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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谎言抹不掉惨痛的过去 谩骂遮不住幸福的今天
谁也不能使黄泛区人民离开共产党
本报河南22日电 河南省黄泛区西华县道陵岗乡农业社的社员们，集聚在一个打麦场上举行座谈会，痛斥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谬论。春光农业社社员梁学贤说：“姓葛的是瞪眼说瞎话，让他来看看咱黄泛区实际情况吧：1938年国民党扒开黄河口子，把村庄冲得光光的，人出去逃荒要饭，多少人饿死冻死了。光俺春光社就死了四百多人，死绝了二十一户。六李村李聋俊把自己饿死的小孩都吃了，后来自己也饿死了。一个年青妇女只卖得一个饼的钱。姓葛的，你知道我们那时的悲惨生活吗？（这时他已泣不成声了）”他停了一会，擦擦眼泪又说：“解放后，共产党领导我们堵住了黄河口子，翻过身来，我们开荒生产，党和毛主席给俺农具、种子、没有吃的还救济，领导俺建立农业社，去年又获得丰收。全社94％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现在，全社二千五百余人，家家有吃有穿，也盖起了新房。平均每户除吃粮外，还有一百七十元的余粮钱，过年过节，每户还能吃三斤多猪肉。今年过年时，每户社员，都有三斤半点心、三斤半肉、五斤细粉、五、六十斤的蒸馍和包子。俺社还有一个俱乐部，乒乓球、克郎球都有，图书室有七百多册书，有一个剧团，有大学生一名，还有高、初中及小学生二百三十八名，民校十二班，有四百六十八人。要不是共产党领导，俺能过这样幸福日子吗？”梁学贤激动了三次才把话讲完，他最后说：“我们春光社社员，要请葛佩琦、储安平到黄泛区，到俺春光社来看看，不要让他们坐在屋子里胡说八道！”
罗那农业社社员赵文鬴说：“十九年前这个时候，我正在地主场上打麦。黄水一来，我和我老婆在外漂流了十多年。现在我盖起了新房，孩子上了学。一提起过去的苦日子，我心里就难受。前天晚上，会计李心同给我念报，我一听葛佩琦、储安平这伙人骂共产党，心里就打颤。也不知他们安的什么心，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这不是要咱的命吗！”七十多岁的杨老大娘说：“咱一不憨二不傻，姓葛的说那话骗不了人，共产党把咱从黄水窝里拉出来，现在才过着幸福生活，我的女儿还上着高中哩！我看共产党什么时候也不会离开咱老百姓，前些日子毛主席叫干部和我们一起劳动，参加麦收。社员们看见又高兴又心痛，恐怕把他们累着了，社里妇女都把咸鸡蛋、鸭蛋煮着给干部吃，这能说咱老百姓想杀共产党吗？除非是姓葛的自己！”罗那农业社的女社长赵至奎提起解放前的情形，就泣不成声。她的父亲是被国民党砍死的，她的哥哥在解放前的一个除夕饿死的，她的孩子卖到了外乡。因此，她这次听到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十分气愤。她说，让姓葛的到我家来看看吧！我如今要在新盖起的三间堂屋里接待他们。
座谈从下午四点开始，直开到晚上九点。大家发言十分踊跃，晚饭也顾不上回去吃了（西华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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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右派分子纵有弥天大谎，也无法歪曲现实生活！
从报上读到章伯钧、储安平、葛佩琦、黄心平之流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后，我们全体石雕从业者感到极大的愤慨！让这些右派分子看看事实，听听广大手工业者的声音吧！
青田石雕有七百年的悠久历史，闻名国内外，可是这是一段贫困痛苦的历史。解放前石雕艺人受尽摧残，尝够苦楚，特别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官僚的压迫，地主资本家的盘剥，不但榨得我们不能生活，连石雕业也濒于破产，几乎湮灭。到解放前夕，我们的从业人员由一千余人减少到一百余人，而且没有一个专业人员。许多艺人被迫转业改行，许多人背乡离井流落他乡。解放后，共产党派来干部引导我们走合作化道路，千方百计地替我们打开销路。这样，我们石雕业又得到发展。现在全县有四个生产合作社，社员有五百二十五人，年产值达三十三万元。从此，全体社员摆脱了贫困，开始过富裕的生活。过去许多人穿的是百补衣，现在人人穿新衣。不少社员还修盖了房子。两个社还实行了公费医疗。此外，社里还普遍举办了文娱体育福利事业，上了半百年纪的人也能念书认字。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过去是想也不敢想、梦也梦不到的。
新旧社会对比是这样明显，右派分子纵有弥天大谎极尽诬蔑的本领，也是歪曲不了的。我们手工业者已经把合作社看成自己的命根子，把共产党比做自己的爹娘，我们坚决跟共产党走，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浙江青田县手工业生产社联合社 邹志乾 林如奎
1957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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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劳动人民当中没有右派言论容身之地
手工业者坚决跟着共产党走
本报讯 北京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于昨天下午邀请二十九位基层社干部和社员座谈。参加座谈的人都以不同的经历，反驳了右派分子的谎言。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坚决反对右派分子。这个坚定不移的呼声，代表了全市十万零四千名手工业者的意志。
北京市妇女挑花生产合作社社员白淑兰说，我是个家庭妇女，没有文化。我八岁学挑花，十七岁结婚以后，还是做挑花，解放前，不用说找不到活干，就是有点活做，赚到的钱，也不够吃饭。因此只得到街头讨饭吃。我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是背在街头讨饭冻死了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因为没有钱给他诊病，瞪着眼睛看他死了的。那时候，我们这样的人，搭个棚在城里住，国民党都要把我们赶出城去，说是我们不讲卫生。那个时候，谁把我们当人看啊！解放了，我们好了，1952年入了社，生活便天天提高了。过去结婚十年没有买过一寸布，现在全家五口都穿上了新衣服；过去十年没有买过一毛钱的肉，现在经常可以吃饺子了。近来我每月还能剩下几块钱，已经有八十多元存款在银行里了。过去我这种人一钱不值，现在当选了联社的劳动模范、市政协委员和妇女代表，叫我怎么不乐呢？她最后说，我们挑花社八千多个妇女，坚决反对右派分子，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叫那些说人民生活降低的右派分子，到合作社来看看吧！
好几个老年社员，都拿自己的经历和切身体会，说明了手工业工人的生活，比解放前提高得太多了。都说如果不是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手工业者那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说生活降低了，真是没有良心。第一象牙社社员——著名的象牙雕刻艺人杨士惠说，我是从小就在北京的，在日本统治时期，街上那天不饿倒人，我们经常吃杂合面，我吃了肚子就不好。在日本投降后，我们手工艺人，也要过年才能吃顿白面饺子，那能像现在这样丰衣足食呢？右派分子说是不要共产党领导，难道要蒋介石回来吗？雕漆社老艺人董茂林说，我是个残废人，十五岁学雕漆，解放前连饭都吃不上，只幸得没有饿死；解放后组织了合作社，吃饭就有保证了。到1955年，我四十九岁了，还结了婚，去年又生了个儿子。这真是一辈子没有想到过的事，解放几年都来到了。五金铝品社马升麟说，右派分子所说的“人民”只能代表地主恶霸和官僚买办，根本不能代表我们劳动人民，因此只能得到台湾的喝采。第一食品社黄嘉生说，右派分子发言的用意，是要我们再过牛马不如的生活。第三呢绒社王世荣说，右派分子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就等于要我们劳动人民的命。
去年组成的第六纸盒社理事主任钟仲石说，右派分子说什么“党天下”，我不是党员、团员，从开始组织合作社就当选了理事主任，储安平也不是共产党员，怎么也做了光明日报的头头？我们社里都是烈军属和贫苦市民，过去像蚂蚁一样在社会上那有什么地位？现在不止是生活有保障，我们妇女也能管理国家的大事。右派分子说“党天下”，我们说是劳动人民的天下。我们社里的同志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
第三珐琅社会计许其仁，过去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副连长和警察中队长，在肃反运动中是肃反的对象，他以亲身的体会，反驳了所谓“肃反搞糟了”和“肃反是庸人自扰”的谎言。他说，我的历史问题弄清以后，思想顾虑没有了，在工作上也没有受到任何歧视，还选我作先进生产者。去年我结了婚，老婆也在合作社。第十六棉织社刘玉山说：我们社里过去有反革命分子捣蛋，工作搞不好，经过肃反以后，社才巩固起来，不是别有用心，怎能说“肃反是庸人自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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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的根谁也挖不掉
——批判张百生、黄振旅的谬论
河北涿鹿县西关初级小学教员 张铭闻
看了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摘要以后，不由的使我和周围的同志们感情激动起来。
张、黄二位先生说：中央在“肃反”和“镇反”上是犯了“最大的主观主义”。我不知道他们的根据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们县的伪县长毛焕清欺人过甚，积极反共，被镇压了。在我们的小学教师队伍中隐藏着的少数反革命分子曾组织过“国民党地下工作委员会”，在肃反中坦白自首了。我还记得天津市“镇反”时，每处决一批反革命分子，市民们都跟着去看，正直的市民并无畏失，而是额手称快。许多三轮工人自言自语地说几个该！该！该！张、黄二先生却说：犯了“最大的主观主义”！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二位先生说“肃反”和“镇反”是“宁左勿右，打错了好人，破坏了法制……。”关于“肃反”的方针政策我不想重复。我只想问问：“破坏了”谁的“法制”？反革命应该不应该肃？先生们作过多少调查和研究，因而知道“肃反‘左’了，打错了”多少“好人”？“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天下真无事吗？看过罗瑞卿部长的报告没有？看见过许许多多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通讯报道吗？前几天在广州被二个青年捉住的放定时炸弹的特务分子龙沛强的事儿你们知道吗？究竟谁是“庸人”啊？
张、黄二位先生说：“肃反”和“镇反”是“企图用暴力维护革命果实，这与我国著名的‘爱民如子’、‘以德立国’、‘以法治国’的传统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先生啊！镇压反革命，肃清反革命分子正是为了“爱民如子”、“以德立国”、“以法治国”。我们的“民”是不包括反革命的，我们“法”是人民的“法”，我们的“德”是为人民服务的“德”。不知道二位先生所说的是谁的“国”？所谓“传统思想”也不过是各有各的“德”，各有各的“法”。不知道张、黄二位先生所说的是那种“德”？什么“法”？
张、黄二位先生说：“三害的主要根源在中央”。我觉得不值得为这些谬论费口舌（储安平、葛佩琦早就发表了这样的谬论），只要看看报纸，听听全国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人们的呼声就可自晓。不过，我想就这二位先生的“一劳永逸”，“穷其根源”，“把根子彻底挖出”的幻想进一逆耳忠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以来，就在人民群众中播种，并且扎了根，到现在不但生茎长叶而且开花结果了。过去有人“挖”过中共的根，像“四一二”，“七一五”，五次围剿，抗战期间三次反共高潮，日寇的三光政策，美蒋的进攻延安……等都是。但，没“挖”掉。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它并不随着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共中央也是“挖”不掉的，这是“遵义会议”后的党的历史所证实了的。如果硬要“挖”，可小心自己的“根”子。六万万人的力量一定能抵得少数人的力量啊！
很明显，这二位先生很不愿听也反对“马列主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的正确领导”等词句。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我欣赏”，“自吹自擂”。请问：中国共产党那儿不伟大、不光荣、不正确？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阶级和剥削，雪掉百年来的国耻，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保护劳动者利益，帮助少数民族，致力于国际和平……，我说：“伟大！光荣！正确！”工人说，农民说，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资本家说，革命的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也说。就是帝国主义、蒋介石卖国集团、反革命分子和对革命不满的人不说。
二位先生反对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说党“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我想先生们在高等学校，对“国家”、“人民”、“党”等词的实质不会不知道，而只是想借整风之机，混淆视听，以便有所收获。似乎先生抓住什么把柄似的。其实略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国家”这个东西是服务于一定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人民”也有一定的范围，党是阶级斗争的最高组织形式。在宪法上和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对我国的性质说的最明白，最好是再看看。请问：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工人阶级领导，不受共产党领导，受谁的领导？难道受资产阶级领导？党对国家的领导不是以党代政，也不是“太上皇”，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宣传、组织等活动，教育人民使他们确信党的政策、方针、路线的正确，把人民群众的意志集中起来，再通过人民群众坚持下去，以便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有利于劳动人民。除此之外共产党并无任何私利。我国既有“人大”也有他的常委会，既有政协也有国务院。事实上中共每提出一个重大问题，都要组织各阶层人们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提“人大”常委会审查，讨论，修改，批准，再提交国务院具体研究付诸执行。在执行中也有不断总结，征求省市意见和人民群众的意见的。我这个小学教员还参加了几次宪法讨论。这怎能说“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党即国家，国家即党”呢？为什么睁着眼说胡话呢？！“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古今中外都不例外。白宫受华尔街老板的控制，蒋政府服务于买办资产阶级。我们的国家则服务于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群众。说“人民之上”看是什么“人民”，葛佩琦所说的“人民”吗？我说：应该！不压在那些“人民”之上，那些“人民”就反过来压到今天这些人民之上了。至于说：“党可以不遵守宪法”，我认为这是胡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内外敌人斗争了几十年，好容易才有了自己的宪法，怎么倒会自己不遵守呢？个别党员犯法是有的。但个别党员和全党不能划等号，这和有人借整风散布反党言论，不能否认多数人的善意批评，少数右派分子决不能代表广大的党外人士一样。
说到民主，我想，共产党讲不讲民主，有没有民主不是少数右派分子信口可以抹煞的。对这部分人有民主，对另一部分人就没民主。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我感到有民主，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们感到有民主。如果问问工人，农民，他们就更感到有民主了。二位先生怎么感到没民主呢？要依二位苦心所写的文章的内容实质来衡量一下，还是没有先生们的民主的好。在人民的报刊上能刊登先生们的文章，民主范围就不小了。
二位先生说政协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有关学习等问题的工作上，这是笑话。我看先生们的这段话才是笑话呢！学习有什么不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协”的基础。学习马列主义，建立共同语言，才能“协”得来。否则就搞到相反的一边去了。何况政协还作了其他很多工作，报上才登过协商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建立，政协这些工作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二位先生怕人家给戴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自己却顶出了反社会主义的钢盔。先生们怕别人给扣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自己却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作为事实。请问：先生们要不要民主？要的话我先发言。这就是：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如果继续反上去，就只有将他们驱逐出教育阵地，再不给反共反人民的言论丝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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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什么话
乌“昼”啼
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 徐仲年
乌凤和鸣
叶元龙教授在上海市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凤鸣”与“乌鸣”的问题。“凤鸣”指的是“报喜”，“乌鸣”指的是“报忧”。叶先生劝共产党党员：凤鸣要听，乌鸣也要听；尤其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鸣的时候，就一枪开去。因为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
我不知道从何年何月起，乌鸦变成了“不吉利”的动物。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用过考证功夫，因此作不出结论。不过可以肯定：①乌鸦是益鸟，——向人“报喜”的喜鹊反而是害鸟；②古人以为乌鸦是能“报喜”的（可查：“乐府古题要解”中关于“乌夜啼”的解释）。
一般人以为凤凰是很美丽的鸟，其实不然！它是：“麟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说文”），实在没有什么好看！何况还有假凤凰，为数相当的多！
因此对于凤凰和乌鸦的估价，应当辩证地看。能够乌凤和鸣，那是最好的好事！
我摹仿“乌夜啼”，作“乌昼啼”。
是否提防猎人的枪？不在考虑之内！
毛毛雨下个不停
和风细雨……
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此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用不到大张旗鼓，只须和风细雨就够了。
在原则上，这是对的。
然也要看具体情况，不该以不变应万变！
毛毛雨下个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烂，棉不结铃。田初湿时是软的，容水过度就会变硬。“清明时节雨纷纷”，尚且要：“路上行人欲断魂”；不幸而霪雨一年半载，老百姓就得饿死不少！
和风细雨自有他的妙处，但迅雷烈风也有扫荡阴霾之功！某些时候，错误严重，态度顽强：那就用得着迅雷烈风了；在这种情况下，和风细雨不足以息民愤！
尤其不希望对己和风细雨，对人迅雷烈风；对党外人士要求自我批评，对党内人士则要求批评别人！
我听了许多代表所反映的内容，有些事真令人发指！小民主解决小偏差，大错误就得用大民主来纠正，正如对症下药，有些病该用霸药来治。
小论带坑臭
有那么一种说法：旧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里生活得久了，难免有股“带坑臭”！
话是对的。
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据我所知道，共产党党员不是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炼出来的，确确实实也是从旧社会中来的：那么，在他们的身上，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臭气么？
有人说：“他们早就参加了革命，不论是‘地下’或‘地上’，因此他们身上的臭气早已拍掉了：这就叫做‘发展观点’！”
我回答道：“承教了！发展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据我所了解，所谓：‘发展’有‘纵’的发展（时间上的发展）和‘横’的发展（空间上的发展）：二者缺一就不行的。‘带坑臭’这顶帽子只望旧知识分子的头上戴，而且几乎在任何运动中，对于知识分子的‘评定’，都是断章取义，不问发展，不问联系，——要不然只追究‘坏的’联系，——这样就造成了：我发展，你不发展的严重偏差！于是高墙耸立起来了，呜呼！”
（原载6月18日文汇报，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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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章乃器思想的斗争是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民建上海市副主任委员 汤蒂因
右派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在工商界集中表现在章乃器的以修正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的反动言论。但是作为一个工商业者来讲，要认识这样一个问题的实质，——也就是究竟是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这是不简单的，必需要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才能逐步提高。我在开始就是只觉得章乃器有些论点不对，最多也只不过是“荒谬”；何况其中有些话我还觉得不能说绝无道理呢！因此说他是右派，说他是反动，说这是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我是大吃一惊的，觉得还有些怀疑，是不是“帽子”太大？经过几天来参加各种会议，以及在报上学习了不少文章，所得到的启发，证明我的所以还会怀疑，摇摆，甚至还认为他有些话还不错，这主要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两面性中消极性的一面在作祟；可是也必须肯定积极一面是在不断地增长，尤其是亲身投入到这样火热的现实的斗争中，随时在锻炼和考验，也随时在武装自己的头脑。
章乃器的言论在我们工商界有市场，这我不否认，正因为他的手段毒辣，是挂了马列主义的旗帜来反对社会主义，他用的是“蜜汁砒霜”，他的话是花言巧语，打中工商界的心灵深处，他抓住了工商界摇摆的弱点，他掌握了工商界怕听“改造”“剥削”，他丑化工人阶级，美化资产阶级，把资本家捧得高高的与工人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也就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等等，是极尽了麻醉、煽动、挑拨、离间的能事，恰巧与我们本质上的消极性的一面“一拍即合”，也就是阶级感情的共鸣。正如有位同志说：“我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真像抽鸦片的戒烟一样的痛苦，好不容易戒掉了，但是人家又来勾引你，闻得香味，明明知道是毒的，又会去上瘾了”。因此我们中了毒还不知道，还觉得是甜蜜蜜的，现在我们要驳斥他，首先就要剥他的皮（外面社会主义的皮），要抽他的筋（里面资本主义的筋）。他曾经恫吓我们“脱胎换骨”后是否还要抽筋剥皮，我今天却要抽他的筋，剥他的皮，剥开来才可以使大家看看到底是什么？
我是水平很低的，尤其是政治理论水平，在章乃器眼光里看来，我要驳斥他的论点，可能是“鸡蛋碰石子”。可是我很有信心，因为我是坐在社会主义的位子上，而他是坐在资本主义的位子上，因此他是鸡蛋，而我是石子。本月17日那天我就在民建中央和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议上，当了章乃器的面，加以驳斥，我单根据章乃器在15日在两会联席会议上所发表的话（见16日各报）提出十条，我认为这十条都可以证明章乃器是条条道路通向资本主义，这还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什么呢？
一、他开始就说：大家对他的帮助热情他很感激，但从道理来说，不能说服他。我说：这是什么道理应该明确，否则我们讲了千言万语你也是不会接受的，我说首先你要把屁股移转过来，要到社会主义的位子上来，你就不会觉得我们的话是格格不入了。
二、他说：工商界思想混乱，不是他挑拨起来的，是“鸣”“放”出来的，他说要算时间，不是在他这几篇文章之后的。我说：是受了你的挑拨影响，算时间以我本人来讲，至少是在1955年开始（据说他是一系列有历史的一贯的反动思想）。民建会员代表大会时他提出“红色资产阶级”，去年在民建二中全会又提出资产阶级已没有两面性了，加上到上海来讲话，以及在民建宣教，工商辅导工作会议等等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要放射资本主义毒素。这次乘党整风“鸣”“放”的机会企图打开缺口，由于他是用的蜜汁砒霜，加上他又是我们工商界的领导，民建中央和工商联的负责人之一，又是粮食部长，过去还是“七君子”之一，名望大，地位高，更何况我们每个人本身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消极性的一面会作祟，怎么会不模糊是非，迷失方向呢？而且他还给消极、落后分子撑腰。我们上海工商界政治学校中有人对党有不满情绪，做了打油诗写信给章乃器，他回信不好好帮助分析，而是鼓励他尽量把党说成是一团漆黑。现在还有些人把所有一切理论都看成是“教条”，把一切正义的反批评都看成是“扣帽子”，这种对抗的情绪还不是他挑拨起来的吗？
三、他说：不承认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他说今天在革命已经胜利，宪法已经颁布的情况下，领导权路线问题都已不会发生任何问题。我说，宪法明明规定是工人阶级为领导，你是否定阶级关系存在，也就是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这还不是想修改宪法吗？
四、他说：发牢骚是一回事，要不要领导是另一回事。要把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我说：理论不能脱离政治，理论是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应有立场。而且他又把农民发牢骚，与宗教界、少数民族等的唯心主义思想都拉出来，进行更广泛恶毒的挑拨，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把他的言论看作是反动的，那么以上说的这些人也都是两条道路的问题了。我说：有些农民发些牢骚，以及宗教界是唯心论者，等等，可是他们与我们的愿望是一致的，是接受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道路也是一条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同。
五、他说：没有讲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他认为两面性主要是思想作风上的而不是本质的。我说：明明在二中全会说没有两面性了，现在虽承认有两面性，但又断章取义，歪曲毛主席的话，说任何阶级都有两面性，任何阶级都有改造，因此他说这不是本质的是与工人一样的是思想作风上的两面性而不是本质的，这不是明明模糊阶级意识，否定阶级关系吗？
六、他一再强调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能是先进和落后的关系。我说：根据你的论点是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一样，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工人里有先进和落后，资产阶级分子里也有先进和落后，那就是说先进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可以领导工人阶级，这还不是明明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吗？
七、他说：阶级和阶级分子的关系，应当有所不同，这就是集体和个人的不同，又说什么是量变到质变的不同，又说人是可以改造的，阶级是要消灭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话，真是容易使我们模糊。那天我的说法：阶级分子在分散时的活动是“剥削”，在成为具体组织的团体也是“剥削”根本没有剥削的区别，而他偏说阶级的剥削本质是先天的，分子的剥削是非本质的，而是后天的，把阶级和分子孤立割裂开来，那么阶级是空洞的吗？阶级的内容是什么呢？阶级肯定是由阶级分子组成的，如果阶级分子没有剥削的本质，那么阶级的本质基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他要强调阶级分子与阶级有区别的动机，除了要说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已是一模一样了，可以不要工人阶级领导了，还有什么别的呢？至于是阶级是要消灭的，人是可以改造的，我说这正是说明我们党和国家贯彻和平改造政策的正确和伟大，这是另外一件事。资产阶级消灭后，资产阶级分子的名称当然也完全消灭了，现在生产关系已经起了根本变化，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资本家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剥削还存在，阶级还存在，当然分子还存在。
八、他说：“墙”和“沟”是过去斗争遗留下来的副作用所造成的。我说不要“三反”难道任干部贪污腐化，没有“五反”难道任资本家“五毒”泛滥，没有“肃反”难道任反革命复辟？没有这些斗争，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当然不能否认有偏差，有副作用，这是主要的吗？我在“五反”时是被斗得很凶的，当时也有不满，但斗的是“五毒”，洗清了更得到人民的信任，更靠拢了党，工商界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样说：没有“五反”教育，我们进不了社会主义社会。
九、他说：现在工商界的主要缺点是消极自卑，要给工商界平等的人格，不是压服而是要说服。我说：工商界现在的缺点是消极自卑，这是对的，有客观原因，但也有主观原因，主观上主要是消极性的一面在作祟，而章乃器口口声声为了要调动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但是要问是资本主义的积极？还是社会主义的积极？因为他是赞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说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危险，好像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整风，我们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反对官僚主义，你也不知道吗？至于平等的人格，工商界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定的比例，各级政府都有工商人士担任重要职务，还不平等吗？你难道忘记你自己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只能坐牢，今天给你做上部长还不平等吗？要毛主席让给你才平等吗？归根结蒂还是工人阶级领导就认为不平等对吗？至于说压服：我们敲锣打鼓，要求公私合营，要求学习，要求放弃定息是说服？还是压服？
十、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界都纷纷表示愤慨，一致严厉地驳斥储安平章伯钧等右派的反动言论，你却无微不至的关怀、同情，并且还讽刺章伯钧的祖先是投降将军（你要他不向共产党投降，反动到底吗？）说他们检讨过早，为他们的反动言论辩护。全国人民要与他们划清界限你却给他们撑腰打气，这还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什么呢？
因此我说，工商界的朋友们！我们的头脑要清醒了，眼睛要擦亮了，再不要受蒙蔽，被麻醉了，我们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而且是希望平平稳稳的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