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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不平常的春天
1957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说来，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这篇讲演虽然到现在才发表，但是它的内容早已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间传布了。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阐明了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觉悟，巩固我国人民的团结，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的发展，无疑将产生深刻的久远的影响。我们且不说遥远的将来，只从2月底到6月中这短短一段时间来观察一下，就已经可以看出它所提出的方针的威力来了。
由于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由于透彻地说明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由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党的整风运动，我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进行得特别活泼起来了。在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促使党和政府积极地采取步骤改进自己的工作，加强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竭力利用党所提出的口号，来扩张自己的影响，争取自己的地位。三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快；三个多月给予人们的教训，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丰富。
如果群众有意见不能够畅所欲言，党和政府怎么能够这样迅速地发现和克服自己的缺点呢？同样，如果人们的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思想得不到充分表露的机会，群众又怎么能够这样清醒地识别他们的面貌，怎么能够起来纠正他们，批驳他们呢？
对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各种人的反映是不同的。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方针，因为它支持了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党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党的联系群众的有政治远见的骨干分子坚决地执行这个方针，他们懂得这个方针将大大地促进党的工作的改善，保证党取得真正的主动，保证党对于大多数群众的团结。但是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曾经怀疑甚至反对这个方针，他们害怕这将要引起天下大乱，或者因为他们沾染着比较浓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习气，害怕受到群众的攻击。这一部分人落到了客观事物运动的后面，只是依靠党的教育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才能跟上历史的脚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像：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同人民群众相反，他们不但不把毛主席的讲演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而且想入非非，以为可以利用它来作为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削弱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作的领导。因此，他们要求共同领导，或者要求共产党在某些范围内退出领导。他们竭力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解释得适合于他们的目的，并且积极地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青年学生中收集他们的支持者。5月间，共产党开始整风，而且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党的整风。他们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不但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党根据群众的革命觉悟应该在斗争的风雨里培养而不应该在温室里培养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毛主席的讲演中反复宣布过），决定暂时不给予回击，让群众充分认识他们的面目，以便增长见识，得到教训。这样，他们的头脑更热了。在他们看来，简直到处都在反对党！简直就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简直非请他们出来挽救危局或者收拾残局不可！
结果如何呢？
同害怕者的预料相反，也同高兴者的预料相反，天下并没有大乱。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人们发现，被群众包围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在这里，事情本来是非常清楚、毫无奥妙的，因为在全中国，拥护社会主义的本来是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本来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向绝大多数人挑战怎么能不身陷重围呢？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八年的建设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计力量对比的时候，连人口中占1％的人和占99％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们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犯了错误，是不是由于没有事前的警告？不是如此。我们且不说人民为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共产党的领导，曾经经历过多么严重的斗争；且不说宪法怎样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性质；且不说匈牙利事件的结局是怎样的，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从匈牙利事件得出了怎样的教训（“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对于这一点已经说得够详细了）。就在毛主席的讲演里，也明明说着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资产阶级不接受工人阶级的政策，两者之间的矛盾仍然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也明明说着我们必须拒绝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坚持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明明说着否认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是完全错误的，否认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是完全错误的；也明明说着资产阶级分子还有两面性，还需要继续改造；也明明说着知识分子还需要继续改造，还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也明明说着对于错误的意见必须批判，而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中间得到发展。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十分明白确定的吗？难道有什么人说过，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可以推翻，错误的意见和反社会主义的意见可以不加批判吗？但是右派分子对于不合他们心意的话，竟一概充耳不闻。对于他们说来，“大鸣大放”也好，“帮助整风”也好，这原不过是一种触媒，一种由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假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还有人说，本来讲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怎么现在又讲起阶级斗争来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事实，但是在政治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还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也是事实。大家看到，这一次斗争并不是工人阶级挑动起来的。古人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为什么不肯止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和平进行的。为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虽然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但是前者重在划分敌我，后者重在反对贪污、盗窃，对于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何去何从，孰吉孰凶，实际上还没有认真地彻底地展开过辩论。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混在群众中迎了新，送了旧，但是他们是并不同意的。他们既然不同意，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风就不能止。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本来有争论，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不容含混的争论，掩掩藏藏暗地进行好呢，摊开在桌面上好呢？显然，前者不好，后者好。表面上躲开这场争论，决不会帮助我们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相反，经过这场争论，弄清了人们的真面目，就将教育广大群众。这样，就将使政治界、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内部的团结将比以前更为加强，而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比以前更为巩固。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毛主席的报告是提倡团结的报告。他所提倡的团结不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假团结，而是经过争论达到的真团结。因此，毛主席的报告也是提倡争论的报告。所谓百家争鸣，正是要争。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它之所以不平常，就是因为广大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真正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人士的政治觉悟，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觉悟，都将在争论中迅速地成长着，成熟着，用一种不平常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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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代表热烈讨论毛主席报告
许多代表驳斥右派言论，强调说明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十分必要加强改造
新华社21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继续举行预备会议，各代表组分组阅读或开始讨论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
各代表组在讨论中，发言很热烈。许多代表联系目前国内政治情况就加强共产党的领导、知识分子改造等问题广泛的发表了意见。
农民代表列举活生生的事实表明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农民幸福的道路
在山西、广东、安徽、四川、湖南、江苏等省代表小组的讨论中，许多代表用事实驳斥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散布的取消共产党领导的谬论。他们强调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过幸福美好的生活，必须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用他所在的村子由穷变富的活生生的事实，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农民幸福生活的道路。他说，共产党领导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的统治，又领导我们发展生产，生活步步提高，谁不赞成，谁不拥护。那些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实际上就是想叫地主恶霸重新坐在农民的头上。
安徽小组的农业劳动模范张会亭说，他们淮北地区解放前和解放后都闹过大水灾，1931年的水灾，农民抛妻卖子，死的死、逃的逃；解放后也闹过大水灾，可是政府帮助解决了各种困难，过去那种情况就再没有发生。他说，讲良心话，几年来农民生活不断提高，大家都愿走社会主义的路，还有人想阻止我们，那绝对不行。他还说，他这次来北京的时候，农民们叫他来向中央提提意见，农民们说，不要党领导的人是不是违反宪法？
广东省代表、橡胶工业局总工程师林文彪说：我生在国外，解放前在国外是低头走路，不如一只狗。现在是挺胸走路，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地位提高了。国家地位的提高，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他说他不懂政治，但是这一点他是体会得很深的。有人企图以共产党的局部的个别的缺点来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他说这是想让国家走回头路，他坚决不能同意。
四川省简阳县棉丰社主任、农业劳动模范张泗洲说，右派分子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生活没有提高，他提出要请这些人到他们社里去看看，究竟共产党领导得好不好。
湖南省代表、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在发言中认为，把中共提出的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误解为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长期共存”下来的想法，不仅与我国现在的宪法相违背，而且也同过去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主张相违背。他说，那些忘记了社会主义，企图把资产阶级思想巩固下来，甚至要恢复资本主义的人，他们是大错而特错了。
江苏代表小组会议上，郑振铎说，毛主席提出的分清是非的六个标准，使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潘梓年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六亿人民的最高利益；要实现社会主义，关键于在共产党的领导。
知识界的不少代表谈切身体会
在反右派斗争中深感思想改造的必要
浙江、湖南、吉林、四川、河南、上海等省、市代表小组不少代表在讨论中，联系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感到进一步加强思想改造十分必要。
浙江省代表小组有的代表指出，有的右派分子利用反教条主义为幌子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其危害性很大。有的大学生在这种影响下，竟表示不愿意学政治课，政治课不要考试。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说，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越发领会到毛主席报告中说的知识分子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如果国家培养出来的科学家没有政治头脑是不行的。他的意见，将来学政治社会科学的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生去学；学自然科学的人也一定要研究马列主义。
严景耀说，我们有些人以自己的“好心肠”去看待右派分子，这种“好心肠”实际上就是政治觉悟低。我们一些知识分子过去总以为政治界限划清楚了，这次大鸣大放中表明自己并没有划清楚；以前认为社会主义这一关好过，现在看来如果不警惕，不好好自我教育，过社会主义的关也不那么容易。这说明政治思想教育对下一代固然很重要，对像我们这一代也是十分重要的。他说，这次反右派斗争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育。
湖北省代表小组在谈到加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时，湖北省副省长李明灏根据他自己体会建议：可以考虑分期分批地组织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学习，使他们与人民生活接近，改造和锻炼自己。这个组的好几位代表都认为知识分子如果不接触实际、不接近群众，总是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工作，这些人如果能到农村工厂去住一住，看一看，对于改造自己的思想是会有好处的。
东北地质学院院长喻德渊和历史学家吕振羽在吉林省代表小组会上，谈到目前高等学校学生的思想情况。他们都感到学校中忽视政治思想教育是不对的，应当使学生更多地接触到劳动人民的生活，仅在温室里是培养不出好的人材。
在四川省代表的小组会上，四川大学校长彭迪先批判了流行在旧知识分子和一些青年学生中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彭迪先认为，解放以来，知识分子是有进步的，但不是不再需要改造。右派分子对知识分子作过高的估计，有他们的政治阴谋——想争取几百万知识分子，与党分庭抗礼。
彭迪先说，团结——批评——团结公式中的团结，要建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基础上，而建设社会主义又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
河南代表小组有的代表说，有些高等学校教师有脱离政治、专钻技术的倾向。老师这样作对学生有很大影响，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
几位工商界代表谈
既要和右派划清界限还要努力改造自己
上海市代表组中几位工商界的代表结合毛主席报告的精神，谈到资产阶级分子，应该加强学习，努力改造。
汤蒂因说，我们工商业者由于学习不够，加上本身存在着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一些右派分子的谬论就很容易和我们的感情结合起来，引起共鸣，我自己就曾经模糊过。她说，现在毛主席对资产阶级有无两面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本质区别以及定息是否是剥削等问题上已作了明确的阐述，澄清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再也不会上右派分子的当了。她认为，毛主席报告中指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句话更加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加强思想改造的重要意义。
胡子婴说，毛主席说坏事也能转变成为好事，我感到我国目前发生的一些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虽然看起来是一件坏事，因为他们的谬论影响了一些人，他们有了点市场，但是也可以从好的方面来看。因为右派分子的毒素，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程度大小不同都存在着，我们可以用这些错误的东西来检查自己，教育自己。所以我们不光是要和右派划清思想界限，还要积极地从反右派的斗争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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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统购统销真是好政策！
人民粮食消费状况改善
平均每人占有量比上年度增加五十多斤
新华社21日讯 新华社记者从粮食部获悉：1956—1957年度（1956年7月—1957年6月），国家在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基础上，继续保证了各方面必需的粮食供应，全国人民的粮食消费状况也有了进一步改善。
去年，我国若干省份受灾很重，但由于合作经济的优越性，全国粮食的产量仍比丰收的1955年增产了一百几十亿斤。同时，国家比上年度又少购多销了粮食二百亿斤，全国人民消费的粮食比上年度增加了三百多亿斤，如按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全年的占有量增加了五十多斤。从全国范围内说，粮食局势是稳定的，生猪有所增多，农村副业也有所发展。这就是过去一年粮食工作的成绩。
过去一年，国家对灾民作了很大照顾。共计在受灾地区少购多销了一百三十亿斤粮食，并且调拨了大批粮食供应灾区人民，有力地支持了灾区的生产救灾工作。根据粮食部的材料，过去一年灾民占有的粮食，每人每天平均是十二两到一斤，超过以往任何遭灾年的灾民的消费量。比起解放以前的情况，更有天壤之别。解放前，许多地区农民遇灾，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二两粮食，顶多吃几两粮食，许多灾民根本吃不上以至饿死。
过去一年，没有受灾地区的人民，特别是贫农和部分下中农的粮食消费水平，普遍有了提高。合作化以前，贫农和一部分下中农因为限于经济条件，粮食消费水平比较低，农业合作化以后，他们收入普遍有所增加，粮食消费量也就提高了。这对发展农业生产力是大有好处的。
但是过去一年，国家为保证粮食供应，却挖用了几十多亿斤库存粮食，另外，在粮食调度上也还存在着相当的困难。我国粮食增产很慢，可是人民对粮食的需要远远超过生产的增长。因此，我国粮食紧张情况在短期内还不能改变。粮食部要求各地贯彻粮食增产节约运动，要求城市人民的粮食消费稳定在现有的水平上，要求农村的粮食消费也有适当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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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新任大使向毛主席递国书
新华社21日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李永镐偕大使馆参赞金贵南等外交官，在今天晚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递交国书。递交国书时在场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马振武。递交国书时，李永镐大使致颂词，毛泽东主席致答词。（颂词和答词见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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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波捷罗保南等国报纸刊载毛主席的讲演
新华社21日讯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的报纸都登载了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波兰“人民论坛报”、“华沙生活报”、“劳动之声报”和“自由战士报”20日都全文刊载了这篇讲演，“人民论坛报”还登载了毛主席的照片。“青年旗帜报”刊载了这篇讲演的详细摘要，并且综合报道了各国报刊对这篇讲演的评论。
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斯洛伐克“真理报”和“新言论报”今天登载了这篇讲演的全文，其他中央报纸登载了长篇摘要。
罗马尼亚“火花报”、“自由罗马尼亚报”和“青年火花报”今天都在第三版和第四版登载了毛主席讲演的前三部分。报纸通告说，明天将继续登载其余部分。
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今天以一版半的篇幅登载了毛主席讲演的前三部分，明天将继续刊载其余部分。“祖国阵线报”、“农业旗帜报”、“劳动报”等摘要登载了这篇讲演。
南斯拉夫“战斗报”20日以整个第四版的篇幅登载了毛主席讲演的摘要。“政治报”昨今两天连续登载了讲演的摘要并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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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白腾号机帆船被劫往香港 我照会英代办处要求领回
新华社广州21日电 据新华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广东省水产供销公司机帆船“白腾号”在本月12日晨从担杆岛驶往唐家湾的途中，被劫驶去香港。据悉，这一艘机帆船和船上人员现在正由香港英国当局看管中。
另悉，我国政府已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要求迅速转请香港英国当局协助将“白腾号”机帆船、船上全部工作人员、乘客和货物交由广东省有关当局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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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和平代表团回到昆明
据新华社昆明21日电 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全体团员在团长郭沫若率领下，今天下午乘飞机回到昆明。
代表团秘书长刘宁一在下飞机后对记者说，和平运动已经进一步扩大和深入了。他接着说，由于英法美在亚非地区实行侵略政策的结果，就使得更多的亚非国家人民参加到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事业中来。会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们一致发出反殖民主义的呼声。要求缩减军备和反对使用核子武器成了所有人们的共同意愿。
6月20日晚上，中国代表团途经仰光的时候，缅甸总理吴努曾举行宴会招待郭沫若和代表团人员。缅甸副总理吴觉迎21日早晨请代表团人员进早餐，并到机场送行。