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28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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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想动摇党的领导,我们坚决不答应!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陈垣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是一切正直的人们有目所共睹。为了克服缺点、改进工作、加强团结、加强党的领导,为了加速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现在提出了进行一次整风运动,要求人民群众向党提意见,要求大家帮助党整风。这样虚心地听取群众意见的执政党,是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旧时的统治者,也曾有过
“下诏求言”“广开言路”的事情,但是他们仅仅限于几个御史、谏官,那能有在这样广泛的征求面来征求意见的呢?而且他们所谓“下诏求言”,不过是为了维持自己一家一姓的利益,根本是不能和现在整风相提并论的。今天共产党所领导的整风运动,是为了全国六亿人民的利益,并没有其他目的,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就再没有什么自己的特殊的利益,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不能离开群众,离开群众就将一事无成;群众也更不能离开共产党,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会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我想历史是最有力的见证,事实是最好的说明。巍峨的泰山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总不能因有人闭着眼睛不看,就说它没有存在。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就更相信历史的事实。
八年以前,我们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全世界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推翻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统治,人民自己真正作了国家的主人,我们从心里感到光荣和骄傲!当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庄严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我自己当时真是百感丛生,千言万语说不出当时心中的复杂滋味。因为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是更能深刻的懂得中国人民站起来有着多么丰富的内容,包含着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是多么值得珍贵又是多么可以自豪的事情。
八年来,我们经历了翻天复地的变革,这是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我们把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已基本上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几千年的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的制度,要从此永远消灭;所有的人都要变为不同类型的劳动者。“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全国解放以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我们已作了以往几十年所不能完成的工作,已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目前我们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六亿人民,正在热火朝天的从事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正在用自己的劳动进一步改变着国家的面貌。我们的工业、农业、水利、运输、国内外贸易、文教卫生等等,都有巨大而迅速的进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正在不断的提高。
我们劳动人民正在创造着说不完数不尽的奇迹,这些摆在眼前的具体而生动的事实,难道是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所能取得的吗?
解放前,我们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受着双重压迫,身心受到摧残,精神苦闷。我自己还不就是被当时环境把生活范围越挤越狭窄,只有躲在书堆里,在脱离实际中求生活吗?知识分子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科学研究不被重视,研究成果甚或是无处发表。在大学里教书的教授还是为其他知识分子所称羡的,但是生活还不是窘得可怜,每月发了工资连一星期都过不了吗?我自己就曾因为给孩子治病没钱住院,无可奈何的把“明实录”卖掉的。前后又曾卖掉“大正藏”和“道藏”等等。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大正藏”有一部就是在我这里买去的。解放以后,我们结束了旧日生活,欢欣鼓舞的投到祖国的建设里,我们懂得今天的幸福是怎样得来的,也了解幸福得来的不易,更深知我们今后事业的艰巨,因此我们热爱党,我们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自觉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自己的旧思想,以期能为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多更好的作点事情。
在这些不可抹煞的事实面前,怎么还有人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呢?我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立场不同的关系。我们把帝国主义赶走,中国人民说好得很,帝国主义说搞糟了,在中国没有侵略的地盘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说好得很,而地主阶级说土地改革缺点是主要的;肃反运动巩固了社会秩序,加强了国家安全,我们说搞得好,不搞不行,反革命分子却说倒霉是主要的。这不是立场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现在有另一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了。当人们都在善意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右派分子却以为是有机可乘、“大有可为”了,竟口称是代表我们知识分子、代表群众,假借整风之名,猖狂的向党进行恶意的攻击,这简直是公然向全国绝大多数人来进行宣战了。他们把局部缺点夸大,硬说解放后的工作“漆黑一团”,很多事都“搞糟了”,“党已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党已失掉了控制能力”,大有非请他们这些右派出来挽救危局不可之势。他们狂妄得不知所以了,一个个都气势汹汹,诬蔑今天是“党天下”,说“知识分子要争民主、争自由”了。于是要成立“政治设计院”,实行两院制,“各党派轮流执政”,在高等学校里要“民主办校”,“取消党委制”。所有这些言论,归根结底都说明,他们的思想实质是要篡夺党的领导权,不要党的领导,这还不是很清楚的事吗?
但是,他们想错了!他们要百家争“权”,要“争名于朝,争利于野”,要想取消或削弱党的领导,这是广大群众最根本的利益问题,群众是不允许他们得逞的。工人说话了,他们说:“我们和共产党一条心一条命!”他们说:“你要推翻共产党,我们不答应;我们不答应,你就推翻不了!”这才是真正代表亿万群众的声音。农民也说话了,知识分子也发言了:党的领导不可动摇,要想把我们拉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使社会后退,我们坚决不答应!
整风运动本来就是一个提高思想觉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可是在这个运动里,有些人别有用心,企图混水摸鱼,有些言论甚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些言论害及我们人民的最基本的利益,我们必须严厉的予以驳斥,予以回击,和他们展开思想上、政治上的斗争,然后整风才能更好更深入的进行。我们必须粉碎那些有害的言论,来保卫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才能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在这当前的斗争中,也正是我们广大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受到教育、提高觉悟、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我们斗争的思想武器,我们在这场反右派的斗争里,站稳立场,坚持真理,学会明辨是非,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以更好的担当起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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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们抗议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恶意攻击
读了光明日报、文汇报的两篇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教师批评人民大学办得‘四不像’……大学招牌、中学内容、小学教学方法”)以后,我们认为这是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恶意攻击。我们作为人民大学的学生,不能不表示抗议。
生活在这所大学里,我们对学校的各级领导所存在的“三害”也是敏感的。因此在整风运动中,我们不仅拥护那些正直的教授、讲师们对学校领导的批评和建议,而且也曾积极地和他们一起向“三害”开火。但是,使我们愤慨的是:在我们所尊敬的老师的行列中,竟出现了像葛佩琦、王德周等仇视党和人民的别有用心的分子,而且也有许孟雄等人骂我们学校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骂我们学生是“毒蜂”。许孟雄先生对我们学校,对我们学生如此攻击,是稍有良心的人所不能容忍的。
这里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为什么像这样空洞无物的谩骂和恶意中伤的“批评”,会被光明日报、文汇报等特别欣赏。以显著的篇幅,特别醒目的大字标题来个“锦上添花”。其居心何在呢?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光明日报应该深入了解一下我们的学校是不是乌烟瘴气的“大蜂窝”?那些毕了业的和正在努力学习的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是不是“毒蜂”?我们要提醒这些先生们,我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入学以前我们有的是高中的优秀学生,有的是生产战线上的突击手,有的从战火里还带来了光荣的伤疤。在今天的课堂上党正把我们培养成为新型的工农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右派,帝国主义和其走狗来说,这当然是一群毒蜂,但标榜着接受共产党领导、维护社会主义立场的光明日报又为何如此心惊胆战呢?
文汇报以大标题告诉读者说:人民大学办得“四不像”。的确人民大学现在还没有办得十全十美,缺点还是不少的,有的缺点甚至很严重。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前进中的缺点,也将在前进中克服。党、人民和我们是热爱这所大学的。这个大学可能不合某些人的口味,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口味。因为她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培养干部的大学。也难怪有些人要深恶痛绝地骂她是“四不像”,“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
当然,我们不否认在学习中还有很多缺点,譬如有教条主义的气息,同时也不否认我们中间有的工农兵出身的同志,过去只念过初中,但就认为我们不像个大学,未免有点武断。按光明日报、文汇报的“报道”看来,这批过去没有捞上一张高中毕业文凭的工农青年,尽管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已提高了文化水平,已具备了进大学的条件,也应该被我们自己的大学拒之于门外了。
我们要问:光明日报、文汇报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报道是在支持正确的批评,帮助人民大学改进工作呢?还是在混淆是非?目的何在?居心何在?的确我们是挨了一猛棒才醒过来的,当我们明白了光明日报有储安平、章伯钧这样的总编辑和社长以后;当人们揭发了文汇报在这段时期中的资产阶级方向以后,我们不能不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他们对人民大学的态度了。
人民大学是党中央和国家在空地上、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创办起来的第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她的历史只有七年,在教学和其他工作方面是有缺点的,学校也在积极地改进中。但是她仍不愧为一个培养宣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干部的大学。几年来,她的学生遍布全国,他们成为了或将要成为经济建设的骨干以及在思想战线上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作斗争的战士。这难怪别有用心的人们想千方百计地一棍子打死她,否定她。这样他们就可以高喊:看呀!共产党不懂得办大学,在文化教育方面已失败了;学习苏联是错误的、是行不通的。我们说,先生们!你们的毒箭尽管放吧,人民大学仍在从小到大从幼稚到壮健地成长,她仍然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干部。而我们也将更热爱我们的学校,更努力地学习,准备作一个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经济建设的战士。告诉你们,这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是否定不了的,你们的目的落空了,而且会永远落空!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刘洪志、孙彦、姚振贤、李秀菊、周邦桢、汤安中等四千三百九十二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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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安交大师生大部分人认为
交通大学应该全部搬到西安
据新华社西安27日电 交通大学应该而且可以全部迁来西安。这是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在24日和25日举行的扩大校委会讨论中大多数人的一致意见。
会上发言的二十几位教师、学生和职员都谈到,不论从国家整体利益和交大本身前途着想,或者从西北工业建设发展远景和目前的具体情况考虑,交通大学应该并且可以迁来西安。他们认为学校全部迁来西安虽然有困难,但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局部的,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和支援,积极创造条件,困难是可以逐渐克服的。
讲师张世恩说:讨论迁校问题是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应摆在什么位置的问题,他认为长远利益应多考虑一些。同时,全国利益和交大利益也不能等同。应该把全国利益放重一些。他主张全部迁来西安。
教师中原来有一部分人对迁校问题摇摆不定或者反对西迁的,现在也开始改变自己的看法,赞成交大在西安生根开花。前一阶段几乎全部反对迁校的工程画教研组教师三十二人中,现在赞成学校全部迁来西安的有二十二人,还有保留意见的两人,没有人反对迁校的方针。
交大师生们对学校迁来西安最关心的是交大各个专业能否同当地工厂配合并展开科学研究工作的问题,西安这方面的条件是否比上海好?教师们从最近听了本市一些工厂的工程师来学校座谈时所提供的资料、情况和学校组织部分教师去工厂观察后,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已多少有了转变。不少人感到学校专业和工厂的配合这一外部条件,目前有的不如上海,有的不次于上海,有的还比上海好。从长远来看,西安胜于上海。金属工学教研组主任和实习工厂主任季成璠教授认为展开科学研究工作的条件西安比上海好。他说:西安的有些工厂是全国最新的,教师可以学习到新的东西,而在上海就学不到。上海工厂虽然联系较好,但有的设备陈旧,只能作些小型试验。他说:学校里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应该在校内实验室里作,学校设备好是主要的,然后才是和外边工厂企业配合的问题。总务长任梦林谈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内部条件时说:热处理实验室,在上海是旧浴室改的,面积为三百多平方公尺。在西安金属及热处理实验室面积有三千五百平方公尺。上海的压力加工和铸工实验室,原是两个老饭厅改的,面积共约一千四百平方公尺,在西安新建的两个实验室面积共达三千八百平方公尺,铸工厂并且有完善的自动化通风设备。
对于师资和学生质量问题,好几位教师认为交大迁到西安,不致削弱师资力量,也不会影响学生质量降低。前一阶段讨论迁校问题时,有些教师担心部分学术水平较高、具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和留学回国的专家不愿到西北工作,因而会削弱交大师资力量,影响交大教学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但是最近从周总理所提出的方案,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副部长刘皑风的讲话来看,国家对交大很重视,希望也很大,社会各方面也表示要大力支持交大,不会因此使交大的师资力量受到影响。
许多教师不同意交大迁到西安后学生质量会降低的看法。吴伯诗讲师认为:学生质量高低,决定于学校本身,而不取决于学校所在地区。
会上也有少数分歧意见,赵富鑫教授是同意全部迁西安的,但是他主张有条件地迁校,他感到迁西安最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研究条件。物理教研组主任殷大钧教授认为应该创造条件,克服困难,解除顾虑来迁校。学生会主席毕镐钧在会上反映,最近学生对于迁校问题的看法在变化中。他说赞成全部迁校的人数在增加,这部分人态度明确,力争实现周总理提出的第一方案。有一部分学生看法比较模糊,他们主要在观望西安部分和上海部分教师的态度。另外还有一些学生对于学校全部迁来有抵触情绪。
交大副校长苏庄也提出他对迁校问题的意见。他说:他完全同意彭康校长的意见,他认为交大全部迁来西安可以保持完整,专业和师资都可以保存下来。他要求大家在讨论迁校问题时,要从全面去看,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都应考虑,放在适当位置。他说:有些教师提出全部迁来西安还存在着不少困难。这问题应该引起注意。他认为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看来,全部迁来西安虽然有不少困难,但比起搬回上海去,困难总是少得多。苏庄认为有些教师提出采取措施为迁校创造条件,克服困难是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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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在整风中前进
  本报记者 柏生
在这不平凡的春天,中国人民大学真像是一个百花争妍斗艳的花园一样。不管你走进西郊的校园,还是铁狮子胡同一号的校本部,或是海运仓校舍的院落,到处张贴着五颜六色的墙报,上面有善意的批评,也有正确的有力的反批评。目前,在座谈会、辩论会上,人们正在集中地向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右派分子已经完全暴露了反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孤立起来了。
中国人民大学是从5月9日开始整风的。整风开始,学校党委先征求党外老教师的意见,以后全校青年教师、干部也帮助党来整风,最后同学也参加到整风运动里来了。
在整风中,党组织利用各种形式让大家大鸣大放。开始是座谈会,以后,辩论会和其他形式也出现了,特别是墙报比较普遍,也比较突出。全校绝大部分师生员工都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地对学校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大部分都是善意的、合理的,对学校党组织的整风有很好的帮助。
学校党组织为了贯彻党中央指示的边整边改的精神,一方面认真地研究分析着在运动中所揭露出来的问题,把这些问题归了一下类,同时党组织根据提出来的问题和学校的具体情况,组织了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改进工作的研究组。揭露出来的问题有这几类:第一类是关于学校发展方向和专业设置的问题。第二类是关于教学中教条主义问题,大家对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如讲课、课堂讨论、考试等,都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很好的建议;对教学内容和科学研究上的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也提出了批评。第三类是关于党和行政领导人联系群众不够的问题。大家揭露出党和行政领导人员遇事少和群众商量,不习惯倾听群众的意见,习惯于用行政命令办事。第四类是党和行政领导人有骄傲自满情绪,不善于和党外人士推心置腹地相处共事,对发挥新老教师的积极性注意不够。此外在人事和行政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为了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学校党组织吸收工会、青年团及新老教师和有关单位行政负责人成立了教学研究组、人事工作研究组和行政事务工作研究组,分别负责研究各方面的意见和问题,并提出改进办法。学校党组织表示有决心和信心来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有决心把人民大学办好。
人民大学在大放大鸣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猖狂的反社会主义谬论。这是极少数右派分子在借着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发出的狂妄叫嚣。他们怀着敌对的情绪,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要取消共产党在国家和一切部门中的领导,认为党要整风是因为已面临垮台的危机。他们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要杀共产党人。他们否认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伟大成就,把三反、五反等运动和统购统销等政策说成一团糟,故意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他们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党的领导。
在教师中间,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琦、王德周的赤裸裸的反动言论,本来是容易分辨清楚的,可是他们这些谬论最初在校内座谈会上讲出的时候,并没有立即遭到反驳。这是因为教师们和同学们没有把善意地帮助党整风的意见和恶意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区别开来,当时虽然有许多教师和同学感到了他们这种反动言论带有诬蔑性质,但还没有认清他们的反动面目。在这种情况下,右派分子更加猖狂起来。但当人民日报揭露了葛佩琦的反动言论以后,全校师生就纷纷起来驳斥了。在一次座谈会上,汪金丁副教授说得好,我们决不能因为在批评党内某些缺点的同时,对葛佩琦的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失掉了我们应有的清醒。葛佩琦最近又讲出了他的反动言论的支持者,他说,我作了第一次发言以后,民盟陈文僊等教授曾对我说,你的发言很好,应该继续发表意见,我们支持你。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又作了第二、第三次发言。现在教师们正要求葛佩琦进一步交代。在各次座谈会上,许多教师还愤怒激动地驳斥了王德周的“党已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了”的谬论。此外,工业经济系讲师贺安的反党言论也被揭露出来。这几天在人民大学民盟支部全体盟员的集会上,大家又集中地揭发和批判了人民大学民盟支部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吴景超的一些错误思想。他曾认为吴晗在公开场合批判章伯钧等人的反动言论是无组织无纪律。大家并指出他和章伯钧、罗隆基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吴景超的批判,现在还正在进行。
人民大学的学生中间,也出现了法律系四年级女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一些校内外的辩论会和自由论坛上,林希翎在散布着“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这种制度需要彻底的改革”的谬论。她在每次阐述这些荒谬观点时,采取了一种粉饰迷惑人的两面派手法,歪曲和捏造了一部分材料的事实,同时她故意从制造概念混乱中,来发表一些奇怪的理论。学生们在座谈会上,在墙报上,拨开了她那些粉饰自己的声明和美丽的词句,看清了她那利用片面材料和捏造事实的手法,拆穿了她那制造概念混乱的把戏,原来她是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人民大学反右派分子的斗争,在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下,进一步地开展起来。现在右派分子已经纷纷溃退,理屈词穹。在这个斗争的风雨中,还培养了人民大学师生的革命觉悟,使大家更进一步地认识了这些右派分子的真面目。
在多次的座谈会上,葛佩琦和王德周的反动思想已彻头彻尾暴露出来。他们所散布的乌烟瘴气的毒素,不但受到校内师生的驳斥,而且受到社会上广大人民的质问和抗议,再也不能蒙混人了。贺安的反动言论,经过全校几次辩论会的驳斥,也已站不住脚了。对于林希翎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同学们前后组织了六次辩论会,在进行第五次辩论会的时候,已经使她理屈词穷,她说她要关起门来考虑考虑。在第六次辩论会上,大家对她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驳,击溃了她的根本论点。但是她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个辩论会仍将继续进行。
历史系的一个名叫洪有仲的学生,曾一度被右派分子的言论所迷惑。他受林希翎的一些言论所煽动,一直支持着林希翎的谬论,但当接连参加了几次辩论会以后,他看到林希翎的反动言论被许多同学驳倒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觉悟过来了。现在他已投入到反右派言论的斗争中。他以亲身的体会沉痛地说:我现在知道自己上当了,我喝了一杯无色的毒水!在反驳右派分子言论的辩论会上,他愤怒地揭露了右派分子捏造事实,煽动青年学生对党对国家不满的阴谋。新闻系一个叫做成美的同学,也道出了自己在运动中思想觉悟的提高。他说,在我们学校整风中,我现在已经看清了两种别有用心的人,一种是面带杀气,手提大刀,口中喊着杀、杀、杀,向党冲来的人,这就是右派分子葛佩琦和王德周;而另一种人身穿白衣,面带笑容,伸手把毒药向党送来,口中说着:你吃吧!吃下去病就好了。这就是林希翎。但是人们眼睛亮了,看到她纸中的毒药,看到了她的目标是反对社会主义。财政系杨承祚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在一个多月来的整风中,我们一方面帮助党提意见,一方面通过座谈会也提高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认识,辨明是非。经济系副教授项冲感动地说,这次党的整风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运动开始时,我只是怀着爱国爱党的心情,给党来提意见,就是出现了像葛佩琦、王德周等反动言论时,我虽然不赞成他们这种谩骂式的意见,但并没有感到应当立即和他们辩驳。可是当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以后,我认识到右派分子想借整风名义搞垮党的真面目。社会上进一步揭发了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阴谋破坏党的言论以后,我作为一个民盟盟员,开始感到他们是想拿了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做政治资本,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要不和他们坚决进行斗争,那对党的整风运动是很不利的。
人民大学校内的右派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实际上是和社会上一些右派分子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是一脉相通的。师生员工在批驳校内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同时,也和全国人民一起驳斥了社会上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这次面临对右派的斗争中,师生员工们认识到这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一场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决不是用简单的斗争方法就可以解决的,一定要提高思想觉悟,站稳立场,展开辩论。
中国人民大学在整风运动中前进着!全校师生员工们不仅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提高了思想觉悟,也更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现在校内正气已得到充分发扬,全校绝大部分师生员工也更进一步靠近了党。全校整风运动正向着健康方向发展,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正胜利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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