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教学改革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呢？
清华大学教授 金希武
教学改革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件大事。通过1952年教学改革，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究竟这一改革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呢？此外和教学改革有关的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在最近的整风运动中又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和注意。我想从高等工业教育出发，就这些问题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得到批评和指正。
对教学改革应当给予怎样的估计呢？
我认为教学改革基本上是做对了，它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若干缺点。
教学改革是否正确的标准
判断教学改革是否正确的主要标准，我认为应当看它是否满足了国家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就高等工业学校而言，它是给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这就是国家对高等工业学校提出的要求。那么教学改革是否满足了这一要求呢？我认为它基本上满足了这一要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按计划培养干部。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有计划地按比例发展各种工业。我们不仅要进行这种有计划的工业化，而且还要尽快地进行这种工业化，工业化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作。它需要资金、原料和技术装备。但是更重要的，它还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和各级技术干部。高等工业学校的具体任务就是按计划尽快地培养高级技术干部。国家的工业建设既然是按计划按比例发展，那么工业建设人才的培养，也必须按计划培养，道理是容易理解的。教学改革后，全国高等工业学校根据上述需要进行了全盘的调整和安排，成立了少数综合性工业大学，很多单科性和多科性的工业学院。此外，还利用了苏联的高等教育经验进行了关于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彻底改变了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服务的、受资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旧型的高等工业学校，成为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受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新型的高等工业学校，从而保证了向国家输送大量的合乎一定规格的技术干部。很显然，为了完成高等工业学校的任务，进行这种改革是绝对必要的。解放后高等工业学校究竟有多大发展呢？仅举清华大学一校为例，就可说明一般。清华大学现在共有正规学生八千多人，加上夜大学和训练班等，学生总数将近一万人，约等于解放前的五倍。解放后短短的八年，校舍扩充比之解放前将近一倍，至于毕业的学生八年比解放前四十年还要多。试想，假如不是因为进行了教学改革，如何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呢？
二、按专业培养干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部门的分工，愈来愈细。因之技术干部的培养必须与之相适应。假如仍像解放前那样一般地培养某种工程技术人才是不能满足现在工业建设的需要的。因之，根据工业建设或生产部门的需要按专业培养干部，就非常必要。按专业培养出来的干部，可以学有专长，从学校毕业后经过短期锻炼即可担任实际工作，这对保证工业建设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必要的。这里顺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人反对按专业培养干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应当按计划培养干部是没有疑问的，但不一定要按专业来培养。有人甚至还指出苏联的高等学校在帝俄时代就设有专业，所以他认为按专业培养干部并不代表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特点。但是，姑不论专业教育制度究竟开始于哪一国家或哪一年代，但假如这种制度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坚决反对它呢？按计划培养人才不仅需要有数字，而且还需要有类别或品种。代表这种类别或品种的就是专业。试问假如不通过按专业培养的方法，又如何准确体现按计划培养的目的呢？当然，按专业培养干部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专业分得过窄过细，不仅在分配工作时可能产生对不上口径的困难，而且对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工作的调动也不一定有利，因此是应该适当加以防止的。关于如何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和我国具体情况合理设置专业的问题，因篇幅限制，在这就不多谈了。
三、有明确的培养目标。高等工业学校是否应该有一定的培养目标，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就北京地区而言，各高等工业学校的多数教师都认为高等工业学校应当有一定的培养目标，并且认为应当是工程师，虽然有少数教师还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是赞成以工程师为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的。在我看来，高等工业学校应当培养工程师正像医学院应当培养医师和师范学院应当培养教师的道理一样简单，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问题很简单，高等工业学校既然负有为国家输送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任务，而这种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最主要的就是工程师，那么如果高等工业学校不培养工程师，又由谁来培养呢？自然，这里的所谓工程师是作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作为具体的“职务”或“职级”来了解的。实际上，高等工业学校应当但是只能使毕业生初步具备从事工程师工作的能力，不可能完全和有多年生产经验的工程师一样。有人提出这样做法岂不是一种形式主义吗？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形式主义，而是代表一种教学要求和教学指导思想。因为假如我们承认干部的培养应当有计划地和按专业来进行，那么问题只解答了一半。另外一半是把学生究竟培养到具有何种程度的能力的干部呢？我们必须为毕业生的水平确定一个确切的指标。对高等工业学校的正规毕业生而言，我认为这一确切的指标就是工程师。确定了这一指标之后，我们就可根据对工程师工作能力的要求，来安排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这样就可使大家对教学工作的目的和要求有统一的认识。工程师是要能够应用理论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确定培养目标是工程师，因而也就随之建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指导思想，这对工程教育来说，是丝毫不容怀疑的。我希望我在此地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指导思想，不致被人误解成为主张在教学内容中应灌输给同学以过多的具体生产知识。关于如何正确地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思想将在下面谈到。
建立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
教育事业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因此，建立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就成为绝对必要。作为社会主义工业教育的教学指导思想，我认为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全面发展；
二、技术与政治和经济相结合；
三、理论联系实际。
作为新中国的工程师，他必须是智、德、体都得到平衡发展的，他必须具有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人生观。为了满足这方面的要求，全面发展和技术与政治相结合的教学指导思想将起很大作用。理论联系实际代表着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人们处理任何事务的正确思想准则，它对工程技术教育而言，更具有非常重要意义。有人说：工程技术教育从来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但是我认为只是在教学改革以后，我们才特别强调并且真正做到有意识地根据这一教学原则来进行教学工作的，并且只是在教学改革以后，通过教学计划的制定，这一原则才具体得到贯彻。在现行各工科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在教学内容方面，有一般基础理论课程，有技术基础课程又有专业或专门化课程。在教学方式方面，有课堂演讲，有习题课，有实验课，有课程设计，有教学和生产实习，最后有结业工作或毕业设计。这样的安排清楚地反映了由一般到特殊，由理论到实际的循序渐进逐步上升的教学原则。通过一系列这样的教学环节，我们把一个对生产陌生的高中毕业生转变成为初步掌握生产的工程师。在这复杂艰巨的培养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思想，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顺便谈谈另外一个问题。自从去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以后，在全国教育和学术界中有一种重视理论，轻视实际的倾向。在这一倾向的影响下，在教学计划的修订过程中，有人提出了要大力加强基础课和裁并或尽量削减专业课的主张。少数工厂中的工程师和学校的教师也因此不安于位，而一心向往科学院。受影响最大的是大学生。这种倾向使他们对专业课、生产实习和毕业设计等的作用产生了错误的认识。部分同学甚至提出了不学专业课，不愿参加生产实习和不做毕业设计的要求。很多本届毕业生在填写工作志愿时，表示不愿到工矿工作。我认为这种倾向是不健康的。诚然，为了发展科学研究，强调提高国家的学术理论水平是必要的。但在强调理论的重要性的同时，决不应贬低实际的重要性。理论与实际的辩证关系必须被确认。不然，则有在学术和教学工作中造成理论脱离实际的危险。这对改进教学、发展科学及发展生产都是不利的。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问题。
怎样对待想取消或尽量削减专业课的问题呢？有人说，教学改革后的教学质量很糟糕（关于这一问题下面要讨论），原因是专业课学得太多了，因此应当取消或尽量予以削减。首先应当指出，专业课在培养工程师的过程中是起着重大的作用的。专业课并不像有人所指责的那样都是些经验性的东西，具体琐碎的知识，没有理论之可言。在我看来，凡是从生产实践中系统地总结出来的规律，对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起着指导作用的就是理论，而这种理论不一定要用数学来表示的。应当肯定数理化等基础课程对培养工程师的重大作用。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把它们学得更好些，但不学好足够份量的专业课，恐怕担任实际工作时连问题都提不出，想作一个称职的工程师是不可能的。专业课不仅可以巩固基础理论知识，而且对培养同学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能力有很大作用。专业课是否可到工作岗位后再学呢？实际上，在学过一定基础和专业课程之后，再在工作岗位上根据工作需要，回来进一步提高基础理论，可以使理论学习更富有目的性，容易收事半功倍之效。这种认识上的辩证过程是完全合理的。又现在有很多解放前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到高等学校听专业课。也有学校专门派教师到工矿讲授专业课的。专业课的作用和它的必要性，由此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培养干部质量有显著提高
教学改革后培养出来的干部质量究竟如何呢？我认为即使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质量上总的和平均来说，比解放前也有显著的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处理实际工作的能力方面。清华大学连续几年请来学校主持毕业设计答辩的工程师，在这一点上，也发表过同样的意见。根据毕业设计的质量，很多同学的工作能力被认为已达到起码工程师的水平。在处理生产问题上，现在已经在工作岗位上的毕业生也有较好的表现。例如1955年清华大学机械制造专业的毕业生，现在有的已担任工具设计组长和计量室主任等职务，工作上是称职的。有一位被分配到抚顺重型机器厂装配车间的同学，因改进手工操作的电钻成为半自动化，把生产率提高了二十七倍。五年制的学生，即使还没毕业就在生产实习中提出了有价值的合理化建议。例如去年到长春汽车厂实习的二位铸工专业的学生，提出了一种自动落砂装置的设计，得到该厂苏联专家的赞许，已被采纳制出并应用到生产线上。专家并且说：“他要把设计图样带回苏联去”。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许多。这些都说明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是具备一定的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独立工作能力的。
有人提到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基础太差，虽然能够解决目前的生产问题，但不能从事开创性或科学研究工作。首先，应当指出这样的事实，就是到去年为止，分发到产业部门的大学毕业生，几乎都是教学改革后毕业的首批专修科或三、四年制的学生。这些学生的基础课有的是在教学改革以前学的，有的在低年级时正值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政治和社会活动较多的时期。加以教学改革后不久，教师水平跟不上。因此，这些同学在基础方面的训练是稍差些。至于正规五年制的大学毕业生，除哈尔滨工业大学外，今年夏季也只有清华大学才有第一批。可以做这样的估计：今后正规的大学毕业生的基础训练会比前期好些。此外，对于一般初离校门的即使是正规制的大学毕业生，究竟应如何要求，也还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我认为，对于正规大学毕业生，除了要求他们一般地能解决为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所不能解决的比较复杂的当前生产问题，和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技术革新（如技术改造）工作外，只能对其中比较优秀的少数，也可适当要求从事局部性的比较简单的科学研究工作。对一般大学毕业生普遍要求能从事开创性或科学研究工作，我认为是偏高了些。自然，为了增添国家科学研究的新生力量，高等工业学校也有责任和中国科学院及其他科学研究机构一起为培养这种更高水平的工程技术人才而努力，这是毫无疑问的。去年开始招考的四年制研究生，就是这种努力的开端。但任何想把二步并成一步走的想法，对一般大学毕业生提出过高的要求，我认为是不现实的。
教学改革的缺点和错误
教学改革诚然有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小的缺点或错误，值得检查纠正以改进今后的工作。首先，过分强调客观要求，追求数量有余，重视质量不足，是最大缺点之一。自从教学改革以来，几乎全国的高等学校都在教学工作上感到很被动。为了满足国家对干部的需要，教师们是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的。但是片面地强调客观需要，不很好考虑主观条件，向高等学校布置了超过实际需要很多的任务，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影响了教学质量，很多教师都对此有意见。去年招生过多是最好的例子。对于这些比较严重的错误，应当引起所有有关部门的注意。其次，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应当说大家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但对中国具体情况考虑不够，硬搬苏联经验，很多地方造成了形式主义的趋向，对教学工作也造成了很大损失。例如在推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其他教学法工作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制定教学计划时特别是在教学改革初期，想要“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同时又未很好考虑中国教师和学生的水平，结果造成了严重的超学时现象。在考试及记分办法上，在教师工作量制度上，很多教师也都认为有教条主义或形式主义趋向。在学习外文问题上，在没有足够的俄文教师以前，未能很好发挥其他外文教师的潜力，也影响了某些学校毕业生外文的水平。再次，当贯彻一项新的教学措施时，有强求一致、机械统一的情形。例如各校入学学生程度不齐，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要求是一样的。此外，从全国范围来看，过去一段时期，教学方法工作也普遍有偏多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大学毕业生中外文程度不如过去，确是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
以上缺点和错误，在过去一年修订教学计划讨论的过程中，均已被提出。很多教师对这些缺点和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些正确意见，例如：全面加强基础（包括科学基础，技术基础及专业基础），减少周学时数，增加课外时间（特别对科学基础课），加强试验课，增设选修课等等，均已被接受并体现在新的教学计划中。可是问题的讨论，还不彻底。特别是有的报纸，例如光明日报，对教学讨论的报道有失真及偏向之处，以致在全国教师中产生了错觉。为了明确高等工业教育的方向，更好地为祖国培养合乎一定标准的工程师，我认为重新展开教学讨论是会有好处的。
总之，教学改革肯定是成功的，当然也有很多缺点需要加以改进和克服。教学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任何企图让共产党退出高等学校和削弱党的领导的想法，都是绝对错误的，不可能的。不过为了改进高等学校的工作，克服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如何在现行党委负责制的基础上更多地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尽量发挥有经验教师的作用，本着发扬民主的精神来办好高等学校，是值得进一步审慎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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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本渔家秘诀古书
据新华社记者龚人左报道：一本几百年前的渔家秘诀古书，最近被几个研究者探讨清楚了。这本名叫“官井洋讨鱼秘诀”的古书，是一本极有价值的渔业生产经验总结。
这本书是1952年土地改革时，从宁德县鳌江乡一个恶霸家中搜查出来的。书扉注明为乾隆八年抄录，不知道作者是谁。可能是老渔民口述的经验，由稍通文字者所作的记录。因为有许多方言俗名，文义晦涩，长时期没有人看得懂。
1954年福建省水产局干部周信儒开始研究、摸索出了一些头绪，今年他和福建省水产实验所资源组的吴彦地、陈鸿祥、洪幼环、洪国裕等来官井洋，在工作中结合研究这本“秘诀”，访问了许多老渔民，进行实地勘察，反复对照补充，终于把这本古书解释清楚了。
古书正文第一部分主要是讲官井洋里十八个暗礁的位置、外形、体积和周围环境情况。据周信儒等实地勘察，所讲的十分准确，定位的方法也很科学。第二部分讲述官井洋里找鱼群的方法。它分别叙述在早汐、午潮等时分，鱼群的动向。最后一部分是讲捕鱼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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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迎北方昆曲剧院的成立
梅兰芳
在今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日子里，北方昆曲剧院成立了，这对戏剧界说来，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我感到非常兴奋。
自从魏良辅先生创造昆腔以来，由明嘉靖到清乾隆这二百多年当中，是昆剧繁荣而鼎盛的时期，等到我登台演戏的时候，它已经衰落了。我认为昆剧的特点是不一而足的，它的唱词、表演全都是丰富多采的。当时我有一个志愿，想把这传统优良而气息奄奄的剧种挽救一下，那末，就应该先从学习昆剧、演唱昆剧做起。我学会了几十出昆剧，时常把思凡、水斗、断桥、闹学、游园、惊梦、佳期、拷红、琴挑、问病、偷诗、梳妆、跪池、瑶台、藏舟、刺虎和风筝误、金雀记这些戏跟观众见面。后来我所编的嫦娥奔月、天女散花等古装戏，还采用了昆剧载歌载舞的突出表演，我得到它不少的帮助。过去许多成功的京剧名宿如程长庚、徐小香、谭鑫培、王楞仙、陈德霖、杨小楼诸位老先生，连我祖父梅巧玲先生，他们都是有了昆剧的基础，所以把京剧演得更为杰出。我的功夫比起这几位老先生差得远了，但是对于昆剧的重视和热爱是始终如一的。
当年和我同时在北京演出昆剧的，还有陶显庭、陈荣惠、郝振基、侯益隆、王益友、韩世昌、白云生、白玉田、侯玉山等许多位先生。我们大家虽然不在一处演戏，却是以争鸣竞赛的姿态，热闹过一阵。过了几年，昆剧仍然冷落了。直到现在，上面所谈的诸位先生多数已经作古，剩下了硕果仅存的像韩世昌、白云生等几位先生，他们都还抱着守先待后的心情，愿意为新中国广大人民贡献出力量，但由于各方面的重视和帮助不够，自己又孤掌难鸣，因而常常感觉到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样，哪能不令人扼腕呢？
好了，今天中央文化领导方面和文艺界都来支援他们了，要让他们拿出每个人的本领来培养下一代，使不绝如缕的传统艺术非但能够保存，并且还得发展下去。我对这件事表示完全拥护，表示热烈欢迎！
我相信，有这几位先生的尽心传授和各方面的热情支持，一定会造就出无数新的人才，北方的昆剧事业从此蔚然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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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戏曲界的一件大事
本报讯 酝酿已久的北方昆曲剧院于昨天（22日）宣告正式成立。这是我国戏曲界的重要事件。
北方昆曲剧院建院大会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主持，他在会上宣布了剧院的院长是韩世昌，副院长是白云生、金紫光。白云生作了筹备建院经过的报告。昆曲剧院今后的方针任务是：继承和发展昆曲艺术，以演出为主，大力进行昆曲传统剧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在条件可能下，也准备作革新的尝试。
陈毅副总理在会上讲了话，他祝贺昆曲剧院的建立，他说昆曲虽然过去受到压抑，但凡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帮助的、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的、形像健康，能培养人们优美的情感和鼓舞人民前进的东西，就一定会存在和发展。康生同志希望剧院的全体工作人员和一切爱好昆曲的社团和个人，都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为继承、发展和繁荣昆剧事业而共同努力。
到会的还有周扬、钱俊瑞、郑振铎、梅兰芳、田汉、马少波、俞平伯、张伯驹和首都各界人士二百人。
北方昆曲剧院的成立受到各方面热烈的祝贺。它意味着昆曲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又讯 北方昆曲剧院为庆祝建院纪念，今晚将举行庆祝晚会。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将和韩世昌、白云生一起演出“牡丹亭”中的三折（闹学、游园、惊梦），侯永奎、侯玉山、白玉珍将演出“单刀会”，青年演员李淑君等演出“昭君出塞”。26日起在北京作第一期公演。该院今年共计划演出一百多场，还准备到外地和工厂农村中巡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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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
将停止试行教师工作量办法
本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在6月5日发出了关于停止试行教师工作量办法的通知。通知中说：我部1955年7月发布的“高等学校教师教学工作量和工作日试行办法”，在试行期间，发现有些规定有不切实际之处，对文史系科等方面的教师更难于实行。现经检查研究后，决定自1957—1958年度起停止试行。至于今后如何计算教师编制和分配各类各级教师工作任务的问题，我部正在委托若干学校进行研究。俟研究告一段落后，即发给各校征求意见。在新办法尚未确定之前，由各校根据各系各教研组的实际情况安排教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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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人先生遗画展览”开幕
本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陈树人先生遗画展览”昨日在北京美术展览馆举行开幕式。
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陈树人先生生前友好叶恭绰等在会上讲了话。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和首都文艺界人士二百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会场上陈列的一百二十三件国画作品，都是从陈树人先生为数众多的遗作中挑选出来的。这些作品，将由从广州特地来京参加开幕式的陈树人夫人居若文先生捐赠给国家。
陈树人先生是“岭南派”三大画家之一，画风非常浑厚，具有独创精神。先生早年游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平生精研诗画，孜孜不倦，在岭南人民和广大海外华侨中很有影响。他的作品曾被欧洲不少著名博物馆中收购陈列，是我国具有国际声誉的画家之一。此次展览，受到首都文艺界的极大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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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函照登
贵报6月8日第七版刊登的我的发言，与我当时发言的精神和语言很有出入。我并没有拢统的说我国的一切科学都不能在十几年内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我说的是，在院系调整时领导上对当时被调到一种崭新岗位上的旧知识分子说过这类的话：把一个人调换一个新工作，如果他肯服从分配的话，就可在几个月内成一小专家，在几年内，也可能在一二年之内，成一大专家。我认为专靠从头学起的人来要在十年之内赶上世界水平是很难作到的。据我的常识，在一些较深的科学上，一个从头学起的人在十年内仅仅踏上了某一门科学之路，谈不到赶上世界水平。可是一个对某门科学具有一定基础的旧知识分子，就很可能在十年内赶上世界水平，如果予以足够的条件和支持，而他肯努力又具有才质的话，何况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具有种种优越的条件。 李景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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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需要解决小学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
土光
近几年来，北京市小学许多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学校的行政干部和教师经常地反映教师的工作量过重，我到一些小学亲自观察，也感到这个问题确很严重。
小学教师在1956年以前的经常活动有六项：即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处理学生纠纷，业务进修和开会，一般每天工作达十小时以上。今年小学教师的工作量更大了，因为这一时期，提出了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教师自己要学习时事政策，要管学生校内外的一切活动和加强学生的品德教育，于是一般教师的工作量每天长达十二小时以上，部分教师有长达十五、六小时的。
小学教师的负担日益过重和健康状况的日益下降，已形成为“恶性循环”。目前，不少小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教师患有肺病、神经衰弱、关节炎、贫血、高血压等慢性病，每所学校经常有两三位以上的教师请病假。
教师的工作不仅时间过长，而且劳动强度很大。上课的时候，教师一边要侃侃而讲，一边要盯着四、五十个孩子乱不乱。连上几堂课后，就精疲力竭，坐在硬板凳上喘气，脑子发昏发胀。有些教师还在正上课的时候晕倒在教室里。但是尽管如此，下课了，孩子打架闹事找到老师，老师不能不处理。不少教师连饭也不能准时吃，到开会或者学习的时候，就只能无精打彩，强振精神，有的就睡着了。
白天忙忙碌碌，备不好课，改不完作业，就只好挪到晚上和星期日来做。这半年由于加强了学生校外教育工作，有时晚上还要去访问家长，辅导家庭学习小组，有孩子的女教师更困难，晚上要等孩子睡了才能工作。有些教师晚上工作，精神支持不住，就用冷水冰脑袋，用万金油涂眼皮，用手捶大腿，来刺激神经兴奋，坚持干到十二点、一点、两点。
小学教师的负担为什么这么重呢？原因有以下四点：
第一、教师的非教学活动过多，这一点是比较好解决的。北京市采取的办法是：从市、区两级的党和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直到学校的基层组织都严格控制，不经过专管“忙乱的干部”，不管谁向教师布置工作，教师都可以顶回去。遇到中心工作，适当加以安排。但是这并不解决全部问题。
第二、小学教师的事务性工作很多，例如收费，教师每年向学生收费的种类很多——学杂费、买书费、本子费、旅行费、电影费、打针、手工劳动材料费、买红领巾费、早点费等等，有些费学生并不同时交，要分作几次交，三角两角甚而几分的收，收一次要登记，保管，和事务员办手续。再如统计表不知道有多少，学期初报表、疾病统计、吃早点、午睡、晨操、成绩考核等等都要天天统计，教师每天做这个工作几乎要用一小时。
第三、编制小，要求高。我先谈对教师的不合理的过高的要求。
教学上变化太多太急，如语文教材，过去是配合政治运动的课文多，以后文艺性的课文多了，课文长，一、二年级要学一千五百字。年年换教材，教师备课负担就不能减轻，特别是汉语文学分教后，许多老师不会汉语，不得不边学边卖，负担更重。
在教法方面也是变化很多，1954年反对串讲，改成用谈话法教学，以后又要求教师能情感性的朗读，指导复述，加强教学中的语文因素。去年还添了口述作文、课外阅读宣传和指导。一个教法刚学会，不是紧跟着批判了，就是再学一个新教法，不仅新教师教不好，连老教师也无所适从，哭笑不得，加上教师所教课目再有变动，备课就更费力气了。
教师要全面关心儿童的成长，这是完全应该的，问题在于要教师全面负责，孩子上课要管，下课后游戏也要管；孩子的课外活动要管，校外活动也要管；学生的学习要管，生活也要管；学生在学校里要管，回到家里也要管；学生在学校里上自习要管，回去在家庭学习小组内温书也要管；和自己擅长的学生课外活动小组要管，自己不擅长的课外小组也要管。于是教师要和少年之家，文化馆、站联系，要向各方面借汽车让孩子旅行，借服装让孩子演戏，要说服家长耐心教育孩子，要每天跑几里路辅导家庭学习小组，等等。
教育行政部门在教师工作量上采取了教条主义态度，不管我们的教师条件和社会条件，凡是苏联对小学教师的要求，都一古脑儿往我们的教师头上堆，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然，学习苏联是对的，但是要结合实际情况。许多教师批评教育部“只懂加法，不懂减法”。
教育部是不是只懂加法，不懂减法呢？事实不完全如此。教育部在小学教师编制上却是很懂得减法的。小学教职工的编制由二十六比一提高到三十比一，这个编制比例从主观上来看，仿佛是很合理的。比如一个十二班的小学，每班有五十个学生，全校可达六百个学生，按三十比一算，就可以有二十个教职工，除十二个担任级任教师外，学校还可以有校长一人，教导主任一人，科任教师三人，事务员一人，工友二人。科任教师每人担任二十四节课，校长教导主任和事务员每人担任六节课，总共九十节课，每班就有七、八节不是级任老师教，级任老师也就只担任十七、八节课了，如按这个数字计算，好像级任教师的工作量并不过重。
但是，事实同教育部主观主义打的算盘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苏联小学每班学生一般只有三十五人，而我国小学每班约五十人，教师批改作业，作班主任工作的时间当然加重了。
另外，我国小学教室一般容纳不了五十个学生。以北京为例，为了扩充每班教室的容量，就不得不把庙宇式的教室改造一下，把前廊推宽，把教室变成四方块，而且规定每个学生只占点九平方米（苏联小学生每人占一点二平方米），且不说这种教室会妨碍学生眼睛和肺部的健康，就是这样，很多小学教室也容纳不到五十人。按三十比一的规定，教职工的编制就不得不大大缩小。
由于这种原因，北京市十二班的小学就没有了教导主任，校长就不能兼课了，科任教师就不是三个，而是一两个，级任教师就不只是教语文和算术，要多担任一个头的功课，多一个头，备课，批改作业自然增加了负担。十二班的学校工友也少了，教员的事务性工作就自然增加了。农村因分散，每班学额更少，编制就更紧，往往是三十八比一，于是农村许多小学没有一个职员工友，教师就得什么都教，什么都管，负担之重，可以想见。
到时候了，我希望在整风运动中，教育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编制委员会迅速解决这一问题。解决之途有四：一、建立校外教育体系；二、适当扩充小学教职工编制；三、取消不合理的过高要求；四、严格控制忙乱，统一安排教师的非教学活动。五、对健康极坏的教师给以休养的机会，对一般教师保证假期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