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想起了韬奋
任晦
在报上看到“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这个标题，我又猛然地想起了韬奋。在遇到重大政治事件的时候，我总会很自然地想起他，在他逝世十周年的那天，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写过：
“这十年是天翻地复的十年，这十年世界形势和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十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用血、汗和眼泪来写成的。我想，我们这些和韬奋共过事的人，是最容易体会和想像到他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发自衷心的喜爱、兴奋、和苦痛的。在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我在沸腾的重庆市区漫步，忽然想起了他；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大举发动内战，中共代表团决定飞回延安的那一天，我从南京的梅园新村出来，蓦然想起了他；1949年第一次人民政协开会，当我看到政协代表名单的时候，我又忽然想起了他。”
今天，我又想起他了，要是他在，多好啊！因为，他永远是中国人民的最真实、最可靠的朋友，他永远是一切反动分子、野心家、革命队伍中的逃兵降将们的不调和的敌人。
和我们一样，韬奋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在第一次大革命的大风暴中，他还是一个充满了天真幻想的改良主义者，1926年接办“生活周刊”，他提出的政治纲领也还是“振兴实业”，和“力求政治的清明”，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解决要救中国，必须依靠什么人的问题。假如他还在，今年也已经是六十三岁的人了，和他同年辈的人们比较起来，他不能说是一个先进分子，可是，由于他的诚实、无私、力求接近群众、从不宽恕自己，他就逐渐地从群众抗日运动中受到锻炼，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影响。1935年他游历了资本主义的欧洲和社会主义的苏联之后，他变了，思想变了，立场变了，感情变了，他从不讳言这个重大的转变，他从不讳言这个和自己的思想作斗争的过程。1941年在香港，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过他自己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经历”，谈过当他下定决心和自己的出身、教养、旧的思想感情诀别时的、出自内心的痛苦和欢乐。韬奋是一个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可是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我很少看到过像他那样的纯洁、天真与无我。韬奋是无我的。他关心祖国，关心人民，关心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命运，可是他从不关心自己。对于自己，他是一个“心不在焉”的人，他不认识路，他不会管钱，不会照顾自己，甚至出门一次要带几个车钱也要他夫人给他准备。他的心在哪里？在时局、在人民。
无我，他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工作，无我，他才能痛痛快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和自己的过去斗争，他才能心口如一地不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得失。让我们拿韬奋的这种品质来和他的那位口口声声说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盟友”对比一下吧，一个是真诚的人民的勤务员，一个是伪善的个人野心家，想到这里，虽则值不得如陈仁炳所说的“痛哭流涕”，我还是禁不住“长太息”了。
韬奋的另一个特点是诚实，就是老老实实的治学和为人的态度。不懂，力求其懂，不通，力求其通，一旦懂了、通了，就奋不顾身、不辞艰险地去实践，去贯彻，这一点，特别显著地表现在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关系上。“旧中国时代，知识分子思想发展上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对于工农劳苦群众以及对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态度问题。是依靠工农群众并相信共产党的领导呢？还是鄙视和害怕工农群众并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呢？有第一种思想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有力量，有智慧，有依靠，有前途，敢于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且可能逐步改造自己的思想，逐步达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有第二种思想的人，如果不改正，必然会相信和依靠帝国主义，走上完全反动的道路”（注）。韬奋是具有第一种思想的人，他认识了这个道理之后，坚定地走上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坚决相信共产党的领导，决心改造自己、逐步达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而那些顽强地不相信共产党领导、不愿意依靠工农群众的人，却终于在隐藏了本来面目多少年之后，在今天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来了。
在半个多世纪的风狂雨暴的大时代中，中国知识分子走着的是一条极其艰险的道路。韬奋，是找到了路，走对了路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胜利地走向进步、走向革命道路的一个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人。但是，且不讲那些两面三刀、心怀贰志的野心分子，就是在今天已经不反对、乃至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对于“依靠谁”的问题，对于跟着什么人走的问题，也似乎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在重大的政治事件前面感到“糊涂”的时候，回想一下韬奋，读一读他的“经历”，应该是会有益处的。
夜深了，望着“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这个标题，我想起了韬奋。要是韬奋在，多好啊。
想起了韬奋，我心疼。
（注：见“韬奋文集”代序）
第4版()
专栏：
我要好好做劳动人民的夯和砖
柯仲平
这是在一次参加西安交通大学建设工地劳动后写的。今天（6月22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江苏代表组会上，我发言反对右派时，朗诵了这首诗。
搬了一阵砖，
流了一阵汗，
有工人脱下他的草帽来给我戴，
我说：我好久不同您们一起劳动了，我的思想有了一些霉，今天，我要太阳来把我好好晒一晒。
又搬了一阵砖，
流了一阵汗，
有工人端着一海碗开水来叫我喝，
我说：这是工人阶级的酒啊，咱们来同饮同干。
这边活干完，
那边还在干，
我赶去，跳下坑，
同工人们一起打夯，
我唱：我要好好做工人阶级的夯，我要好好做劳动人民的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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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森林浴池
黄永玉
听朋友说，旧时代的伐木工人打年青一二十岁上山起，五六十岁再也没见过孩子。解放以后，干部们带了家属上山来了，生孩子的晚间，一二十个老头儿便坐在门外的木头堆上，对着窗户的灯光等候。屋内的孩子生下来了，呱呱大叫了，老头儿们这才满意地回宿舍去睡觉。
对这传闻我原先不相信，去年到第六伐木场去一趟，才知道真有这样的事。那时候，几百工人和家属中，只有一个三岁大的女孩。工人们一下班就拥挤着上门来找她玩，轮流抱她，哄她，给她东西吃，做滑稽动作让她高兴。森林工人有太多的热情，孩子几乎给友谊和爱抚的担子压坏了，有些神经衰弱，一见到工人上门就发抖打战。
因此我相信，森林工人同志们爱孩子，不光只是寂寞的问题。
前几天，我搬到工人浴池和小学课室之间的、放衣服的小屋里住来了。
工人们每星期洗一次澡。
我不是工程师，很难说得清楚这个浴池的巧妙结构；总之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大池，木头做的，一边底下钉着铁板什么的，下边烧火，水就热了。三十人可以来来去去。
水从五十米远的地方挑来，一桶桶地往里倒。大约五百桶的样子才能洗上一次。烧火的烟筒从地底通到我住的小屋内，再从我的床边向上直冒，像一座朝天的大炮。
一天一夜，五百桶水的浴池烧热了。工人们笑着闹着来了。脱光衣服，一个个“噗通！噗通！”跳进浴池，用各种奇怪而可笑的语汇来赞美着水的温度适宜，他们百分之百地感到快乐。
我相信，这种快乐的感染是谁也阻挡不住的，正在隔壁读书的孩子听见水响，听见伯伯叔叔们在水里讲笑话，因此而坐立不安了。
“老师，我要撒尿！”
“不准！”
“老师，我要撒尿！”
“不准！”
只听见发一声喊！十来个不上十岁的孩子冲进我的屋来，魔术似的，一下子把衣服脱得精光，朝浴池就跑（对了，只有一个胖得像青蛙似的孩子，面孔胀得通红，还没有解开裤带上的死结）。
工人们正在忘我地、陶醉地玩着，没预料这群人马会闯进来。等到发觉时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受到的袭击和惊吓，不下于七位下凡的仙女在池溏里碰见牛郎的故事一样，都一齐尖声地叫唤起来：
“喂！喂！小家伙，小家伙，出去出去！
“喂！喂！老师，老师，上那儿去啦！干啥不管教你的小家伙？”
老师其实啥地方也没去，她是女的，她过不来。此刻正坐在黑板旁边生气。
后来呢？我听见仙女们在为淘气的牛郎们擦背洗泥了。
还唱着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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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横眉小集
“投降将军”
迩冬
这题目是借来的，见6月18日“光明日报”上所载两位“宗兄”的谈话。“投降将军”者，宗兄乙赠与宗兄甲祖先章邯的谥号也。
按照史记的记载：先是“章邯恐”，派出长史欣回朝探听政治行情；继则“章邯狐疑”，当他接到了陈余的劝告；最后没有别条路可走，才投降的。这之前，他是被项羽“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在西汉演义里有“楚项羽九破章邯”的描写。论打仗，他是很不高明的。
但章邯背秦降楚，却是义举，不是坏事。所以后来的太史公和更后的小说家对他没有甚么贬辞。这一点，古之章邯还是值得今之“宗兄”效法和另一位“宗兄”参考的。
在思想战场上，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冒头就受到全国人民的迎头痛击，一败涂地。何须待“九战”而后言降！
史记写“章邯见项羽而流涕”，是真降，不耍两面派手法，贤于今之一个是“心情沉重”挤一点说一点，一个是“心安理得”抗拒批评的一幕双簧——两位宗“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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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横眉小集
斥“围剿”说
何明
大家同声驳斥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坚持反社会主义的人不能不感到很大的压力；于是他们说，这种驳斥是“围剿”。这也算是他们的由衷之言吧！
明目张胆地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受到人民的“围剿”有什么奇怪呢？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不是早点“剿”除的好吗？“同声驳斥”是客观的必然；你反对人民的天下，人民岂能不同声驳斥？
“围剿”者和被“围剿”者本来是敌对的。我们今天对那些反社会主义的人，对他们的谬论仍然是据理驳斥，并未超出说理范围以外；并且仍然给他们发言的权利和机会；他们改正错误的路子更是十分宽广的。为什么不把这种情形叫作挽救，而叫作“围剿”呢？
也许，他们是这样想的吧！他们发言人数这样少；驳斥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人这样多，声势这么大，这岂不是“围剿”？那可没有办法；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就是这么多，社会主义的声势就是这么大嘛！
右派先生们：人民同声据理驳斥，你们是坚持反社会主义言论呢？还是放弃反社会主义言论呢？若是选择前者当然会感到被“围剿”；若是选择后者，那么你们会感到人民伸出了挽救的手，不使你们摔下社会主义的车去，掉在污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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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狼！—狼？
丘扬
炽热的沙砾上，一条小虫被一群蚂蚁围攻着；疼痛使它不断地蜷起身体。它努力地摆开了一个蚂蚁，但另一个又咬住了它。就这样，在不断地啮食中，它在翻滚、挣扎……。日本影片“狼”以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片头，一下子把观众带进一个同样烧灸、愤怒的心境之中。
在依然没有消灭掉人吃人制度的社会里，真正的悲剧往往存在于一种荒唐但却又真实的逻辑之中。试想，连对一顿简陋的午饭都被视为至宝的一群饥饿的失业者，竟然负起了这样一种责任——劝告一些与他们同样境遇的人去参加人寿保险！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景象：一个汗透重衣的肺痨患者，当着自己的孩子，严肃但也惨痛地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是加入保险，自杀死了也给钱吗？”
死，还是活着？永远应该是人生中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但到了除却自杀便只有做强盗才能活下去的时候，生活的全部冷酷性该是暴露无遗了吧？然而当几个失业者为了自己、更多地是为了自己的亲人选择了后一条路的时候，“舆论”却在说他们是“狼”！“狼”？到底谁是狼呢？影片回答了这个问题。
参加摄制工作的全体人员，应该受到深深的尊敬。在揭露这一片吃人的社会景象时，他们所采取的严正的毫不粉饰现实的笔触、特别是在表演上所特具的质朴的真实风格，使这部影片具备了极其强烈的感染力量。
揭示谁是真正的“狼”这一任务，是通过描绘了五个不同的人物——两个有子女的寡妇、一个复员军人、一个汽车修理工和一个电影编剧家的不同但又相同的遭遇来完成的。他们之所以共同遭遇到濒于死亡的命运，是因为他们的平凡和善良；他们之所以共同走上了当强盗的路，是因为他们适应不了那个社会。他们的上级——人寿保险公司的桥本部长出色地为这个社会下了个定义：“现在是你不吃了别人，别人就吃了你的时候！”他们不肯去吃人，于是就变成了“狼”！而被关进监牢！有这样的“狼”吗？
五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单为了自己才去做强盗的；即使做了强盗之后，真正的做人的尊严也并没因此而泯灭。矢野秋子为她的儿子“抢”出了医药费，三川为他的孩子们买了点书，吉川为女婿女儿赎出了衣服，藤林富枝让她的孩子们吃了一顿饱饭，而原岛只是为他妻子抢出了离婚费。在人的漫长一生中，也许这只应该是一些极其平常的琐事，然而当一个凛然于自己有着做父母丈夫的责任的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却不得不挺而走险做了强盗！更大的悲哀还在于他们都有一个作为正直善良的人所应有的羞恶之心，在抢得了少得可怜的一点钱之后，不但无处去倾诉内心的伤痛，甚至他们彼此间都不敢仰视。不是由于恐惧，而是由于内心里的歉疚！他们当中的一个为母者藤林富枝喂饱了儿女一顿饭之后，在游艇上带着孩子跳进了东京湾！遗书给她的朋友们：“这一天我们过得很快活！”这该是一幅多么血泪交迸不忍卒睹的画图啊！
不错，对于那个社会说来，自杀顶多不过是抗议，做强盗也不过是挣扎，根本改变社会的道路并不在这里，影片也没有提出一些令人鼓舞的前景。但我并不因此就责备这部影片是乏力的。刻划资产阶级黑暗的作品未必渺小，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像这样蕴藏无限愤怒的控诉作品的出现，本身便有着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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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松下山（木刻） 梁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