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龚自知、禄国藩要党退出领导地位
云南各族各界掀起反击右派的怒潮
本报讯 云南省一个声势浩大的各族各界人士反击右派言论的运动，从6月15日以来，进入高潮。在前一段时间里，右派分子龚自知、禄国藩等人，在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的十七次座谈会及省、市委各部召开的十次座谈会上，假借帮助党整风，恶毒地诬蔑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民革云南省委主委龚自知提出，在宪法中除一条以外，没有提到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他要求今后“让党处于比较超然的地位”。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禄国藩说：现在的政府等于聋子耳朵，有名无实，全是党员在那里发号施令。他主张现在不要说那个专政不专政，今后党应躲在“幕后”指挥，不能亲自出马。他并且说，今天的省长比国民党政府的主席还官僚。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发表后，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愤怒。从6月9日以来，云南各界群起反驳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昆明市七十八个厂矿企业单位的职工代表一千七百多人集会，誓以实际行动捍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
昆明钢铁厂老工人刘汉在一次有一千七百多人参加的集会上说：龚自知要让共产党处于“超然”的地位，我们工人坚决反对！我们厂就是由于有了党的领导，利用原有设备就把铁产量提高了四十九倍多，轧钢车间只要三天的时间，就能生产解放前一年才能生产的产品，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店员崔品华在一篇质问禄国藩的文章中说：解放前，我过了二十五年的惨痛店员生活，我们挨过龙云部下的打，挨过禄国藩部下的打，但那时我们没有说理的地方。解放后，我们才活得像个人，可是禄国藩却说那时比现在还好，说我们的首长比龙云还官僚，只有当年作威作福的人，才会有这样看法！
许多少数民族工人在座谈会上说，我们少数民族特别珍视共产党的领导权，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的民族平等，就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家庭。
包括二十多种民族的八百多名云南民族学院的学员也纷纷斥责龚自知等人的反动言论。傈僳族学员曲路我在一次座谈会上回忆了过去本民族人民的悲惨生活。他说，我们今天才有了吃，有了穿，有了学文化的机会，谁说党不好，谁说社会主义不好，就是不让我们少数民族人民过好日子，我们就要坚决同他们斗争！许多少数民族学生列举了生活改善的事实，质问龚自知的谬论有何根据，并说：你们要党“超然”，要党退到“幕后”，那么谁想偷偷摸摸地挤到“幕前”来呢？
各族农民对于所谓“饿死人”和不如解放前好的言论特别感到气愤。晋宁县上蒜社李能一连列举了几十件事实，来和龚自知等人辩理，他愤慨地说：谁要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农民就要一人一铲土把他们埋葬掉！昆明市先锋农业社社长阮自云揭露了龚自知由来已久的反动立场。他并说：龚自知到我们社里来视察时，不去关心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情况，却去搜集少数地主分子的情况，企图以此来指责我们农民的生活不如以前好。
继而，农民、知识界、机关干部、市民以及各民主党派内部，纷纷表示要同右派的反动言论划清思想界限，严厉谴责那些企图推翻党的领导、毁灭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第2版()
专栏：
北京新闻界人士举行座谈
揭露右派分子篡夺某些报纸领导权的活动
据新华社24日讯 北京新闻界人士，今天开始举行座谈会，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篡夺某些报纸领导权的活动，并批判近一个时期出现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并有上海、江苏、山东、河北、辽宁等地的新闻界人士。这个座谈会是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复旦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的。
首先在会议上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的是人民日报的高集。他说右派分子的重点活动之一就是争夺报纸。从已有的材料看，这些活动是有计划地进行的。章伯钧、储安平的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就是一例。储安平到光明日报后，首先就是排挤共产党员；接着就是派记者到处点火，唯恐天下不乱。文汇报有类似情况，据说改版前罗隆基就曾对徐铸成发出过指示。近一个时期，文汇报、光明日报都发表了大量的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如文汇报关于孙大雨、流沙河的报道。新闻日报也有陆诒挂帅，出来争夺报纸的领导权。高集还批评了5月份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有人为右派分子争夺报纸领导权寻找理论根据。如人民航运报的赵琪提出了要办所谓“人民群众所有制”的报纸。他们把党报说成是“机关所有制的报纸”，说党报有三大缺点，有些话不便讲，有些话不敢讲，有些话不准讲，因此党报已到生命垂危是办不下去了。他们认为只有这种所谓“人民群众所有制”的报纸才可以什么话都讲。实际他们就是要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话都讲，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的报纸也确实这样讲了。高集说另一种理论就是陈铭德等提出的要办“同人报”，和其他人提出的“民主办报”，他们要用“同人报”来和党报对立。他们认为现在办报是不民主的。高集说这两种意见主要都是领导问题，都是反对共产党对报纸的领导的问题，也就是要办反社会主义的报纸。
光明日报的高天在座谈会发言，着重揭露了章伯钧、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他说：储安平首先是借帮助整风之名利用光明日报来打乱整风的步骤，他主张运用报纸把鸣放推到基层；他写了很多信出去组织文章，说是在光明日报什么文章都可以登，他们要把光明日报变为“自由讲坛”。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章伯钧、储安平也强调光明日报和党报不同，他们主张光明日报要直接采用资产阶级国家通讯社的新闻，可以采用资产阶级国家报纸的言论，多登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社会党的新闻，少登兄弟国家共产党的新闻，这和我们的外交政策也是不符的。高天说，他们就这样使光明日报在一个时期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件事说明了完全不能再怀疑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掌握在谁手里就为谁服务，光明日报的事件对我们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值得我们很好地考虑。
人民日报的沙英在发言中驳斥了莫如俭等的“列宁的办报原则过时了”的言论。他强调地说明了列宁的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原则不仅适合于革命时期也适合于建设时期。他说，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还没有完成，我们必须用报纸对人民进行组织教育，使人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且报纸这个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利用别人就要利用，光明日报、文汇报的最近一个时期的情况就是如此。他说，我们根据列宁的原则和学习苏联的经验来办报，当然要结合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不能教条的搬用，但立场、观点是不能变的。
另外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光明日报的黄卓明，文汇报的浦熙修，中国新闻社的郑白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莫如俭，人民铁道报的范四夫等。黄卓明从报刊发展的历史说明报纸的阶级性，并说明了继承旧报纸的传统只能限于技术方面。浦熙修声明罗隆基曾经对文汇报作指示不是事实。莫如俭、范四夫对他在5月份新闻工作座谈会的发言作了简单的解释。郑白涛表示对今天会上的一些意见不同意，他说，社会主义下的报纸可以唱对台戏，可以小骂大帮忙。他认为我们报纸上的新闻都是“组织出来”的。他还说人民日报的社论全国报纸不必要转载，他说纽约时报的社论美国其他报纸就不转载。他还说储安平派光明日报记者到九个城市开座谈会不能算到处点火。
这个座谈会明天还要继续举行。
第2版()
专栏：
划清左、中、右派界限，积极展开对右派分子的斗争
邓初民
在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有人常常问到我：什么是左、中、右派呢？这在理论上又有什么根据呢？我答复他说，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更不是什么烦琐哲学的问题，事实摆得很清楚，问题也很简单。凑巧得很，刚刚在今天（6月19日）毛主席把他本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一篇讲演，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并作了若干补充后，发表在各大报上了。我读到“（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段，他为我们指出了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他说：“这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他接着说：“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有它无比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意义上说，它使我们有了更为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从实践意义上说，它给了我们对当前右派野心家展开战斗的一个最有力的武器。
根据以上六条的标准，我们也就可以为那些怀疑左、中、右派之说的人们指出事实上的根据来了。我们应该可以说：
一、凡是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的言论行动的人们，就是左派；反之，就是右派；处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的就是中间派。
二、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言论行动的人们，就是左派；反之，就是右派；处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的人们就是中间派。
三、凡是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和削弱这个专政的言论行动的人们就是左派；反之，就是右派；处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的人们就是中间派。
四、凡是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和削弱这个制度的言论行动的人们，就是左派；反之，就是右派；处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的人们就是中间派。
五、凡是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和削弱这种领导的言论行动的人们，就是左派；反之就是右派；处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的人们就是中间派。
六、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种团结的言论行动的人们就是左派；反之就是右派；处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的人们就是中间派。
当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我以为在整风运动中还应该有这么一条：凡是根据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指示诚心诚意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而不是企图假借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而别有用心的人们，就是左派；反之就是右派；处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的人们就是中间派。这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也就是工人阶级立场）根据事实对问题的分析方法，也就是科学的分析方法，只要有一定阶级立场的人对于左、中、右派的区别，自然会一目了然，用不着有什么怀疑。
从今天的情况看来，六亿中国人民是极端痛恨右派野心分子的。试看，自从在整风运动中出现了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以后，全国的工人、农民，就首先出来加以痛斥。接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各界人士，也义愤填胸，一致起来要和右派分子彻底划清思想上政治上的界限，并积极展开了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右派分子当然是少数，但我们决不可以因此就麻痹大意。所谓同他们划清思想上政治上的界限是什么意思呢？必须明确指出，右派分子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有些甚至是封建地主阶级思想，他们还梦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社会，甚至于还梦想把中国还原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右派分子的政治主张是资产阶级的伪民主，有些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人，甚至企图用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头子考茨基反对苏维埃政权所特制的“纯粹民主”，来反对我们今天的人民民主专政。所以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各界人士，积极展开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左派反右派的斗争，实质上是拥护社会主义路线反对反社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拥护党的领导反对反党领导的斗争，这仍然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有力的战斗武器。这样，我们就必须严肃认真地学习6月19日各报所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具有无比伟大的历史意义的文献。
我们遵循毛主席所指示的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走社会主义的路，掌握毛主席所给予我们的有力武器，来展开对右派分子的战斗，我们决不能无的放矢。从整风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在民主建国会有章乃器等人，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有黄绍竑、龙云、陈铭枢、刘斐等人，在中国民主同盟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王文光等人，在一般知识分子中有葛佩琦、王德周等人，这都是右派分子。但我们必须注意在右派分子当中所暴露出来的情况，其严重程度是不一致的，我们必须分别对待。也就是说，在右派分子中，还有右派和极右派，极右派的野心家分子总只有极少数的那么几个人，我们必须挖掘他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干脆、干净、全部、彻底斩断他们的劣根性，使他们再也不能为害社会主义，为害党的领导，为害全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使他们得以更生。
第2版()
专栏：
章伯钧是怎样的一个人？
陈其瑗
我和章伯钧相识十年（从1947年——1957年），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专玩弄两面手法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搞党”人物，对于中国共产党处处流露出恶毒的仇视态度，他的历史是“靠反共起家”。下面我回忆起几件事情，用事实来说明章伯钧是怎样的一个人。
1948年4月，我在香港彭泽民家见到了章伯钧，谈起延安光复，东北、山东许多重要城市解放的新闻，彭老和我很高兴，认为蒋政权坍台在即，全中国解放的日子不远了。章伯钧答：“嗯，我看始终是和局。如果毛泽东聪明一些，还是和好！”章伯钧不愿看见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靠所谓“和局”去混水摸鱼的心情不觉暴露了出来。
有一次，章伯钧好似诚心诚意地问我：“你对农工民主党的看法如何？”我说：我不是你党的人，不便批评，既承下问，不得不告。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你党叫农工民主党，好像你党是农民阶级领导工人阶级的政党，其界限如何？究竟代表多少农民？章伯钧大不以为然，反问我：“中国有几亿农民，共产党要得了吗？”可见，章伯钧早已立下与共产党平分秋色，“争取农民领导权”的纲领。
章伯钧在香港为了扩大政治资本，滥收党员，甚至有些托派，共产党叛徒，特务分子（仅在达德学院就发现有张觉初、周伯刚等）和可疑分子都混进了农工民主党。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滥？章伯钧答：“在这样大潮流里，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章伯钧到处拉党员，原来是为他抬轿，他爬上去之后，就叫人“自生自灭”。老子道德经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章伯钧是“党魁不仁，以党员为刍狗”。他对于自己所组织的政治集团成员，公然采取了多么卑污下流和忍心害理的手段。
1947年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章伯钧在香港“华南民主党派座谈会”上表示反对。
章伯钧醉心美国的两院制，经常宣扬“上议院”的资产阶级谬论。说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是由脱离生产的专搞政治的人物来担任，这也就是说，他看不起来自工农中间的代表，认为工农不懂政治，他才懂政治。
有人怀疑，章伯钧只在座谈会上说了一些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话，是不是打得太重了？我以为站在什么立场来看，站在资本主义立场来看，当然以为重，但站在社会主义立场来看，不是太重而是太轻了。章伯钧长期以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有一套“理论”、政纲和行动。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深入地揭露章伯钧、储安平……之流的底细，才能使人明白这些野心家整天的所作所为，是对人民有利还是对人民有害？他是怎样当面说“拥护共产党”“深为惭悔”的好话，而背后和心里又怎样仇视共产党，仇视人民。这是民主人士对章伯钧之流的右派划清界限的时候。
第2版()
专栏：
谁说没有反革命分子了！
馆陶县一乡长全家被杀害七口
全案破获，杀人犯一人被击毙其余全落网
新华社济南24日电 山东省馆陶县浮渡乡乡长、中共党员申林台全家九口，在6月1日深夜惨遭反革命分子杀害七口。反革命凶手，除一名拒捕当场毙命外，其余都已逮捕归案。
6月1日晚，主犯申孟春、申继春和从犯王培起等三人带着步枪二枝、手枪一枝和屠刀一把从尖冢村出发，窜入申街村，先潜伏在申犯继春家中（同乡长申林台家只有一墙之隔），等到深夜，乡长申林台从生产队开会归来，这些凶犯即越墙而入，由王培起持枪在门外望风。申犯孟春用刀把门劈开闯入，首先将乡长申林台刺伤，申犯继春同时开枪把申妻打死，申林台的大儿申继龙闻声惊起，奔向申犯继春，展开搏斗。这时，申林台忍痛夺下申犯孟春手中的屠刀，申犯继春见势不利就弃枪逃走，申林台父子二人追至大门，捡起申犯继春丢下的枪枝，发觉枪内没有子弹，申林台因流血过多，不能支持，向申继龙示意脱逃，申继龙即越墙向外奔跑呼救。这时，凶犯重新闯入室内杀死申林台和申林台的老母以及四个小孩，仅出世四月的婴儿在其母尸体掩盖下幸免于难。这批反革命分子行凶之后，惧怕民兵前来追捕，即仓惶鸣枪奔逃。现场遗留棉袍一件（包枪用），毛巾二条，茶缸一个（内盛浆糊，企图张贴反动“布告”），屠刀一把，步枪及手枪子弹十七粒，手枪梭子二个，以及未及张贴的反动布告三张。
这一案发生后，馆陶县公安局人员当晚赶到现场，专区、省有关部门负责人连同公安干部也在次日先后到达，除对死者家属进行慰问、安置并掩埋死者外，公安人员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连日侦察，在七十二小时内即行破案。除主犯申孟春持枪在地洞内顽抗当场毙命外，主犯申继春、申继兰，从犯王培起等全部落网。当场搜获杀人凶器，子弹、血衣以及反动布告底稿等罪证。
反革命杀人凶犯申孟春、申继春和被害乡长申林台都是馆陶县浮渡乡申街村人。凶犯申孟春在敌伪时期当过伪军班长。1945年，曾杀死馆陶县三区赵宫寨村土改积极分子王凤华。同年，我军解放临清时，申孟春曾携带步枪两枝、手枪一枝潜逃回家，阴谋复辟。1947年，因王凤华的家属告发，逃往东北，隐藏在抚顺市郊区的一个农场内当蔬菜工人；但他做贼心虚，一直怀疑乡长申林台知道他的底细，准备杀人灭口。其弟申犯继春，也做过伪军班长，平日游手好闲不爱劳动，乡长申林台曾多次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促其勤劳生产，但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怀恨在心，思图报复。女犯申继兰是申孟春、申继春的姊姊，1944年她曾向伪军报告申林台、于春（申街村人）家中藏有八路军的枪枝，使申、于两家受害不浅。今年4月申孟春从东北潜回山东后，申继兰在家中挖了一个地洞把他隐藏起来，在这次凶杀案发生前，申继兰又和申孟春等合谋，并嘱她的儿子王培起参加这一凶杀案。据供，他们除阴谋杀害申林台全家外，还企图杀害农业社社长、共产党员于春，生产大队长申林福，以及在1945年被申犯孟春杀害的王凤华的家属。为了灭口，凶犯们还准备杀死知道申犯孟春隐藏枪枝的二个老太太。然后准备纠合当地反革命分子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目前，这一反革命杀人案件预审已经结束，检察机关正在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附图片）
上图：山东省馆陶县浮渡乡乡长申林台的老母申冯氏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后的惨状。
下图：被反革命分子杀害的申林台的次子申计虎。 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