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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 达浦生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最近正式发表了。主席这篇讲话里，指出了我们要区别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敌我之间与人民内部的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系统地指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透彻地说明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提出六条政治标准，使我们能正确的鉴别香花和毒草。主席的讲话，一定能大大的提高全国人民的觉悟，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使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更加迅速、更加健康的向前发展。我读了主席这篇讲话以后，十分感动，完全拥护。我还要仔细的阅读。
最近以来，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一批右派分子，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发表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谬论，阴谋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我听到以后，十分不赞成。对他们的阴谋，十分愤慨。我是回民，是伊斯兰教的一位阿訇。我是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我生在清朝光绪元年。在八十三年中，有七十五年生活在旧社会。现在新中国的青年，恐怕不大知道旧社会的日子有多苦。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受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生活都很苦。可是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的穆斯林，受到的压迫和痛苦，更是说不完。
就拿我们回族来说吧，在旧中国，我们回族根本不被人承认是一个民族。骂我们是“贼回子”。称我们是“小教”。蒋介石说我们是汉族的“大小宗支”，“特殊生活习惯”的人。请想一想，我们的民族都被否定了，我们还能有什么平等的地位呢？还能有顺心的好日子吗？
那个时候，我们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歧视和侮辱，真是不能回想。回族人民的经济受到排挤，在农村里大部分没有土地，城市里也只能作些小商小贩。就是小商小贩也受到排挤。文化十分落后，有多少回族子女能进学校，学文化？就是家庭有条件能进学校，不是也因为不尊重我们的风俗习惯，许多人不得不退学了吗？我们的宗教信仰受到侮辱歧视，清真寺被驻过兵，喂过马。有的清真寺还被拆过，烧过。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还出过书报侮辱我们伊斯兰教，谩骂我们回民。特别痛心的是，这些反动统治阶级挑拨民族关系，对我们进行大屠杀，想消灭我们回族。远的不说，就以民国十七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的事件来说，哪一次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人被统治阶级杀死了？我们在旧中国受的苦，能忘记得了吗？
1949年，全国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得到解放。我们回族人民也重见天日了。共产党不仅承认我们是个民族，并且一贯地坚持废除民族压迫，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积极地帮助回族发展。在回族聚居的地方，八年来成立了四个回族自治州，九个回族自治县，还有一百多个回族民族乡。其他各个少数民族聚住的地方也都分别成立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在有穆斯林居住的地方，都有我们的阿訇、毛拉或乡老参加人民代表会或政协会议。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受到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充分保护。不少清真寺在政府帮助下修葺的焕然一新。我们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的经济都有巨大的发展，文化也有普遍的提高。同旧中国比一比，旧社会难道不是中国各民族的牢狱？共产党不是中国各民族的救星吗？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不仍旧是汉族的“大小宗支”，渐渐的被消灭了吗？
最近中共中央又倡议成立省一级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更是回族人民的又一件大喜事。全国回族人民共三百五十多万，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分散在全国各地。解放以后，我们生活在新中国各民族的大家庭里是十分高兴，十分幸福的。但我们始终希望在祖国大家庭里，还能有一个我们回族自治的小家庭。这是我们回族人民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理想。这理想终于在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实现了。我们回族人民怎能不兴奋惊喜！怎能不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怎能不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可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却对我们说：共产党压迫人民，共产党不民主，解放以后人民的生活更苦了……。这真是大白天说黑话。我在旧社会生活了七十五年，我们穆斯林受的歧视、压迫受的还不够吗？难道我们不明白，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们能有今天吗？难道我们能允许右派分子将我们拉回旧中国的灾难里去吗？我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相信全国十个民族的一千万穆斯林也同我一样，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这些右派分子口头上曾经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要走资本主义。现在认为有机可乘，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就对共产党进行恶毒的进攻，反对社会主义。这种两面派手段，完全是“易卜利斯”（魔鬼）的行为，实在可恶。
我希望全国穆斯林，特别是领导教务的阿訇，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如果有人曾经受过右派反动谬论的蒙昧，就应该想想我们穆斯林在解放前后两个不同世界的生活。应该赶快清醒过来，在这场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政治斗争中，站在人民的一边，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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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
巴金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发表了。不仅在我们中国，甚至在全世界，这都是一件大事。我们的兄弟国家的报纸全文转载了它，我们的朋友为它感到兴奋。我们的敌人却因它而感到迷惑和惊惶。连美国的报纸也认为“西方必须加以缜密的研究”。其实不管他们作怎样的研究和揣测，他们是不会了解这篇报告的重要意义的。但是他们却不得不承认一件事实：新中国的地位巩固了，新中国领导者的信心加强了。甚至在前一两个月，美国的记者评论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消息的时候就已经作过这样的论断了。自然这个论断并不是他们自己所喜欢的。
至于全国人民怎样充满热情地欢迎毛主席的报告，这也是可以想像到的事，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用生动的句子来描写他耳闻目睹的这一类动人的事例。“人民日报”说报告鼓舞了首都人民的反右派斗争的热情，这是事实。我们也可以说报告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热情——不仅是进行反右派的斗争的热情，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进行反右派的斗争，正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最近三个多月来，我们常常谈论毛主席的这篇报告。很多人听过了毛主席的报告和报告的录音与传达，有的人甚至听过了几次。但是即使听过几次，也不见得大家全懂报告的意义。因为报告的内容是既深且广而且全面，十二个问题把目前所有的重要问题全包括进去了，不但提出了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都需要着细心的体会，反复的研究和认真的学习。然而现在情形不同了。这三个多月中间发生了许多我们没有料到的事情，这些事情恰恰证实了毛主席的话，而且给毛主席的报告作了注解。我们惊讶毛主席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到了这许多事情，而且看得这么清楚，好像他是个未卜先知的预言家。其实他也只是正确地掌握了，运用了辩证法。所以我们今天重读毛主席的报告，我们会感到非常亲切，而且也得到很大的鼓舞。我们好像找到了一个指南针或者一样防身的武器。随便举一个例，譬如对付毒草，我们现在就有了割草的刀或者除草的锄头。
前些时候大家谈起“鸣”“放”中的香花与毒草的问题，还有人担心自己一时不能辨别什么是毒草。现在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毒草已经在这里那里冒出来了。这些毒草还是夹杂在香花中间放出来的，有的大“放”特“放”，有的刚刚“放”出来就缩回去，有的还披上了各种的伪装。但是不论它们采取什么样的“冒出来的战术”，它们一出现马上就露出了原形。即使它们插上“帮助整风”的假花，也掩藏不了野心家的篡夺领导权的阴谋和剥削阶级妄想复辟的居心。并没有人把毒草当作香花，除非在思想感情方面先有了共鸣。正如一句说惯了的老话：“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毒草瞒不过人民的眼睛。
相反的，那些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的眼睛并不雪亮。他们就只看见他们个人的利益。他们居然把今天“鸣”“放”的局面看作一池浑水，想在那里面摸大鱼。他们认为党的整风开始就是他们可乘的时机，便接连抛出手中的法宝，希望一举攫取革命的果实，改变中国的局面，把“天下”当作个人的私产来一个大分家，连阶级成分也可以当作货物换钱。还有那些口口声声离不掉“老百姓”的伪君子为了满足个人的谩骂的“自由”，宁愿让
“老百姓”回到旧社会去受苦。
但是这一切都只是一小撮人的痴心妄想。这些想法连一点实现的机会也不会有。因为“老百姓”不要它们，在“老百姓”的眼睛里它们就是“毒草”。
右派分子叫嚣不要“党的领导”，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要走资本主义的路。走资本主义的路当然不能要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会把我们领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可是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中国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为了社会主义流尽他们的鲜血，今天还有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为着建设社会主义献出他们的全部力量。中国人民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走这条路才能使贫弱的中国繁荣富强，只有走这条路才能给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带来幸福。这种看法是很合理的。为什么一百年来做不到的事在几年里面就做到了呢？为什么一百年来都站不起来的中国人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呢？其实，今天的中国人和我们的祖先都是同样的刻苦勤劳的人民，不同的是今天我们有了正确的路和正确的领导。过去没有正确的领导，中国人一直被西方人认为“一盘散沙”。今天有了正确的领导，中国人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至少绝大部分人的力量都发挥出来了。许多西方人不了解这一点，因此始终不能估计新中国的力量，美国人在朝鲜碰了钉子以后才懂得了一点。右派分子应当比美国人懂得多些，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闭着眼睛叫嚣“不要党的领导”，这只是他们的阶级立场在作怪。他们不要别人领导，只是因为他们要自己出来领导。但这是违反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事，真正的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
今天并没有人反对大“鸣”大
“放”。但是“鸣”“放”也应当有目的。整风是为了搞好工作，
“鸣”“放”也是为了搞好工作。这都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毒草会妨害我们的工作，妨害我们的建设。要是谁在“鸣”
“放”中放出了毒草，哪怕只有一株，我们也得把它拔掉，不能让它长大。在我们的新社会中毒草并没有生存的权利。反批评和划清界限就是一种拔草的方法。
现在正是右派分子“悬崖勒马”的时候了。继续放出毒草来害人呢，还是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并且用那六条政治标准来检查自己的思想，承认自己的错误？自绝于人民呢，还是向人民低头？
在他们的前面并没有第三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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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七十多位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经过一个半月的视察得出结论：
肃反运动搞得很好
——民革中委杨亦周先生访问记
新华社记者 方凌
肃反运动究竟是不是“一团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天津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杨亦周作了完全否定的答复。他说肃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成绩是伟大的。
杨亦周是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最近他和七十多位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对天津市的肃反工作进行了一个半月的视察。他们听取了公安、检察和司法等单位的工作报告，就逮捕、申诉和司法、检察、公安三个部门的互相制约等问题研究了三百多件反革命案件，并到监狱和劳动改造单位同正在服刑的反革命罪犯一百多人举行了八次座谈，还接见了一些在肃反运动中被斗争过的人。
杨亦周向记者引证了许多具体事实说明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必须肯定。他说，经过这次运动，1956年在全市发现的反革命标语和传单比1955年减少78.8％；工厂的破坏性事故减少77.8％；公安机关缴获的各种长短枪达一百四十五只，子弹一万多发，手榴弹及各种小型炸弹七十多枚，还破获一批有现行活动的反革命案件，其中有不少是在反革命分子正在进行破坏活动时，当场逮捕的。
杨亦周说：过去我也有右倾麻痹思想，对反革命分子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总觉得人民已掌握了政权，就是天下太平。但是经过这次视察，不禁恍然大悟。例如在肃反运动后期才被清查出来的有七条血债的反革命分子黄应中，他是中统局的一个组长、国民党第五十二军补充兵团的副官。解放后，他化名张学诚混入了解放军，并且伪装积极混入了共产党。1954年转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工作，并且骗取了党员的信任，当了支部委员。另一个隐藏在水利部驻在天津的一支勘测总队的反革命分子刘毓林，在群众揭发了他的罪行以后，他杀伤了积极和他作斗争的共青团支部书记王维华。杨亦周说：这些事实已足够说明我们国家在当时是有大量反革命分子存在的，其破坏活动是严重的，因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绝对正确的。任何诬蔑，都站不住脚。
有人说：肃反对象都是共产党主观确定的，共产党员们借此进行打击报复，冤枉很多好人，甚至说全部搞错了。杨亦周认为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他说：从我对这一工作的视察来看，正如公安部罗瑞卿部长所说，肃反运动是专门机关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对敌斗争的运动。全市在1955和1956年中，群众检举的各种反革命分子的线索和嫌疑材料，达一万四千多件。在炕洞里躲藏了五年的反革命分子李少甫就是因为群众揭发而被捕的。在广大群众的压力和政府的宽大政策感召下，有六百九十一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如解放初期曾在海河金钟桥附近炸毁一艘满载军用物资的帆船，同时炸伤八个人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袁德福，在肃反运动中自首以后，只被判处五年徒刑。
这些铁的事实怎么能说是共产党主观确定的呢？又怎么说是共产党员趁机打击报复呢？杨亦周说：在我所视察的那些反革命案件中，没有一件不是经过反复的调查和甄别，根据确凿的证据，按照法律手续来办理的。如隐藏在新生橡胶工业社的反革命分子黄金贵，曾经参加地主“还乡团”对翻身农民进行残酷的反攻倒算，抓捕农民和村干部十五人，进行毒打，解放后还常常造谣恐吓军属和积极分子。公安机关在逮捕他以前，就掌握了有关他犯罪行为的二十一项证据。在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中，也有因证据不够充分，法院重新退回检察机关补充侦察的。如曾在河北省献县任伪警备队大队长的崔志禹，由于他被捕后所招供的犯罪情况，同旁证及群众检举材料有不一致的地方；法院便把它退回检察机关补充侦察。还有一个历史上有罪恶的“三青团”分子齐建华，在解放后还私刻图章，伪造证件，骗报户口，公安机关掌握了他的证据依法逮捕以后，检察院决定起诉，但法院认为他在被捕后态度老实，坦白彻底，而且罪恶不太严重，便免予起诉，经过教育以后宽大释放。杨亦周说：我希望那些诬蔑肃反运动“完全搞错了”而替反革命分子说话还不自觉的人，也来看看这些无容辩驳的事实。
当记者问他在视察中是否发现一些真正被冤枉的案件时，杨亦周说：我在视察监狱和劳动改造单位时，曾和许多正在服刑的反革命罪犯交谈过，他们没有一个不承认自己的罪行的，没有一个认为把他逮捕起来是冤枉了的。我曾多次问他们这是不是真话？他们都毫不犹疑地回答说：决不撒谎，而且当时并没有警卫人员在场监视。他们唯一的意见，就是希望政府宽大再宽大。但是，究竟有没有一度被错斗或错捕的呢？杨亦周说：有。但是，有的人是因为平常不断散布一些反动言论，或者是历史上有问题没有交代清楚，在肃反运动中引起群众的怀疑追问而被斗争的。如南开大学生物系职员李崇熹，在肃反运动中并不是斗争对象。但是群众揭发出李崇熹曾经故意破坏过许多仪器和常说落后话等许多可疑的事实，于是群众就要他坦白那些言行的动机。后来经过调查，李崇熹破坏仪器是由于个人极端自私狭隘，思想落后造成的，并没有反革命行为。杨亦周认为：像这种平常有许多令人怀疑的迹象的人，在肃反运动中被群众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错捕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还有一些人被捕后，因实行新的宽大措施，获得释放，于是有些人就抓住这一点来进行歪曲宣传，到处叫嚷肃反运动侵犯人权，随便捕人。应该承认，由于某些部门的有关人员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对一些问题不加细致的分析研究，把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当成反革命罪行，把落后或反动言论当作以反革命为目的的造谣破坏，或把责任事故当成政治性破坏事故，还有的是被捕的反革命分子为了企图减罪，嫁祸于人，乱检举，也有根据不完全可靠的敌伪档案材料来逮捕的，因而错捕了一些人。但是这毕竟是极少数，和整个运动的成绩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这些被错捕或错斗的人，一经发觉，都得到了迅速的平反。除了立即释放，向他道歉和对周围的群众作解释以外，并且恢复他原来的工作，补发他被捕时期的工资。对问题不大而经过宽大处理被释放的人，政府还发给他生活补助费，替他安置工作，而对被斗争的“有缺点的好人”，除了公开给他作结论以外，同时还对他进行教育，帮助他改正缺点。杨亦周说，必须指出：有一些单位，对这种善后工作，处理得还不及时，这种拖拉作风已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并且使那些诬蔑肃反运动为“一团糟”的人有机可乘，这些部门应该立即扭转这种拖拉作风。
杨亦周说：肃反运动不仅清查出许多反革命分子，擦亮了人民的眼睛，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同时还直接帮助许多人搞清了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博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我们今天对党和国家的工作，能够进行公开而尖锐的批评；各个方面的事业，能够像今天这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肃反斗争的成就是分不开的，这是我们的国家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又一保证，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诬蔑这一为国为民的正义斗争——肃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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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主党派进行整风是成员们自我改造的好机会
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会通过整风决议
新华社23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今天上午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进行会内整风运动的决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各工作部门负责人及来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各地方组织负责人等共三十六人。
会议由副主席王绍鏊主持。会议开始，秘书长杨东蒪传达了主席马叙伦（因病缺席）的指示。杨东蒪说，马叙伦认为，民主党派的整风很重要，民进应立即开始。现在反右派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民进成员要投入这场斗争，这正是锻炼自己，提高自己，进行自我改造的一个很好机会。杨东蒪说，马叙伦还虚心要大家提意见，认为这几年来他的言论和行动也有错误的地方，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
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十七人。他们在发言中一致表示拥护马叙伦的建议，赞成在全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
中央常务委员吴贻芳说，我们不要以为民进一向进步，事实上我们的立场是否坚定，思想是否没有毛病，值得检查。副主席兼辽宁省筹委会主委车向忱说，民进的组织发展很快，很难保证没有右派分子，我们应以毛主席讲话中提出的六项标准好好来检查自己的言行，通过整风运动来考验自己。副主席林汉达认为过去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还仅仅是分清敌我界限，现在要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说，知识分子大多都是爱国的，但爱国的人不一定爱社会主义，这次整风运动就要使广大成员受到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来提高自己。
中央常务委员雷洁琼等人在发言中都指出会内的整风运动应先从中央的领导人开始，以整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言行为主要内容。并应采取严肃认真与和风细雨相结合的原则。
中央常务委员吴研因在发言中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说，我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错误的。我不同意墙要两面拆的说法，认为现在不要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是把知识分子估计过高了，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他表示在这次整风中要好好检查自己的言行。
最后，全体通过了关于会内进行整风运动的决议。
决议说：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仍属存在。在我会成员中，由于非无产阶级的出身，对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习惯乃至抵触的情绪，也是必然的。因此有必要立即在全会进行整风运动，同右派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领导的思想严格划清界限，展开不调和的斗争，使我会成员通过这次运动明辨是非，端正立场，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决议指出：会内整风的内容，应该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所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为依据。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两条，对不合这六项标准的思想、言论和行动，都应加以批驳和纠正。
决议说，会内整风，先在中央领导机构和各省、市领导机构做起。
最后，决议提出，在会内开始整风之后，会员仍然应该继续向党提意见，诚恳地帮助党整风。我会各级组织也应该主动地争取党组织和党员向我会提意见，帮助我们整风。在会内整风期间，各级组织应暂时停止吸收会员、发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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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云黄绍竑为什么怕谈建设成绩？
李澄之等人在民革中央小组会上从思想上挖右派分子的老根
本报讯 23日上午，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继续举行。到会的有六十六人。在会上发言的有陈绍宽、邓宝珊、李澄之、陈离、曹伯闻、刘孟纯、赵祖康、裴昌会、朱蕴山。
会议对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等右派言论进行了批驳。受到批判的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出席了座谈会，他们没有发言。
李澄之在发言中说，一切右派分子的共同特征就是以各种不同的说法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企图限制、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其次右派分子力图抹煞我国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处处找寻缺点错误，加以夸大歪曲。
他说，人民很难理解黄绍竑为什么那样怕谈国家建设的成绩，他说黄绍竑一味强调缺点究竟意味着什么？黄绍竑这种否定客观事实抹煞工作成绩的态度究竟与葛佩琦等人对于共产党、对于新中国的直接诬蔑，又有什么不同之处，人们很难看出他们敌视共产党、敌视新中国的态度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李澄之说，右派分子的另一突出特点就是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他们却认为是朋友。他说，在这方面黄绍竑和龙云等也是表现得极为明显的。如黄绍竑实际上就是在替反革命分子说话。他质问黄绍竑还有没有人民立场？他要求黄绍竑彻底反省，坦白交代。
他说，龙云发表反苏言论，他的反苏立场是与他在国家机关和在民革所负的重要责任极不相容的。
李澄之最后说，民革成员有不少是直接由过去的反动统治阶级转过来的，他认为划清敌我界限，清除反动思想残余是十分必要的。
陈离在发言中说，右派分子们所犯的错误，已由人民内部矛盾发展到敌我矛盾的边沿，要对他们采取严正的态度。他说，解放后几年来，我们对这些分子都是客客气气，没有对他们的错误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他揭发龙云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时，就曾代表地主阶级提出不要地主退押，如果要退就请人民政府代地主退的荒谬主张。当时大家提出反对，龙云又说昆明的很多地主已转到工商业方面去了，一定要地主退押，等过几年地主们赚了钱再退。陈离说，龙云糊里糊涂过了八年，国家各方面都变了样，他还是原封未动。
陈离引用了他所在机关的具体事实，驳斥了那种扩大肃反缺点的谬论。他说他所在的机关有八千多人，肃反中有一百多人被审查，结果查出三十多名反革命分子，有八十多人弄清了历史，仅有四人是审查错了。他以这种事实作为根据，认为决不能说肃反缺点大于成绩。
陈离还谈到，今年2月间，他所在的机关的一名工程师去接妻子，回来所乘的火车被反革命分子放上炸弹，结果夫妇均被炸死。因此他提醒人们，不要认为现在天下已经太平，不要放松对敌人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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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越把党说成漆黑一团
有的人就听得越痛快越过瘾
刘孟纯提出质问：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思想感情？
刘孟纯批判了谭惕吾的反动言论。他说，6月8日以前，他曾参加过两次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会场空气是不够正常的。当时会场上仿佛有一股歪风，好像越是把党（不是党员）批评得体无完肤，越不符合事实，越把现状说成漆黑一团，就越痛快；也还有个别人听这种话才觉得过瘾。这是一种什么思想感情？他认为这是值得深深警惕的。
他说，谭惕吾的发言充满了毒素。谭惕吾口口声声说“对党忠心耿耿”，但她主张党不要直接指挥在行政部门工作的党员，党中央的各部应当归到人大常委会去，党要通过党员参加政府工作去进行领导，等等。刘孟纯说，照谭惕吾的意见，共产党只能留下一个空壳，党只能变成一个抽象的东西。而政府呢，谭惕吾说得好听，党可以领导，但她又反对党指挥在政府部门的党员，试问这怎么领导法呢？不管她说的话怎样曲折，真正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一句话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此外，谭惕吾还诋毁党“反宪法”，“自己捣自己的乱”，还主张除了政府的法律、法令之外，党不应该发内部指示。刘孟纯说，一个领导党连发内部指示也变成不合
“法”的了！谭惕吾也曾反对司法、律师、检察三者受一个党委的领导。刘孟纯问道：一个党委不好领导，是不是要分开几个党委领导呢？那么中央又怎么办？国务院有几十个部委，是不是要分几十个中央来领导呢？否则是不是就会失去“杠杆”作用呢？这等于地方不要一个统一的党委，中央也可以不要了。这是多么荒谬的想法！
会上还宣读了上海、天津、江苏、甘肃、安徽、辽宁、黑龙江、江西、湖北、广东等地民革地方组织拍来的电报，这些地方的民革组织表示拥护民革中央对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等右派分子的批判，并表示拥护民革开始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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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尚志烈士的父亲赵式如
痛斥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
本报特约新华社哈尔滨23日电 东北抗日联军英雄赵尚志烈士的父亲，八十五岁的老人赵式如，看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最近发表的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后十分震怒。他气愤地说：过去以为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现在才知道他们是一帮政治野心家。
赵式如问道：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在国民党时代，难道没有见到蒋介石卖国吗？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们能够抗美援朝，抵抗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吗？
赵式如驳斥了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他认为储安平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不是都有民主人士当部长，当领导吗？他说：共产党的政治纲领，都是为全国人民谋利益的，得到人民的拥护。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难道有谁能够代表全体人民，拿出一个为广大工人、农民谋利益的政治纲领吗？他最后表示一定要保卫革命先烈用鲜血、头颅换来的社会主义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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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斌丞烈士的堂弟杜礼程写信给民盟中央
要求纠正章伯钧等的错误路线
本报特约新华社西安20日电 民盟盟员、原民盟西北总支委员会负责人和民盟中央常委杜斌丞烈士的堂弟杜礼程，今天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一封给民盟中央的信，要求彻底纠正章伯钧、罗隆基的错误路线，建议民盟中央立即召开扩大会议撤销章伯钧、罗隆基的职务。
杜礼程信中说，民盟在建立之初，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料盟的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竟敢明目张胆地违背盟章，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别有用心地企图惑乱人心，动摇人民民主专政以危及国本。这样的人配做我们盟的领导吗？他要求盟中央彻底纠正章伯钧、罗隆基的错误路线，并建议盟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撤销章伯钧、罗隆基的职务。
杜斌丞烈士和张学良、杨虎城烈士于1936年参加了“双十二”义举。杜斌丞曾先后担任过民盟西北总支委员会负责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对盟务贡献巨大，积极反蒋，1947年3月在西安被国民党逮捕，同年10月慷慨就义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