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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四光发表谈话
党能领导科学工作
希望党员学习科学业务，科学家学习马列主义
新华社杭州24日电 我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他读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后的感想。
李四光说：毛主席的这篇报告，“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又一次伟大的胜利。”接着他谈到科学工作中党的领导问题。他说：“绝大多数科学家在科学工作要不要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回答是肯定的，不同的意见主要是在领导方法上。过去几年来，在某些科学研究单位，个别的党员负责同志修养不够，没有能联系实际情况来看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应该改正的。在进行巨大而繁复的科学组织工作的同时，缺乏细致的工作作风，对某些科学工作的部署更动得过于频繁，对某些科学家的工作安排不尽适当，因而没有能作到人尽其才，伤害了某些科学家的工作积极性，这些缺点也是应该尽早克服的。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具有克服这些缺点的优越条件，它一贯是善于接受经验教训，党员是准备倾听意见改正缺点的。毛主席的报告更增强了大家对这一点的信心。”
李四光接着批评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论调说：“也许有少数人太强调了那些局部的暂时的缺点，甚至怀疑党到底能不能领导科学工作。或者说，‘你可以领导，但是最好少管一些’。或者说，‘少管些科学，多管些供应等等’。这些调论显然是有害的。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工作，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肯定地回答了，就是：能领导。”
李四光说：“回想一下解放前中国科学界的情况，姑且不说当时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得不到当时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就科学界内部的情形来说，宗派门户、彼此嫉视的风气也是很严重的。这些现象今天大部分已经消灭了。即使局部有些残留，也不能起主要作用了。代替它的是新的结合发挥个人特长的集体创造精神。党提出的十二年赶上国际科学先进水平的号召，使科学家感到极大的振奋。而集体创造精神，正是实现这个动人的号召的保证。党经常提醒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正是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指导之下，解放后几年来我国科学家们才能在工农业生产和人民保健工作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党还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使科学界的学术空气空前活跃，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李四光还谈到了解放几年来科学研究工作的巨大成就、科学队伍的空前壮大。他说：“不要忘记，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每一位科学家和有关人员的点点滴滴的辛勤劳动中累积起来的。也不应该忘记，科学家这些劳动成果中都体现了他们几年来思想认识提高的结果。更不能忘记，在帮助科学家们提高他们自己的思想水平的一切努力中，党是耐心地作了很多工作的。”
李四光接着谈到党对科学工作领导的具体作用。他说：“据我的了解，起码有两点：第一，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里有目前迫切的需要和长远的需要，两方面的需要应根据国家的政策来调节，其中有巨大繁杂的组织工作，同时还有广泛吸收科学家的意见再作决定的必要。只有党才能全面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需要，也只有党才能领导这样巨大而繁杂的组织工作。第二，科学愈发展，分工愈细致。科学家在他的专业范围内能提出最好的意见。正因如此，每个科学家也就很容易倾向过于强调本行的业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实际问题的处理，却常常要求许多科学部门彼此联系和协作，也就是说要求从辩证唯物的观点来看问题。大家知道，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是共产主义世界观。我们迫切需要党从这方面来领导我们。当然，这就要求负责领导工作的党员同志更好地提高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水平。同时我也觉得，除此而外，最好这些同志们还能抽出些时间多学习些科学业务，而科学家也能抽出些时间多学习些马列主义。双方从思想上到具体工作上都能有共同语言，也就能结合得更好些。”
最后，李四光谈到目前大“鸣”大“放”中某些人的错误言论，他说：“这班别有用心的人，想要利用‘鸣’‘放’的机会，取消党的领导，搞一套什么‘两院制’等等，这些言论是极端荒谬的。只要就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说，只有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出现以后，中国人民才找到了正确的领导，脱离了受屈辱受压迫的生活，并且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在贪得无厌的国际帝国主义面前，要迅速地富强起来，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外，肯定是没有其它路可走的。要走社会主义的路，除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也肯定是没有其他政治路线可循的。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来领导，肯定地是不行的。如果按照某些人的妄想，要取消党的领导，唯一的结果就是要让反动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让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复辟，就是要使中国人民回到被奴役的地位，一句话，就是走向灭亡，这是我们绝不能容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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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农民大发雷霆 斗地主躲躲闪闪
储安平在土改中就露出反动立场
江西省进贤县钟陵乡农民给储安平的公开信储安平先生：
我们种田人文化不高，理论也少，但是谁好谁坏还能分辨得清楚。共产党为了人民，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决定在全国上下各级组织中进行整风，目的是为了克服某些党员和党组织中所犯有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而你乘机企图挑拨群众起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从你的发言里，我们感到你的确是很反动的，我们对你这种行为表示愤怒。
你极端的仇恨共产党，我们却无比的爱戴共产党；你疯狂的反对社会主义，我们是衷心的拥护社会主义。我们爱戴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句空话，是有理由的。你到过我们那里参加土改，解放前我们的生活状况，你已知道，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抓丁、派款，地主恶霸上门逼租逼债，特务土匪成天拦路打劫，只要一谈起过去所受的苦来，至今我们还要伤心落泪。汜塘村的三十二户农民中，只有两户算是没有讨过饭，不知道你还记得不？现在呢？情况完全改变了，今日的汜塘村，那有讨饭的人呢？都有中农生活水平了，就连无儿无女的孤老，都过得很好，进了农业社，享受了“五保”。南岸村过去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敲诈勒索，地主恶霸重租高利的盘剥，搞得根本不像个村庄，十几栋房子，不是上破下漏，就是东倒西歪的，现在也变了样，全村二十六户农民中，已有七户重新修整了房屋，还有两家人家盖了新房子。我们的农业社至今已经办了三年了，收成比以前好得多。去年所收的粮食折成谷子，比前年要多十八万多斤，按全社一千四百七十七个人照摊，每人可以增加一百二十二斤。今年我们的生产计划完成后，就更要多收粮食。几年以来，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这难道不是共产党领导得好吗？难道不是消灭了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好处吗？你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要反对社会主义，我们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看出只有共产党才是人民最好的带路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最好的社会制度，所以我们坚决反对你那些恶毒的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我们希望党在今后更要加强领导，领导全国人民更快更好的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
你仇恨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是你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的露骨的表现。你对资产阶级社会不仅是留恋不舍，而且存在着幻想和野心。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想拿你在我们这里土改时的情形来作一些可供参考的证明，你自己也可以回想一下。
1952年1月到3月的两个多月中，你随中央政协土改团来到我们这里参加土改，成天的板起脸孔对待我们，动不动就发脾气，不采纳我们的意见。为了分田的事，你曾和农民胡结才吵嘴相骂。有一次分配地主的浮财，为了一口脚盆的分配不合你的意，你大发雷霆，拍桌子凶人，样子实在难看，群众见你害怕，背后骂你和强盗一样。你以为自己了不起，旧知识分子臭架子十足，根本不把我们种田人看在眼里，你和我们之间不仅有高墙，而且有大海隔着。可是你在对敌斗争上，总是缩头缩尾的，没有掌握过一次斗争会场（斗争会总是周尉文同志掌握）。我们在斗争地主，你就在会场旁边看看和溜溜。我们想了一下，你那次来我们这里根本谈不上参加土改，只是看了一看。看过以后，你的真实感觉怎样，你虽没有说出来，但我们比较了一下，觉得你的立场是大有问题的。这一点，今天也已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你会觉得我们无情吧！按照道理来说，农民对曾经和他们在一起参加过土改的工作干部，是十分感激和怀念的，可以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在我们那里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们虽然对你不满意，但是也并不怎样怪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个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记得你曾说过要和人民群众来往，向人民群众学习，好好改造思想。我们以为事隔五、六年，你已改造得很好了，那晓得至今还是老样，而且越来越狂妄了，越露骨了。告诉你，你需要很好的清醒头脑，对自己的反动立场和观点作彻底的批判，作严格的批判，接受工人、农民以及各阶层人民对你的批评和分析。 江西省进贤县钟陵乡钟陵高级社 胡保龙 胡有根 胡长根 万桂秀 张柳喜 李春荣 胡结印 支早兴
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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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回击右派分子，为保卫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
民盟中央常委、民盟广东省委副主任委员 郭翘然
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尖锐复杂的思想范畴内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这是一场保卫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路线和否定党的领导、出卖社会主义事业之间的严肃斗争。每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者，每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都要在这场斗争中受到考验，坚决站稳社会主义的立场。
这一场斗争是由右派的政治野心家利用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的机会向党挑战而引出来的。
整风运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克服“三害”，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从而巩固党的领导，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更顺利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但是，右派野心分子却利用这个机会，刮起一阵歪风，发表各种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散布对党不满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悲观失望情绪，妄图笼络人心，模糊群众认识，动摇党的领导，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可耻目的。
在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论中，特别令人愤慨和值得警惕的是民盟中央领导人之一的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陈新桂等的谬论。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和将政协变为
“上议院”的诡谋，并公开表示不满国务院会议上由中共“提成品”，这是企图从国家政权方面动摇党的领导，为右派野心家和共产党争夺国家的领导权铺好道路；罗隆基提出要建立“平反委员会”，而且不要过去直接掌握镇反、肃反的人（这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参加，这不但是客观上为反革命分子叫屈伸冤，而且要和党争夺国家司法工作的领导权，同章伯钧的争夺行政领导权角度不同而遥相呼应；由章伯钧任社长的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则提“党天下”的谬论，并侮辱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企图从人事安排上否定党的领导，为右派政治野心家掌权分羹作准备，而更其狂妄的，是民盟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居然强词夺理，恶意歪曲，硬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害”的根源，夸大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从而得出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荒谬结论，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反动言论提供“理论基础”。如果按照这些右派分子的谬论去改造党、改造国家政权，那就是取消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加上不愿意本阶级死亡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代言人章乃器、李康年之流建议的“延长定息二十年”，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只有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让资本主义复辟，而实际上是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旧中国去。这样，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将成泡影，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也要全功尽弃，中国人民能够容忍吗？一切爱国的民主人士能够同意吗？
我们对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除了在理论上严加驳斥，在政治、思想、立场上划清界限以外，还要彻底揭露他们的阴谋和他们一贯的反社会主义的史实。
我和章伯钧认识了二十多年，从这次他的谬论中，使我认识他在过去的一贯的言论行动完全是一个赶政治市场、搞政治讹诈的野心家，他一直都妄图实现他的“中间路线”的主张，他一直都在顽强的同党对立。
当1947年，民主同盟被南京蒋帮非法宣布为“非法”团体以后，章伯钧来了香港，他那时仍认为：国民党固然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推翻国民党，因而高唱“联邦制”的主张，主张将中国“划区而治”。他幻想把黄河流域归中共管辖；长江流域仍归国民党统治；广东、广西……由民革管领；江西、福建则归农工党负责。于是他组织了所谓中国民主行动委员会，作为军事投机的活动，意图实行他的所谓“联邦制”的封建割据局面。虽然他这样荒唐的幻想，并没有得到实现，但在他的思想深处却是根深蒂固的。1948年春夏间，民盟和农工党在各省、市的许多地下组织，先后遭受反动派的破坏。许多工作同志由蒋管区到香港来，看到农工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做得很坏，便联名提出要求改进工作意见书，要求中央改进工作。于是成立五人小组，检查农工党的工作路线和政治路线，并作出答复意见，在检查工作中曾强调指出农工党中央在政治上走的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要求立即纠正，还批评了章伯钧在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家长作风，并指出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获得胜利的论据。但章伯钧不但大不为然，而且厉颜大骂，这一事实，具体地说明了章伯钧在政治上的投机、讹诈和对抗党的领导，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不特如此，当章伯钧于1949年到达解放区后，仍然对党不满。他曾在哈尔滨写了一封信给留香港的农工党中央委员说：自己无作为，求人（指中共）无所得，我们多年来轻视自己就是很大的损失……意思是埋怨农工党的同志不能很好的自己打天下，今天要“求人”了。又说：斗争是相当长期的，现在急起直追还来得及的……我（章自称）平时的看法说法仍然正确……意思是“联邦制”还是对的，要农工党同某方仍搞军事投机活动。那时章伯钧在他信中也说到他要设法回到香港来。这是他对党不满，不相信共产党是可以依靠的，而且顽固地想自己另搞一套。
解放后章伯钧因民主党派暂停发展组织，他表示不满，情绪也很消沉；直至民主党派重新发展组织后，他才又积极起来；到了党中央提出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章伯钧便趾高气扬地以为可以“大搞”了，便主张民主党派要发展几十万而至一、二百万成员，要搞“两院制”。跟着便在党整风运动中，同罗隆基、储安平等一唱一和地发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猖狂的向社会主义进攻。章伯钧平时在口头上好像口口声声都是马列主义，但事实上却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来骗人。他曾这样说：“我们要有马列主义的头脑，但也要有曾国藩待人接物的处世方法。”这句话在今天看起来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原来他表面上是用马列主义做幌子，实质上他是师承封建统治者曾国藩那一套玩弄权术的方法来对付共产党的。
从这些事实说明了章伯钧是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家；解放以来，还一直是玩弄着两面派的手法。在党派工作中，对内则支持和附和落后向进步进攻，对外特别是对共产党，则以“左”的姿态出现来蒙蔽党和欺骗人民。如在农工党中央则压抑季方、李伯球诸同志等，在民盟中央则打击排挤邓初民、胡愈之诸同志，甚至在会场上公开谩骂胡愈之同志说：“不要以为你有小聪明，但我不信任你！”章伯钧的一贯惯于纵横捭阖一拉一打耍两面派手法的政客作风。凡是和他相处过的人都是共同感受到的。
在广东方面也出现了右派分子云应霖（他是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常委、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他是与章伯钧在政治上、思想上一脉相承的。他也像章伯钧一样，强调要走“中间路线”的，对于接受党的领导，也一贯采取顽固的抗拒态度。他在抗战期间以至解放前夕，一直都在搞军事投机的武装活动，他顽强地拒绝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据说在1945年抗日将领张炎同志在南路宣布起义时，他竟亲到吴川劝张炎：“不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要搞就自己搞！”而致后来张炎起义失败，卒不愿留在解放区而跑去广西被反动派扑杀了。这是不无受到他的思想影响的。1949年农工党派梅日新同志到禺北游击区工作时，云应霖却坚决反对，仍坚持“要搞就自己搞”的中间路线的军事投机路线。同时他还认为梅日新是否靠得住（说梅日新是否会跑到共产党那边去）。到了解放以后，他对党的抗拒情绪仍然没有改变，当他充任民盟海南分部主任委员时，则同党分庭抗礼，去年农工党广东省委员会的个别委员在思想作风上有一些问题，中共省委统战部党派处同志为着使问题更好解决，曾和农工党商量办法，他竟认为是“干涉内政”。这是和章伯钧的思想行动同出一辙的。因此，他在党整风运动中和罗翼群一道为地主阶级叫嚣，企图削弱或取消党的领导作用，企图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回到为人民抛弃了的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道路上去。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人，如董每戡、林孔湘、林楚君、林伦彦等，虽然他们所发出的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在程度上和在根源上也许与章伯钧、云应霖有所不同；然而他们有意无意地贩卖修正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荒谬言论，或者是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或者是仇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对旧社会不胜怀恋，对新社会产生恶感，这些人的右派言论直接起了破坏作用，在群众中散播了极为有害的影响，我们对这样的右派言论，必须毫无例外地在思想上划清界限，坚决地对这些言论展开不调和的斗争，使他们迅速端正立场，及早纠正错误。
我们深刻认识当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已经进入愈益尖锐而深入的阶段，我们必须更坚决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他们划清界限，特别是对章伯钧、云应霖这样别具用心的右派分子，更要进一步揭发他们长期以来的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使他们在群众中原形毕露而彻底被孤立起来。由于章伯钧、罗隆基等在民盟居于领导工作地位，他们的思想毒素影响到盟的各方面工作，必须彻底加以清除，我们坚决拥护盟中央关于开展整风的号召，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不但已经成为全国人民不可抗拒的信念，而且已经成为我们实际生活不可动摇的轨道，没有社会主义，我们祖国就不可能走上独立、富强、自由、幸福的道路。我们要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要实现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地回击右派分子，为保卫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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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正告章伯钧：
把见不得人的东西老老实实拿出来
章伯钧在发表了“政治设计院”和讨论“成品”的谬论以后，像其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一样，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声讨，于是，他多多少少开始觉到对自己的“潜力”估计过高，而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是如此的巩固而不可动摇，于是，他的战术就有了“以退为进”的倾向。先是一再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自己的谬论做避重就轻的解释。继而一再表示“也许”他“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不适宜于提这些问题”。6月14日，我们终于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他的所谓检讨。
然而，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这三四百个字的检讨，内容是极其空洞的。除去“立场不稳”、“认识模糊”和“以十分不严肃的自由主义态度，对待国家的政策”等等笼统的检讨以外，我们没有看见章伯钧把心里的真打算说出一句来。为什么他不把和史良的谈话说出来呢？为什么不把搞个“上议院”、乘机捞一把和向共产党争领导权的思想好好检讨一下呢？
是时候了！章伯钧必须老老实实地检讨。否则，他自己也难免成为被人民永远唾弃的像胡风、储安平那样的“历史人物”。正告章伯钧：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在桌面上举手赞成，背地里进行诽谤；这套手法在今天觉悟了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是行不开的，也是掩藏不了的。你过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过民主革命，有一定的功劳，人民群众不会轻易忘记。但这绝不能被用来当做你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本！是时候了！必须把你背后的那一套见不得人的东西老老实实检讨出来！
北京西郊海淀区蒋家胡同居民委员会主任 吴兴民 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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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黄万里歌颂的是什么
——读“花丛小语”
读罢“花丛小语”，使人感到文章的作者很缺少中国人的道德！
这篇文章，是抓住西郊一段马路翻浆作引子的。本来，政府翻修马路，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在含有满腔恶意的黄教授眼里看来，却成了应该咒骂的行为了，所以他就顾不得大学教授的体面，竟拿出王婆骂街的本领，肆无忌惮地大骂“王八蛋”者至再至三。可见他对人民政府有多大的深仇宿怨！
黄万里对党对人民政府的仇恨，主要的并不在马路翻浆，这从他小说前面的一首词里，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首词的前半段，恶意地歪曲说，在今天的社会里没有言论自由，好像说他虽然有一枝独占早春的“绿尽枝头蘖”的花朵，却因“春寒料峭，雨声凄切”的环境而放不出来，所以只得“静悄悄，微言绝”了！后半段忽然兴高彩烈起来，说是从那儿刮来了一阵什么风，把一些“乌烟瘴气”的事，吹得“烟销烬灭”。所以“好鸟就在百花丛里，鼓起了笙簧舌”地歌唱起来，这明明指的是整风开始，右派分子大放出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在替右派分子欢呼赞扬，互相呼应！但著者却故意在自己假托的“甄无忌”口中，说这是替新社会歌功颂德，因而借此在文章的后半段来掀起向党向人民更恶毒的进攻。这种可耻的鬼蜮伎俩，是迷惑不了读者的，不信我们看文章紧接着就创造了两个“歌德派”（指歌功颂德）、“但丁派”（指靠近党的）的新名词，把一般有正义感、愿说公道话的知识分子，和愿靠近党的知识分子，加以无情的诋毁和污蔑，骂他们是“最为无耻”，骂他们“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骂中国学者“舍弃了自己认识到的真理竭力来靠拢组织”，并把人民骂成“阿斗”把党的领导骂成“脑袋被认为是灵的”人。这个用意，是十分阴险毒辣的，他想在这些诋毁和辱骂中，来挑拨离间知识分子和党的团结，来分化中间力量，他以为这样一骂，知识分子就不敢再向党靠拢了。这是右派分子有计划的挑拨阴谋，在这位黄教授身上，也暴露了这点。
奇怪的是黄先生在骂够了中国人之后，却紧接着情不自禁地歌颂起美国的民主来了。说“美国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也有困难”云云。在黄先生言下，好像美国的民主自由，堪称世界模范，美国简直就不像垄断资产阶级在专政似的。难道黄先生就如此健忘，真的没看到美国三K党的横行无忌，非美活动委员会的随便捕人，卢森堡夫妇以莫须有罪名惨遭电刑吗？美国人民叫喊的效果何在？这就是“民主”云乎哉？黄先生骂歌颂祖国的学者是无耻，请问，黄先生以中国大学教授的身分，在辱骂了中国人之后，却尽情来歌颂美国的资产阶级政治，这难道算是有耻吗？
在这里，我也要仿照黄先生文章的结构，在末了向我们尊敬的教授先生提出三点建议：一、中国人民要坚决保卫百年来流血牺牲所取得的革命果实——社会主义制度，绝不允许任何阴谋分子来侵犯；二、黄先生假使特别癖好美国生活方式的话，你却有跑到美国去找你同好的自由，我们不会干涉；三、你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我们正在作有力的回击，你想来分化瓦解中国人民的团结，这是作不到的，我们将更加团结在党的周围，来粉碎你们的进攻。
梁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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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什么话
“工人农民对党都不满”
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马哲民言论摘要
要老党员对广大人民热爱，这对他们很不习惯。当然，过去他们也是团结人民的，团结、热爱人民本来是党的目的，但是那时候主要是打击、消灭敌人，因此团结人民发动群众只是为了打击敌人，目的变成了手段，本末倒置了，现在要他热爱人民反而不习惯了。
党内思想有二种情况，老同志多是经验主义，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新党员则是教条主义，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主观主义。在人事安排上，党偏重德，而且把党外的都看成无德，现在在大专学校中，青年学生、工友和党的矛盾现在已经超过了高级知识分子和党的矛盾，成了学校里党群关系最主要的最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很难解决。
“中共不少领导同志……认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们俨然是‘天生的圣人’。这就等于基督教徒说：‘我代表上帝’了。
党员就是政治，党员就是德，好像老话说的，党员之德是封建社会的无才便是德。
共产党员是木头人，没有脑筋。连工人、农民对党都不满，共产党的地位很危险。今天共产党员很骄傲，要我入党，我也得考虑。过去有的共产党员退党，责任不在党员，同时也不是偶然的，与党内一团糟有关。
高等学校因为有了党委制，才产生了许多问题。在学校、工厂要取消党委制，老干部要退出学校。
（摘自6月21日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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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什么话
“社会主义社会表面上看怪好……”
民革河南省委副主任委员刘积学言论摘要
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确实骄傲自满。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应该是这样子。可是，有些过火。我个人没有受过过火的压迫，但我所见所闻是有的。如乡间革命用非刑吊打逼死人命的都有。坐班房压起来的有。
中国共产党工作有好多套。宪法是一套，党章是一套，团章是一套，工会、农会、工商联又各是一套。宪法是约束全国六亿人民的，党章是约束一千多万党员的，团章是约束二千多万团员的……。社会主义是个大方向，都得往这走，但你走吧，发生好多问题，罢工、罢课，有这么多套，还不能保证不出问题。
现在有些政治做的就不太好，谁能想到河南有很多学生不能升学呢？社会主义社会表面上看怪好，人民生活提高了，文化提高了，但事实上，问题不少。
政协方面干部缺、经费缺，可以说是不重视政协吧。省、市、县政协的经费只一万元，不成个话。政协委员没事做，光为开会当个委员。
在旧社会是“贫占富光，富占天光”，现在粮食统购统销，要饭往那里去要，只有转一圈回去。
（摘自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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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什么话
“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
同济大学卫生工程系助教 汪长风
我认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肃反问题现在党委采取个别道歉，我是不同意的。我当时也是一个肃反积极分子，我也曾搜查过别人的信件，做过违背自己良心的事，破坏自己的人格，这是多么卑鄙啊！这种事情当然像我这种人是不应做的，组织上也没有要我这样做，可是在当时的气氛下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不愿道歉，这是要由党来负责的。当时的方针，大胆怀疑是错误的，它不能把一切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所以肃反是方针政策的错误，不单是方式方法上的错误。因此我建议党委应检查方针上的错误，不是单是个别的道歉。
党的基层组织涣散、疲沓。是否基层作用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有的呢？我是有怀疑的。党基层组织严重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把党章给予基层组织的任务全部扼杀了，党的基层组织是完全被教条主义所扼杀，已淹息。
（摘自6月17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