，钢材超额完成十一万吨，各项行政开支普遍降低了。表现在预算上的结果是：五个月收支相抵，收大于支19.52亿元。
可以预见，只要我们不放松已有的努力，不仅可以消除上年的赤字，而且能作到年终有结余。摆在面前的是1957年的良好前景，这也预兆着我们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声中，来迎接宏伟的第二个五年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