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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乌云消散，太阳更加万丈光芒
郭沫若谈反右派斗争
光明日报记者何炳然报道 27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就坚决回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等问题，对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
必须坚决回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郭沫若首先强调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国家的建设任务非常繁重。而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是我们国家的火车头。因此，它所担负的责任就特别重大。建国七年多以来，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为了今后能够更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久以前，中国共产党又抱着十分负责的态度，要对党内可能有的不良作风——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作风，进行整肃，同时，也诚恳地鼓励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帮助整风，有墙拆墙，有沟填沟。这完全是一种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态度。要不是共产党，谁还能做到这样呢？但是，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偷天换日，竟假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在右派分子看来，这好像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根据右派分子的估计，共产党是不得人心的，这个“党天下”是不会长久的。因此，他们开始蠢动了。他们得意忘形地以为这样就可以打出他们的天下了。右派分子是带着黑眼镜来看事物的，一切事物，在他们看来，都是一片墨黑。他把祖国几年来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笔抹煞。他们把个别现象扩大成为一般，借着个别党员的一些缺点，扩大成为整个党的缺点，把党涂成漆黑一团。有些糊涂的知识分子也在跟着嚷，说什么“现在不如国民党时代”呀，“知识分子遭了浩劫”呀，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右派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让资本主义复辟。只要稍具爱国心的公民，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种猖狂的进攻，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是不能任其发展下去的。事实也正是这样，首先是工农群众，其次是广大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形势很明显，右派分子是在挖掘自己的墓坑。
诚然，在一个短时期内，右派分子的种种谬论，曾经哄骗了一些人，引起了一些紊乱。但是，它只像一团团乌云，把太阳遮了一下。19日毛泽东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布了，26日周恩来总理更根据毛主席的报告所提出的方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人们得到了辨别是非的明确的标准，也清楚地看到了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是多么地光辉和伟大！可以肯定地说，今天已经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了。乌云消散，太阳更加光芒万丈。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会更加坚定；半信半疑的人有了明确的认识。这两个报告是治病的良药，治好了很多人的怀疑病、动摇病和糊涂病。当然，病入膏肓的右派分子，情况可能不同一些。但是，只要不甘自绝于人民，希望还是有的。周总理在报告中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吗？“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憣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
是不是“言者有罪”了呢？
可能还有人这样问：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怎么言者又有罪了呢？谈到这里，郭沫若加重语气地说：实际上，答复这个问题很简单：“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样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在我看来，今天“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句话，仍然一点也没有打折扣。善意的批评，就是说得苛刻一点，也是要被接受的。这好比香花，每每有刺，比如蔷薇，我们决不会因为它有刺就要把它拔除。但如果是株毒草，它有冒头生长的自由，我们也有拔除的自由和责任。田地是要种粮食的，不要说毒草，就是杂草也应该拔除。
反击右派，是不就是“收”？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长期的政策。反击右派是大争。只有把右派分子茁发出来的毒草铲除干净，才能更好地更健康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杂草除尽，花会开得更好。杂响除尽，鸣会争得更好。再从政治上来说，也只有把右派分子散放出来的别有用心的毒草铲除干净，各民主党派才能真正在共产党领导下，长期共存，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
郭沫若继续说：目前，有两件事是必须区分清楚的。一件是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这是一场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是必须进行的。现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虽已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蒋介石集团还盘踞在台湾，美帝国主义还封锁着我们的国门，国内反革命分子也还有。只要有机会，他们还是要蠢动的。即如目前右派分子的大头目们，他们都是居于国家领导者的地位的，但是，一有机会，不也就要散播毒素，要让资本主义复辟吗？所以，阶级斗争并没有完结，即使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阶级斗争也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要保卫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是要保证在共产党领导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另一件是整顿不好的作风。关于整风，不但共产党要做，目前许多民主党派也在开始做，这是很好的现象。整风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好方法。把作风调整好，把毛病祛除，就可以改进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中国共产党处于国家领导的地位，责任特别重大，所以要认真地整风。各民主党派，以至于全国各个个人，也都负有建国的责任，也应该向共产党看齐，整自己的风，继续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
知识分子必须继续进行思想改造
有人说，一听见思想改造，就想起“清河劳改”。这种怕改造抗拒改造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宇宙间任何东西时时刻刻都在改造，特别是有机体是不断地在新陈代谢的。谁能拒绝改造？劳改有什么不好呢？它使许多坏分子变成了新人，何况是跟“清河劳改”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自觉的思想改造。在我的想法，一个人倒应天天进行自愿自觉的劳改，适当进行体力劳动，对于知识分子不仅可以使身体健康，而且可以使思想健康。在知识分子中，包含我自己在内很多都是从旧社会来的，脑子里还有很多旧思想，认真说，必须“脱胎换骨”。能够做到，那是多么好啊！我想，多数知识分子是欢迎这样做的。但是，也有那么一部分人，他们自命不凡，以超级老爷自居，不乐意进行改造，藐视一切，骂倒一切。实际上，那种人不外是井底蛙，他所知道的东西，有限得很。那种人如果永远坚持超级老爷的态度，是很危险的。他很容易堕落到反动派的泥坑里去。因此，我们倒要奉劝那些人把架子放低一些，赶快启发自觉，进行思想改造。在原则上，思想改造应该是和风细雨式的。但是，万一别人的批评，风不那么和，雨不那么细，在被批评的人，也应该忍受。事实上，风再和，也要吹动头发；雨再细，也要打湿衣裳。一个人如果真正下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使大风大雨，只要能把身上的污泥洗得干净，不是更痛快的吗？“浪子回心一片宝”
最后，郭沫若说：在这里，我还想提一提个别学校里少数青年学生受了蒙蔽的问题。年青人，富于感情，阅历不深，易受蒙蔽。因此，当右派分子进行别有用心的煽动的时候，有小部分人就动摇起来，甚至受了诱惑，跟着蠢动。这当然是犯了错误。但是，犯了错误，只要勇于纠正，又可以变成好事。特别是年青人，一般地说，比较纯洁，受了毒，也不很深，容易医好。俗话说：“浪子回心一片宝”。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目前，作为一个爱国的青年，只要能够辨明是非、站稳立场，坚决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走向社会主义，他们的前途是有无限的光明的！
（原载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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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丰怎样战胜了洪水？
全靠党的领导、政府的帮助、党员和干部带领群众抢救、团员甚至舍身救人
新华社广州27日电 刚刚遭受过水灾的革命老根据地——广东省海丰县的老农民、老革命人员、烈属，最近纷纷集会驳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
许多农民都以最近跟洪水作斗争的事例来说明他们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台东乡农业社社委苏泉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们台东乡在5月间受到两次水灾，全乡十二个村有十个村被淹，是全县的重灾乡。我们区、乡、社里的三十八个党员和干部都紧张地投入这次抢救工作。县里也派干部来帮助和领导抢救。结果使全乡四百六十七户人的生命都安全无事。灾后，政府很快又发下救济款和贷款等一万多元进行救济和帮助恢复生产工作，其中光救济款项就相当于全乡一年农业税的40％。可是在1943年的时候，这里受旱两个多月，农作物失收，全乡就有二百七十多人饿死和出外逃荒，有八户家散人亡。那时反动政府不但没有救济，还来要粮要钱，地主们追租更凶。现在这次水灾，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还不知怎样呢？
海丰县人民委员会农业科工作人员李道实说，今年5月海丰县的洪水打破了历史纪录，在十多天内暴雨达一千三百多公厘，全县有80％的乡受灾，有30％的农作物受到损失。几千个党政干部投入抢救工作，共青团员陈兴还光荣地献了生命。受灾后，政府还在财力和物力上积极支援群众生产度荒，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没有饿死一个人。他又说，海丰的生产条件很不好，历史上一直闹水灾，土地贫瘠。解放后，也不断有灾害，但生产却发展了，今年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就比1952年提高24％。这都是共产党领导农民发展生产的结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想否认党的伟大工作成绩，叫他来海丰看看吧！
联河乡老农妇赖姆叙述国家干部、共青团员陈兴在洪水中舍身救她的经过时说，5月23日上午洪水浸到村里来时，村上的人差不多都走了，我因有事还没有离开。陈兴知道后，和一个复员军人划着木排找上门来，劝我快走，我看见他冒着大雨来满身是水，又冻又饿。后来听说他因为在乡里忙着搞受灾的救济工作，已经有几夜没有睡着过。我坐着他的木排走了。想不到我刚上岸，他就跌落河里淹死了，这样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人，为着救我这个六十一岁的老太婆却牺牲了。这是共产党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好干部！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陈兴救了我，后来政府还给我家里发下救济款。在国民党的时候，那会有这样好的事情呵！现在竟还会有人骂共产党和干部不好，不知这些人是什么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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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原始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
黎族人民歌颂共产党
本报海口28日电 刚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参观回到此间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林岳川（黎族），25日对此间的新海南报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他说，共产党是黎族人民的救星，谁要反对共产党，就要同他斗争到底。他对记者说，历史是不能抹煞的。历代的统治阶级对黎族人民的压迫，比对汉族尤为惨烈。就我所知，自汉朝以来，反动统治者对黎族的“征剿”就有二十多次。清朝的冯子才、国民党时的陈汉光，对黎族的残杀更甚。多少年来，我们的兄弟裸露着身体度过了数不尽的冬天。我们只能用自制的木犁耕种，吃不饱时便上山吃树根树皮。过的是“原始社会生活”。黎族人民为了争取自由，前仆后继地和统治者进行斗争。我们的先辈倒下去了，后一辈的人再跟上来。直到1943年找到了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斗争才获得了胜利。
1950年海南解放后，黎族人民第一次成了国家的主人。党派了最好的医生、工程师、教师和干部来帮助我们建设。国家投资开发海南，就我所知，用在自治州的钱比一般汉族地区还要多。仅仅经过七年的时间，我们就从原始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结束了过去“刀耕火种”的生活。我们在农业生产方面发展的速度，比一些汉族地区还快。去年，全州农业总产量平均每人就分得原粮七百三十一斤。并且出现有七个千斤社，四个千斤乡。办得较好的农业社，一个劳动日就得到一元八角五分。1953年，政府帮助我们建成了全岛最大的都总水利灌溉工程。今年早稻，灌溉区里的各族农民又是第四次的获得丰收。乐东县南流乡先锋社一百四十七位社员、由于连年增加收入，人人的子弟都上了学，其中有的人还进了中学。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1954年全州只有四所中学，现在已发展到十所，学生有三千多人。有半数的农村文盲受到初步教育。过去，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字，现在政府也派专家、教授来帮助我们创造了黎文。每个县还建立了电影放映队、广播站。从县到区到乡都有医院、卫生所、保健站和学校。从前，我们根本没见过汽车，而现在交通是四通八达。绝大部分的区架设了电话，能通话的乡也不少。工业方面，几年来也先后建立了发电和制糖等十三个工厂。过去，少数汉族商人以一两咸鱼一个槟榔骗取我们几十斤大米的现象，也由于国家掌握了市场和实行统购统销而根本灭迹。现在，我们生产一担稻谷能换回二十多尺布，比1950年时还要增加十一尺多。
林岳川说，试问历史上有那个政府像共产党、人民政府为黎族人民作出这许多的好事。为了歌颂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的黎族兄弟不知编了多少歌谣，其中有一首就是这样唱的：
“住在山腰羊云岗，深山盖过不见光，葵叶盖屋避冷风呵，饮食不同世上人呵；白草藤心来做菜，薯芋做饭好凄凉，多日喝上一碗粥呵，从来少有油盐放呵；白天砍柴没衣穿，晚上睡觉没被盖，出门没有大路走呵，上山下岭手牵藤呵。幸得来了共产党，黎苗翻身得解放，人民政府领导好呵，衣食住行变了样呵。”
很多国外记者到我们自治州来访问，听到这些歌谣也受到感动。现在，右派分子要反对党的领导，我们黎族人民是决不肯同它罢休的。 （曾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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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上出现了城镇 盆地里竖立起井
塔柴达木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化
本报西宁28日电 正在柴达木盆地工作和曾在盆地里工作过的野外工作人员驳斥章伯钧等人的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言论。
1955年3月首次把汽车从西宁开到茫崖的司机郭万有说，进入盆地，谁不知道有着很大的困难，几百里长的戈壁，望不到尽头的泛浆地带，成群的野兽，弥天的风沙。在这些困难面前，反动统治者也知道里面有丰富的矿产，却吓得不敢进去，马步芳派人在近处弄了一点硼砂就回来了。只有共产党有这样大的气派，为了人民利益，不怕一切困难决定开发这个地方。1955年第一批进入盆地的工作人员陈伯贤说：右派分子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倒要问问：你们想叫谁领导？我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事实告诉我，只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的建设才能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就拿盆地来说：1955年初，我们进来时从西宁到噶尔穆要九天，下半年缩短为五天，去年缩短为三天，现在两天就到了。在这样一个人迹罕到的地方，不到三年时间，盆地工作人员增加到好几万人，发现储油构造的喜讯，发现矿产的捷报，不断传来。好几个地方出现了新的城镇，许多地方竖起了井塔。发生了这样惊人的大变化！不是共产党，柴达木盆地连公路都修不通，进去多少人会冻死饿死多少人！的确有些党员有毛病，但是那是个别的。绝大多数党员都在辛辛苦苦地为人民工作着，表现了吃苦在前的精神。盆地里很多党员青年干部，奔走在工地上，那里有困难他们就出现在那里，这在旧社会一些当“官”的人能干到吗？去年曾在冷湖德令哈超额完成勘查任务的女子地质队的队员李圣芬说：大家都知道柴达木盆地的工作条件是很艰苦的。我们队上几个女同志，都离开学校不久来到这里。每天都是早上七点钟出工，跑出几公里，翻山越沟，一直忙碌到夜间十点以后才回来。在戈壁滩上，我们有时渴得嗓子痛话都不敢讲，疲倦得走不动喊着一二向前移，有时迷失方向在荒山野地乱转，大风把帐篷揭掉，大家蹲在地上休息。但是我们从不叫苦，反而对自己的职业充满着自豪感。这都归功于党的教育，它鼓舞着我们叫我们这样作。离开党，这一切都是很难设想的。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我坚决拥护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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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工作座谈会批判徐铸成浦熙修的错误言行
新华社28日讯 新闻工作座谈会今天继续进行，并要求徐铸成、浦熙修、陈铭德作深刻的检查和答复。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朱友石在会上质问文汇报和罗隆基等右派分子究竟是什么关系？河北日报的言鲁质问在整风中文汇报到处点火的动机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都对徐铸成、浦熙修一再辩解文汇报和罗隆基没有关系表示愤慨。朱友石说，6月26日光明日报载叶笃义揭露罗隆基6月23日的谈话，罗隆基也承认，文汇报要复刊时，他曾叫徐铸成不要听文汇报内党组织的话，有事到北京来反映；罗隆基还曾在他家里为文汇报大宴宾客。6月26日光明日报还发表了黄琪翔的揭露：6月9日，章伯钧曾说：“这两天形势大变了，要‘收’了，浦熙修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要通知文汇报。”这很清楚地说明文汇报不仅听罗隆基的指示，而且还听章伯钧的指示。朱友石还说，徐铸成说文汇报为了使报纸生动活泼，丰富多采，因而滋长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难道生动活泼，丰富多采和向社会主义进攻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中国人民大学的刘贯文请陈铭德答复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向人民进攻时新民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刘贯文说，5月15日新民报发表的林放（赵超构笔名）的随笔“没有圈圈”，说大鸣大放不应该有范围，而且反对划范围。5月13日林放的随笔“先锋何在”，题中标明是记者的不平鸣。文中说，现在记者采访新闻是“讨”（指讨饭）“碰”“摸”“拚”，意思是现在的新闻自由还不及过去的新闻自由。5月28日林放随笔“土官僚”里，主张打乱党的整风步骤，要求把整风推向基层。刘贯文说，如果说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时，光明日报、文汇报是在放火，新民报起码也是在为这些放火者煽风。他问陈铭德在反右派斗争中为什么不谈新民报。他要求新民报的负责人对这些进行检查并向人民作交代。
河北日报的言鲁在会上说，社会主义的报纸要指导工作，要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所谓报纸要“不断地揭露”和“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不是报纸的任务”的谬论。他也批评了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关于现在的报纸是布告牌、留声机，因而反对社会主义报纸指导工作的说法。他说，河北日报发表了三户贫农坚持办社的事迹，大大推动了全省农业合作化；在这以前，发表了耿长锁合作社的社章和许多办社经验，帮助农业社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问题，农民对这些报纸爱不释手。能说一登指导工作的文章群众就不爱看吗？言鲁说，社会主义的报纸应该加强对工作的指导而不是削弱对工作的指导。社会主义报纸不指导工作就要大大脱离群众。至于指导的方法应该讲究，报纸要办得活泼有风趣，那是另外的问题。他还说，我们的报纸根据共产党历来的指示，就是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帮助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但右派分子以“不断揭露”、“到处放火”，动机却是想推翻社会主义。
新华社的李峰批驳了邹震等提出的“民主办社”和“办同人通讯社”的论调。李峰说，邹震提出“民主办社”首先要“改组新华社的编委会”，干部要进行“技术排队”等等。李峰说，国家通讯社是上层建筑之一，是政府对敌人专政和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工具，是党和政府教育人民的重要工具。邹震的“民主办社”实际是要取消党的领导。关于办“同人通讯社”问题，李峰说，这个主张讲得吞吞吐吐；实际上，他们是要办不要共产党领导的通讯社，和党领导的通讯社唱对台戏。我们唱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他们想在另一个台上唱资本主义，脱离共产党领导。李峰并说，邹震诬蔑新华社的新闻一团糟，是挑拨离间人民新闻工作战线，离间通讯社同报社和广播电台共同作好宣传工作的合作关系。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部长安岗在会上批判以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新闻学观点。安岗说：这种新闻学观点在客观上同右派分子的进攻起了某种程度的策应作用，模糊了人民报纸的战斗方向。王中认为报纸同读者的关系是“五分钱”的关系，说什么报纸只有商品的基础才能发生作用。还说什么报纸是“买后才有用”，说报纸要在买卖这一点上“适应社会需要”，并且说不注意报纸商品性的党报是“一片教条主义”、“寡妇脸”、“官报”。正在这种观点上，王中就为上海新民报捧场。安岗说，我们的党报是人民的代言人，和人民绝不是买卖关系，王中等的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对人民新闻事业的危害性是很大的。
今天的会上还有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的张隆栋批判莫如俭的言论，人民航运报的张伯谈批评了赵琪的言论。
座谈会将在明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