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反对整风中的逆流
北京大学教授 郑昕
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党外人士给党组织和所在单位的党员提意见，其中绝大部分是诚恳的，是与人为善的。因为共产党是领导党，它关系着中国的命运；而党的方针政策，是通过党员来实现的。党员的思想作风少一分毛病，工作便多一分顺利，人民便多得一分好处；党员的思想作风多一分毛病，工作便多走些弯路，人民便多受一分害处。从爱护党，爱护人民事业的心情出发，我们才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我所接触到的原来有些毛病的党员，在作风上已开始好转，将来更会好转；而提意见的人在帮助党整风的过程中也提高了自己。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唯一的正确方法。共产党敢于在全国范围内开门整风，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有决心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为着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种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事业的决心，是人类最高的道德表现。所以广大党外人士，也乐于帮助党整风。
但是在整风运动中出现了歪风，——企图取消党的领导，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歪风。这股歪风使我憎恨。我早已准备向这些人大喝一声，“投戈一击”。这几天来人民日报的义正词严的社论，使我松了一口气。我在这些日子里想了许多问题，像党的领导权问题（包含大学中党委制问题），为什么党的领导只许加强，不许削弱？大学中政治思想教育如何提高质量问题？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真理，必须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为什么是人类最后的一个哲学体系？等等。这些问题，对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哲学界每个人都应该严肃地考虑这些问题，作出自己可能作出的解答，这样，既帮助了别人，也教育了自己；对这些严重的问题而无动于衷或持事不关己的态度，是错误的。
本文只想谈谈整风运动中的逆流或歪风。
这股逆流是来自四面八方；它表现的形式是各色各样的；它所冲击的对象是党的领导权。
它的表现形式之一是通过资产阶级的法学观点来抨击为人民民主专政和建立革命秩序所必需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把它们说成是“不合法”的。他们高呼“建立法制”，“厉行法治”。罗隆基便在这样的“法治”的思想基础上要求成立一个自成系统的“平反委员会”和提倡“两院制”。王造时诬蔑党“轻法治重人治”，他说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但是法治是认真的等等。罗隆基、王造时等人曾经用过“法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今天提出“法治”来“医治”、“补救”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们想将人民民主专政和蒋介石政权说成一样的东西！
第一个“思潮”是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来反对民主集中制。譬如在大学中的“教授治校”，“民主办校”，“党委退出学校”的叫嚣，就反映这种思想。他们说：学校党委之所以领导不好大学教育，因为是“外行管内行”。真的“外行管内行”么？不是事实。学校里党委，校长室秘书，副系主任，助理系主任，系秘书等，很少不是大学毕业的；在系里工作的多半是本系毕业的，这就不能说是“外行”。此外，他们在业务和政治方面都是这个部门的党员中“拔尖儿的”，我们没有理由把他们说成“外行”；所谓“外行管内行”不过是取消或削弱党委领导的借口而已。大学里的矛盾是相当的多的，想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不可能没有党的领导；任何削弱党委领导的企图都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如何加强党委的领导。（在这里我要抗议光明日报6月2日“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报道；不忠实地报道了，又不郑重地更正，编辑部应负责任。）在我们的党组织和它的成员中，“三害”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譬如在年青的党员中主观主义便相当的普遍。只要逐步地铲除“三害”就能改善党群关系，工作就能更好的展开；而决不是党委制的存废问题。一切“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直到“党委从学校里滚出去”等等修正主义的口号，在学校中是找不到市场的。
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向党进攻。储安平在“党天下”中找到了党的宗派主义的根源；他规劝党用放弃领导权的办法去克服它自己的宗派主义。可注意的是民盟的同志们揭穿了他“背后有人”。现在线索已清楚了，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和储安平的“党天下”是相呼应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人迷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院制”，想扩大他们的队伍，将政协搞成“上议院”来控制“下议院”。政协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人民内部协商的机构，并不是用作控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机构。他们想运用这类“合法”的手段来配备力量。他们为什么不满足于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呢？因为各民主党派要承认党的领导（这是宪法中明文规定的），这使他们不舒服，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夺取政权，“轮流执政”。他们未免太富于幻想了。他们不知道共产党在六亿人的心目中的地位，特别是在工人、农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这些人是愿意拿鲜血来捍卫解放了他们的中国共产党的。没有共产党就建不成社会主义，任何其他的党只能跟着共产党搞社会主义，而不可能单独地搞社会主义，这是政治常识，章、罗等人为什么搞糊涂了呢？这是有他们的阶级根源的，尽管资产阶级的墙脚已被挖空了，而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意识仍然顽强地在各个战线上表现自己；章、罗等等有组织的活动，并不是偶然的。此外，这些年来这些人也真的被统战统昏了。解放后不久在一次社联会议上，我对林老（伯渠）提过关于“统战无边”的意见。我还觉得党对民主人士照顾多于教育，网罗多于监督。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破坏党群关系策略之一，是叫嚣党群之间有“深沟”和“厚墙”，并且深沟厚墙都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所以不许提党群一齐动手拆墙填沟。在这方面张云川是出力不小的。我愿意说说张云川这个人。我和张有三面之雅。第一次在昆明，“新四军事变”前后，他当时是梁漱溟先生的崇拜者，他谈村治派路线和共产党路线如何不同；只有实行村治才可以救中国。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说共产党所搞的革命运动，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我们这些人只是跑跑龙套而已；当然他也不同意。第二次解放后不久在北京，他到我家看我。当时他好像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怨言颇多。第三次是欢迎胡志明主席的晚会上，当时正对梁漱溟思想进行批判。我说：你知道梁漱溟先生思想最深，应该批评批评。他说，他从未读过梁的书！我当时愕然而退。今天张之斤斤乐道党群之间墙之厚，沟之深，并且还是党一手造成云云，我就知道他的思想和十五、六年前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我因此感到思想改造是一件难事而又是迫切需要的。党群之间既有厚墙、深沟，而且又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而共产党又没有单方撤墙平沟的诚意，从这条罪状得出逻辑的结论应该是：还是你们退避贤路吧。
资产阶级右派人另一策略是辱骂靠拢党的人，像“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之类，企图使人以接近党为畏途。他们想错了。认识真理的人并不因为他们一骂，连荣与辱也分不清了。我想蒋介石派报纸的骂法还会激烈得多，甚至于以“王师恢复中原日”要“明正典刑”来威胁，难道我们就应该怕蒋介石的“明正典刑”？辱骂，写恫吓信，掷炸弹，实质上就是在替蒋介石做工作；辱骂是一种办法，写恫吓信，掷炸弹，是另一种办法，后一种举动不过证明人民内部的确还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已。
不管从资产阶级法学观点也好，从“学术独立”，“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等等观点也好，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观点也好，从党群之间的“墙沟论”也好，从不许讲“成绩是主要的”也好，虽然性质上不全相同，而都归结为向党的领导权开刀。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映照，并且反映到四百分之一（北大八千学生中有严重资产阶级右派思想的有二十人上下）的大学生头脑中来；四百分之一的大学生的言论与行动，又反过来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理论”作衬托。他们言论的流毒是深远的，今天（6月15日）人民日报转载陕西师范学院王尊一讲师和西南师范学院讲师董时光的文章和发言便是例证。王、董属于葛佩琦一类，他们公开地辱骂党；这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老练的政客们所不取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党的整风运动中的逆流。
这个逆流是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成员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内部客观地存在着，这件事实，就向我们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旧思想的严重任务。
第7版()
专栏：
颍上一中学生向毛主席表示
如考不上学校就回乡生产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是安徽省颍上一中初三丙班全体同学，不久我们就要毕业了，去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感到万分的高兴和光荣。
我们一踏入中学的时候，每人都怀着各种各样的理想和志愿：有的将来要做工程师，有的要做文学家，有的要做音乐家……。
当我们知道今年初中、高小毕业生大部分要回乡生产，只有一小部分继续升学的时候，就觉得理想不能实现了，产生了许多混乱思想。大多数同学怕考不取学校家庭埋怨，群众讽刺，在学习上也产生了一些混乱现象：成绩好的自以为有把握，骄傲起来；成绩中等的，以为有“奔头”，就埋头苦干，拼命地学习，不注意锻炼；成绩差的整天愁眉苦脸，悲观失望，认为反正考不取学校，参加生产也用不着什么代数、几何、文学、汉语，抱着过一天少一天的思想，学习成绩很快下降。
学校领导方面发现这种情况后，校长作了专门的报告，又分班举行了班会，分组进行讨论。由于党、团热心的教育，老师一再的指示，我们的思想已初步有了转变，特别是学习了人民日报“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以后，使我们明确了中学教育的目的，认识到回乡生产和继续升学都有光明远大的前途，更重要的使我们认识到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国家的前途就是我们的理想。在一个“准备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的班会上，同学们都热烈发言，表示了愿意服从祖国分配的决心。例如王乐芝说：“我认识到我以前单纯的升学观点是错误的，认识到参加农业生产是有前途的。事实证明，农村是需要我们这样具备有文化科学知识的青年。上星期天我回家，看见表叔（生产队的会计）上的账就像蚯蚓找它娘似的，弯弯曲曲。我表叔也希望我毕业后能回去。如果我毕业后考不取学校，就毫不犹豫地回到家里，接替表叔的会计工作。”回族同学班超凡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这个南喊北叫的卖油条的穷孩子，居然能上中学。在学校里除享受人民助学金、补助金外，又有回民补助金，每学期的生活费都是国家给我解决。我决不能翻身忘本。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今后要听党的话，服从祖国的分配，祖国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祖国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决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毕业后考取学校就继续深造，考不取学校就愉快地回乡生产，向老农民学习生产技术。”
总之，我们全班同学不论成绩好的、坏的，都在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积极地学好功课，复习旧课，使自己牢固地、系统地掌握科学知识，为将来升学、就业做好准备。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要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做您的优秀儿女，要做党的好青年，准备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建设祖国的新农村，我们决不辜负您对我们的希望。
敬爱的毛主席，等我们回乡生产做出成绩来，再写信告诉您。
安徽省颍上一中初三丙班全体同学敬上
第7版()
专栏：
略论“歌德派”
清华大学教授 杜庆华
记得在思想改造和三反学习中，就曾经暴露出不少旧知识分子对于积极分子看法上所存在的问题。记得当时有一些同志总觉得另一些同志，和他们自己有差不多的出身和经历，但是他们靠拢了共产党。经过三反学习之后总算搞清楚了：这是属于背叛旧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问题。但是对于积极分子的动机有所怀疑的人还是不少的。我想至少有人自己之所以到今天还不屑于积极者，是自以为寄托在动机“纯正”上的。
这次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过程中，发现了“歌德派”的说法。提出者的用意，倘若不是我曲解，是指：这批积极分子只知歌功颂德，不问是非，一味屈意逢迎领导；因而——卑鄙、无耻；是“汤勤”之流亚。问题不仅在于言辞粗暴无理，对于同志缺乏必要的礼貌，而是这些论点的严重的根源。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纯正”与“不纯正”的问题，而是旧的思想问题不曾解决，甚至可以肯定说，向错误的方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经过六年来党的不断教育，在工作锻炼，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竟而在认识上还滋长这样严重的谬论，这不能不牵涉到思想深处对于社会主义事业道路的根本看法。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所谓“歌德派”的具体情况。的确，从表面现象而言，一些党的积极分子总是领先响应党的号召，很多群众会有这样的印象：他们很少，甚至极力避免在一切公开场合下提出与领导不一致的意见，因而在这一次对于党的领导同志进行整风时，不能不有“这些积极分子助长了领导的官僚、宗派、主观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感觉。但是我们必须分析一下这些同志的情况，然后再对他们作出评价。
我觉得在党的积极分子中，绝大多数同志根本不是为附和领导而响应号召。他们是一些纯正的同志，在自己的工作中，勤勤恳恳，一直虚心地尝试学习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改造，必须谦虚，往往从自己的工作的一角去体会党的全面领导，认识到党的领导的正确性而积极地为之辩护、贯彻和执行。他们是党的助手。当然，在党的工作中发现缺点时也许容易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这些同志提的意见不多？这里的原因，首先是积极分子靠拢党，和党的立场上的一致，所以很少会有重大意见的分歧。其次是党的一些决定往往出于集体领导，经过充分全面的研究，积极分子也限于水平而不能为了提意见而提意见。这里必须指出，积极分子之提不出意见，就根本性质而言，是完全和脱离党和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的一些人能有很多意见是完全不同的，这不是一个水平的问题。试想我们若以非社会主义的立场去对社会主义事业提意见，那意见是永也提不完的。至于说一定要求高度马列主义水平然后才可以做积极分子，那也是说不通的。有的同志所以不喜欢积极分子，常以积极分子水平不高为借口，其实就立场的不同而言，积极分子之水平是比“消极分子”高得多。倘若能首先就这一方面鉴别高低，那末不至于要求积极分子过苛，一定就是毛主席所说的10％通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
现在可以进一步问：为什么有些人一定要痛骂这些积极分子呢？显然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对于社会主义事业采取什么立场、态度。很明显的是，有这样的右派分子，他们是想只要积极分子完全消灭，党就会孤立，因而达到右派分子所期望的目的。但是这里必须声明，我这样提出问题却并不是认为所有对于“歌德派”有反感的人就是右派分子。而右派分子却是惟恐这一情绪不能扩大到更多的群众中去的。我想可以容忍这种思想的同志是和右派思想界限不很清楚的。
可以附带地谈一下我自己的情况。作为一个党的积极分子，我觉得自居于人所指的“歌德派”并没有什么可耻，而且是知识分子应该走的一条道路。当然在我的思想中也有过：对有一部分工作虽然积极但是用脑不够，简单地工作缺乏独立思考的同志，刺一下也是好的。但是，这里实际上存在着怎样与右倾思想划清界限，然后再进一步要求于党的积极分子的问题。
回到“歌德派”究竟动机纯正与否的问题，我觉得抽象地谈动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有少数同志在进步之初可能动机不纯，但是随着对于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增进，经过学习改造是可以逐渐改正提高的。反过来，倒是可以问一问：动机纯正而不愿意与党与社会主义事业连系在一起，其思想根由是什么？这样的纯正和旧社会中的清高有什么本质上的联系？在旧社会中清高可以认为想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能不能划清当然是另一问题），但是到新社会再清高，那么到底是和谁断绝联系而和谁发生联系呢？别人进步就首先怀疑他的动机，那么我们到底是希望别人进步还是希望别人退步？我们作为教师的人，平时总是强调学习必须循序渐进，但是我们要求于开始进步的一些人究竟是用什么态度？要求他们一跃而高度水平，否则就应安然落后吗？当然可以说六七年已不为短，进步的水平不够高，不够快，但是这里到底绝对用不上“无耻”等等字眼，不过这里倒是可以指出，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却发现了一些道地的投机分子，他们过去一直披着进步外衣，随声附和党的政策方针，揣摸领导的动向。而今天在外衣脱落下，“政治设计院”、“党天下”等等右派言论就出现了。但是即使这样的人也应希望他们能及时检讨，批判错误思想和言行，而不是必须运用“无耻”的字眼去谩骂，刺伤他们，不希望他们能自救。工人阶级对于右派知识分子态度是严正的，但是并不会断绝他们的出路。
今天，“歌德派”的立论者应该深思一下：你们的言论是不是仅是发一发牢骚而已？牢骚的背后是一些什么思想根由？你们危言耸听滥施攻击，是不是在投整风之机？倘若不是投机，那么这个思想体系到底是些什么？
最后，我觉得也还必须指出，由于领导上工作作风带有主观、宗派、官僚主义色彩，当然会使附集于领导周围的人群中难免不混入一些极少数不进逆耳忠言而随波逐流的人。但是即便对这样的人也应该以治病救人的态度，要求他们改造提高，而不是一棍打死。整风运动中广大的党内外同志是会鉴别他们自己的同志的，而勿庸“歌德派”的立论者戴上有色眼镜来加以揭发的。
第7版()
专栏：
罗隆基的“建议”用心何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邰爽秋
在全国整风声中出现了一些荒谬言论，企图削弱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从而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在这些言论中，罗隆基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建议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罗隆基说，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成员和其他有关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被斗争的人都向这个委员会“申诉”。罗隆基的用意显然是要他们出来“控告”共产党，以便由罗隆基所设计的这个委员会为他们“伸诉冤枉”。这个委员会仿佛是一个特殊的法庭，受审的则是共产党，而罗隆基却要被歌颂成为替那些被斗争的人“报仇”的“包大人”。罗隆基的这种荒谬建议的主要作用，除了引起被斗争的人仇恨共产党的情绪之外，我看不出有其他的意义。
罗隆基说，“过去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运动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我认为，罗隆基的这番话不符合事实，就我所知道的，党对纠错工作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即以北京师范大学而论，对于在肃反中被斗错了的人，党委书记一再在全校性的大会上代表党公开道歉，并且在各系中召集过原来参加斗争的人向被斗错的人道歉，替他们摘去反革命的帽子，恢复他们的名誉。党对于某些被斗错或是在思想检查中受了伤害的人虽说还没有来得及公开道歉或是给以恰当的处理，但是，党始终是站在公正的立场来处理这件事的，对于尚未做到或是做得不够的地方，不是不可弥补的。师大如此，别的单位想来也是这样，罗隆基不应该不知道的。罗隆基如果不赞成把纠错的工作交给有关单位领导运动的组织去处理，那末他何以不提议把这工作交给领导运动组织的上一级组织去处理而偏偏要另外搞一套有党外人士参加的机构来处理呢？
罗隆基强调说：“成立这个委员会可以将平反和三反、五反及肃反的机构划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有利于做平反工作。”罗隆基的意思是说，如果由共产党领导来做平反工作，就会于平反不利。这种说法是根本不信任共产党领导，也就是否认或至少是削弱共产党的领导。
罗隆基身为民盟副主席之一，竟发出这种否认党在平反纠错工作中已经做了不少工作的胡言，有这种不信任共产党领导从而削弱共产党领导的企图，这种破坏共产党在群众中威信并为自己在群众中建立威信的诡计，已经发展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我以愤慨的心情，以盟员身份，宣布同罗隆基划清思想界限，并建议民盟中央和北京市委员会，对罗隆基等人的荒谬思想和言论展开批判。
第7版()
专栏：
同西北人民一道建设新西北 西安人民欢迎交大迁往西安
新华社西安23日电 出席西安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全体代表，22日代表西安一百三十多万人民给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写了一封信，欢迎他们全部迁来西安。
这封信写道：去年，交通大学的一部分已经迁来西安，师生员工克服了不少困难，如期开学了，这对西北的工业和文化建设已经起了一定的好影响和好作用。这种支援西北建设的热情、努力克服困难的宝贵精神和行动，使我们受到极大的兴奋和鼓舞。现在特向你们表示深切的关怀、慰问和敬佩。过去一年来，我们对交大的关怀还不够。今后要督促市人民委员会，作最大努力，尽可能地对交通大学予以支持。
信中说：目前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基础都比较差，特别需要科学技术力量的支援。而交大在我国是已有六十多年历史、富有光荣传统的综合性工业大学。所以，西安人民殷望交通大学全部迁来，支援西北建设，和西北人民一道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北而奋斗。
在这次会议进行期间，有十五位来自西安各高等学校的教授代表联合发言，还有二十五位工人、农民、文教界的代表发表意见，说明交大迁来西安的好处，热诚地表示了欢迎交大迁来西安的心情。
第7版()
专栏：
老舍、赵树理、张恨水创议办一个大众文艺刊物
本报讯 作家老舍、赵树理、张恨水发起创办一个全国性的大众文艺刊物。争取10月1日创刊。
这个刊物正在加紧筹备。本月16日曾邀请在北京的作家艺术家一百四十多人座谈，一致认为创办这个刊物十分需要，都愿意从各方面大力支持这个刊物的诞生。并讨论了如何使文艺更好的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批判了一些忽视或轻视大众文艺的不良倾向。决定把这个刊物办成直接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具有中国气派与民族风格的文艺刊物。刊登为广大人民所熟悉和喜闻乐见的各种文艺形式的作品。推出老舍、赵树理、张恨水、李敷仁、王尊三、张友鸾、陈慎言、王亚平、钟敬文、徐懋庸、赵鼎新、华君武、李季、辛大明、肖也牧、章容、苗培时、贺敬之、高野夫、翁偶虹、景孤血、黎之等二十二人负责刊物的筹备工作。23日负责筹备工作的举行第一次会议，初步讨论这个刊物的内容、形式、刊期和编辑工作。江牧岳、虞棘等介绍了工人、战士农民和城市劳动群众对文艺的要求和意见。筹委会将继续向各方面征求意见。
第7版()
专栏：
梅兰芳、韩世昌、白云生首次合作演出“牡丹亭”
据新华社24日讯 23日晚，梅兰芳和昆曲表演艺术家韩世昌、白云生在北京合作演出昆曲“牡丹亭”里的两折“游园、惊梦”。这是这三位艺术家相识几十年来的第一次合作。
他们三人年龄的总和是一百八十岁，都已经在舞台上活跃了四、五十年。他们在清歌曼舞之中，使自己的青春再现。梅兰芳的杜丽娘端庄娇柔；韩世昌的春香活泼伶俐；白云生的柳梦梅风流倜傥。他们把汤显祖的这一杰作成功地搬上了舞台。
许多观众用“珠联璧合”来形容这场不平凡的好戏。
演出结束之后，前来看戏的陈毅、康生、钱俊瑞都到后台向三位艺术家和全体演员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