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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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胜干旱和春寒 及时收割和入仓
冬小麦比去年增产约七亿斤
新华社28日讯 今年全国三亿七千多万亩冬小麦,绝大部分已经收割完毕,转入打场、入仓,小部分再有半个月左右,也可以收割完毕。总产量预计比1956年增加约七亿斤。
根据各产麦省份的预计,安徽省比遭灾严重的1956年增产十六亿多斤,接近1955年丰收的水平;江苏、湖北、四川、贵州等省也是增产的。而河南、山东、河北、陕西、山西等省或因种植面积缩小,或因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产量都比1956年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今年全国冬小麦比去年扩大五百八十多万亩。从自然条件方面来看,主要产麦区去年秋、冬干旱,今年又遇春寒,冬小麦的成熟期一般推迟了十天到半个月,产量受到一定的影响。许多地方对冬小麦的田间管理工作,在初期比较放松,不如去年,后期有所改进。特别是在收获期间,各地农业社大多接受了去年的教训,准备工作比去年好。各地还组织了大批干部和当地驻军下乡,帮助农业社收割。因此,今年的麦收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和细致,收割中的损失也比较轻。
据新华社郑州28日电 河南省引黄灌溉区的小麦,今年又逢丰收。这是灌溉区开辟以来的第五个丰收年了。
河南省引黄灌溉区是黄河故道和泛滥区,包括原阳、延津、武陟、获嘉、新乡、汲县六个县。过去,这里小麦每亩产量一直是七、八十斤。从1952年引黄灌溉渠道修成,再加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产量便逐渐提高。去年小麦每亩产量达到空前的高峰,比过去七、八十斤提高了一倍多。今年虽然遇到干旱,但是灌溉适时,六十四万亩小麦平均每亩产一百五十九斤,仍然达到去年的水平。
据新华社太原28日电 山西晋南平原收打小麦的季节里,从麦垛累累的打麦场上,不断地传出高额丰产的喜讯。
去年荣获全国小麦丰产模范社称号的临汾县红星农业社,今年小麦又获得全面丰收。据26日传到太原市的消息说,全社三千九百多亩小麦每亩平均收到三百三十二斤,比去年增产四十二斤。其中一百零五亩水地,每亩产一千零三十斤,创造全省大面积丰产新纪录。
据目前了解,临猗县嵋涑农业社是全省小麦产量最高的单位。三亩四分水浇地,平均每亩收到一千三百多斤。创造旱地小麦高产纪录的是永济县风陵渡“五一”农业社,有一亩高额丰产旱地小麦,产到了一千零一十六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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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代表集中批判右派分子
揭露野心家们企图夺取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
据新华社28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继续讨论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绝大多数代表小组集中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罗隆基为什么说共产党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应该警惕右派的野心加强思想改造
在四川代表小组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邵荃麟说,右派分子想利用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中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矛盾在我国制造匈牙利事件,结果右派分子失算了。但是,他说,对于这些右派野心家还要密切注意,他们渗透在科学、文学、教育、新闻、工商等各个方面。他们企图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取得领导权。例如,罗隆基就曾经说共产党只能领导工人、农民和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邵荃麟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提高警惕,认真地加强思想改造。
章乃器在四川代表督促下,今天下午第一次参加小组会,在发言中强调他“从主观上检查不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还重弹了他“爱护党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的谰调。在讨论时,徐崇林揭露章乃器一贯政治品质恶劣,今天坚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侯外庐指出章乃器是在装成领导者的姿态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在“检讨”,他要章乃器从资产阶级的根源上好好检查。
江西省代表小组有几位劳动模范当场质问罗隆基是代表什么人在说话,罗隆基作为江西人民选出的代表,为什么忘了江西人民的委托。萍乡煤矿工人、工业劳动模范郭清泗说,萍乡煤矿工人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谁要反对社会主义,工人是不答应的。农业劳动模范李友秀说,右派分子如果反对社会主义,他们是要跟右派分子拚命的。家乡在赣南革命老根据地的参加过长征的女代表危秀英说,革命老根据地人民不容许右派分子这样疯狂,他们一定要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危秀英质问罗隆基说,你的家乡就在革命老根据地,你怎么不了解江西人民的力量。
  龙云否认少数民族的谬论同蒋介石的说法很相似
云南代表小组连日来批驳龙云的错误言论。龙云在24日的小组会上的发言中,曾否认云南是多民族省份。他说,中国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并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大家都是一个祖先。龙云还认为,少数民族既已自治,就应自力更生,不要依靠别人。龙云还说,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发表以前,大家判别是非没有明确标准,因而现在说谁是右派谁是左派是不大好分的。龙云否认少数民族的谬论引起云南各少数民族代表的愤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副州长刀有良说,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很早就定居并发展起来。1926年龙云任云南省主席时,下令撤销了西双版纳行政区改称专区,派来了伪县长搜刮民财。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重新恢复了西双版纳这个名字。刀有良说,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少数民族的救星,祖国是我们的母亲,谁想使我们跟共产党和汉族人民分开是绝对办不到的。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赵锺奇也反对龙云否定少数民族的看法,并列举历史事实加以驳斥。他说,假如按照龙云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似乎可以取消了。北京大学教授马坚指出,龙云对少数民族的荒谬看法,同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称中国各少数民族是汉族的大小宗支很相似。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说,龙云埋怨毛主席的报告发表晚了,实质上是托词掩盖自己的错误。他说,从宪法上完全可以找出人民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而通过宪法时龙云是举了手的。
河南省代表小组批判了张云川的反社会主义言行。根据代表们的揭露,张云川一贯抹煞成绩,夸大缺点。他到河南地区视察工作以后,公然说“河南有80%的农民反对共产党”;秋收刚结束,家家有粮吃,他却说“民有菜色”。张云川在小组会上,不肯暴露自己的思想行动,竭力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黄绍竑、谭惕吾和林希翎有什么关系
  湖南省代表要求他们澄清这个问题
在湖南省代表小组,翦伯赞说,在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名叫林希翎的女学生到北京大学去作反社会主义的演说,闹得学校满城风雨。林希翎当时住在谭惕吾家里。翦伯赞要求谭惕吾澄清这件事。李哲人代表还揭露林希翎住在谭惕吾家里的时候,黄绍竑曾到那里同她谈了四个小时,林希翎回到学校继续煽动学生反对社会主义。
在军队代表小组,今天有十位战斗英雄发言。他们认为,今后他们仍然要握紧枪杆警惕地保卫祖国建设和人民的利益。战斗英雄黄丑和、王有根、宋忠福、江雪山都谈到,过去南征北战,牺牲流血,就是为了争取建设社会主义。在战斗中,许多战友牺牲了,他们踏着烈士们的血迹前进,取得了胜利。代表们说,现在右派分子想来破坏胜利果实,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有的代表小组继续对章伯钧、黄绍竑、储安平等右派分子提出了批评。章伯钧今天仍然没有出席小组会。
  党的民族政策成绩是巨大的
  少数民族代表反击右派的离间活动
甘肃、西藏、昌都、湖南、广西等小组,今天都有少数民族代表发言。这些代表对于周总理的报告,一致表示热诚拥护;许多代表认为党的民族政策成绩是巨大的。
甘肃省副省长、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黄正清(藏族),在发言中举出甘南藏族人民解放前后的生活情况得出结论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民族团结”。他说,解放以前,甘南的甘家和青海的甲吾两个接邻的藏族部落,为了争夺草山,一到夏天就打仗。当时的国民党官员明里说来调停,实际上却在利用机会刮钱,结果仗还是继续打下去,一直打了三十五年,为此死了很多人,损失了牲畜一万多头。直到1951年,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两个部落的人民才解开了冤仇,团结起来了。他说,要是没有共产党领导,这是很难办到的事。
在西藏、昌都代表小组会上,平错汪阶说,人民政府在短短几年内,摧毁了存在几千年的封建经济,建立了集体所有的经济制度,这是巨大的成就。去年的大灾荒能够顺利渡过,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的明证。
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县长吴通行在小组会上介绍了这个县甘溪乡的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经济情况。按照这个介绍,甘溪乡从1950年底解放以来农副业经济已有了很大发展。其中,三社的稻谷生产1956年比解放前分别增长了29%——35%,畜牧业分别增长了24%——26%,家禽分别增长了39%——61%。随着生产的发展,三个社的社员在1956年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比解放前分别提高了22%——30%,相反,农民的经济负担却大大减少了。如以1956年同1950年比,现贫农的经济负担减少了224%,老下中农的经济负担减少了157.8%,富农的经济负担减少了42.8%。吴通行说,这些情况证明周总理报告是实事求是的,那些右派分子制造所谓“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农民负担太重了”等等谎话,目的无非是想借此离间党和人民的关系,但是他们的企图是永远达不到的。
广西省大苗山苗族自治县县长杨文贵说,大苗山解放前人民生活极为穷困,每年都要饿死不少人,而解放以后由于人民政府从财力、物力上帮助山区人民发展生产,已使人民不再受到饥饿的威胁,同时,这个过去没有文化的偏僻的山区不但已经有了许多初中毕业生,同时还出现了高中学生,这在大苗山历史上是空前的。他在谈了这些情况后向黄绍竑发问道:解放以后到底缺点是主要的还是成绩是主要的?
  许多代表谈自己视察见闻:
  这样伟大的事业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在四川、江苏、陕西、河北等代表小组会上,许多代表还以他们视察所见和自己部门的工作情况,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抹煞党和政府的工作成就的各种谬论。视察过鲁迅先生故乡绍兴的作家艾芜说,由于制酒等原因,绍兴从来就是缺粮的地方,平均每年总有三、四个月的粮食要由外地支援。但是,现在绍兴已变为余粮县,前年每亩平均收粮六百多斤,去年又增加到七百多斤。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李赋都谈到了我国根治黄河的伟大规划。他以他亲身的经验指出,这样伟大的事业,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在旧中国是根本没有办法的。河北省代表、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说,共产党领导农民实行了土地改革,她分到了五间瓦房、十多亩地,有吃有穿。去年闹了灾,农民没吃的,但有了合作社,又得到了政府的救济,大米、衣服什么都有。她问道:要是没有共产党怎么能有这样的美好生活呢?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罗琼、曹冠群,全总女工部儿童处处长李凤莲,在江苏、陕西两个代表小组会上,分别介绍妇女参加建设的情况,来驳斥右派分子。她们说,现在全国机关企业中的女职工人数已达三百万人,相当于建国初期的七倍。全国有四百名妇女当了拖拉机手。1956年区乡级的人民代表中,有22%是妇女,不少妇女担任了国家的高级领导工作和县长、乡长等职务。在农村方面,由于农业合作化解放了妇女劳动力,现在参加农业社的妇女全国已达一亿一千多万人。全国有70%以上的合作社中有了女社长,有60%的乡有了女乡长。她们指出,妇女社会地位的这种巨大变化是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
  勤俭建国必须形成社会风气 应该注意好好教育青年一代
代表们在讨论中,还继续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安徽、山西、青海、上海等代表小组在讨论中,有些代表建议政府要进一步教育人民警惕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安徽省代表、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张会亭在发言中,以他自己今年被反革命分子毒害和反革命分子烧毁合作社粮食七千斤的事实,说明加强警惕性教育的必要性。青海省副省长札喜旺徐在发言中指出,青海省各族人民几年来是亲密团结的,但是反革命分子还在破坏这种团结,因此必须经常教育人民提高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
在湖北省代表小组,今天许多代表发言还强调了勤俭建国的重要性。武汉市工业劳动模范彭仰钦说,听了总理的报告,越发感到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当家不容易。武汉市电业,解放以来每年利润只能满足本企业扩建所需的30%;电业职工二千八百人,每年工资除外,生活福利支出三百几十万元,就占所创造财富的10%以上。总理说,全国每年增产的消费资料,平均每人只合四元,生产力就只有那么高,资金积累不容易。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空喊,更不能像右派分子站在高山顶上说风凉话,而是要努力勤俭建国。“把一切献给党”一书的作者吴运铎说,勤俭建国必须要形成社会风气,要从各方面加强教育。他说,现在有许多青年工人不知道革命和建设的艰苦,只知道讲排场,比阔气。他说他到过一个刚建好厂房的工厂,看见两个吃完西瓜的青年工人在比赛,说谁能拿西瓜皮打破玻璃窗。有的女工皮鞋买了十多双,每双都派了用场。这种风气很不好。作家曹禺说,我们应该好好教育青年一代。今天青年的生活和解放前比真是天上地下,但是他们没有吃过苦,不懂得今天的光明日子是那里来的。他说,有的青年竟然直截了当地找他问:怎样可以成名?这种青年,是不是可以算是“革命后的少爷”!有了这种思想,一不如意就会感觉不满,正好,右派言论就有了市场。武汉市工业劳动模范朱早弟说,对这样的青年,最好是让他们多了解旧社会的痛苦生活。中央气象局局长涂长望说,目前各方面的铺张浪费现象,也给青年很不好的影响,应该严厉批评和纠正这种铺张浪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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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开会
通过工作报告并决定向人民代表征求对刑法草案的意见
新华社28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今天下午举行第七十七次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会议在听了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新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的说明后,进行了讨论,并且决定将刑法草案发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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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一批毕业学生
新华社28日讯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在今天下午分别接见了中央民族学院、公安学院、对外贸易学院和银行、合作社、财政、粮食等干部学校的毕业生。同时,还接见了共青团中央举行的宣传工作讲习会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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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韦洛坡议长到达北京
刘少奇委员长接见并设宴欢迎
新华社28日讯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第二副主席、前总理韦洛坡和夫人等一行十人,今天下午乘飞机从广州到达北京。到机场欢迎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伯渠和委员,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和其他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副会长胡愈之和其他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北京市副市长和各界人士。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夫人也到机场欢迎。
客人们下机后,接受了献花,并且同欢迎者一一握手见面。
随同韦洛坡议长一起来中国访问的,还有:
普拉沃托·曼库沙斯米托: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第一副议长、马斯友美党第二副主席、前副总理;
普拉沃托·曼库沙斯米托夫人;
乌塞·拉拿韦查牙: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秘书长;
西摩朗基尔: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员;
菲曼沙: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员;
阿玛特·阿斯德拉韦那打: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员、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常务委员;
穆拿哇尔·查依拉尼: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员;
多希尔·阿布巴卡尔: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员。
新华社28日讯 刘少奇委员长和夫人今天晚上接见了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和夫人以及同他一齐来中国访问的全体人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林伯渠副委员长和许广平、张苏、陈其瑗、曾涌泉、余心清、刘贯一、武新宇。
接见时,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夫人,参赞苏万托和夫人、安瓦·萨尼和夫人也在座。
新华社28日讯 刘少奇委员长和夫人今天晚上设宴欢迎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和夫人。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第一副议长普·曼库沙斯米托以及同韦洛坡一起来中国访问的其他人员,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夫人和大使馆两位参赞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在宴会上,刘少奇委员长讲话说,中国人民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制宪工作十分关注。韦洛坡先生在制宪工作上已经做了不少的努力,曾经到过许多国家考察,现在又来我国考察,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相信,韦洛坡先生领导的制宪议会,将会取得光辉的成就。
刘少奇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是两千多年的老朋友。近代以来的共同经历和解放以后的共同愿望,又把我们的传统友谊推进了很大一步。我们相信,韦洛坡议长的访问和考察,将会更多地了解我们国家的情况,并且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有益的贡献。他还希望贵宾们在中国访问和参观时,提出批评和指教。
韦洛坡议长接着讲话,他对这次能有机会来深入了解中国的情况,并且同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交换意见而感到高兴。
韦洛坡在谈到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友谊时说,“我们要继续驱逐统治了我们国家几个世纪的外国势力,并且把目光转向为自己人民谋求幸福。”他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上的公平和逐渐消灭人对人的剥削。现在我们都正处在过渡时期。
出席宴会的,有林伯渠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和各界著名人士。(附图片)
  刘少奇委员长与韦洛坡议长在宴会上。
新华社记者 郑震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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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再论立场问题
分清哪边是左,哪边是右这件事,在当前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风浪中,曾经一度成为严重的问题。
事物在时间和空间里面运动着。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从已经成熟的条件出发,积极推动事物前进的,就是左;违反事物的发展规律,拖着事物不让前进或者向后倒退的,就是右。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凡是积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积极加强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的言论行动,就是左;积极反对这些的言论行动,就是右。这些道理看来是人人能够了解、不至于发生争论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明明是左的言论行动,有时也会被某些人说成右;明明是右的言论行动,有时也会被某些人说成左。
拿眼前的事实说吧。在不久以前一个时期的报纸上,曾经发表过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言论。这些言论引起了广大群众首先是工人群众的极大的愤慨。北京市印刷工人朱宝琛,在6月2日看到报上刊登的储安平的发言之后,虽然当天他在夜班工作到第二天上午两点钟,却愤激得不能睡觉,连夜给本报写了一封一千七百多字的信,一直到早上九点写好投邮才休息。北京广播器材厂职工看了报纸上登载了许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没有登载驳斥的文章,公推了林路滋、李尚武两人作代表,在6月4日上午到本报责问编辑部,是不是报纸变质了,不是人民的报纸了?随后,他们又开了一百六十九人的座谈会,联名写信给本报抗议储安平、葛佩琦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并且再三催促本报早日发表。北京国棉二厂老工人秦淑英,在该厂工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的时候,追述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全家生活的痛苦和她本人当时所受的打骂侮辱,同今天的日子完全不能比较,想不到还有人说现在不如过去,竟气得昏了过去。像这样的事例很多很多。参加读报组的农民听到报纸上发表的反动言论,也纷纷来信提出抗议。随后,青年学生和其他阶层的人民也踊跃地参加了这个斗争的行列。
广大群众对于右派分子的态度是坚决的,立场是明确的。他们看了本报在本月8日以来的一系列反击右派分子的社论,觉得久旱逢甘雨一般地高兴,因为这些社论支持了革命的正气,打击了反社会主义的邪气。但是有一部分人的论调却完全不同。他们看到报纸上的读者来信、工人座谈和反击右派分子的社论,马上大惊小怪起来,说什么报纸的态度变了呀,恐吓信值不得小题大作呀,恐吓信和读者来信还不知是真是假呀,葛佩琦只是态度偏激、储安平无非想出语惊人呀,就是反社会主义也不该一棍子打死呀,如此等等。在这类论调中,顾执中先生的两句话特别有意思:“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这两句话所以特别有意思,因为其中所说的“群众”,所说的“左”和“右”,意义都同一般人的了解截然相反。在这里,真可以说是没有共同的语言了。
在顾执中之流看来,什么是“群众”呢?那就是一小撮反群众的右派分子,还有就是一时分不清是非而跟了右派分子走的少数人;至于起来批评右派分子的人民群众,那是被取消了称为“群众”的资格的。至于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呢?在顾执中之流看来,储安平、葛佩琦等人的言论就是“左”,而批驳这些言论,就是“右”,或者叫做“气量不大”。顾执中接着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脚:有些人“虽然知道大‘鸣’大‘放’不应越出拥护共产党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轨道,但在讲话时,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轨道的地方。”越出了社会主义轨道又是意味着走上了什么主义的轨道呢?他可没有说。大概总不是越过了当前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跑到遥远将来的共产主义阶段去了吧。那么,顾执中所说的“控制不住”的“感情”,难道不是指着反社会主义的感情么?然而他说这就是“左”!
的确,已经被揭发出来的那些右派分子,有许多人是很谦虚地给自己戴上了一顶“左”的帽子的。章伯钧不是借着据说是别人的话,来称赞他自己是“共产党的尾巴,百依百顺”,而且一向以“左派”自居么?罗隆基不是口口声声说他是爱护党,他主张共产党不要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只是为了“不愿意使党的威信有丝毫的损失”么?章乃器不是处处使用着社会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使用着拥护中共中央的词句,以显示他的“左”么?龙云不是宣称他的反苏谬论是“爱国”的么?热心于为反革命分子喊冤的黄绍竑,不是说他自己是对共产党“耿耿忠心”的么?至于顾执中本人,虽然要求资产阶级式的新闻自由,对于人民政府没有支持他办一个私营通讯社来同新华社竞争这件事表示不满,按照他所提出的标准,当然更是“左了”的“群众”的一分子了。
中国人民的确是需要左的,而且他们的确是在继续向左的方向走,但是他们的确不需要顾执中们所说的那种左,即离开社会主义的轨道而向后倒退的所谓左,而是需要沿着社会主义轨道继续前进的那种左,需要不让右派分子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那种左。可是这种左却被顾执中们说成是右。说到这里,我们真要谢天谢地,庆幸人民政府没有支持顾执中办起他的那样一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指右为左、指左为右的通讯社来。
大家看吧!在右派分子同我们之间,左右的方向竟可以这样完全不同。这种情况似乎玄妙,但是仔细想一想,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第一,这是真话。原来我们和右派分子是站在完全不同的方向和立场上看问题的。我们是身子朝前走、眼睛朝前看的,所以我们把前进叫做左,把后退叫做右。可是右派分子却是一种很特别的人,他们好比传说中的申公豹,眼睛、鼻子、嘴都是朝后长的,所以他们把前进叫做“右”,把后退叫做“左”。我们和右派分子是在向着根本相反的两个方向运动着,正是所谓“背道而驰”。
第二,这又是假话。原来右派分子需要给自己涂上一层“左”的保护色。不这样,在现今中国的条件下,他们就会根本站不住脚。右派分子知道,光靠他们自己是不能把中国的历史车轮倒转回去的。他们必须把自己混在那些从善意出发向党提出批评意见的群众中间以便夺取群众。为着迷惑中间状态的人们,他们首先把自己的脸搽红,扮得好像是“革命的”包龙图;然后,他们就把共产党人和非党进步分子的脸涂黑,说他们是“右派”、“保守派”,是“坐轿子”的人和“抬轿子”的人,是“特权阶级”和“无耻之徒”,等等。可见,右派分子由于他们自己的反动立场和当前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必然要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必然要把清水搅浑,才好在浑水里摸鱼。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辨别方向,对那些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的人们说来,特别是对那些灵魂深处还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王国的人们说来,就成为严重的问题了。事实上,有许多自视甚高、看不起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就受了右派分子的迷惑,充当了他们的俘虏。就在现在,也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在反对右派的斗争中躲躲闪闪,动动摇摇。这是一番值得十分重视的大教训。
这番教训的意义是什么呢?这番教训的意义就是,为了正确地辨别方向,必须有正确的立场。工人农民的文化虽然还不高,但是他们对于大是大非是很容易看清楚的。而许多知识分子以及一些青年学生,由于缺乏经验,由于背着有知识有文化的包袱,由于没有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在这次的风浪中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就证明,这一部分人的立场问题还没有解决。
章伯钧、罗隆基之流惯用甜言蜜语迷惑知识分子,说他们用不着改造自己了,已经改造得很好了,说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共产党是否礼贤下士,三顾茅庐了。这种腔调同章乃器对工商业者说话的腔调一模一样:貌似爱之,其实害之。知识分子在人民的事业中无疑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只有当他们同广大的工人农民相结合的时候才能充分发挥。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知识分子必须向工人农民学习。在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问题。如果硬要说礼贤下士,那么知识分子首先要向工人农民礼贤下士;如果硬要说三顾茅庐,那么,在最根本的方面,工人农民更加是诸葛亮。因此,这一类说法只是放在知识分子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只是阻碍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相互团结的墙和沟。
人民群众对于右派分子进行了并且还在继续进行着大量的批判和揭露。这些批判和揭露,对于暂时迷失方向的人们,正好像投给发烧的病人的一副清凉剂。不是么?在看了这些批判和揭露之后,有些人不免要经历一阵惘然若失的感觉;但是在这之后,他们却会逐渐清醒过来。究竟哪边是左,哪边是右,对于一切在大风浪里曾经搞糊涂过的善良的人们说来,现在不但是必须分清,而且有可能分清了。这对于我们民族的光明前途,实在是一件了不得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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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欧亚国家报纸刊载毛主席的讲演
真理报全文刊载周总理的报告
新华社28日讯 欧洲和亚洲国家的报纸继续登载毛泽东主席在中国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的讲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欧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德意志报”在6月22日以整整四版的篇幅刊载了这篇讲演的全文。“德意志广播电台”在24日晚间就这篇讲演发表了评论。此外,西德最大的一家日报“世界报”在25日也发表了这篇讲演的详细摘要。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和“人民意志报”20日分别刊载了这篇讲演的全文和摘要。“人民自由报”还在22日就这个讲演发表了社论。“人民意志报”还刊登了毛主席的像片。
阿尔巴尼亚的“人民之声报”和“团结报”25日都摘要刊载了毛主席的讲演。
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19日摘要刊载了这篇讲演。
比利时共产党的“红旗报”在20日发表了这个讲演的摘要。
在亚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新闻”和“民主朝鲜报”在23日刊载了讲演的全文。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报”在28日发表了毛主席的讲演全文,并且就这篇讲演发表了社论,题目是“中国共产党指导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发展”。
蒙古“真理报”在27日和28日连续刊载了这篇讲演的全文。
在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安塔拉通讯社、“万隆新闻”和泗水的“爪哇邮报”也先后发表了这篇讲演的摘要。
新华社28日讯 苏联和一些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报纸对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消息普遍给予很大的重视。
苏联的“真理报”今天以两版半的篇幅刊载了周总理的报告全文,标题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决定性的胜利”。前一天,莫斯科各大报纸都已经报道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开幕消息并且登载了周总理的报告摘要。
捷克斯洛伐克的“红色权利报”和其他中央报纸摘要刊载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德意志报”、“柏林日报”、“论坛报”和其他一些报纸都以显著地位刊载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消息和周总理报告的摘要。
罗马尼亚首都的报纸都在第四版的显著地位刊载了周总理报告的摘要。
索非亚的“工人事业报”、“祖国阵线报”、“农业旗帜报”等都在第四版上以显著地位刊载了会议开幕消息和周总理报告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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