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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分子能够指望群众的同情吗？在这篇通讯里，你可以看到反对社会主义的学生在学校中是孤立的，在学校外他们受到了店员、建筑工人、农民的声势浩大的自发的声讨。
大学门前的风波
司马君 朱智
6月初，西安市南郊的陕西师范学院门前发生了一场风波。
有好几天中午和晚饭后，这个学校大门外的西安市供应公司第九门市部前，拥挤着工人、农民、职员、大学生。大家议论纷纷，情绪激愤。这个门市部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原来最近陕西师范学院掀起了一个热烈的“鸣”“放”运动。学校里贴出了许多大字报。多数贴出的大字报的批评和意见是善意正确的，这些批评的后面，跃动着多少个关心国家生活的纯洁而热烈的心。但是，也出现了少数唯恐天下不乱的意见。贴在学校各处的许多笔迹大致相似的大字报，否定一切，攻击一切领导，攻击所有的党团员，咒骂党组织的负责人是“党棍”，谩骂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是“奴才”、“狗腿”、“哈巴狗”。很多同学对这些反动言论表示愤慨，而大字报的匿名作者仍然疯狂地到处进行人身攻击。
第九门市部的售货员们见到这个学校某些以恶毒口气咒骂党、咒骂新社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很是气愤。他们一边学习整风文件，一边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要大放大鸣，要向‘三害’进行斗争，可是有什么权利谩骂共产党和新社会，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呢？”
5月31日，表达十四个售货员心声的大字报在门市部的墙上出现了。陕西师范学院内为数有限的、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而在夜里溜出来的人，立即偷偷贴上了“反击”的标语和大字报。一张不敢署真实姓名的大字报上写着：“骂人是反‘三害’的有力武器，鲁迅也骂过别人‘哈巴狗’，我们又为什么不可以骂党团员和你们这些售货员是‘哈巴狗’？”6月3日清晨又发现了署名“不打算买货的人”的大字报，攻击售货员们是“受了官僚主义的收买”，“摆出狰狞的面目”，是“正义的扼杀者”，又有一张和上一张字迹相同的标语更威胁地要门市部的工作人员“立即离开”那里。
这一群年轻的售货员，在陕西师范学院高楼大厦前的八间草棚子里工作，整天忙碌地售货。6月7日大风雨，门市部的屋顶全部被风揭掉，售货员为了不使国家财产受到损失，彻夜用席子油布挡雨，抢救各种货物。这十四个售货员，绝大多数是刚参加工作的，以前有的在农村劳动，有的是家庭妇女，有的是三轮工人，有的一直作店员。但是，他们都有一颗明辨是非的良心。
当又一张攻击售货员的标语夜间出现在门市部的墙上以后，正在为陕西师范学院盖房子的建筑工人，再也压不住愤怒的感情了。他们也投入了这场斗争，参加了剧烈的讨论。他们回忆1954年春天以前，这个学校所在地还是一片丘陵起伏的荒野，工人们把山堡似的土丘铲去，建立漂亮的校舍；把一片洼地填平，修起了宽阔的体育场。校门的前边，是当年胡宗南匪帮挖的战壕，狐兔出没，乌鸦野狗到处啃着死人的骨头。几年来，平地建起高楼大厦，道路两旁种满了花草和长绿树。现在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们当中竟有那么一小撮人以仇恨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善良的建筑工人们怎能不愤愤不平呢？他们纷纷要求工程队的党组织把他们的抗议书转达给学校，有些工人当面质问陕西师范学院的某些学生。接着，他们写了支持售货员、批评别有用心的这些所谓大学生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说：“你们的知识和良心到那里去了？我们成天辛勤劳动，你们贴条子骂党，我们没有上过大学，也知道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你们自称有知识，反而谩骂共产党，反对工人阶级，攻击所有的党团员，这跟中央的整风指示的精神有什么一致之处？”
附近陕西省建筑公司加工厂附近的农民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农民们警告那些反对党和谩骂新社会的人说：你们将来毕业后要去当教师，我们怎么能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你们教育呢？……我们不愿意用自己辛辛苦苦收获的粮食养活你们这些人……”。
保卫新中国大学生荣誉的陕西师范学院许多正直的学生也同时参加了战斗，纷纷反驳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支持工人、农民和职员们的正义举动。生物系几个大学生贴在门市部门口的大字报上写着：“建筑工人和农民同志们：陕西师范学院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好的，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唯恐天下不乱的不良分子只是极少数，他们企图否定一切，阻止运动健康地开展，我们支持你们的意见，坚决谴责‘不打算买货的人’之流对你们的猖狂进攻和辱骂，决不让少数的坏分子辱没了师范学院集体的荣誉。……”
这时候，兴风作浪的分子显得多么孤立和渺小！开始，他们还贴出了一张“十项质问”，强辞夺理地质问工人，但在广大群众自发的声势浩大的声讨之下，他们销声匿迹了。第九门市部门前平静了，可是工人、农民、大学生们，从那些凶恶的叫嚣中，懂得了阶级斗争确是还没有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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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坐在一条船要有一条心
沈阳医学院教授 李佩琳
在帮助党正进行整风的一个多月中，就我个人的进步来说是过去几年都赶不上的。当我把肚子里的话痛痛快快都说出以后，在我心里头，就是拆了墙填了沟，和党不是更远了，而是更亲近了，不是更冷淡了，而是更感到温暖了。
比如对肃反，过去总是认为成绩是主要的，但是偏差也很大，埋怨党不该对老教授怀疑太多。但是静下来想想，再看看匈牙利事件，心里就好像忽然明白起来，假如没有肃反，在我们这里也来个匈牙利事件，这受得了吗？假如没有肃反，我们还能坐在这里大鸣大放么？还是党看得远。要看到那个成绩，成绩绝对是主要的，绝不能和偏差相提并论。再想想，就是看偏差也要发展的看，偏差较多的是运动初期，以后就很少，几乎没有，而且这些偏差大部分是由于有些同志幼稚和缺乏经验所致。在革命斗争中，伤害些自己人往往是常事，难道就能不革命么？打个比喻，兄弟两个人去打贼，在黑头里也许打着了自己人，但是把贼打跑了就是最大的好事。为了六亿人的利益，误伤了自己那又有什么了不得呢！这样一想，就心平气和、胸襟开朗，看问题的立场也好像变了过来。
因此我对帮助党进行整风有了积极性。我给党提意见，我是从爱护党出发的，因此我也愿意别人也采取这个态度。但是这一时期从报纸上看，味道却是越闻越不对头，想借尸还魂的人越来越露骨，一闻到这种味道就使我很生气，竟然叫嚷什么要共产党退出学校、退出工厂去！说什么“三害”的根在无产阶级专政呀！说什么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新中国的文字狱”呀！还说“群众要杀共产党”等等，究竟是那个“群众”呀，恐怕只能包括台湾蒋介石那个“群众”吧！你说共产党不能领导，请问谁能领导？解放前我教了二十多年书，换了十多个大学，跑遍了半个中国，但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在普天之下，能找到比共产党更好的党，我是坚决不相信的。我知道共产党有缺点，我对党也有意见，但是我相信，通过这次整风一定能整好，我的信心是决不动摇的。老话说：黄河清，圣人出。现在是：圣人出，黄河清。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有的人却企图把共产党说得一无是处，把革命的成绩当作罪恶来讲，我真不知道这是安的什么样的心？但是我一定要和这样的人划清界限。
现在我们和共产党坐的是一条船，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船。共产党是舵手，我们都是摇橹的，大家都要有同舟共济之心。比如船上有了洞，漏水了，大家就要齐心协力来堵，因为船沉了，大家都要跟着沉下去的，复巢之下就没有完卵。但是像上边所说的那些不知安什么样心的人，虽然也坐在一条船上，然而所希望的却是洞漏得更大，船沉得更快，因为他们有的不是同舟共济之心，而却有谋财害命之心？
我们要做共产党的益友。我们知道交朋友必须相知。我要和你交朋友，首先应该认为你确实值得做我的朋友，真正了解和承认你确有优点，这样可以对我有所帮助，同时也了解你的缺点，我也可以帮助你。如果我和你交朋友，只是看到你腰包里有钱，还有烟可抽，这一定不是可靠的朋友。现在有的自称为党的朋友，却总想在朋友的脸上抹上一脸灰，把朋友说得一团糟才甘心，我看，这样的人也许根本不是朋友。
我是一个医生，如果有人来我这里看病，我却向病人危言耸听，告诉他：你活不长久了，把你的钱给我吧，反正你要死了，让我来给你解剖了吧，这成什么话呢？现在就是有人借着帮着党整风为名，专门胡说八道，实在叫人讨厌！假如共产党不愿意生气的话，旁人也要不愿意，我就要说公道话，打抱不平的。我说你们要这样做的话，只能激起大家的公愤。
帮助共产党克服“三害”，应该看为自己家里的事。在一个家庭里儿子对父亲、妻子对丈夫有些意见也是常事，可以开个家庭会议批评批评，甚至也可以争得面红耳赤。此时如果有一个小偷就认为有机可乘，勇敢地跳进窗子去偷被子，却不料全家人都来捉贼，一下就被捉住了。因为不让小偷偷人被子，这是全家人的共同利益。小偷估计错了，当然只好倒霉！帮助共产党，就应像家里事，谁想就此推倒共产党，怎么能叫人拥护！结果也必然要像这个小偷一样倒霉。
帮助共产党整风，实际就是帮助自己，考验我们自己。中国人请中医看病有个习惯，就是病人先不说自己病状，而是给医生把把脉，要让医生说说病情，这就是病人考医生，如果医生把病人的症状说得很对，如此病人才能信任你，才能把你视为良医；如果你是一派胡说，必然为病人识破，原来你是个冒牌医生！现在共产党请大家批评，帮助克服“三害”，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就是一场极其深刻的考验，看看我们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在我们的思想深处，究竟是真心爱护党，还是不爱护党？在这场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我们究竟跟谁走？要往何处去？这就是我们锻炼自己的思想和立场的好机会，我们每个人应争取成为左派。
右派分子对市场的估计是个大错误，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几年来在党的教育下的进步，也是估计不足的，他们企图寻找裂痕、物色对象、拉拢同情者，夸大偏差、利用缺点、混淆视听以此来孤立党，结果却是孤立了自己。希望他们能够从此吸取教训及早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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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家们痛斥右派
钱学森说我在美国钻了二十年 结论是只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新华社21日讯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在今天的一次科学工作者的集会上，痛斥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
钱学森首先从应该怎样理解民主和自由的问题谈起。他说：右派分子好像是在替人民要求民主和自由。但是他们所要求的民主和自由，是一种不要领导和组织的民主和自由。这种民主自由是没有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的组织工作就越来越复杂、繁重。有社会的组织工作，就要有领导。目前的问题是：要资本主义的领导呢？还是要社会主义的领导？有人说，资本主义也不坏呀。我们在座的人都经历过一些解放前的生活，谁还想要那种生活呢？也许有人说，我们中国过去不好，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生活可能好些吧？我在美国的社会里钻了二十年，我要说，美国的“物质文明”是先进一些，但是，美国的黑人、犹太人却要受压迫和歧视，中国人在那里也受歧视。美国每年用在商业广告等非生产方面和军事方面的费用有几百亿美元。假设美国没有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钱就可以拿来为人民服务，人民生活也就会好。所谓美国生活的优越只是在表面上，事实上要不得的东西太多。它有一个很大很好的科学技术基础，但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多大好处。到底应该选择资本主义的领导，还是社会主义的领导呢？当然，只能选择社会主义的领导。
钱学森说，过去，共产党的领导工作中是存在过一些缺点和错误的，共产党提出整风也正是因为要克服自己的缺点错误。但是，究竟是成绩多，还是缺点错误多？当然，大多数人都看得很清楚，成就是最主要的。比如肃反问题，虽然在工作上有某些缺点错误，但不肃反行不行？如果不肃清反革命分子，我想我们今天恐怕就不能在这里坐得这样安稳。
钱学森最后强调说，党的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有的，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不容动摇。我们知识分子要诚恳地帮助党。我们要贡献出我们的知识，在党的领导下，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好。站在这个坚定的立场上，我们可以尽量地讲出自己的意见，党是会接受我们的诚恳帮助的。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科学家张士英、梁守槃、王子仁、徐兰如、方俊奎、庄逢甘等人。
研究员王子仁说，前一个时期，我政治嗅觉不够灵，警惕性不够高，看了右派言论，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后来读了人民日报几篇社论，才发觉右派言论的反动性，特别是读了毛主席的报告，懂得了区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进一步提高了我的政治觉悟。机械工程师张士英是九三学社社员。他对目前章伯钧、罗隆基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表示非常愤慨。他说，民主党派应该成为党的助手，可是这些民主党派的野心家却想把它发展成为党的敌手，这是我们绝不能容许的。工程师徐兰如、方俊奎用他们过去在工作中的亲身体会，说明党是可以领导科学的，而且只有党来领导，科学工作才能搞得更好。他们斥责某些右派分子要党退出学校、退出科学部门的荒谬言论。所有发言的人都表示要提高警惕，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坚定自己拥护党、靠拢党的立场，在目前的斗争中，接受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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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华园内辩论“花丛小语”
本报讯 清华大学自由论坛在19、20两天，举行了对黄万里的“花丛小语”的辩论会。许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了辩论。
辩论会开始，学生潘昌年说，我对“花丛小语”中所提出的马路问题很感兴趣。为此，我特别访问了北京道路工程局，知道在1956年8月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上，薛子正副市长检查了北京道路翻浆、路面龟裂的现象，并采取了措施。由于很多道路要修，因而就耽误了几天的交通。今年市政府又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检查马路翻浆的原因，由此可见我们的党和政府对改正缺点是非常认真的，绝不是如黄万里先生污蔑的那样。解放后，北京新建马路面积约为解放前的三倍，每年修建面积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十六倍。这些成绩，黄万里先生都没有看到吗？据了解，马路翻浆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普遍的，在美国也是如此。美国密士安州在1953年至1956年间新建的马路中，92％有翻浆现象。不久前召开的国际道路会议上反映，各国马路都有翻浆现象，绝不是中国一个国家才有。而黄万里先生却把这个问题归咎为共产党无能，政治制度不民主，官老爷掌政，王八蛋执政，人民好说话。黄万里先生说这些话用心何在？实在令人难解。
黄万里在辩论会上发表两次谈话。他说，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从爱护党的立场出发，来写“花丛小语”的。
水利系教授张任说，“花丛小语”妨害团结，对社会主义不利。“花丛小语”中说，“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制的特点。”他又把十分之九的人民当作阿斗。从1949年我参加北京人民代表会议，七、八年来的亲身体会，并不像黄万里先生所说的光歌颂，一点反对意见没有。如拆除北京三座门的问题就发生很大的争论。又如1955年陈士骅和钱伟长两先生对市教育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彭真市长还说提得很客气。党从来没有把人民当作阿斗；党从来相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能自己解放自己。黄万里说，“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都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以清华来说，入党的几位教授那一位没有真才实学？那一位不如黄万里？我觉得人民政府做的事应当颂扬，过去还颂扬得不够呢。
在会上也有人为黄万里辩护。学生李恒章说，“花丛小语”是小说，不能把小说中的人物来衡量黄万里先生。他认为这篇小说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欧阳树棠接着说，他也认为不能把小说中的讲话，就认为是黄万里先生的话。他说，小说反映出来的矛盾，可以帮助党改进工作，并认为黄万里是站在帮助党的立场上来写小说的。他说，目前“歌德但丁派”也不在少数，而且都是口是心非，不说心里话。
“花丛小语”引起的讨论，还表现在墙报上。许多学生对作者提出了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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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透过“花丛小语”看黄万里的反动思想
清华大学助教 子刚
黄万里的小说“花丛小语”自始至终充满了恶毒的反动思想，对党和政府进行了露骨的谩骂和污蔑，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极端不满和仇视的情绪。
不难看出，小说中甄无忌这个人物正是作者的化身，甄无忌所说的正是作者心里的话。甄无忌在往访老友田方生的途中发现西郊某段公路的翻修设计不周时，竟气愤填胸，把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负责干部骂成是“王八蛋！”为什么甄无忌看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竟会愤怒到出口骂人的程度呢？是不是由于他对党和政府爱护偏激以至于不择言词呢？不是的，请看甄无忌下面这段话：“……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原来在他的心底深处向往着美国的“民主”制度，原来他气愤的不是公路翻修工程的设计不周，而是对我们的社会制度不满。
小说中的“百花齐放颂”是小说中另一个人物——田方生写出来的，然后，用甄无忌对这首词作评的手法来发泄自己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作者否认解放后“拨开霾气、宇清如彻。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这一个伟大的社会变化；相反的，他认为如今我们的处境却是“绿尽枝头蘖，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另外作者还仇视别人肯定党的成绩，把这些同志骂成是“歌德派”，又把拥护党、热爱党的同志说成“但丁派”，骂这些同志“最为无耻”。
这一连串污蔑党，歪曲社会现实，攻击那些拥护与接近党的同志的刻毒言词彻头彻尾暴露了作者的真实思想。他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仇视进步人士，妄想把资产阶级的那套所谓“民主”制度搬到中国来。但是他的那些腐言滥调在真理面前是经不住一击的。试问黄万里：在美国，资产阶级政党在议院里为争夺剥削劳动人民的统治地位而互相吵骂，这算是“民主”吗？劳动人民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斗争而遭镇压和迫害，这也是“民主”吗？歧视黑人，杀害黑人，这也是“民主”吗？资产阶级的“民主”给劳动人民究竟带来了多少好处？试问：解放后，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永远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命运；过去被资本家压榨、剥削的工人伸直了身子，成了社会的主人；五亿农民分到了田地，参加了合作社；一座座大工厂不断地被建造起来，人民生活一年好似一年；入学人数急剧增加，失业人数越来越少；社会道德和风气一天天变化着，进步着……这一切是怎么得来的？难道这许多活生生的事实你都眼未见，耳未闻吗？难道这许多成绩不应该肯定，不值得歌颂吗？难道每一个有良心的人不应该为此而更热爱党，更靠拢党吗？当然，你尽可以戴着一付黑色眼镜在阳光底下说到处是一片黑暗，但你的那些胡话只能引起我们的无限愤慨，它们迷惑不了每一个眼睛明亮、具有正义感的人。我们不需要你所向往的那套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我们需要的是广大人民的民主，是把人民引向社会主义的民主。你的那些滥调永远不能使我们离开党。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会看到和肯定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功绩，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定不移地在党的领导下向社会主义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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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和香港反动报刊为右派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喝采
这些报刊说罗隆基的意见，与台湾“正义之声”电台的广播完全相同；称赞储安平“有良心，有热血”，“的确有一手”；说在大陆有储安平、葛佩琦这一班人，是“可喜的现象”；夸奖费孝通写的文章“至为精采”。
当全国人民反对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正义呼声响彻全国的时候，台湾、香港的反动报纸、通讯社对右派分子却扬起一片喝采声。这个事实，清楚地说明了右派的谬论适合于什么人的利益。
国民党中联社、大道社播发罗隆基5月22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反党言论时，说罗隆基建议成立一个自成体统的机构的要求，与台湾正义之声广播电台的呼吁完全相同。这个电台提出了什么样的呼吁呢？原来是呼吁“附共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借中共整风的机会“替曾在‘三反’、‘五反’、及‘镇反’运动中被‘整错’‘斗错’的人申冤报仇”。因此，中联社说，以罗隆基为首的一部分“民盟”人士，已经响应蒋帮电台的呼吁了。
蒋帮报纸和通讯社对储安平、葛佩琦尤其感到兴趣。香港上海日报6月7日和12日分别在第一版以头条地位刊登了储安平和葛佩琦的谬论，并且在编者按语中，称赞储安平“的确有一手”，认为葛佩琦的“意见值得鼓掌”。新生晚报嫌香港报纸把储安平的发言登得太少，6月11日它在第一版刊出储安平发言的全文。它还加上编者按语，说在对中共的批评中，这一篇是“最突出的”，“这里刊出的是一字不改的原文”。为了增加这篇谬论的声价，这家反动报纸还在报头的左边刊登了一个声明，用红色花边圈着几个醒目的大字：“请注意本报今日特稿，储安平炮轰毛泽东”。
香港亲美的所谓“第三种势力”的中声晚报在6月12日特地发表了社论，鼓励储安平、葛佩琦向党进攻，并且高兴地说，在大陆“有储安平、葛佩琦这一班人，这是可喜的现象”。这正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服从真理的精神。大道通讯社甚至认为葛佩琦是“代表了五亿人民的呼声。”
美国新闻处支持的亲美力量“第三势力”办的香港“真报”，于本月9日、10日连载一篇题为“遥向储安平致意”的文章。作者署名斯人，真名叫薛慧之，曾任国民党军政职务，抗战时当过汉奸，现在是美国支持下的“第三势力”人物，拿美国新闻处津贴，去年10月曾参与九龙事件的策划。他说储安平不失有良心有热血的一个操觚者，他的发言，确乎有“轻捋虎须”的勇气。“你敢言是对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才是发挥了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正义感，海外千万的流亡人士都愿支持你！”他还认为从储安平的发言中“透露了大陆知识分子内心对中共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实在是一个不忽视的起点”。他鼓励储安平们“不再做磕头虫应声虫，该挺起脊梁自力更生。”中央社也情不自禁地喊出“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起点。”并且说“观察家于此特别以去年10月匈牙利人民反共抗俄的革命事件为例。”
香港的国民党中统报纸“天文台”报，6月8日以“北平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炮轰毛泽东周恩来”为题的特稿，对储安平也备加赞扬，说他主持的光明日报已成为右派知识分子倾吐“苦闷”和辱骂共产党的“讲坛”。
5月20日出版的台湾“海外”月刊刊载了一篇李蔚南写的题为“凄凄惨惨戚戚的大陆知识分子”的文章，说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描写高级知识分子为了活命，苟合取容的窘态，也至为精采。”“我们原谅他，更同情大陆一般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他们今天苟合取容的窘态，岂但非出自本心，而且还蕴藏着无限愤怒，正如太史公所说的：‘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一旦大陆重光，有猛虎般精神的知识分子，从赤色槛阱中解救出来，相信他们对清除大陆青年的赤毒，和复兴中华民国，必然有极伟大的贡献。”
蒋帮报刊、通讯社除了赞扬储安平、葛佩琦等右派分子的“英雄”行为以外，并对全国人民对右派言论的批评加以污蔑和歪曲。香港反动的“环球报”6月12日刊载了大道社和中央社的两篇特稿。大道社特稿诬蔑卢郁文是“无耻的小丑”。中央社把全国人民对右派分子的批评叫做“围剿运动”。“中声晚报”也于6月1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鸣放的收场”的社论，把全国人民维护社会主义，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正义声音，叫做“对于鸣放的围剿”。这篇社论最后绝望地鼓励右派分子说：“另寻自由民主的途径吧。非到极权与独裁被摧倒，就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台湾和香港的反动报刊和通讯社说储安平是“铁肩担道义”，卢郁文是“无耻的小丑”；章伯钧说储安平、胡风是“真正的历史人物”，卢郁文是“小丑”，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右派分子如果不愿意错到底，在看到他们的言论正在受到什么人的支持以后，他们还能不向人民低头，彻底悔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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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什么话
“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
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刘地生的文章摘要
如果共产党这次整风，能够彻底铲除为害人民的三大主义，共产党就不啻第二次解放处在苦难中的中国人民。
消灭三大主义的根本办法，在于消灭产生三大主义的条件。那么，让我们看看什么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条件。
首先，仅允许听从命令，而不尊重人权不倡导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产生三大主义的主要条件。（这种情况是历史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的反映）。因此要消灭三大主义。必须首先消灭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多数人仅供听命和驱使的现象。真正把宪法规定的人权交还给人民，使六亿人民自己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这才能逐渐根绝三大主义。
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因为中国有六亿人口，而共产党只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决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就是六亿人民的利益，更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应该超过六亿人民的利益。当然这两种利益，有时是一致的，但有时也确有矛盾。某些人硬抹煞这种事实，说这两种利益没有一点矛盾，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今后制定政策方针应首先从六亿人口的利益出发，不应该首先从党的利益出发。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会或支部，除开对那个党的机关或党员之外，没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行政人员发布命令或指示。
为了将来科学建设的前途着想，必须让青年学生纯洁的头脑自由成长。青年时代的头脑一经定型，以后要客观的研究真理，就比较困难。因此在学校的党派，可以在教员当中活动，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特别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大学里的政治课自由选读，以免阻碍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摘自南京大学校刊“南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