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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开大学反击右派的斗争
本报记者 锺林
天津南开大学的师生们，正在从学习毛主席的报告里取得武器，来深入开展反击右派的斗争。这里介绍的只是这个大学的历史系在反击右派的高潮当中的两个片断。
南开大学的党组织开始整风以后，6月上旬，北京大学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的首领谭天荣，曾先后三次到南开大学活动。他虽然遭到广大同学的唾弃，但是，也有几个右派分子为他捧场，说谭天荣是“天才学生”，具有“时代精神”。一些不认识谭天荣的反动面貌的人，虽然不同意他那一套，但以为他既学物理学，又研究哲学，也可称渊博，总可以算一家吧。葛佩琦和储安平的反动言论，在南大历史系里也有应声虫。右派分子的谬论，曾在大字报、小组会、班会上遭到驳斥。报纸上发表的对右派阴谋的揭露和斥责，使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确还有严重的阶级斗争。而右派分子的气焰也还在嚣张。
6月15日，历史系学生会开大会讨论谭天荣的问题，在其他两位教授发言以后，由雷海宗教授发言。雷先生说，他对前一时期报纸上和大字报上发表的一些人的谬论感到疑虑。这几天看到报纸上对这些谬论的驳斥，他的疑虑才消除了。他说：“有些人蓄意要脱离社会主义路线和马列主义的指导，那就是要走资本主义路线，因为第三条路线是没有的，是虚假的。但是，历史证明，资本主义路线走不通，因为帝国主义不让我们如此，他们只愿意让我们作半殖民地。”
谈到对整风的态度时，他说：“中国的基本情况一是太穷，一是经济文化落后，这是历史条件所形成的。要在这个六亿人口的、又穷又落后的大国，来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必然有很多困难，工作中也必然会发生大大小小的错误和缺点。但不能抛开厂史，把这些困难、错误和缺点都算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账上。当然，在整风当中，分别指出困难和缺点错误是应该的，但目的都是为了克服困难和缺点错误，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反对党和政府。如果按照那些要脱离社会主义路线，要取消党的领导，要取消人民政府的人的意见去作，中国就必然回到亡国奴式的半殖民地的局面去，这就不是整风而是要我们开倒车”。
关于谭天荣访问他的事，他说：“青年们来找我，我当然是要接待的。谈到黑格尔的哲学，我问谭天荣：你读过黑格尔的哪些书？他说只读过中国翻译过来的几本书中的一部分。我问他你能读外文书吗？他说不能。我问他向北大对黑格尔哲学很有研究的贺麟先生请教过吗？他说没有。我劝他：你要想学哲学，要研究黑格尔，你至少得学会外文，熟读黑格尔的所有著作，也可以找贺麟先生谈谈。哲学是一门有系统的全面的对世界对社会历史的解释的高深学问，不要把它看得那么简单”。
雷先生对大家说，我是学历史学的，但对于最唯心的深奥的哲学也读过一些，我感到这些哲学都有阶级性，都在企图说明世界，但对谭天荣的大作则没有这种感觉，而只感到为难，因为它只是名词概念的堆积，没有说出任何问题。
许多同学听了雷海宗先生的讲话，感到被学校中的右派分子捧为“时代精神”和“天才学生”的谭天荣，在学术上原来不过如此而已。对谭天荣和那些反社会主义的人们的言行则感到十分危险，必须提高警惕，并且要与之进行斗争。个别曾为谭天荣捧场的右派分子，虽然还起来辩护，还赞扬谭天荣有“独立思考”和“大胆”的精神，但被听众的愤怒和其他发表意见的同学的驳斥击溃了。
在小组和班的会上，历史系一年级一班的学生姚安全，口口声声说葛佩琦、储安平说的是“事实”，统购统销就是搞糟了，人民生活水平就是下降了。他认为“三害”是主要的敌人，而“三害”的根子则是“党天下”，要反对“三害”，要想不动摇党的领导是不行的。他还公然表示，他并不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帜，他也不是帮助党整风，他对共产党就是有反感，就是不满意。如果有反革命组织请他参加，他就要考虑。大家纷纷要求要跟他争论，要在争论中辨明立场。
16日，历史系又举行了一次讨论会。姚安全首先发言作了些解释，但他的观点和立场并没有丝毫改变。
发言的人当中，有一个是工人出身的吕延鼎同学。他说，对于参加反革命的组织这件事，姚安全可以考虑；作为中国人民中的一员，任何人对于反革命分子是要求把他抓送公安局的问题，而不是考虑去加入他的组织的问题。他说，他在济南铁路管理局系统当过五年司炉工人，对老工人们的生活比较熟悉：日本占领时期，工人们吃的是豆饼和发臭的苞米面；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飞涨，工人们的生活天天受威胁；日本人和国民党都派得有工头和监工员拿着铁棍，随时打在工人身上；从前哪有什么劳动保护设备，机器卷着衣服把工人轧死轧伤的事情也常见。而现在，解放七、八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别说吃穿不愁了，许多工人还在银行里开了户头；家里有收音机的工人也不少；工厂里不仅有劳动保护设备，而且还常常检查；有的工人虽然也还有困难，但可以得到国家和工会的救济或补助。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是哪朝哪代有过的事？这为什么还是生活水平下降呢？难道这些工人会不要共产党领导吗？不会的。他的发言博得了长久的雷一般的掌声。
农民出身的张金光同学，走上讲台，讲了他们村里土地改革前农民家庭受苦受难的情形；讲了他小时候肚子饿了伸手给母亲要干粮吃，家里没有了干粮，母亲叫他“你到外边玩玩去吧”的情形；讲了他一家如何让他上小学的情形。他说：“我从前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我能上大学，可是，现在，我不仅上了中学，还上了大学，这没有共产党领导能行吗？”他说他跟共产党是同命运的。
曾在县人民政府工作过的陈伯泉同学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稳定粮价、对保证城市工矿区和灾区的粮食供应的好处，他并且指出，统购的是农民除口粮外的余粮的一部分，余粮较多的富农、富裕中农对统购统销是不满意的，他们就老说统购统销搞糟了。他说，有的农村工作同志有时对粮食的产量，核定得有偏高偏低的缺点，但上级是一直注意加以纠正的。但这不能因此否定统购统销的成绩。
陈瑞良同学以华侨、民盟盟员的身份发言。他说，他在殖民地生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人家向来是不把华侨当人看待的，华侨连头也抬不起来。现在不同了，华侨在国外抬得起头来了，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如此。我是一个民盟盟员，我认为民盟中央那些向共产党进攻的人不能代表民盟，我要跟共产党走。
张邦勋同学提醒大家，同是统购统销和人民生活中的这些事实，为什么有的人就说搞糟了，有的人就说搞好了呢？这不是立场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他的发言引起大家的同感，也引起了大家的深思。
这次大会结束以后，在同学们的交谈当中，在小组讨论当中，许多人都检查了自己对许多言论的看法和立场，一部分有右倾情绪的人，也纷纷检讨和批判自己的糊涂思想。许多人都表示，要争论，要在争论当中坚持正确的立场，继续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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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并非封口
李霁野
自从共产党请各民主党派和各阶级、阶层的人民帮助党整风以来，各方面提出许多正确有益的意见和批评，这是全国人民和党一致欢迎的。但是也有不少荒谬透顶的言论，此呼彼应，形成了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发这些谬论的有的是民主党派的重要领导人，有的是教导青年一代的人民教师。这种现象，岂容我们爱护社会主义的人忽视？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几篇社论，对这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谬论加以驳斥，是及时的，必要的，应该得到，也得到了绝大多数读者的欢迎。
但是也有一些人别有一种看法。他们或者认为这些社论是“扣帽子”，堵塞言路，增加了人们的顾虑；或者认为这些言论不见得就是反社会主义的，那样大张旗鼓的驳斥真是“小题大作”。有的人甚至说，共产党请人家提意见，提了意见又加以反驳，太没有虚心接受批评的雅量了，“言者无罪”，岂不是一句空话吗？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这些谬论是不是反社会主义的。章伯钧要成立“政治设计院”，这就是否定了我们人民代表大会的基本政治制度。他要变政协为上议院，这就是要实行资本主义的骗人的两党制。这样就没有了人民民主专政。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就是为章伯钧发射开路炮。黄心平所要求的各党轮流执政，是章伯钧那一套东西的旧版本。
章乃器说什么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不是剥削；说什么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危险，仿佛资本主义下就没有官僚主义；说什么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既然这样，还何必要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还何必高谈什么消灭剥削，改造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
罗隆基要组织自成系统的“平反委员会”，他对领导肃反运动的共产党的不信任和仇恨，也就可想而知了。葛佩琦说群众要杀共产党人了，又说共产党亡了，中国也不会亡。难道可以设想，这样人有一丝一毫相信共产党领导的意思吗？他不是深入骨髓的痛恨社会主义吗？陈新桂更说得干脆：要消灭三害，只有消灭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谬论肯定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这里毫没有什么乱扣帽子的问题。
社会主义是我国宪法已经规定，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走了几年的正确光明的方向。章伯钧等人所反对的就是这个方向。难道说我们可以容忍，可以认为这是不必介意的小事吗？
这绝对不是小事。
我们相信，除了少数的右派分子，我国绝大多数人民都拥护党的领导，了解党的领导的重大意义。各民主党派更不消说，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它们的基本的政治纲领。那么，在这样右派分子要扭转建国方向的重大问题上，我们是不是愿意听听党的意见呢？所谓领导，是不是只能挂名悬空，不在实际问题上具体表现出来呢？若是愿意听听党的意见，而不是只在口头上承认党的领导，我想，将阅读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津津有味的注意力分一点出来看看人民日报的社论，大概也不会因此就增加了顾虑，为“小题大作”而“长叹息”吧。若是增加了顾虑，或竟至非“长叹息”不可了，那原因，还是“反求诸己”为好。党在重要关头，不能忽略它对人民的神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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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国画的几点建议
吴幻荪
近来发生了一连串有关国画的喜事：展出近二百件国画的全国青年美展的举行，在莫斯科的中国国画展的举行，北京中国画院的成立。
由这些喜事，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多少年来国画在艺术实践和理论上的融新贯旧，多少位老画师们在师承传习上、在掌握历代传统技法上、保持着博雅醇正多种多样的画品风格。文艺界都知道，国画画风隆替，是全国艺坛所瞩望和引动着东洋西洋艺术界视听的。因此大家都理会到，中国画院的成立，对全国绘画界有着转移风气的影响和登高一呼的作用，大家对它怀抱着莫大的期望。
在谈到发展国画、提倡民族美术之先，我们感到痛心的是：过去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几十年中，对文学艺术，已然养成一味崇拜西洋、鄙视自己的风气，特别是领导美术教育的人，率为学西学，画西画者。他们在中小学图画教学上，只有铅笔画、水彩画的课程，让二三十岁的青年，连毛笔字都不会写，更不用说画什么国画了。近年来，在美术学校里，也一古脑连国画的名词都不见了，改名为“彩墨画”，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造成了学生更加鄙弃国画的风气，对国画十九不肯学习，甚至对国画的优良传统，由老师起就抱抹煞态度，一概视同封建糟粕。可怕的这一股风暴，险些把国画的生命连根拔除。只有在党和政府大力扶植下，才得重庆昭苏。国画界得着了雨露灌溉之后，要舒枝展叶，放出花朵，孕育新苗，散播种子，让国画在第二代中重新扎下深根，培出新芽，让民族美术的发扬，一代胜似一代。我们应当怎样开辟道路、怎样继往承先、怎样开来启后呢？作为一个国画研究者的我，愿就这几方面，略述数言。
（一）在继往承先，发掘画法优良传统这一方面，我们希望一些掌握技法的老画师们，捐除门户之见，放弃意气之争，合作团结，相互琢磨，各抒所见，各展所长，用正确方法，在中国绘画史以外，再写出一本研究国画技法递嬗的历史；用批判方法指出历代画法中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阐述各宗各派的笔法、墨法、设色法，以及它们各种风格的特点，说明如何取长、如何舍短、如何掌握技法、如何反复钻研，以至于能够蜕化创造，达到推陈出新。这样才能有助于继续学画的人们，让他们少走弯路，容易掌握某一画派的技法和理论，打下他们创作的基础；同时给继续研究的人们，辟出捷径，作出比较科学的参考。为什么这样主张呢？因为已出版的几本美术史、绘画史，多半只在绘画沿革上作些考证，而很少对技法得失作解剖研究。要在这方面作出精研，惟有用“集思广益”的办法，团结老画师们，请有过实践工夫，多年沉浸其中，饱尝甘苦的人，说出个中诀窍，指出深入途径，示人以经验之谈和怎样灵活运用的方法，才能免除“隔靴搔痒”和枉费力气。
（二）在开来启后这一方面，美术学校和国画研究的组织，应当本着个别传授、因材施教和顺从学生志趣爱好来选择课业的原则，采用带徒弟制度，注意发挥天才。为什么这样主张呢？因为多年以来，所有美术学校的课目，都采取了“等量齐观”“平均发展”的教学方法，很少造就出杰出的人材。其所以造就不出人材的原故，一来是由于国画在技法上，有着千变万化的不同风格，二来是由于学习上，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天才和个性。因此严重的存在着“性之所近和天性不近”、“学之相宜和学之不宜”等非常复杂的矛盾问题。艺术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让一个人学习他所爱好的东西，才能事半功倍；反之，让一个人学习他所腻烦的东西，则终身难于大成。举例说，一个人天性开张，笔墨奔放，就宜于学大笔淋漓的写意画法；反之，一个人天性拘谨，笔墨精细，就宜于学习工整的写实画法。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拿戏剧教学来说，如果叫一个宜于唱花脸的人材，去唱花旦，他的成绩，是不堪想像的。有了带徒弟制度，不但老师可以选择弟子，同时学生也可以选择老师。让学习的人，能够天才近什么，就学什么。这样有兴趣的专一练习，才能精益求精，才容易有大成就，才好培养出杰出的人材。
（三）谈到如何普及国画美术教育这一方面，我们坚持必须在中小学美术教学上，从“再播种子”做起，重新让国画在第二代中生根发芽，让国画前途，一代比一代更强。为了办好普及美术教学，首先还须大量培养师资，让老师们能掌握技法。同时应制定国画教材。相应的生产画国画需要的纸张、笔墨、颜料等用具。学生在未学画前，要先练毛笔字。
要完成这样任务，我们建议：国画研究组织也好，美术学校也好，应当征聘有经验的老画师，和掌握新理论的美术家，彼此合作，悉心规划；由浅入深，制定教材；大量培养中小学美术师资，调训美术教员。这是一件煞费研究的细致工作。
（四）在开展国画创作这一方面，希望政府也像对戏剧一样，在鼓励创作上，订出评奖办法和选购办法。目前国际文化交流频繁，国画在国外已有了市场。选购的国画，可供国内外展览和出版提倡之用。
同时，我始终认为，国画自唐、宋以来，已肯定“画”是“始于有法、终于无法”的。我们再旷观自宋、元迄明、清的绘画，是一代有一代的特殊风格，一代有一代特有的习尚，注重创造，面貌不同。返观我们现代的国画，大都没有很好地表现出这一伟大时代的特点。因此我们更希望所有的美术家们，有理论的学技巧，有技巧的学理论。结合现实，深入实际，参预生活，这样才能画出思想性强、艺术性也强、有长远价值的作品。大家一同携手，把国画推进到一个繁荣兴盛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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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第一座宽银幕影院建成
7月1日起放映苏联片“革命的前奏”
本报讯 我国第一座宽银幕立体声电影院，已经在北京建成。7月1日开幕，将放映苏联彩色影片“革命的前奏”。我国自己摄制的两部宽银幕五彩短片“1957年五一节”和“北京的星期天”，将在这座影院先后同首都观众见面。
这座影院是由原来的首都电影院改建的。主持改建工程的是二十多年前设计这座影院的建筑师刘世铭。
巨大的宽银幕，有十六公尺宽，五点七公尺高（原来的银幕宽六公尺，高四点五公尺）。宽银幕是弧形的，铝制，上有致密金丝网纹，放映出来的画面，较之普通幕布明亮而不刺激眼睛。台口帷幕由电气操纵。
银幕后面有三组扬声器，观众厅四周墙壁内及顶棚，还有许多小型扬声器，构成了立体声的传送网。影片中人物对话，随着角色行动的位置，从左边、中央或右边发出，群众欢呼、风雨雷电、飞机声、火车声、喷泉洒落、鸟语蝉鸣等音响效果，将从观众的前后左右传送出来。整个影院重新装置了吸音设备，这座临街的影院将不受任何市声杂音的干扰。
改建后的影院有一千二百个座位。院内装置了最新式的“强制对流”通风设备。观众在看影片时将始终呼吸着新鲜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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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通俗话剧团在京演出
获得文艺界和观众一致好评
本报讯 来京汇报演出的上海市通俗话剧巡回演出团，26日起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剧场公演了第一个剧目“张文祥刺马”，获得了观众热情的欢迎。陈毅副总理在26日看了他们的演出后，接见了全体演员；祝贺他们演出的成功，并鼓励他们为通俗话剧事业更好的努力。
通俗话剧是我国现代话剧最早的形式，已有五十年历史；它在艺术上继承了民族戏曲的传统，而有着自己的特点和风格。过去因受到反动统治者的摧残，一度趋于衰落，解放后，没有得到应有的扶植与支持，直到今年在上海举行一次观摩会演后，才又重新发出了光彩。
这个剧团是由现有的通俗话剧老艺人陈旡我、王美玉、田驰、董天民、刘一新、秦哈哈、王雪艳、王曼君等人组成的。
22日下午，首都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等十二个话剧院、团联合举行了欢迎茶会，在会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焦菊隐代表主人致欢迎词，介绍了通俗话剧表演艺术上的特点；他希望首都话剧演员们能够很好地向他们学习。马彦祥对通俗话剧的历史和特点，也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批判了过去艺术上的宗派主义，并呼吁大家对这一“起死回生”的话剧流派，给以大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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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市汉剧团来京演出
本报讯 以荣获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一等演员奖的著名汉剧演员陈伯华为首的武汉市汉剧团，28日起在京汇报公演。首次演出中，由陈伯华主演的“宇宙锋”一剧，正是她在第一届戏曲会演中博得极高评价的剧目。这一次的演出，同样获得观众热烈的赞扬。
25日和27日两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文艺俱乐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的戏剧俱乐部，曾分别邀请该团为首都文艺界和戏剧界演出“二度梅”和“柜中缘”等剧，受到一致的好评。周恩来总理和康生、邓子恢、周扬、刘芝明、阳翰笙等同志在观剧后，都到后台慰问演员，祝贺他们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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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要“一笔抹煞”
李凌
吴祖光同志在今年“戏剧报”第十一号“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文中提及：“解放以来，无论在任何一种艺术工作岗位上……‘培养新人’成为经常挂在口头上的字句。但是我们看一看眼前的事实，无论在京剧舞台上……那些活跃着的，留给观众比较深刻的印象的，……有几个是解放八年‘培养’出来的新人呢？……谈到新人，那真是寥寥可数，少得可怜”。
“我们谁都会谈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是它在培养文学艺术人材这一方面表现了什么呢？”“而文艺战线上独独新人寥落的具体现象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
他认为“造成这样的后果的原因……总的说来，这是一个领导问题”。
戏曲、话剧、曲艺、电影……方面的情况，我了解不多，不过吴文所指，不单是戏剧，而是“任何一种艺术工作岗位上”，是“文艺战线上”。所以，我想从音乐工作上（只谈音乐上的西洋音乐，又只是其中的演员部分）有所解释，也是没有越出吴文的范围的。
谁都知道，近几年来，音乐界出现过几桩前所未有的、惊震国际的事情，那就是傅聪的萧邦钢琴比赛获奖、刘诗昆的李斯特钢琴比赛获奖、李学全的长笛比赛获奖。这些青年音乐家之取得胜利，都不是出于侥幸的。这些人的成绩，在许多方面（不是所有方面）来说，都是越过了前人（国内）曾经到达过的境界。
其次，只在北京所看到的（上海等地未在内）像声乐方面的楼乾贵、温可铮、苏凤娟、李?、罗忻祖、魏启贤、刘淑芳、梁美珍、邹德华……，在器乐方面李名强（钢琴）、韩铣光（圆号）、杨秉荪（小提琴）、刘奇（长管）、方国庆（打击乐）、盛中国（小提琴）、朱尧洲（小号）、边振国（小号）、王砳（大提琴）……等也是比较优秀的年青人材，这些人中有不少获得国际的比赛奖（这种比赛奖是丝毫也不客气的），有些很快就和国际的青年同业进行较量，其中好些管乐专才，远远超过了前一辈的成就。
这些青年，十之八九是在解放以后才从学校或艺术团体“培养”出来的，像刘诗昆、盛中国等，现在仍然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读书，傅聪还在波兰学习。学管乐的青年，大部分都在跟专家上课。的确不是“解放以前久享盛誉”的。
我们有好些年纪大一点的音乐工作者，常常慨叹自己出生得早了一些，无限羡慕这一代孩子们的幸福。短短的八年，我们已建成了五六所音乐中学（过去只有那“可怜”的一个少年班），六七所音乐院校（过去只两所）。许多有音乐天才的儿童，很早（因为年纪大了，有许多困难）就有机会受到正规的、严格的音乐教育。这几年来，这些学校，的确教养出不少较有基础的新人。其次，有不少艺术团体虽然不像学校那么严格训练新人，但也培养出一些如罗天婵、蔡焕贞那样的得人喜爱的年青歌手。
仅止这些，也足够说明，短短的八年的不可抹煞的成就。
是的，我们许多优秀的享有盛誉的老演员如马思聪、喻宜萱、周小燕、吴乐懿、李志曙、张权等同志，至今仍受到广泛的爱戴，这是特别值得珍贵的。文化领导部门对于这些极有才艺的演奏家的关怀、支持、帮助，发挥他们最大的力量上，还存在不少严重的缺点，这也是急需在整风中克服的。
但是，不少新的演员也的确在好些老前辈的教育下“人材倍出”，发射出辉耀的光芒。
我们好些较年长的搞交响乐事业（即所谓集体演员）的人记忆得非常清楚；解放前那独一无二、残缺不全的中华交响乐团，和今天到处新生，而且较具规模的大大小小的乐团、乐队相比，感触是很深的。
前几天我和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黄贻钧同志，及当年在中华交响乐团任过大提琴首席的朱崇志同志去看“来自新世界交响乐”的演出。那成绩真是使人惊异，虽然犹有不足之处，但和当年的乐团水平相较，何止咫尺呢？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材的培养并不是像母猪生小猪那么容易。然而短短的日子里，也并不像吴祖光同志所说的那么满目荒凉。
不能不顾事实，或者只看到一面，就一笔抹煞，整个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仅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