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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同右派分子作坚决斗争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程潜
最近发表的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是一个强大有力的思想武器，它将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它将鼓舞全国人民，向一切反对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作不调和的斗争。
战争“关”过去了，土地改革“关”也过去了。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两“关”过得很好，有成绩，大家也有进步。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的斗争，也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有巨大的进步。现在，全国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热爱和拥护共产党，正在淬厉奋发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劳动。但是，相当大一部分人们头脑中所进行的“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斗争，还远未能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结局。有些人的资本主义思想在发散着臭味，个别政治野心家还在妄想将社会主义的列车驶向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因此，还不能说，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已经完整地渡过；更不能说，阶级斗争已经熄灭，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已经停止。最近期间暴露的怵目惊心的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行动，就是一个明证。
必须充分地揭露这些右派分子，必须尖锐地批判这些右派分子！
必须坚决地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决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决地巩固年青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回击右派分子和个别政治野心家的猖狂嚣张的进攻。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其成员，在这场斗争中要鲜明地擎起社会主义的大旗，向民革党内外的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行进行斗争。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民革往何处去？是永远地跟共产党走，拥护社会主义，使民革组织坚强起来；还是相反地使民革组织涣散蜕化下去？我认为，我们只能走前一条道路。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文章，以文章中所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为武器，在民革内部严肃认真地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我们要诚恳地请求中国共产党给予帮助，同时在民革内部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我们所有的民革成员能在整风运动中划清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界限，站稳社会主义的立场，胜利地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只有这样，民革才算是继承和发扬光大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也只有这样，民革才能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上和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作到真正的“长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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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勇往直前，义无返顾
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 黄琪翔
读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农工民主党的同志们感到格外兴奋。因为，我们正在与反对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的章伯钧等右派分子进行斗争，而这篇讲演正是我们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章伯钧的言行是毒草。在过去，许多同志都不能识别，有些人还甚至认为是香花。因为识别不出是毒草，章伯钧就在农工民主党内散布了不少的毒素，留下了许多错误的影响。这对农工民主党来说固然是一个损失，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督促下，我们正在做清除毒草的工作。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彻底，对这篇讲演就必须进行十分严肃认真的学习。全党同志对此切不可等闲视之，一定要从这一学习里掌握到正确地明辨是非和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的标准，信心百倍地投入战斗，争取斗争的彻底胜利。
与右派分子的斗争还只是开始。中央执行局已经决定开始在党内整风，动员全党同志与右派分子作战，坚定不移地继续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场斗争是复杂的，艰巨的，因为农工民主党有过章伯钧的中间路线的影响。今天还不能说这种影响在某些同志的脑子里已经不存在。不要“讳疾忌医”。和右派分子作斗争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自我改造和自我提高的过程。既要承认我们自己的弱点，也要有克服弱点的信心和决心，在不断克服弱点、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对社会主义作出贡献，同志们，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勇往直前，义无返顾，克服任何社会主义建设前进中可能碰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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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湖北省委机关支部举行全体盟员大会
揭露马哲民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
新华社武汉22日电 民盟湖北省委员会机关支部20日举行全体盟员大会，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马哲民的反动言行。
民盟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中正，秘书胡笳、张飞龙，干部熊伯炯、李秋山等人揭露了马哲民趁共产党整风的机会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他们说，两个月前，马哲民从北京回来向几百盟员干部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时，曾断章取义地只强调反教条主义，不谈反修正主义。马哲民当时说，反修正主义就会包庇教条主义，并说过去和党商量办事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马哲民要求民盟组织在整风中要争取主动，发挥“独立性”，抢在共产党的前面，对共产党要采取“上下压”、“内外攻”夹击的战术。据他说，这样做是因为共产党党内思想僵化、顽固的原故。马哲民给湖北省的民盟干部布置工作时，强调民盟在整风中要起“带头”作用，要“单干”，民盟基层支部有事不必同共产党组织商量。由于马哲民提出这种主张，因此民盟的基层组织搞起了自己的整风办公室，同党分庭抗礼。
陈中正等还揭露说，马哲民不仅在给“光明日报”写的文章中号召人们“吐苦水”，而且在布置整风工作中也贯彻了这一点。他指示民盟干部、基层组织专门找那些过去在历次运动中被斗过的人或平时对党不满的分子向共产党“吐苦水”。在马哲民的指使下，民盟的干部们日夜忙着组织各种各样的“苦水”，一字不改的登在民盟湖北省机关刊物“学习简报”上，分发给各基层盟组织。为了传播“点火”的经验，他还把“学习简报”分发给全国各地的民盟组织。
发言的人们说，马哲民还一贯地利用一切机会夸大共产党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企图否定共产党，夸大民盟的作用。他污蔑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物”，污蔑共产党员是“坚持三主义”（指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熟读四子书”（指扣帽子、钻空子、摆架子和爱面子）的人。他污蔑肃反运动是“杀人的逻辑”，说共产党员是“法西斯”。他说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和人民日报的社论都是教条，说三大主义的根源是党委制。他还散播谎言，说现在共产党同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军队之间的矛盾超过了党同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并指示盟员干部到乡下去收集农民对党的“意见”。
发言的人们一致认为，马哲民在进行挑拨、煽动时，采取了阴谋、狡猾的两面三刀的手法，他往往是借着所谓别人的话来发挥自己的意见，或者是借别人的嘴来为自己说话。
大家在发言中指出，由于马哲民反动言行的指导，使民盟湖北省组织这一时期的工作失去了正确方向，干部们只热衷于找共产党的“错误”，热衷于“放火”。提起这些，发言的干部们认为过去为野心家马哲民作了反党的助手，表示很痛心，互相勉励不再上他们的当。
但是民盟湖北省委委员张云冕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他说，马哲民在旧社会里呆的时间太长，不免在思想里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体系。他认为，在意识形态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体系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对立的，思想界限应该划清；但他又认为马哲民只是思想修养较差，因此他不同意把马哲民的错误言论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民盟湖北省委副主任委员周杰、刘俊，秘书处副主任吴紫银和胡笳等当即批驳了张云冕的看法。
吴紫银说，我过去被马哲民的假相蒙蔽了，本来入盟是为了跟党走，可是结果却作了他反党的助手，提起来令人痛心。他说，马哲民不单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问题，而是反对党的领导问题。虽然事实俱在，但是有右派思想的人是不肯承认的。他指出，马哲民反对党的领导是由来已久的。比如他趁解放初期社会秩序还比较混乱的机会，曾在武汉街头作报告，并在当时的盟刊上发表了同党抗衡的言论。当时马哲民说，中国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也小，只有小资产阶级是个大阶级，民盟要领导起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在这种“大民盟”思想的指导下，最近他又提出了民盟等四个民主党派合并的主张，以便壮大力量，争取同共产党平分秋色。吴紫银说，马哲民的反党言行和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反党言行一脉相通，气味相投，上下结合，遥相呼应。他提醒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盟员们今后要提高警惕，不要让野心分子把民盟组织引向反革命方向去。
会议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民盟中央根据毛主席文章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对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陈新桂、储安平和马哲民等人的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言论加以检查，并向全盟作出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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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锦珠 傅翠美 戴丽华打破三项游泳全国纪录
新华社22日讯 年轻的游泳运动员林锦珠、傅翠美和戴丽华，今天在北京打破了三项游泳全国纪录。
为了欢迎即将来华访问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游泳队，中国青年游泳队今天下午在北京体育馆举行了表演比赛。林锦珠在男子一百公尺自由泳表演中，又以五十七秒六的成绩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五十七秒八的全国纪录。林锦珠15日在北京就曾经创造过五十七秒六的全国新成绩。
傅翠美今天共打破了两项全国纪录：在女子一百公尺仰泳表演中，她以一分二十二秒一的成绩打破了她自己保持的一分二十二秒三的全国纪录；在女子一百公尺自由泳表演中，她同戴丽华经过激烈的竞争以后，成绩都达到了一分十一秒，打破了戴丽华在1955年创造的一分十一秒二的全国纪录。
著名的蛙泳运动员戚烈云在今天的表演中，也创造了良好的成绩。他一百公尺蛙泳的成绩达到了一分十二秒一，再一次超过了国际游泳联合会新规定的一分十三秒的标准（超过这个标准就能申请作为世界纪录）。但是这个成绩比他今年5月1日创造的一分十一秒六的成绩差了些。
戚烈云今天二百公尺蛙泳的成绩是二分四十秒五，同国际游泳联合会规定的申请世界纪录的新标准——二分四十秒极接近。
自从国际游泳联合会宣布了蛙泳时不准利用潜泳的规定以后，原来善于潜游的穆祥雄看来对这个规定还不大习惯。他今天一百公尺蛙泳的成绩只达到了一分十四秒二，二百公尺蛙泳的成绩是二分四十三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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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二七”老工人邀请郑州工人座谈
以切身经历驳斥右派的诬蔑
本报讯 河南省郑州市各行业一千八百多名职工应“二七”老工人姜海世、林茂湘、李全德、刘桐、郑国钧五人联合邀请，于6月19日在“二七”纪念堂内集会痛斥反社会主义谬论。老教师武林生说：“我经过十三个政府，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中国越来越贫弱，人民生活越来越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八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际地位提高了，国家建设突飞猛进，人民生活逐渐提高了，这是有目共睹的。这证明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中国真正独立，人民生活才能改善。接着他驳斥了民革河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积学说：“贫沾富光，富沾天光”的谬论。他说，依照刘积学的说法，好似在旧社会过荒年还不要紧，有富人“救济”，但1941年河南省遭旱灾饿死多少人，他就忘了吗？如果说贫沾富光，沾卖地、卖房子、卖子女的光。听了这种谬论，我非常愤恨。
郑州市公教医院院长王而信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反驳说：“郑州市有三个市级医院，就有三个非党人士当正院长，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并且有职有权，这能说是‘党天下’吗？”市商业工会曹福安以生动的事实驳斥了那些认为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要求撤出公方代表的谬论。他说：“有些资本家认为公私合营了，赔、赚国家负责，自己还能拿到定息，因而消极怠工，装病请假看戏。自由市场开放后，有的就想退出合营单干，以便发财致富，这能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吗？不需要改造了吗？”
“二七”时代老工人、现在郑州铁路管理局机务段工人郑国钧说：蒋介石口头喊建设，他统治了二十多年，中国建设在哪里？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才几年，我们建设了成渝铁路、长江大铁桥、汽车制造厂。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吗？不是工人阶级双手制造的吗？肯定的说，没有共产党领导就不行。
“二七”时代老工人、今天郑州“二七”纪念堂管理处副主任姜海世列举了储安平、葛佩琦、刘积学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后，愤恨的说，听听这些人说的什么话，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企图乘整风运动机会，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使新中国再回到半殖民地的地位。我们一定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粉碎一切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进攻。
（李凤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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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蒋介石集团向美国献媚
提审被捕的反美示威群众
一个十四岁的小孩被指控为示威领导者
据新华社21日讯 台北消息，蒋介石集团竟指控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为数万反美示威群众的领导者。
在19日开庭时，两个国民党下级警官“作证”说，在示威的那天晚上，张洪“领导暴民三次企图冲进警察局，结果未成。”消息说，张洪是一个著名的医生的儿子，是四十一名“被告”中最年轻的一个。
据新华社讯 台北消息，蒋介石集团警察当局在这次台湾反美示威中逮捕了一百一十一名爱国群众，并且已经对其中四十一人“提起公诉”。
此外，据合众社台北15日消息，国民党将拨款一百万美元，作为这次反美示威中给美国的赔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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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几点平常的道理
华罗庚
一、为什么忘记得这么快！
最近出现了不少令人愤慨的言论，少数的右派分子利用了党整风的机会散布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这些言论有些竟出自若干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之口，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人。这是十分令人惊异的事实！难道他们自己的半世的政治生活还不足以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的道路吗？就以一般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说，解放前他们都不十分关心政治的，而今天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怎样地寻求自己道路，怎样的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认识到今天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近百年史的必然结论。自从有了共产党我们才走上了独立民主自由的道路。谁能否认，自从共产党执政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谁能否认，生产力增加了；谁能否认，我国的国防力量加强了；谁能否认，我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比比看，和我国历史上的一切的政府比，和全世界的一切国家的政府比，我们的进步算不算快！成绩算不算大！问一问良心，这样的领导，我们还不满意吗？
再重复一句，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根据历史经验挑选了的。人民对共产党的爱戴，是由于他做了无数好事。当然我没有说，在个别问题上丝毫没有错误。但肯定的可以说：成绩是主要的，是基本的！这是无可怀疑的。
全国人民对旧社会的记忆还存，工人们农人们都从他们的切身体验中发出了反驳这些反动言论的愤怒之声了，对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也没有忘掉在蒋介石政权下，食不饱，衣不暖，专长不能发挥，工作不被重视的情况。是的！说更肯定一些：如果有人胆敢把我们已得的好环境破坏，和全国人民在一起，我们有力量能把他们打击得粉碎的。我们现在是，我们永远是爱护正确领导的共产党如同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的。
二、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
现在有些人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来否定理论的学习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有时又荒唐地枉费心机地想做出一些毫无常识的框子来束缚旁人。“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不能说了！说这是公式！这是教条。天呀！人类积累知识是干什么的！难道不是为了使后人更易于运用吗？不是为了在这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提高吗？科学上发现的真理用语句表达出来就成为“教条”，但是每一条都不是毫无条件的，合于条件的应用，正是有这些教条的好处，不合于条件的乱用才是“教条主义”。例如：三角形的面积等于高乘底的一半，这是教条，这是公式，但丈量小量土地的人用了一生不知其千百万次，而事事与事实相符合，有何教条之有呢！但如果测量北京，莫斯科，新德里大三角形的时候，我们用了这一个公式，那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了，因为那就应当注意到地球是球面这一事实了！如果真的是“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用了这一句话又有何教条之有呢？
有人在“反教条主义”这个口号的掩护下，做了些反对理论学习反对政治学习的言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要学习了，学了它还不是学了些教条吗？右派分子的这种言词的目的，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是企图挖墙脚，对它们自己来说，适足以自愚而已。但是最可焦虑的是：据说有些个别学校的政治教员感到苦闷，认为学生们觉得他们仅仅是讲授些教条而不感到兴趣，而给他们戴上教条主义的帽子，殊不知他们的工作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介绍给学生，把历史上所获得的这些规律的源源本本，根据时间条件分析地教给学生，时常提醒大家，马克思主义是生动活泼的战斗力量，而不要把它认为僵死的教条。更要时常驳斥右派分子降低或否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价值。
对马克思主义我知道得太少了，以上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但是从一知半解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自己得益了！因此看到了阻挠学习的言论，就感到异常地焦虑不安。
右派分子们不要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我们放下战斗武器，我们不上他们的当！不要中了他们表面上是反教条主义，而骨子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阴谋诡计，我们努力学习，学习这总结了人类几千年来的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诚恳地劝告他们好好地学习，但不要带着有色眼镜学习。
三、“不晓得知无不言本身有个界限”
我以上所说的，右派分子也许认为与事实不符；他们并不是不学，你看他们写起文章来，那么自得其乐地妙笔生花，发起言来那么兴高彩烈地舌翻莲花，马克思主义的词令有时可能还点缀得不少呢，但看了“不晓得知无不言本身有个界限”之句，才恍然大悟，原来笔花、莲花都是眼前花、枪花而已，立场决定了自己所感觉到的界限，如果基本立场是反对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点也不奇怪会说出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话来；如果基本立场是自私自利的，是希望以一小撮人的利益来代替全国人民的利益的，那又何妨要共产党放弃领导，由他们来代替呢。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他们执政会给人民带来些什么问题了。愈想愈为主观所蒙蔽，最终也不会想到人民让不让他们胡作非为了！由这样的立场进行学习，势必致于去剽窃些词令来装璜门面，势必致于产生错觉，听到了反宗派主义反官僚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风声雨声，就认为狂飙将至，可以混水摸鱼了。但肯定的是：鱼没有摸着，但是立场暴露了，露出了一条狐狸尾巴。
利用这一次的机会，行一些小小手术吧！割掉尾巴，站稳立场吧！希望在我们呼吸最后一口空气的时候，反躬自问，这一生对社会主义所起的作用如何？还是尽了推进之力，还是出了后拉之力，到那时候，如果“成绩是主要”，我想我们大家就不虚度此生了！
圣人过多，而勇于改；贤人过少，也勿惮改；小人无过，固毋须改。文过饰非，非其时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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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贡嘎山征服记
新华社记者 周祖佑
中华全国总工会爬山队的队员们，在征服贡嘎山的日子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5月14日，当全总爬山队来到贡嘎山下，在拔海三千七百四十公尺的贡嘎寺建起大本营以后，这场战斗的序幕就揭开了。
贡嘎山上的尖兵
第一支侦察登山路线的尖兵，5月17日早晨从大本营出发。这个侦察组由六个有经验的爬山运动员组成。他们带着帐篷、爬山用具和食品等，每人负重将近三十公斤。他们越过古冰河上无数激流和巉岩；攀登上陡峭而松软的岩石，这种岩石只轻轻震动，就会纷纷滚坠下来。三天以后，他们才攀登到拔海五千一百公尺的一座岩顶。这里四周全是悬崖绝壁，是条绝路。侦察员在一块面积只有两平方公尺的岩石上，度过一个大风雪的夜晚。由于搭不起帐篷，盖满全身的积雪湿透了队员们的衣衫。这次，他们没能找到登山的路线。
三天以后，队长史占春亲自率领着第二个侦察组，从新路线上山。这天气候炎热，晴空万里无云。他们穿过雪崩槽，横越七十度以上的雪坡。干渴时，用冰解渴。脸孔在一天中晒脱一层皮。第二天，路途更艰险。一条深不见底、宽十多公尺的冰裂缝，横阻在他们面前。他们在八十多度的陡峭坚硬冰坡上，用冰镐刨出台阶，贴紧冰坡爬行着横绕过裂缝，才在狭窄处找到一座由多年积雪形成的横越裂缝的“雪桥”。然后一个个从“桥”上爬过去。这时，积雪非常松软，队员们脚上绑的冰爪沾了一尺多厚的冰雪，但是他们仍然坚毅地经过了铺满浮雪、下面隐藏着无数冰窑和裂缝的冰瀑区，和更多更险的冰裂缝，终于登上了拔海六千公尺山脊。
在山脊上，侦察员们度过了两个暴风雪的日子。第二个风雪夜，他们的帐篷全部被雪掩埋。八个侦察员匆匆从帐篷和积雪中逃出。有的队员只穿着薄毛衣，手套、鞋、袜也没来得及拿出。在摄氏零下十多度的严寒中，他们想挖出被雪掩埋的衣物，但是刚刚挖开的缝隙，却立刻又被新落的大雪盖上。没有衣衫的队员只好到附近的冰裂缝里躲避。队员刘连满等用冰镐、雪铲和双手，从早晨直挖到下午六点，才把帐篷、衣服从两公尺深的积雪下挖出来。
风雪停了。侦察员们穿好衣服，天上已缀满星星。他们在月色下仔细观察了通往主峰的道路，随即赶下山来。这批饱经风雪的侦察勇士，终于找到了通往主峰的道路。
同雪崩搏斗
在侦察员们寻找登山道路时，爬山队还组织队员进行了三次预备性的行军。
5月26日，十三名队员从大本营出发，进行第一次高山适应性锻炼的行军。他们计划攀登到拔海五千四百公尺的高度。这天夜晚，他们赶到拔海四千七百公尺的第二号高山营地，也遇到了暴风雪，雷电轰鸣。他们被风雪阻住了。
5月28日，大风雪停止后的第一天，这支十三人的爬山队又从第二号高山营地出发，踏着深及腰际的积雪登山。他们必须穿越一条雪崩槽前进。正当队员们走下雪崩槽时，发生了一个中型的雪崩。副队长许竞刚叫出“雪崩”两个字，一股潮水似的冰雪，带着雷鸣似的轰响直泻下来。队员们来不及躲避，被冰雪冲下两、三百公尺远，全部被埋在一、二公尺深的冰雪下。有的被雪崩冲落到冰裂缝里。
许竞、张祥等几个老队员首先从浅雪中挣扎出来。他们不顾可能发生第二次雪崩的危险，立刻用双手在一、二公尺厚的冰雪中挖掘，抢救被掩埋的同志。有的队员虽然受了轻伤，也不愿休息。他们终于把全部队员从冰雪和裂缝中挖掘出来，撤回拔海四千七百公尺的第二号高山营地。
向主峰进军
困难吓不倒勇敢的爬山队员们，经过详细的策划，6月4日，以侦察组成员作主力的十七个爬山队员开始向主峰进军。
当他们沿着侦察路线攀登上拔海六千公尺的山脊时，有的队员失足滚下冰坡，遗失了高山装备，有的因严重的高山病倒卧在帐篷里。副队长许竞留下照顾有病队员。突击主峰任务，由六个侦察员组成的主力队担负起来。这六个人是队长史占春，队员师秀、刘连满、刘大义、彭忠穆和国德存。他们去年都曾经征服过慕士塔格峰。他们告别了其他队员，带着冰镐、冰锥和高山装备，继续前进。
在通往主峰的道路上，满布着松软白雪的暗裂缝，几乎每个突击主峰的勇士都曾掉在裂缝里。他们还经过了一边是雪檐一边是千丈绝壁的险路，每迈一步都隐伏着危险。一次，雪檐崩塌，上百吨冰雪雷鸣似地下陷，队员刘连满险些和冰雪一齐摔下悬崖。当六位勇士爬到拔海六千二百五十公尺被称为“骆驼背”的冰坡上时，他们发现脚下是一百多公尺的冰崖，他们只好一个个从冰崖上滑下。队员彭忠穆在山顶保护其他队员全部滑下冰崖后，把自己身上系上尼龙绳，由在崖下的队员保护，用冰镐、冰爪卡住冰崖，才从危险的崖壁爬下来。
队员们把仅有的两条共长八十公尺的尼龙绳接起来，一端系在崖顶的冰镐上，用双手抓住主绳，一步一步爬下去。六个队员滑下这座冰崖，整整用了三个小时。
6月10日下午四时，突击主峰的六个队员攀登到拔海六千六百公尺高处。这时，云雾弥漫、风雪交加。他们只得用冰镐在堤坡上吃力地把冰雪略为铲平，支起帐篷休息。第二天仍然是大风雪，他们带上一个高山帐篷冒着风雪继续向雪脊上攀登。他们顶着风雪，拼命用冰镐、冰爪扒着冰雪，往坡度近八十度的雪脊上爬。过了三个多小时，才升高一百公尺。他们再也无力前进，只得支起帐篷，六个人挤在一起休息。暴风雪一直延续了两天。这时，大家把所有食品集中起来，也只有几块饼、几个糖，一些花生米和人参。为了熬过大风雪，他们决定有计划地管理食物。吃块糖也得经过队长史占春批准。这是最严重的时刻，风雪不停，他们就只得下山。12日夜晚，队员们几乎一宿没合眼。
难忘的时刻
13日清晨一时，风停雾散，星星满天，在皎洁的月光下，通往主峰的道路清晰可见。队员们兴奋得再不能安睡，起来，准备向主峰作最后一次进军。虽然他们因食物缺乏几天以来常是半饥半饱，但这天也只吃了点水果糖和人参，穿上鸭绒衣和尼龙冲锋衣，拿着冰镐，立即登程。这时还只是午夜三时。为了减轻负重，他们只带着国旗、高度计、最高最低温度计、宇宙线测定型，摄影机和一只铁盒。
队长史占春和队员刘连满轮流在前面开路。这段雪脊的坡度特别陡，冰雪非常坚硬，冰镐尖只能插下一寸来深。队员们在氧气缺乏情况下，行动已很困难，但仍然得在坚冰上刨出台阶，踏着台阶前进。前进一两步，就累得喘不过气来。升高八九十公尺的路程，他们足足行军十个多小时。
距离主峰只有二、三十公尺时，队员们已经精疲力竭。他们一步一停地向主峰挪移，一分钟动不了几步。
十三时半，六位突击主峰的队员终于登上拔海七千五百九十公尺的贡嘎山顶。连日的疲累和高山反应的头痛似乎被他们忘却，队员们高站在贡嘎山顶欢呼起来，他们高呼：胜利了！贡嘎山被我们征服了！这时，刘连满和师秀把国旗系在冰镐上，在山顶的寒风中，不住挥舞。他们希望在大本营的同志们望见这面红旗，他们希望通过这面红旗向祖国人民报告胜利消息。
六位队员在峰顶凹凸不平的雪地上坐下来。他们用镐锤敲下一块岩石作标本。这时顶峰天气奇冷，虽然穿戴着两双毛袜和两双手套，但他们的手脚还是被冻的麻木，他们在一张纸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史占春把纸条装入带来的铁盒，埋在顶峰的积雪里。队员刘大义立即用摄影机拍下了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场面。这张纸条上记载着他们攀登顶峰的时刻，还写着“为了祖国体育运动的荣誉，为了奠定祖国爬山运动的基础，我们登上此峰——贡嘎山”。这个难忘的时刻，它将载入我国爬山运动的史册里。（附图片）
向贡嘎山主峰前进 史占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