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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继承“五四”光荣传统 北大学生发出战斗号召
全国同学团结起来！彻底粉碎右派的进攻！
六千七百多名同学签名宣誓：我们永远忠于共产党！忠于社会主义！
本报讯 26日，北京大学学生会在六千多学生签名要求下，发出了“致全国高等学校同学的一封信”。信中愤怒地揭露了在整风运动中，北京大学学生中的右派分子谭天荣、刘奇弟等，和社会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相呼应，在校内外散布各种反动言论，歪曲学校党的整风运动，组织反动小集团，猖狂地向党和人民进攻的破坏活动。他们呼吁全国各高等学校的同学们和他们站在一起向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取得最后彻底的胜利。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致全国高等学校同学的一封信亲爱的同学们：
在这不平凡的日子里，我们和你们一样，怀着一颗爱党、爱社会主义的赤心，积极地投入整风运动和反右派分子的斗争。我们不断地收到你们的来信，从你们的来信中，我们得到了很大的鼓舞。同时，我们也知道了我校的少数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在你们中间对北京大学的整风运动进行了种种歪曲。用所谓“民主接力棒”向你们散布反动的言论。这些言论已遭到各校广大同学的有力驳斥。我们说：你们反击得好！在反对社会主义言行的斗争中，我们已结成亲密的战友。为了更好地战斗，我们愿意在这里向全国同学介绍一下我校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真实情况。
5月中，北京大学整风运动已经开始。老师们在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大“鸣”大“放”，对党的工作提了很多宝贵意见。这时，我们帮助党整风的热情很高，大家迫不及待的也行动起来了。一方面在班会和座谈会上积极地提意见，另一方面大字报一张接了一张地贴出来了。党委会适应同学们的要求，立即号召大家大“鸣”大“放”，欢迎大家用各种方式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于是我们都卷入了这一场伟大的整风运动。大字报贴得满墙都是。对党委、学校、系行政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许多同学在座谈会上讲出了心里话，积极动手拆“墙”填“沟”。这是多么热烈动人的场面啊！然而，就在这时，少数右派分子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张元勋、沈泽宜的诗“是时候了”作了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誓师词。物理系四年级谭天荣的“一株毒草”向党开了第一枪，他说：马克思主义从1895年起就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说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并破口大骂三好学生是“白痴”，他要组织一支包括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魔鬼在内的“百万大军”向党进攻。这“一株毒草”引起了我们广大同学的愤慨，不一会工夫，到处都贴满了反击的大字报，纷纷要求“铲除毒草”。
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中充满了没落的剥削阶级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极端仇恨。刘奇弟为胡风喊冤说：“胡风决不是反革命。”还有人提出要“党委从‘宝座’上滚下来”。谭天荣、刘奇弟和其它右派分子拧在一起，组织了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散布反动谬论，企图“开展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向党“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为了扫除整风的障碍，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广大同学奋起揭露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驳斥其谬论。在大大小小的辩论会、演说会上论战在激烈地进行着。人民大学的学生程海果（林希翎）来我校进行了一次造谣诬蔑的煽动，引起我们极大的愤慨，当场遭到了猛烈的反击。我们知道，少数右派分子是我们时代中的一股逆流，他们妄想搞垮我们的党，妄想以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进一步用各种办法给予他们更大规模的反击。同学们出版了“浪淘沙”、“五月”、“争鸣”、“论谈”、“啄木鸟”、“说理”等刊物。这些反右派的刊物和小册子得到了广大同学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右派分子在北大是没有市场的。我校右派分子谭天荣等妄想在其它学校贩卖他们的反动货色，他们假借介绍整风经验的名义，跑到天津去招摇撞骗。他们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学院等校传播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们向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散发所谓“民主接力棒”，企图到处燃起对社会主义的仇恨。我们天津和上海的战友们给了他们有力的打击，对他们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同学们！你们干得真好！
右派分子筹办了一个宣传他们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刊物——“广场”。当他们把稿件送到北京印刷一厂印刷时，引起了工人们极大的愤怒，工人们坚决地批驳了这些反动的言论，表示他们决不从自己手中印出反对自己的言论。“广场”的编委们回校后向同学们报告了他们在工厂“被斗”的情况，企图博得同学们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同学们的眼睛是明亮的，我们同情和支持的不是“广场”的编委们，却是工人同志们的正义行动。当天晚上学生会主席宣读了印刷一厂工人给我们的信，当念到“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要坚决保卫她。我们坚决不印反动刊物‘广场’”时，我们双手都拍红了。工人同志们的坚定立场深深地教育了我们，鼓舞了我们斗争的信心。
毛主席的报告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更在全国范围内给了右派分子以致命的打击。但是，执迷不悟的谭天荣等，仍然和章伯钧、储安平、章乃器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个鼻孔出气，这只不过是他们在彻底破产前的最后挣扎，这里，我们再一次警告右派分子企图在我们大学生中寻找市场，这是妄想，这是做梦！现在我们正对右派分子展开全面的、系统的批判和反击，我们要从骨子里揭露右派的反动本质。目前，揭露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字报和小册子更大量出现了，广播台天天播送着批判右派分子的稿件，全校召开了群众大会，全面批判了谭天荣、龙英华等右派分子。战斗的洪流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洗着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污秽，奔向那浩瀚的社会主义海洋。
右派分子在这次猖狂的进攻中，曾经妄想利用“五四”民主的旗帜，我们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全中国的青年，决不容许他们糟踏这一光荣的旗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父兄在“五四”撒下的民主的种子，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土壤里才能开出鲜艳的花，结出硕大的果。今天，谁要利用“五四”民主的旗帜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谁就是“五四”精神的叛徒，是中国人民的罪人。
在这里，我们宣誓：继承“五四”以来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永远忠于共产党！忠于社会主义！我们宣誓：不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决不收兵！
同学们，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吧！
此致敬礼
北京大学学生会（在校同学六千七百零一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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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白发三千丈”式的手法是不行的
重庆西南政法学院教授、民革党员 张紫葛
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提出来，全国人民热烈响应的我国政治生活上的一件大事。这里再一次地显示了共产党领导的正确英明和全国人民对共产党的衷心拥护。
任何人都必须首先肯定，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达到新的团结，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一切违背这一原则的作法都是不健康的，但是近来，各方面、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之中，却出现了不少错误言论。我作为一个党外的高级知识分子，作为解放前后一直在高等教育界服务的教授，不能不反对这些现象。
首先，我坚决反对葛佩琦、储安平一类人的荒谬言论。他们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反对宪法的反动言论，是从一种根本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的言论。我们必须根本弄清这一点，同他们划清界限。我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因此，特别要抗议储安平利用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地位来反对社会主义。他抱有惟恐天下不乱的态度。自从“鸣、放”以来，光明日报的选稿条件就是力求激烈、不满、牢骚。我写了一篇建设性较强的讨论高等学校的内部矛盾的文章，寄到光明日报，就因为太不合乎储安平的胃口而被退回。我建议，光明日报的领导应该及时处理储安平的问题，不能让他继续利用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地位，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这种别有用心的言论，在重庆也有。西南农学院的教授李友霖在6月6日该校所举行的座谈会上公然说：“共产党中央不改变政策，我就拥护第三党出来执政。”这就说明，在这次运动中，我们决不能忽略阶级斗争。对于那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应该予以应有的警惕和回击。我们的国家制度，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个根本问题，是我们早已解决了的，是我们六亿人民一致通过并在宪法上以立法手续固定下来了的。这是六亿人民的集体意志。谁要反对这一点，他就以事实说明了他反对中国人民，我们就有理由而且必须把他看作阶级敌对分子。
有一些人谈问题时不免片面和不实事求是。例如，谈到历次运动中的缺点时就全盘地否定那些运动的重大意义。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时就忘掉了我们的缺点，一味强调我们的“有为有守”、“硬骨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等等清高和才华。这里就正好暴露了我们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教育，就有回复到旧时士大夫面目的危险。我们决不是今天的诸葛亮，我们还大大地需要改造。西南政法学院的知识分子就几乎全部反对教授治校，人们纷纷说：“如果让×大教授治校，保险比现在的党委官僚主义多一百倍。”思想改造是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毫无成绩呢？如果不进行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就划不清思想界限，不可能认清跟着工人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道理。肃反、思想改造时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应该解决。帮助党总结党员们在这些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以便今后改进工作，这是对的。但不能因此就一笔抹煞运动的作用。
宗派主义是不是有呢？有的，我们党外人士应该帮助党和它进行斗争。但是不能因为反宗派主义就要求共产党放弃领导，要求党外人士在领导国家各部门工作之中和共产党分庭抗礼，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譬如说，学校教员的安排应该征求老教师的意见，这是对的。至于有人全面否定人事部门的工作，甚至根本反对人事上的保密制度，那就走了偏风了。我们还受帝国主义的包围，国内还有反革命分子的残余。要求共产党一切都敞开门是不行的，那就是给敌人大开方便之门，总之，我们这是谈政治，这里必须实事求是，用文人的夸大习惯，动不动来一个“白发三千丈”似的文学夸张手法是不行的。
现在提意见的人又有一种一棍子打死的气氛。有些同志们对于党内领导人只喜说坏，不喜说好。对于很多曾经出死入生、为革命贡献过青春的老干部一口否定，毫无是处，甚至有人动辄要求领导卷行李走路。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情绪。只要想一下，旧知识分子那样多毛病，有的曾经长期地为反动派服务，可是在思想改造的时候，共产党人从来也没有说要把这些人一脚踢开。我建议党外人士多多学习共产党人与人为善的精神。意见不妨十分尖锐，但要采取建设性的同志式的态度。也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当定论，当真理。要容许商讨和辩论。为了达到新的团结，我希望这些同志们随时考虑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个最基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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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各界反击右派分子罗翼群云应霖
“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谬论一攻即破
本报讯 随着北京的一些右派分子的狂言乱语，广东省的右派分子，也发出了一连串的反社会主义的叫嚣。右派分子在运动初期，提出反对和风细雨，主张“放火烧山”。接着他们又否定广东地方七年来的工作成绩。他们主张只说缺点和错误。谁说优点，他们就狂妄地骂人家是“狗腿子”、“拍马屁”。当他们的反动言论遭到社会舆论的驳斥以后，他们又用貌似退却实则进攻的姿态说：果然不出所料吧，现在是“收了”。他们还把人们的反驳说成是“肃反的继续”。有的人竟公然提出抗议，说人们对他们的批评，会在“国际上产生不良影响”。
在这期间，广东地方的右派分子，除了散布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流言蜚语以外，又着重地攻击了党的领导、肃反工作和人民生活。右派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他睁眼不看事实，说广东人民已处于“饿死的边缘”。他说他经常收到一些来自各地的信件，这些信件不是“鸣冤”，就是“叫苦”；好像世界上只有他是关心民间疾苦的“清官”。罗翼群的反动论点，立刻得到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副主委云应霖的喝采。云应霖在去年7月视察海南归来以后，就说海南岛农民生活很苦，依然停留在解放前的水平，甚而不如解放以前。并且说：“人人正在忧贫，生活很不易过。”这次他挺身而出，不准人们反驳罗翼群。
反对党委制的言论，最初是从高等学校开始的。教授中的一些右派分子，把高等学校的党委会，说成是“三害的温床”、“官僚主义的根源”、“一切坏事的出发点”。要求取消高等学校的党委会的叫嚣，也得到政府部门的一些右派分子的呼应。广东省林业厅副厅长李汉冲说，机关党组限制了党外人士的职权，造成了党与非党人士的隔阂。因此，他主张把机关党组取消，用行政会议代替党组的活动。工商界的右派分子，也乘机大肆叫嚣，广州建国厂副厂长邓君万说，共产党员都是“靠斗争爬起来的，不懂技术，只会做特务”，因此他主张取消工厂的党委。广州市工商联常委潘以和，一面要定息延长二十年，一面要取消“公方”、“劳方”、“私方”的名称。
右派分子的疯狂叫嚣，遭到了社会舆论强烈反对。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每天都收到许许多多的来自工厂、农村和学校的信件。
请看石牌村农民的生活
广州市郊区石牌村曙光、红光、永光等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8日晚上召开座谈会，到会的农民列举铁一般的事实，驳斥了罗翼群所谓“广东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的谎言。他们警告罗翼群，不要吃了农民种出来的粮食之后，还来造谣惑众，挑拨农民同共产党的关系。
贫农出身的石牌乡干部池昌尘说，在我们石牌，饿死农民是解放前的事情，解放后不但一个农民也没有饿死，而且绝大多数人生活越来越好。就说我自己，解放前一家人经常饿到身体发肿，现在呢？不但生活不成问题，还有三百元存在合作社里，有一百元存入信用社。我那间快要倒塌的房子，现在已经修好了。在我们村里，凡是积极劳动的农民，生活都提高了，同我的情况差不多。曙光社的会计池德爱说，在1956年我们社有85％的社员增加了收入，老社员增加收入的超过90％。去年每户平均收入四百九十多元，最高的一户达到二千一百多元。
发言的人们又驳斥了罗翼群所谓“征粮及各种税收过重”“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的说法。红光社副主任池荣煊说，国家收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共产党并没有把钱放入自己口袋里，而是由人民政府用来建设社会主义、为人民谋福利。到会的人当场算了一笔账：石牌村全村农民每年交的公粮共五十多万斤谷；可是，人民政府仅仅为了支付小学和幼儿园的四十多个教师的薪金，每年便用去了粮食四十万五千多斤，政府支付的学校的其他经费以及各种社会福利事业的经费还不在内。而且，这几年来，政府还花了四万多元来扩建学校，用二万多元新建一个文化站。特别是补助大笔款项来兴修了许多水利，单是石牌大堤就补助了二十四万元之巨。在这样对比面前，农民缴纳的公粮是否过重，让罗翼群自己去想想吧！
云应霖挑拨离间 污蔑进步分子
17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员会和广州市委员会的委员举行的联席会议，批驳了云应霖、罗翼群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并同声谴责章伯钧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一致要求章伯钧向全体农工民主党的成员检讨。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委员、广州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梅日新在会上批驳云应霖的错误思想。他说，根据当时海南人民代表周发辉发言的材料，海南农民收入是逐年增长的，购买力也有所上升，全区1954年购买力为二亿八千八百万元，1956年达到三亿元以上。梅日新说，仅此一点也就说明农民的生活是逐年获得改善的。云应霖所谓“海南农民生活太苦了”、“不如解放前”，是主观片面、闭着眼睛不看事实的说法，只是替少数人叫嚣，同罗翼群是一唱一和。他还指出把进步分子都当作挑拨离间、逢迎拍马的人，这是对党和非党进步分子极大的诬蔑，其目的是想离间党与非党进步分子的关系，使一些右派分子借着“民主党派组织独立”的幌子，反对党的领导，把民主党派的工作拉向后退。当然人民是不会容许的。
政府兴修水利大大减少了自然灾害
在18日民革广东省和广州市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民革成员、省民政厅副厅长何宝松在发言中列举事实说明，罗翼群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他说：解放以来，政府在农村兴办了许多基本建设，全省兴修的水利受益的耕地面积有三千四百万亩，减少旱地三百万亩，造护林一百万亩，大大减少了自然灾害，成灾比例从1949年解放初期的60％到70％降为1954年的30％到40％，改变了历史上是严重灾区的面貌。他举例说：过去是多灾多难的鉴江平原（包括吴川、茂名、化县等县），单在1955年，政府就拨出专款二百五十万元，派出大批技术人员进行水利、林业、农业的综合勘察，做出全面规划。从茂名县龙首乡到化县谢拍乡一带的七个乡建立了灌溉工程，从此摆脱了旱灾的威胁，去年增产一倍。过去曾流传所谓“有女不嫁谢拍乡”，但今天谢拍乡的情况也改变了。去年谢拍乡获得大丰收，全乡添置新衣五千多件，入学儿童增加了，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了。
他说：但是，解放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1943年广东旱灾比1955年轻，但当时沿海一带饿死的人无法计算，有人说是一百万人，单是惠来一县就饿死二万多人。以富裕闻名全国的台山、顺德县，灾后人口也大大减少了。
生产不断增长农民负担逐年减轻
民革广东省委员会委员秦元邦质问罗翼群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他说，罗翼群的说法是代表那些过去蒋介石时代骑在人民头上的人的意见。那些人现在不能像过去那样享受了，就写信给罗翼群诉苦。这就是罗翼群说“人民生活到了饿死边缘”一说的所谓根据。秦元邦根据现在梅县的情况说：旧社会时梅县缺粮也很厉害，我是吃粥长大的，而现在呢，我家还有侄儿等，他们都吃上白米饭。像这样的农民是不少的，这怎能说生活没有改善呢？
在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举行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省农业厅副厅长谭冬菁用事实驳了罗翼群说税收过重的谬论。他说我们的税收是否过重呢？以农业税来说吧！在农业生产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农民负担的农业税是逐年下降的，1951年农民负担的农业税占农业收入的15.44％；1952年降为12.3％；1953年降为11.43％；1954年为12.43％（因为加征支援灾区附加粮九千五百万斤）；1955年降为10.89％；1956年降为7.96％，而且自从1956年起，增产不增税。这怎能说重呢？
右派分子还没有投降缴械 阶级斗争在继续展开
在社会舆论的斥责下，各民主党派的进步势力已开始抬头。他们纷纷起来批驳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要求跟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在本月19日举行的有党内外一千多人参加的报告会上，对党外人士的善意批评，表示诚恳接受和衷心感谢，同时他说目前极少数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已变成当前整风运动发展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他号召一切进步人士回击右派分子疯狂的进攻，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右派分子虽然遭受了初步的回击，但他们并没有投降缴械，其中有的假做检讨，企图蒙混过关，有的耍赖，否认以前说过的话，有的下乡“调查材料，搜集根据”，准备再战。显然，跟右派分子的思想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看来，还不是一时可以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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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什么话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应该改变
民盟盟员、华中师范学院副教授艾玮生的言论摘要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提法是不是不够恰当？因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对等的、双方的平等称呼，不能以不平等的双方来平等对待。当前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地位有所不同；共产党是大党，民主党派都不大，小的怎么样来监督大的呢？这是个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解释不通的。
以过去的事实来看，民主党派只能在共产党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见，比如共产党提出一个文件，民主党派便在这个文件上改几个字，像“之”字改成“的”字，“我们”改成“大家”等。民主党派只能施工，不能设计，拟定计划民主党派是不参加的，党对民主党派是帮助指导的地位，民主党派是被帮助指导的，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这个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应该改变。
在做法上应成立知识分子党，将民盟、民进、农工、九三等几个民主党派合并，成立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个政党是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党。目前有些单位民主党派成员多少不等，有的三、五个，有的上百个，如果组织起来，他们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自六月二十三日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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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什么话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
民盟青岛市委委员曲北韦在市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今天，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集中的表现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实质，是党与非党的矛盾。几年以来，共产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些恶劣的思想作风的滋长和发展，使得人民内部的矛盾空前尖锐起来。
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
只要是共产党员，不论工作、地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殊照顾。宗派主义到处泛滥。面对这样的现实，使我有这样的感觉——进入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了，旧的统治阶级是没有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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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说：我们帮忙消灭虫害哩！ 沈同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