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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问题
清华大学副校长 刘仙洲
我在解放以后比较长的时间以内，是以党外知识分子的身份参加政府和学校工作的。在工作的实践和理论的学习当中，我进一步认识了党，同时也逐渐的改造了我自己的旧思想，一年多以前才加入了党。因为我在过去五年以来主要是参加清华大学的行政工作，所以我愿主要的谈一谈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问题。
一、党能不能领导高等学校
从过去教学改革成绩的估计来看，党是能领导高等学校的；而且高等学校必须由党领导。
目前对于高等学校的工作还有争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党能不能领导好高等学校。有少数人对于解放以来尤其是对于1952年教学改革以来的成绩故意予以过低的评价，其目的在于说明党领导不好高等学校，应该改用“教授治校”等制度，甚至有主张党应该退出学校的！判断这种说法是否正确的标准，应该从事实出发。就是说应该从教学改革以来高等学校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关于教学改革成绩的估计问题，过去已经有过不少的讨论，我想只要客观地根据事实加以分析，就应该承认成绩还是主要的。教学改革的成绩，可由两方面加以检查，一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数量或速度方面：在建国七年多以来，全国高等学校，已为国家培养了三十多万毕业生。单就清华大学说，在解放后几年里边的工科毕业生，若连本年暑假毕业的也计算在内，已有两千八百多人，约相当过去几十年本校工科毕业生总数的三倍半。适应了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迅速发展的客观需要。又，在校学生人数增加到四倍；教师人数增加到三倍半以上；实验室数目增加到三倍以上；建筑面积增加到两倍以上。二是在质量上也有相当的提高。截到目前为止，除哈尔滨工业大学以外，虽说按五年制培养的学生今年暑假才有毕业生，质量怎样，还没有实例证明。但在过去几年，采用新教学制度和新教学方法以后的三年制、四年制、二年制专修科毕业生，甚至正在肄业的学生在生产实习时的表现，都已有不少的实例证明，是比从前有很大的进步。当然在工作中是有一些缺点的，如：院系调整时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学习苏联经验时消化得不够，反映在教学计划偏重与一些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等方面；发展计划中也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对学生某些方面的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还不够等。但是这些缺点丝毫也不能改变对成绩的基本估计。自然党在领导工作中也有不少的缺点，不过目前的问题在于：根据过去的事实，是需要党克服这些缺点而更加强领导，才能把高等学校的工作做得更好呢？还是要削弱党的领导，甚至要求党退出学校把领导权交给其他团体或个人，才能把高等学校的工作做得更好呢？我认为，从过去事实中只能得出前面的一个结论，而不是后面的一个结论。为了改正缺点，可采取各种方式扩大民主。但无论如何不能削弱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目前高等学校中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党的领导或党能不能领导的问题，而是党如何能领导得更好的问题。少数人故意低估教学改革的成绩，因而认为党领导不好高等学校的说法是错误的。
二、党怎样领导高等学校
这就是学校领导的体制问题。我对于许多人提出的“教授治校”也曾经有过一些亲身的体验。根据我的记忆，“教授治校”的口号，是在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时提出来的。当时对于抵制军阀政权干预学校内部工作方面是有它积极的意义的。但是施行的时间似乎很短。张子高先生对我说，到蒋梦麟继任校长的时候，他就另提出“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的口号。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是1930年左右，罗家伦当校长时开始搞的。但是并没有明确的提出“教授治校”的制度。只有：一、教授会；二、教授代表参加学校的评议会等组织，似乎就是大家所指的“教授治校”的表现。它对校内表现了一些旧民主形式，对校外起了一些抵制旧军阀政权干预学校内部工作的作用。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它也曾用“教授罢教”压迫过同学们的爱国罢课运动。后来更有些派系把持的现象。在昆明时期，更发生过“少壮派”暗中组织竞选评议会代表以排斥老年教授的事情。我认为在今天的高等学校里是不宜采用也不必采用的。
为什么说不宜采用呢？我们新中国是由共产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它和过去新旧军阀时期的情况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一切都是有计划的。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工作，是国家计划的一部分，它的方针、政策、规模、速度，在在都要和国家的计划相合。这样离开党的领导行么？在目前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如果想把领导全国工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这样一个组织，排在高等学校领导地位以外，反而采用旧社会的“教授治校”办法，有小宗派发生，则演成操纵把持；无小宗派发生，则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这种领导与国家的方针政策是背道而驰的，根本不可能充分发挥全体教师的积极作用。所以我认为是不宜采用的。
为什么说不必采用呢？现在各校校务委员会的组织，虽说是包括着各方面的代表，但是总的情况是教授和副教授占大多数。就清华大学说，校务委员会的成员共五十三人，其中教授和副教授即有三十八人，占全会人数71％以上。又自去年以来，凡有重大议题，多召开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请各教研组主任和副主任都参加。这样的民主远远胜过从前的“教授会”。还有什么另行组织“教授会”的必要呢？所以我认为是不必采用的。
但是过去学校党组织和个别党员可能是有些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和错误，致群众起反感，使工作受损失。这正是这次整风的目的所在。
三、对全校师生员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除了对教学、科学研究和行政等方面的方针政策以外，还有更重要并且是责无旁贷的一方面，就是对于全校师生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这次开始整风，号召党外人士大放大鸣，向党和领导提意见的过程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有一部分人的思想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一小部分甚至荒谬到反社会主义和反共产党的程度。这一种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是极值得提高警惕的。
过去我在几次座谈会上曾提出过，我们现在正处在过渡时期。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几种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就是国家由资本主义社会到达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曾深入的想过，在过渡时期，还整个贯穿着一项更重要的“人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说，在过渡时期，如果有一部分人的思想没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即使工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形式上都基本上达到了社会主义性质，在实际工作上仍是要发生种种矛盾的。因为人是实际从事工作的，而人的思想又是指导着他的行动的。毛主席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实际上比着没有灵魂还坏。因为没有好的政治思想，就一定有坏的政治思想占据着他的躯壳，有时它更表现到行动上来。
目前高等学校中的教师职工和同学，不必讳言，极大多数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的。年长一些的更是由过去黑暗复杂的社会过来的。在过去七、八年以来，经过党不断的教育和祖国各方面建设事业飞速进步的启发，虽说绝大多数都已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一遇到歪风，除了一部分真正立场坚定的人以外，一般的旧思想残余就又要冒头；立场动摇，甚至根本上改变了立场！
我们在高等学校共同工作的同人们是担负着教育人的责任的。而我们培养的同学们更是将来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方面的领导干部。我们若不在思想上加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但目前的工作做不好，且随时都有发生一些枝节的可能。将来毕业生散布在全国各建设单位，不好的影响就更大了。所以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工作里边，如何计划实施加强对全校师生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头等重要的问题，也是责无旁贷的问题。
四、改进学校领导与群众关系的具体意见
除了加强行政这一系统以外，学校领导还应该重视直接联系群众深入基层的问题。这样才可以克服目前揭露出来的大量缺点。我所想到的和从前曾经在清华大学试行过的不完全的办法如下：
一、建立校长、副校长定期与系主任、教研组主任、教授、讲师、助教及主要行政干部轮流直接晤谈的制度。在过去我们曾经试行过邀请各系主任轮流汇报工作，同时即请他们提出系里存在的问题，共同讨论。后来受到校内外事务繁重的影响，没有坚持继续下去。当时几乎每天陷于大小会议之中。今后应一面在校内改进工作方法，精简会议；另一方面还希望领导上解决校长副校长的校外活动负担过重问题。去年曾经有过半年多的时间，全校校长、副校长、教务长五个人轮流外出，经常只有一个人在家留守，勉强应付。以致同人们喊出“上面唱空城计，下面搞自动化”的口号！这样那能不产生官僚主义呢？
二、建立校长、副校长分期视察各系及各实验室的制度。过去我们曾实行过，每星期看三几个实验室。后来也是因为忙停顿了。
三、每年举行工会代表大会和学生代表大会各一次，请代表们尽量提出对学校工作的批评和建议，党委和行政要认真检查研究，接受正确的意见；不全面或不够正确的也要解释清楚。过去清华大学举行过两次工会代表大会，每次都提了不少意见，会后也曾进行过处理。但是没有把它制度化。今后应加以改进，并把它制度化。
四、认真处理经常的群众意见。过去清华大学全校各单位都设置了经常的意见簿；在若干要冲地点更设置了意见箱。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提意见。开始时，曾由我个人每月对意见簿批阅一次，意见正确重要的，马上用电话与有关单位联系，能改进的立即改进。只和原单位有关的，则加以批示。后来因为我身体不够健康，改由秘书经管处理，可能有些放松。我认为这一工作，今后可由校长指定副校长或校长助理一人经常负责处理。它是很有助于经常发现与解决校内群众与领导之间的矛盾的。
五、重视群众来信，与上项统一处理。
最后我想再对这次整风运动说几句话。
我认为党这次提出全党的整风运动，充分表现出党对人民的高度负责精神，充分表现出党对人民的大公无私精神，充分表现出党的崇高伟大。要求全国人民和党一起找出并克服党在工作中的种种缺点，以便加强党的领导和加速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行。因此任何意见，只要对加强党的领导，对加速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帮助，那怕只有部分是正确的，党都会虚心的加以接受，而人民也就会衷心的表示欢迎；相反的，所提意见如果导致削弱党的领导，阻碍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党就决不能加以接受，而人民也就决不会表示同意。至于极少数的人企图利用党的整风，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妄想把国家拖离社会主义的轨道，甚至故意歪曲事实，进行诬蔑，那么广大人民是不能容忍的，必须起来予以严厉的批判。这样做并不是妨碍整风，而是推进整风，使整个运动更健康的向前发展。
总的说来，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整风运动中，各方面虽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但研究一切问题时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就是：所提问题是不是有利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是有利于人民的团结？是不是由人民的集体的利益出发或单单是围绕着他个人的利益？而这里面的核心问题就是：是不是能加强党的领导。至于用种种说词，种种主张，企图代替或离开党的领导或削弱党的领导，骨子里早坚决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表面上还说是赞成社会主义，还说是拥护共产党，那只是自欺欺人之谈，所有社会主义立场坚定的人们是不会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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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的领导不可削弱
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 张世英
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整掉三大主义，以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地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但是，不幸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削弱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本文仅就以下几种言论谈谈自己的意见。
党领导国家，难道党员反而不应担任领导工作吗？
（一）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党领导国家，只应当通过党的政策来领导，而不应该尽把些党员放在领导岗位上。
诚然，党是要通过它所提出的政策来领导国家的，党领导国家也并不等于每一个大小工作单位一定都要由党员做领导人；但是，首先，如果党员不担任全国最重要的领导工作，那么，党又如何能领导政策的决定和执行呢？那它又怎么还能叫做一个执政党呢？有人也许可以承认党员应该担任全国最重要的领导工作，但不应该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小工作岗位上都“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关于这一点，我想，如果党不管它的党员能否称职，硬要在每一个工作单位安排一个党员做领导，那诚然是错误的；然而现在并没有这样的事实，现在的事实正是许多地方的领导工作是由非党人士来担任的。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党如何能更好地把它的领导作用贯彻到全国的话，那么，凡是有条件的地方，尽量让称职的党员作他那个工作单位的领导人，这在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又为甚么不是完全合理的呢？我们不能设想党员都退出领导岗位而还谈得上甚么党可以领导国家。诚然有些不称职的党员做了领导；然而这只是人事安排不当的问题，也正是整风中所应该克服的缺点。如果认为有不称职的党员当领导，就算是“党天下”，那么非党人士不是也有不少身居高位而并不称职的吗？对此，又该如何解释呢？
党需要保密，是不是群众就无法实行监督？
（二）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党是什么都保守秘密的，群众对党无法实行监督，有人甚至主张党应该根本废除汇报。
我想，如果认为党根本不应该有密可保，认为党自己根本不应该有汇报，那在实际上就不单是否认了党的领导，而且是根本取消了党的独立存在。任何一个独立的政党都有它自己内部的事务；任何一个独立的政党也都有它自己了解情况的途径；何况一个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如果根本不了解人民群众的基本情况，那它还如何能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还如何能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呢？
党需要保密，是否群众就无法实行监督呢？我想，党既然有它自己的独立性，它就会有它自己内部的事务为群众所不能干涉，也不需要干涉，对于这些事务，就根本谈不上群众监督的问题。另一方面，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党，党所提出的政策、方案总是要和人民群众商量讨论，然后才付诸实施；但是，在共同讨论和实行这些决策时，人民群众不是完全有权利批评党和党员的错误与缺点吗？这不就是人民群众对党实行监督吗？当然，有少数党员是一点也受不得比较尖锐的批评的；这些党员曾经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错觉，好像群众是无法对党和党员实行监督似的。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凡是有这种作风的党员应该深深检查、批判自己的思想，改正缺点，不要让自己个人的思想作风，损害了党的威信。不过，有这种错觉的非党人士，也应该学会区别党员个人和整个的党，不要因为某些党员不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就认为整个党也是不肯接受群众监督的。当然，这对于非党人士说，也是一个提高思想认识的过程：我们只有对党的性质认识愈深刻，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决心愈坚强，我们才愈敢于批评党和党员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愈敢于对党实行监督。我们觉得党员一定要诚心接受批评、监督，但同时非党员也要提高认识，敢于批评和监督；我们不能老是自己放弃监督，而又说党根本不接受监督。
把群众分成进步和落后，会不会阻碍工作的积极性？
（三）有人认为只要把群众看成有进步与落后之分，那就是把人划了等级；就会阻碍工作积极性；有人甚至诬蔑“所谓积极分子都是吹牛拍马、无耻钻营、唯唯诺诺的人”。我们知道党是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它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又正以加速的步伐建设着社会主义。全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无数铁的事实面前认识到了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自己的灯塔和明星，他们都心心愿愿地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难道任何一个真正热爱社会主义的人有权利称这些靠拢党的积极群众是“唯唯诺诺”和“拍马屁”的人吗？为什么有许多积极分子在解放前不积极，不肯拍国民党的马屁，而只是到解放后才愿意积极起来，“拍共产党的马屁”呢？仅仅这件事实就很值得我们在判断群众的积极性时好好地加以考虑。至于全国广大积极的群众中，其积极的程度和进步的速度不一致，这完全是一种事实的存在，不是那个个人主观上所可以否认的，更不是像某些恶意攻击党的人们所说的甚么“人为的等级划分”。谁不知道，在我们社会里，积极分子就是“真心跟着共产党走、积极为人民服务的人”呢？党所提出的各项号召和运动，那一样不是依靠广大的积极群众来实现和推动的呢？在今天的社会里，广大的群众都愿意靠拢党，都愿意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这是群众自觉的要求，也是人人都享有的权利。不过，由于各人出身的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一生所受的遭遇不同，因此，有人进步慢一些，有人进步快一些；有人在进步的路上走了弯路，有人走得比较顺利些，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呢？这是广大群众在进步道路上自己表现出来的先后之分，与“人为的等级划分”有甚么相干呢？我看，进步速度之有快慢，这件客观事实是任何时候也消灭不了的，它本身不能成为阻碍工作积极性的原因。阻碍工作积极性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它们使领导上思想硬化，因而不能随时看到进步与落后之间的转化。有些落后的已经进步了，领导上看不到他们的进步，于是阻碍了他们进步的积极性；有些进步的已经落后了，领导上看不到他们的落后，这也会阻碍另外一部分人的积极性。我想，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应该好好纠正党员中间，特别是领导同志们这种对群众采取形而上学看法的思想作风。不过，如果有人因为领导上曾经有过这种形而上学的态度就根本否认进步有先后，甚至诬蔑进步的靠拢党的人是“拍马屁”，那就是抹煞事实、模糊是非，其结果必然阻碍大家积极靠拢党，从而使党孤立。我认为大多数积极分子是起了良好作用的，至于有少数所谓积极分子，表面上做了一些积极的事，实际上并未在群众与党之间起桥梁的作用，这种所谓积极分子是我们应该加以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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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等学校招生必须进行地区调配
高明寿
关于高等学校招生的地区范围及录取新生的调配问题，有很多考生不够了解，现在根据我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所了解到的情况，谈谈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以往几年，高等学校招生，由于学生来源不足，高等学校的地区分布与学生来源之间极不平衡，为了全面地保证录取新生的数量和质量，在地区之间对录取新生采取了有计划的调配，规定了各校的招生地区范围及考生的报考学校（地区）范围，这样既可使那些招生任务较大，而学生来源不足地区的高等学校，能够在保证一定质量的条件下录取足额，同时也可以使那些本区招生任务较小，而学生来源较多的地区的考生，有更多的升学机会。例如，1955年西北地区各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为5，965人，而报考人数只有6，456人，经过学科考试以后，仅有3，621人合于录取条件，尚缺2，344人。同年，华东地区各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为26，575人，报考人数却达56，559人之多，经学科考试以后，有36，621人合于录取条件，超过该区各校招生计划10，046人。由上述情况很显然可以看出，如果在地区之间不作有计划的调配，势必是西北地区各校完不成招生计划，而华东地区却有很多合于录取条件的考生不能升入高等学校。经过调配以后，既保证了招收新生的质量，又全面地完成了招生计划。
也许会有人问统一招生是否必须进行地区调配呢？可不可以不划定各高等学校的招生地区范围，也不规定考生报考的学校（地区）范围呢？我们认为，在全国统一招生的情况下，这种有计划地调配是必要的，否则，不划定学校的招生地区范围，也不规定考生报考的学校（地区）范围，必然会发生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录取新生将大量的流动，每一所高等学校都有可能招收几个省市、几个地区甚至全国各地的考生，如果某些地区有大批的考生报考外区的高等学校，那么，这些地区的高等学校就不得不到其他地区去招收新生。这不仅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由于很多的学生到外地求学，对异地的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条件不相适应，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将来毕业以后，分配工作也会发生困难。这种影响尤其是对于那些主要为本省、市培养干部的高等师范、农林、医药院校则更为严重。第二、考生会集中地报考少数地区的少数学校和专业，这就必然会增加学校录取的困难。同时，条件较差的地区的考生不愿报考本区的学校，而外区的学生也不愿意报考这些地区的学校，结果这些地区的学校就不能完成招生计划，影响国家培养干部计划的全面实现。
全国的录取新生调配计划，是在考生志愿的基础上，根据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制定的：第一、是各地区的招生计划与各该地区学生来源的比例；第二、是以就地取才为原则，各高等学校尽量多录取本地区的学生，考虑到各地区的经济和教育基础的不平衡，因而学科考试成绩的录取标准也要因地制宜；第三、鉴于各地区的气候及生活习惯等不同，在录取调配时，尽量避免调得过多、过远以及地区之间对流等现象。此外，也应适当地照顾到各地区（省市）的历史关系和高等学校招生的历史传统。
以往几年招生，虽然学生来源不足，各地区的招生计划与学生来源之间的极不平衡，但是，经过这样的计划调配以后，基本上保证了录取新生的质量，完成了招生计划。录取到外区学校的学生，一般的都能自觉地适应当地环境，克服困难，安心学习。但是，在这项工作中也存在着若干缺点，其中主要的是对就地取才的原则，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招生学校往往强调录取质量较好的新生，而不肯多录取本地区的学生。如西北地区历年来学生来源较少，于是便不得不从学生来源较多的南方几省输入大量的学生，这些学生入学后由于生活条件的不相适应，学习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还由于有些学校在招生宣传时的片面性，使许多学生缺乏思想准备，因此在入学后曾发生严重的不安心学习，甚至个别学生自动退学的现象。其次是在省市之间未作必要的限制，存在着省市之间不合理的对流现象（当然不是所有的对流现象都是不合理的）。如1956年河南师范学院就录取了天津的考生，而天津师范学院又录取了河南的考生。这些缺点，在今年的招生工作中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加以改进。
今年，为了进一步贯彻就地录取的原则，在招生规定中，对各高等学校的招生地区范围问题，提出了以下几条主要原则：
一、主要为本省市培养干部的高等师范、农科、医药院校，原则上应该招收本省市的学生。二、北京大学等七校在全国各地招生。国防工业、外交性质高等学校和其他因专业情况特殊，需要到外地招生的学校，可以在全国或部分地区招生。三、其余高等学校原则上应当在原大行政区范围内招生。四、华北、西北地区的部分高等学校，可以在华东、中南地区招收部分学生，西北地区及云南、贵州两省的高等学校还可以在四川省招收一部分学生。
至于哪些学校在全国各地招生，哪些学校只在本省市招生，哪些学校在本地区招生，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将作具体规定，并将由各地区的招生工作委员会向考生公布，以便使考生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实事求是地选择升学志愿。
今年，全国高等学校计划招生十万七千人，而作为考生主要来源的今年高中毕业生（包括今年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估计有十九万多人。各地区高等学校计划招生人数与学生来源的比较是很不平衡的，例如：华东、中南地区的学生来源较多，大大地超过了该地区高等学校招生的需要，而西北地区的学生来源则远不能满足该区的招生需要。如果不经过计划调配，西北地区高等学校即使将全部考生毫无选择地如数录取，也完不成招生计划，而华东、中南地区则将有大量的考生考不取学校。因此，就必须要进行有计划的调配。
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所拟制的初步地区调配方案（草案）中规定：华北地区的部分高等学校将在华东、中南等地区（省）招收一部分新生；西北地区的部分高等学校将在华东、中南等地区（省）招收一部分新生。我们认为，今年进行这样的调配是必要的、合理的。因此，希望考生能够正确地理解这种实际情况，在“为祖国的全面需要而升学”和克服困难的思想基础上，实事求是地选择自己的升学志愿。并且希望在外区招生的高等学校，也能够本着实事求是，向考生负责的精神，既要宣传本地区（本校）的有利条件，也要讲清困难。对学校所在地的生活条件等，应向考生作比较详尽的介绍，以便使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入学后能够安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